|
|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
| 作者 |
 儒学，通往民主的最佳桥梁！ |
 |
东海一枭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4280
经验值: 24050
|
|
|
作者：东海一枭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儒学，通往民主的最佳桥梁！
---中华文化大启蒙书之三
儒家是中华文化大家族中要员，也是民主的贤内助。儒学义理与现代价值之间在根本上是相通的，诸如仁义原则，王道仁政，德治礼制，中庸之道，人道人本，入世精神，和谐思想，原始民主思想，大同理想，大丈夫精神，还有公羊学的大一统说，大复仇说，张三世说、通三统说、《春秋》新王说、孔子为王说、孔子改制说、天子一爵说等等，它们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不仅不存在过不去的鸿沟，而且早已款曲暗通，完全兼容相通。两者之间的相容相通之处，概乎言之，至少可分为六个方面。同时，清末宪政运动的历史事实和儒学文化圈有关国家地区的民主实践也充分证明，儒家文化与政治文明相辅相成，兹分述于下。
一、儒家大同理想与现代民主制度境界相通
原儒为人类社会设计的最高理想是大同太平，这一理想首先体现在《礼运》中：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世即太平世。儒家的太平理想集中体现在《春秋》经中。蒋庆先生曰：《春秋》托昭、定、哀三世为太平世,表明孔子对人类历史演进第三阶段的看法与治法。在孔子看来,太平世是人类历史演进的最高阶段,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也是人类最终的希望。在太平世,人类的道德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文明程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天下不再有大国小国的区别,也不再有文明落后的区别,即消除了国界与种界,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人类达到了普遍的平等。在此阶段,王道大明,王化普被,是一天下归仁,万国崇义的世界。
儒家的大同太平理想，与现代民主社会并不全然吻合，但两者“本质”一致，血脉相通。对大同的向往和对民主的追求，是一条道上的车。大同太平理想在大多数国家已得到局部实现，例如民主选举制保证了“天下为公,选贤举能”，健全的福利制度保证了“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博爱精神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系着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整个社会互助互济、扶弱救贫和睦相处…。如非革命压倒改良、马列消灭儒家，清末宪政运动或国民党政府的行宪决定，也必早将中国推上了政治文明之路。
二、儒家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观念精神相通
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之间当然都存在着一定的历史距离，但在义理上三者又是一脉相承的。至少，比其它“神本”及“神主”的宗教如基督教与民主之间距离短了许多。儒家是否具有民主思想，在学界存在很大争议，但儒家具有民本思想则基本已达成共识。为避免争论，本文且采民本说。
原儒都肯定国家社会民为本，就是肯定了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诗经》中的“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孟子》中有关国人曰贤方贤、国人曰可方可的言论等等，与主权在民思想相接近；孟子民贵君轻思想和对汤武革命的赞赏。荀子认为君王不尽职守，不行仁义，就会被取代，柳宗元《封建论》中的君由民举的观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关于君臣皆为民立的思想等等，都是相当成熟的社会契约论思想。
