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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上访浪潮与中国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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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上访浪潮与中国政治危机》   
所跟贴 ZT《上访浪潮与中国政治危机》 -- Anonymous - (3314 Byte) 2006-1-16 周一, 下午1:10 (48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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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上访浪潮与中国政治危机》〔续一〕 (233 reads)      时间: 2006-1-16 周一, 下午1:12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续上〕

2004年以来发生严重暴力冲突、震惊中外的骚乱事件至少包括：

1、2004年10月4日陕西榆林政府袭击和抓捕农民的三岔湾惨案。

2、2004年10月19日重庆万州数万人为抗议警察打人进行暴力抗议。

3、2004年10月底，四川汉源10万农民为抗议政府强制建大坝发动暴力抗议。

4、2005年4月10日，浙江东阳20万农民为抗议污染与警方对抗。

5、2005年6月11日，河北发生暴力袭击失地农民造成至少6人死亡的定州惨案。

6、2005年秋天的广东太石村事件。

7、2005年12月6日广东汕尾东州镇12-6血案，有外媒称大约30多农民被军警开枪杀害。

公安部2004年的一份报告被广为引用：2004年中国发生了74000起民众暴力冲突事件，参与人数多大3700万。在这些冲突中，地方政府完全扮演了戒严指挥部的角色，开枪杀人之后则是大规模的抓捕、迫害，同时通过大量的谎言攻击抗议民众是暴徒，而杀人为误杀。汕尾血案发生后，中国媒体开始奉命封锁消息，5天之后，新华网被迫转发《南方日报》的“四二六”社论，题目是“广东省汕尾市红海湾开发区发生严重违法事件”。这篇文章用当年“四二六”社论的口吻和戒严指挥部的公告语气称：12月6日，广东省汕尾市红海湾开发区发生了由少数人煽动的数百村民对风力发电厂进行打、砸、烧甚至对我现场执法公安干警发动暴力袭击的严重违法事件。“在现场十分紧急的情况下，执法干警被迫鸣枪警告。由于当时天色已黑，现场非常混乱，造成误死误伤。”文章结论说：“12.6”事件是一起由极少数人挑起的打、砸、烧严重违法事件。无独有偶，12月9日，也就是中国官方发动大学生纪念12-9运动这一天，人民网转发了开封公安局关于“确保社会秩序稳定 ”的通告，通告说：“近期以来，开封市部分企业的职工因对企业改制等问题不满，聚众围堵、冲击市委、市政府，阻断陇海铁路、连霍高速公路，严重影响了开封市的生产、生活、工作秩序，为确保开封市社会秩序稳定，市公安局昨日专门发出通告。通告指出，围堵、冲击市委、市政府，堵塞交通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有关法律规定。通告要求，凡是这起事件中的组织者、策划者和积极参与者自通告发布之日起，应立即停止违法犯罪活动，限48小时内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限期内拒不投案的，公安机关将依照法律从重惩处。云云。

中国门前政治虽然没有到达风起云涌的严重程度，但也可以说已经遍地开花。2004年当的生日前后半月时间内，有媒体关注的北京发生的上上访事件就包括：

6月29日上午九点开始，有29名男女年轻警察列队在公安部门前上访。

7月5日上午10点，三百多来自各省市的上访群众聚集在北京西单的中央组织部门前，高呼口号，十点二十多分，大批公安拘捕了100多上访人士装了满满一辆警方用大客车运走。

7月6日，三百上访人士上访北京中纪委，在中纪委门前高喊冤枉。

7月7日上午11点左右，20多名上访群衆按照昨天上访中纪委得到的答复来到北京高检上访，高检控申厅姚厅长不但不接待上访群衆，还出来指挥现场的警察保安们向高检车上强制拖拉多名上访人士进行殴打。同日，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一些上访群衆陆续聚集在中纪委门前，呼喊“我们冤枉！”、“我们要人权”、“我们要生存权”等口号，要求解决冤情。

7月9日上午10时左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南的公安部门前出现了10余名上访人员，上访人员随即被赶来的警察团团围住。一名上访人员把写有“冤”字的红灯笼用竹杆插在一辆自行车上，其余的上访人员则静坐在公安部大门前的东侧。上访人员大多为中年外地人员。

2004年7月10日，在北京市政府机构门前，有拆迁户冒雨上访。北京市的许多党政机关门前聚集著成百上千的上访者。

7月14日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外上访群众约有三、四千人，他们来自河北、河南、东北三省等地。尽管上访者的口号叫得震天响：“打倒腐败！打倒贪官！”。但来自各省的“截访”公安的人数比上访者还多，他们很快就被逐一带走。