上自《周易》《尚书》孔子孟子，下到龚魏（龚自珍魏源）及康梁（康有为梁启超），两千多年间，历代大儒关于民本民权的论述连篇累牍，精彩纷呈。对此，民国刘师培原著、今人陈寒鸣编纂的《中国民约精义》中有详细介绍，不赘。这里特别介绍一下黄宗羲、王夫之的言论，他们笔下反专制倡民权的思想之浓烈，已是扑面而来。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篇》写道：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乌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之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王夫之《读通鉴论》写道：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因时之论也。当其时，文、武之泽已斩，天下亡周而不以为君，周亦忘天下而不自任为君，则君子虽欲自我君之而不能，若夫六王者非篡逆之臣，则介在戎狄，无异于酋帅。杀人盈野以求君天下而建社稷，君非君而社稷亦非社稷矣，故轻也。君与社稷轻，而天下所生之人不可以无与立命，则苟有知贵在其民者，君子不得知君臣之义责之，而许之以为民主可也。（《读通鉴论》卷二十七）、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读通鉴论》卷末）
晚明清初的顾大韶、何心隐、李贽、黄宗羲等对君主专制都有不同程度的批判，清末谭嗣同更是深恶痛绝，斥责这种政治是“大盗乡愿”，倡导“冲决君主网罗”，号召学子奋起将俗学陋儒“逞一时之谀说而坏万世之心术”的尊君统论“扫荡而廓清之”！他还在《仁学》中畅言：“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
上述这些论述都属于儒家中富有人民性民主性的精华，民主宪政乃其题中应有之义。梁启超则在《古议院考》中曰：《礼记》中讲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里说的‘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就是议院的思想基础。’《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诸大夫，上议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国人，下议院也’，就是议院制度的雏形。之所以当时和后世未能开出宪政，实为历史条件所限和特殊因素所致，非儒学之罪也。
三、儒家人本思想与现代价值观之间义理相通
民本是相对君而言，人本则相对神而言。儒学相当于一种中国特色的特殊的人文宗教，相对于其它以神为本、以神压人的宗教形式，儒家主张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对于鬼神之事，不说有也不说无，敬而远之。梁启超说：“儒家舍人生哲学外无学问，舍人格主义外无人生哲学”。儒家最重视人、关心人、尊重人，肯定人的价值和人格尊严。不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推导出的都是人与天地具有同等地位的结论。故儒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本主义精神。
一些学者认为，传统文化重民尊民，所重所尊的是复数的，集体的民，对具体的个人并不重视，甚至认为儒家完全把“民”虚置化为不具自主功能的“集体无意识”群氓。在一定历史阶段或许这是实情，但并非儒家最高义理。同时，“古之人”对文字有一种普遍而基本的尊重，不象中共那样言行完全脱节，尽玩文字游戏，“人民”和宪法全是虚置的！在“古之人”眼里，复数的民与单个的人是密切相连的。
儒家重视集体、重视社会，这是因为儒家认为自我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是能在群性与个性之间维持平衡的人。儒家富有体己度人的道义关怀，也十分重视个人自主的独立品格和对自由意志的坚守。儒家理想人格是具备充分的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孔子曰：“为仁由己”，又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又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又曰“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又曰“道惟在自得”，都是对人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充分肯定。
四、儒家内圣学说与现代价值观道德相通
儒家学说，内容丰富，义理兼赅，涉及道德、政治、制度、教育等各大方面，但根本上可以是一种道德学说。在政治上儒家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圆融结合，在道德上儒家则始终坚持和高扬理想主义。孔子提出圣人、君子、成人、仁人等理想人格。其中君子人格具有上达仁义、克己复礼、慎言敏行、文质彬彬等基本特征，特别将“仁”作为君子精神的最重要的内容，要求任何时刻、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违离。
所以，历史上绝大多数大儒和大理学家，多是极富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及尊严意识的人物，而且他们普遍有一种以道自任的帝王师心态，道德自信、思想自是、学术自尊往往发展到自负自大的地步。
不断高涨的尊严意识、道德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必定要在人的行为上寻找出路，或因行为的难以为继而产生伪君子，或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逐步走向专制的反动----例如明末清初的反理学运动，其实是理学内部发展出来的。不论是理学还是反理学运动，倘获得进一步发展，必然走上彻底的反对专制追求民主的大道。这是道德心性之学逻辑发展之必然。
因为，当任何专制形式都丧失了合理合法性而成了逆天背理违民意的恶政霸道的时候，当维护专制成为最不道德、最反道德的表现的时候，一个以道自崇以德自尊的真儒者，必不会反对普适价值而认同马列邪说，必不会为了一时利益一己私利而背叛良知背叛道德认贼作父。面对政治邪恶社会黑暗，如果当缩头乌龟躲进书斋独善其身，对一个真儒者而言都是一种耻辱！
五、儒家外王学说与现代政治气息相通
圣者尽伦，王者尽制，伦为人伦，乃人生哲学，制谓制度,是政治哲学。内圣是道德理想，外王是政治理想。宋明理学属于内圣之学，公羊学则属于外王之学。孔子晚年所作《春秋》，是外王思想的集中体现。故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是一部外王大法，是借托春秋为新王朝立法，寄托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
公羊家总结春秋的微言大义（微言是意义精微之言，大义是堂堂正正之理）有：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张三世说、讥世卿说、德刑相兼说、“天人感应”说和谴告说、大复仇说、孔子为王说、天子一爵说等等。尽管公羊学家的解析未必没有穿凿附会的地方，不一定完全是孔子本意，但也不违孔子根本原则，后世学者仅把春秋当作一部编年史，乃死读书、读书死也。
公羊学是儒学中最具“外向型”、“开放性”性质的政治学。董仲舒是今文经学和公羊学大师，故公羊学在汉代盛极一时（当然，公羊学个别观点如天子一爵论，有“侮”帝王尊严，不可能堂皇宣传，只能隐约其说），汉朝文物典章制度亦为有史以来最为完备，并多为后世王朝所袭用。遗憾的是，汉以后公羊学便渐衰微，直到清末廖平、皮锡瑞、康有为、梁启超诸君手中，终于兴起制度改良的波滔。遗憾的是革命潮起压倒了改良，继而马列教来取代了儒家，让中华民族又一次遭遇了空前的浩劫！
当代大家蒋庆先生在其大著《公羊学引论》中对公羊学这一充满批判、实践精神的政治儒学作了精彩阐释，正如他自己在《自序》中所说：千余年来，心性儒学偏盛，政治儒学受抑。国人只知吾儒有心性儒学,而不知吾儒有政治儒学,无怪乎谈政治者只能拱手让于西学矣。故是书之作,欲补儒学传统之全,还吾儒之本来面目也。有兴趣者欢迎参阅。
六、儒家仁恕之道与普世价值原则相同
儒家的道德伦理信条，有的为它所特有，有的则为所有主要文明奉行而具有普世意义。一批世界知名政治家曾联合发表《责任伦理宣言》，得出了人类社群可以共同奉行的两个基本原则。海外儒家学者杜维明认为，这两个原则可以把它归结为儒家原则，也就是说，可以用儒家的语言来概括。两个原则之一可以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加以表述。另外一个原则直接采用康德“人是目的”这一命题，即人道原则。“把人当人看，而不当作手段，这与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是同构的”。
除了上述两个原则之外，在生态环保这一关涉整个人类从而也具有全球性的课题研究方面，思想家汤玛士-别瑞为《地球大宪章》提出两个直接出自于儒家资源、有利于改变现代人类基本态度以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即“差等之爱”和“一体之仁”。如果说“恕道”和人道原则展示了儒家在建立人类社群伦理方面所拥有的普世性资源，那么“差等之爱”和“一体之仁”则突出了儒家在构设持久和谐的天人关系方面所特擅的宇宙观。（见胡治洪《文明对话：多元现代性与新轴心文明背景下的儒家论说——杜维明“文明对话”观述论》）
七、清末宪政运动和有关国家地区的民主实践
在以儒学为意识形态的历代王朝中，明清是专制程度最高的，思想受到了最严厉的钳制，道统受到了最深刻的压抑，儒学受到了最严重的扭曲，其中的民本人本思想随着专制的加强而不断淡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形之下，儒学传统和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建设而成的文物典章制度，对政统和皇权依然葆有一定程度“导善”作用，而且居然“差点儿”就开出了宪政。