7月16日上午，在北京民政部门前聚集了上访群众有一百多人。他们在民政部的门前打起了红底白字的大横幅，横幅有十多米长，上面写有“强烈要求按三个代表精神迅速落实灵泉受害者 依法退款”。他们是几年前河北省三河灵泉墓地的投资者，被灵泉墓地欺骗的投资者有成千上万，被骗总金额达人民币几十亿元。几年来，被骗的群众多次到众多政府部门上访，但被推来推去，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有报道称，目前聚集在北京的上访群众有二十多万人，他们分布在北京的南站、木须园、甘加口（音）、东高地等地。事实上在6、7月间，正在北京为“六四”十五周年和香港“七-一”大游行而草木皆兵的时候，在国务院、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中组部、民政部等“敏感地区”都出现了相当规模的上访者。

不过与此同时，一种非常流行的评论认为，中央政府在门前政治中是相对无辜的，甚至可以主持正义，而罪恶都是地方有关当局犯下的。因此即使在国外媒体上，也可以经常看见所谓“胡温又震怒了”之类的报道。不久前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一次讨论中针对这一政治神话评论说，“胡温有什么资格震怒”？事实上地方官员之所以敢于扮演戒严部队的角色，中国媒体对群体性事件鸦雀无声，正是贯彻落实中央政府关于“稳定压倒一切”、胡温关于“建立和谐社会”的最高指示。而1990年以来，上访浪潮正是对中央政府领导的圈地运动的直接反应，而同样是中央政府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对各种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采取了法西斯式的反应。因此即使“胡温震怒”偶然是真的，也决不是为弱势群体张目，而是因为地方政府在镇压技术上不够成熟，结果面临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

二、上访事件的政治经济背景

中央政府是门前政治中是难辞其咎的。分析上访原因可以表明，这些政治冲突一方面起源于中央领导的伪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强化于中央政府坚定不移的政治封锁，即压制任何自由化和法治化的努力，并支持地方和个部门对政治的和平表达采取暴力镇压手段。

国家信访局长周占顺谈到，以下“八大焦点问题”是上访浪潮的主要原因：一是企业改制、劳动及社会保障问题。二是“三农”问题。三是涉法涉诉问题。四是城镇拆迁安置问题。五是反映干部作风不正和违法乱纪问题。六是基层机构改革中的问题。七是环境污染问题。八是部分企业军转干部要求解决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问题。不过信访局长忽视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政治专制导致的上访有罪；镇压使群体性事件不断升级。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工资拖欠问题，受害者包括城市工人、教师，特别是农民工。

一般来说，野蛮拆迁和“圈地运动”被视为近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有报道说，中国每年有近两万人为此上访。这应该是一个被大大压缩了的数字。2003年7月初，建设部有关人员透露，到建设部上访的人数，截至6月22日已有4026批，18620人，其中集体上访905批、13223人，个体上访3121批、5397人，已超过去年全年的3929批、18071人。

中国的“圈地运动”和“企业改制”深刻揭示了中国1989之后政治重大变化以及GDP中心主义增长模式的根本性问题。中国的党和政府在精神和组织上都彻底过度为一个牟利组织，而其谋取利益主要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权力、利用金融资源，把地产和国有资产推向市场并垄断了整个交易过程。这个过程对城市居民则意味着失业以及房屋被强制拆迁，而对农民来说则意味着失去土地。失业和失地于是构成了访民上访的主要原因。这个GDP中心主义的经济增长，不仅本身由于垄断特征排斥就业机会，封锁而拒绝社会分赃，同时也因为它的过程的非法性质而造成资本外流和私人资本的闲置，结果没有能力尽快使中国的曼彻斯特革命吸收农民加入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经济上的机会主义造成了能源和环境的破坏，于是，能源建设中的失地者和环境难民越来越成为访民中引人瞩目的新生力量。

企业改制与下岗是互为因果的，江泽民时代推动的这场非社会主义运动根本目的并不在于提高企业效率，而在于通过暴力缩小分配性群体，将更多无权阶级从国企中以最底成本赶出来。在这个“杯酒”放逐工人的过程中，围绕解雇成本的多少和履行合同问题，直接引发了大量的上访活动。关于中国失业人口，人们有不同的统计口径，一般被接受的数据是：中国城市目前有大约1.89亿劳动力失业，占全部劳动力总数的1/4。在“十五”期间，每年需要就业的人口约2000万人，而每年能提供就业岗位为1600万人，这意味着五年时间里中国失业人口积累了4000万人。中国失业率超过国际警戒线12%，接近14%。上面的数字不完全包括农村失业人口。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约4.8亿人，而实际需要劳动力仅1.7亿人，这意味着大约3亿农民处于“隐蔽性失业”状态。

权力对土地无止境的贪求，进一步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三无”（无地、无工作、无社会保障）农民。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性质，可以找出中国农民被剥夺土地的真相。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以较高的资本率为特征的，这一点与东亚其他后近代化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2003年，中国资本形成率为42.3%，而其中，固定资本形成占总额的比重高达99.7%，中国的“工业化”对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的使用和占用率的确非常之高。然而，中国的工业化并不把企业利润视为第一目标，而被视为转移金融资产和置换国际投资的结算中心。中国富豪当中名列前４０位之内的富豪竟有８０％从事房地产，被抓的贪官有９０％以上与土地有关。据国监委报告，中国12兆人民币的国有资本中，有4兆闲置浪费，三分之一正常运转，三分之一情况不清，三分之一闲置浪费。土地被“国有化”或专卖之后，权力并不急于经营既得土地，而是急于占有其他地产。目前，中国规划开发区总面积约3.5万平方公里，约2331万亩，以人均土地1亩计算（中国当前共有耕地19亿亩，人均1.4亿亩），即2330万农民将失去土地。90年代开始，中国每年损失耕地400万亩，中国失地农民因此可能高达8000万人。政府剥夺农民的土地是非常低的成本完成的，这足以保障征地的积极性。2005年１１月２９日，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人权组织“住房权与驱离中心”宣布，中国被列入２００５年违反住房权最严重的三个国家之一。据该组织执行主任莱奇介绍，中国自动签署了上百项和人民住房权有关的国际法规和条约，但中国当局在过去１０年里却拆除了至少１２５万所住房，搬迁了３７０万人，其中很多人是被强行搬迁的。由于政府与房地产商给予的补偿极低，许多人在被强制搬迁后失去了住所。征地拆迁并且以各种方式减少补偿，构成了中国农民上访并被镇压的经济背景。

“三无”农民为中国经济“繁荣”提供了低于奴隶成本的廉价劳动力，并使拖欠农民工工资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基尼系数以零点四为警戒线，中国政府承认，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零点四，甚至可以达到零点四五。无疑，这间接扩大了访民队伍。据全国总工会统计，到2004年底，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约1000亿元。调查表明，2004年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539元，同期城镇工人的月工资是1335元，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雇佣一个农民工可节省796元，全国雇佣农民工而节省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8.5%。“三无”农民的悲惨处境也可以解释中国严重的矿难问题，这么危险的行业只所以能够蓬勃发展，正是因为煤矿的利润与雇佣农民的成本之间巨大的落差造成的。到2005年12月11日，中国发生煤矿事故近三千起，死亡的煤矿工人数达到5491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二百零六人。2004年，中国矿难共造成6027人丧生，平均每天16.5名矿工死亡，而当年的煤炭产量占世界总产量35%，而矿难死亡人数却占全球80%。有关资料显示，面前中国煤炭年产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五，而因矿难而死亡人数却占全球的百分之八十，中国每生产百万吨煤的矿工死亡人数是美国的一百倍，是南非的三十倍，比印度还高出十多倍。与此同时，不断宣称高度民主重视人民生命安全又取得经济崛起的的政府当局，仅国有重点煤矿，安全投入欠帐就达五百亿元人民币，截至２００４年底，仅江西一省，煤礦瓦斯治理安全欠帳就達１８億元。另一方面，全国煤矿机械化程度仅为42%，主要技术装备与发达国家相比落后10-15年。此外，中国每年至少有18万人死于生产事故，平均每天有350人死于工业、道路、航海及航空事故以及火灾。这一切生命悲剧与圈地运动导致的普遍赤贫状态密切相关。

如果说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在资本率方面与东亚其它国家有别，而在能源依赖方面，又区别于西方工业化国家。无疑，今天中国正在重复西方工业化的历史，但中国工业化的能源结构却有自己的特征。在西方，石油越来越成为经济的血液，而在中国，煤炭一直是主要的能源。中国工业化都煤炭等资源的依赖，造成了对环境和能源的巨大破坏。中国每年对煤炭的需求在20万吨以上，但是中国煤炭最高年产量只有12亿吨。另一方面，中国能源利用率仅为30%，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的生态环境。前不久，中国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说：中国不久可能出现1.5亿生态难民。

中国的环境灾难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目前中国6000多个大城市，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严重缺水的110个。中国90%的河流、75%的湖泊污染（每年有20个天然湖泊消失），3亿农民喝污染水，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空气环境中。中国一半以上的城市垃圾没有处理。沙化土地面积每年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受工业“三废”污染耕地面积达1.5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8.3%。天然林不足10%，90%的草场退化，并且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地下水严重超采，华北平原因此形成地下漏斗面积达7万平方公里。赤潮比上个世纪发生频率增加了3倍，三分之一土地受酸雨影响。1990年-2001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净增8.23亿吨（二氧化氮的排放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占世界同期增量的27%。2025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将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环境破坏直接造成了严重的生命灾难和财产的损失。中国每年有4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每年环境和健康成本超过54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5%，减去环境成本6%或7%，实际增长率应为2.5%或3.5%。