满清末年的立宪措施行宪计划，充分说明了儒学与宪政、民主、人权、法治等现代价值观根本上是兼容和相通的。据荆知仁先生考证，中国有关宪政的思想，早在道光朝即已启萌，到了清末已成为一般知识界乃至朝野上下不言而喻的公理。当时的维新派立宪派，全都接受过儒学的熏陶，儒者不少，康梁辈还是大儒呢。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后，即陆续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设立考察政治馆（后改为宪政编查馆），发布《宣示预备立宪谕》，提出预备立宪原则，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设立各省咨议局，成立资政院等等。
后人多认定清廷立宪是死到临头的自救行为乃至政治欺骗。慈禧太后这样做，当然是迫于内外交困的困境，为了挽救危局以延帝祚，迫不得已才而为之，说自救不错，但谥以欺骗就太肤浅了，虽属被迫，观其各项举措，其开明和开放程度远非中共所谓的政治改革可比，也非民初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宪政改革可比。如果不是晚清宪政的进程被辛亥革命中断，假以时日，中国当可因清政府的自救行为而迈上宪政之路。遗憾的是，五四以来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消解，为马列主义幽灵的传播和党主极权的肆虐创造了充分条件，以至中国的历史性政治倒车开得不亦乐乎，至今尚未能刹住！
这是从“纵”的方面看，儒家文化人接受民主自由并不存在义理上的龃龉，纵然是受到了最严重的扭曲儒学，与宪政法治等价值观也可以款曲暗通。从“横”的方面看，日本、南韩、新加坡、台湾、香港、亚洲四小龙等，都是属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或地区，有的国家或地区对于儒家传统的珍惜热爱和弘扬比中国做得好得多，它们都已陆续走上民主或法治之路，可见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社会一样可以民主化法治化。
综上所述可见，儒学义理与现代民主制度及普适价值之间是息息相通的，六大方面的相似相通相同，就象六座思想桥梁。一旦历史条件成熟机缘到来，儒家学说“开”出民主制度，乃其思想发展的逻辑必然。
八、民主革命，顺天应人
儒家在历史上曾是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维护者，尊君与尊民、君本与民本、肯定维护等级制度和否定反对专制主义，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纠缠交织在一起，矛盾而统一。前者体现了儒家政治上的现实主义、经权思想、历史理性和实践智慧，后者才是儒家的最高原则。这种原则也是一种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尽管遭受皇权专制越来越严酷的围追堵截，但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时隐时现，偶而还掀起一阵反专制的潮流。而今已是二十一世纪，开出民主制度的条件早已烂熟，儒家两千多年郁而不张的理想主义精神，现在可以也应该光明正大地汹涌了！
中共特权利益集团及其文化背景---气息奄奄而又阴魂不散马列主义，已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只要是真正儒家，生活于当今中国，必定是坚定的民主志士和反共分子。儒家倡仁政王道，必定反对中共的苛政霸道；儒家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必定反对中共以党为本，党为贵，国家次之，民为轻；儒家正心诚意以德为本，必定反对中共以权为本巧言令色，把道德当作维护特权的手段和“修理”民众的工具；儒家尊重民意和而不同，必定反对中共压制舆论一统思想；儒家讲孝道仁爱，必定反对中共大义灭亲；儒家经权结合权不离经，必定反对中共只讲权诈毫无原则；儒家仁心恕道宽和容众，必定反对中共己所不欲专施于人；儒家敬天畏命，必定反对中共轻视自然规律；儒家讲中庸，必定反对中共走极端…。
齐宣王以汤武革命之事问孟子，孟子回答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荀子也说：“诛暴国之君，若诛一夫”。汤武革命与中共所谓的革命性质不同，前者吊民伐罪、诛恶反暴、以仁易暴，不违仁义原则，后者是以暴易暴、草芥人命、违仁悖义、夺权殃民的暴行！孟子荀子如生于今天，如问他们对“贼仁贼义”的专制中共该不该反对和革命，他们也必答曰：“闻反害民贼矣，未闻反党也”，“民主革命，顺乎天，应乎人”！---民主革命是现代化制度性的革命，或许不能完全排除局部暴力，但原则上应该是过滤革命之暴力而继承汤武之精神。
2006-3-20东海一枭
首发《自由圣火》半月刊第十七期 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作者：东海一枭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
|
| 返回顶端 |
|
 |
| |
|
|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