中国经济“繁荣”如果考虑它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应该是羞于启齿的。不过中国的工业化最羞耻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它对资源的高度依赖，更在于它是国家主导下进行工业化的。这个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把利润视为政治公开的目的之后，而利润最大化目标又要求排他性的垄断和教育过程中的稳定与安全，作为唯一的公共空间的上访制度，必然也被视政治上的敌人。在这种敌对情绪中，访民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

去年中国媒体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自杀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自杀率已经高居世界首位（每年至少有25万人自杀），其中85%的自杀案件发生在农村，而农村妇女是自杀案件中的主要受害者。通过一些上访案例可以看出，一些自杀案例与社会公正问题密切相关，特别是和上访受阻密切相关。更“极端”的自杀方式是“自焚”。2004年初，一些媒体都报道了北京和河南民工“讨薪无望自焚”的消息。而由于中国政治的特点，一些抗议者把自焚现场选在了天安门，同时把时间锁定在“国庆节”或“党的生日”或“春节”这一天。较早一起天安门广场自焚案件发生在2003年10月1日。据“千龙网”报道，2003年10月1日上午7时45分，一名中年男性上访人员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自焚受伤。在自焚现场，还有一名与他同来的男性上访人员。当然，杨培权不是“天安门自焚”的第一人。2003年9月15日早晨8时40分左右，安徽青阳县上访农民朱正亮在天安门金水桥前自焚，“火被警方及时扑灭”。

殴打上访者成为政府官员对“门前政治”最经典的反应。“稳定主义”的政治后果之一就是中国成为一个彻底的“警察国家”，而“门前政治”是“警察国家”的工作前线。把上访者关进精神病院，是有关当局对待上访者又一个著名的镇压措施。这一流氓手段首先在《国务院信访条例》中被赋予了合法性。1995年10月28日国务院令第185号发布的《国务院信访条例》（96年1月1日起施行），是90年代稳定主义制造的恶法代表作之一。该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信访工作机构发现来访人员中有精神病人的，应当通知精神病人所在地区、单位或者监护人将其接回。”由于没有规定精神病人的鉴定程序，因此必然为“信访工作机构”以此为借口打击上访者提供了便利。江苏“如东精神病院”因关押上访者而闻名。江苏如东县双甸镇高前村十四组44号陈德才就是受害者之一。

当然，上述事实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背景下演绎出来的社会问题。理解这一问题的实质首先要明确改革之前中国公有经济的性质以及经济改改革之后这一性质的变化。西方经济学目前没有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针对性阐释，尽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仍然发挥作用。市场机制在中国并不发生在市场领域，而发生在政治领域，权力最大化成为中国政治真正的经济学。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实现的是政治权力对社会资源的集体占用权，其分配机制是按权分配，分配对象是项目使用权而不是收益权。改革的目的在于两个方面的转变，第一，将占用权进一步明确为所有权；第二、集体权力占用进一步明确为个体权力所有。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变革实际是对革命目标最后的完成——革命起源于一场财富嫉妒并一直指向均富目标和替换所有权人。公有制革命党的权宜之计，分配性的改革才是革命的终点。在这一点上，制度主义者泽兰尼（Szelenyi）和波兰尼（Polanyi）关于“分配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分是有启发性的。他们争辩说：再分配经济以权力中央的存在为前提，而市场经济的存在以形成价格的市场制度为前提——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并不是在商品价格机制上进行的，而是在权力机制上进行的。不过，再分配经济同样遵循经济学的原则，它服从权力市场的价格机制，而这一问题，正是我在《灾变论》中提出“权力经济学”这一概念的背景。现在需要阐明的是，何以所有权个体化运动中，圈地成为主要的分配中心并最后导致受害群体的抗议。大致说来，地产在分配经济中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由于土地共有或集体所有这一历史前提，权力可以按需主导土地的价格。第二，地产具有折现的合法性，土地不过是用来套取银行资金的游戏符号，但由于抵押等制度设计，这一交易过程就掩盖在合法的烟幕之下。房地产的超额利润是超级权力直接的产物。2005年12月16日 2004年，“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经济调查报道公布，2004年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为14740.6亿元，利润总额1225.5亿元，而同期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利润总额1022.4亿元。2004年房地产的暴利是在新政府“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取得的，新的未得利益者试图通过宏观调控重新获得资源分配权，2004年对报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核减用地四千六百三十一点九公顷。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圈地运动所圈占的大部分土地并没有直接进入房地产市场，而是变相批租给城建、能源、水利等部门，
这些隐蔽的地产交易每年为批租权套取了更大的暴利。目前，访民抗议的仅仅是土地无偿或低价被掠夺，尚为触及底层社会在整个分配经济中的无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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