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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顾则徐:严重残疾的"天之骄子":一个"新三届"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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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顾则徐:严重残疾的"天之骄子":一个"新三届"人的反思   
消极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5
文章: 9097

经验值: 14803
文章标题: (zt)顾则徐:严重残疾的"天之骄子":一个"新三届"人的反思 (518 reads)      时间: 2005-12-04 周日, 上午8:32
作者：消极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不久前去北京办事，抽空跟久闻其声、未谋其面的许志永先生碰了个头。在北京大学南门刚见着，许先生就惊讶地说：“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其实我是不年轻了，四十出头的人了，也并不长得见年轻，但见我而如许先生这样惊讶着说年轻的，这些年却常遇到，而他们多是如许先生一样真正年轻、朝气的人，或更是青春烂漫的青年。未谋面而猜我五、六十岁，一当面而惊讶年轻，这当中与我的文风有关，比如有个长期通信的编辑，总以为我大概是奔六十的年龄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比风度翩翩的他还小了几岁，是个小弟弟。但原因不仅在我的文风，其实还有更深泛的观念才促成了这种讶异。喜欢我文章的，自然觉得我属于有点学问的分子，我这没有重复的名字GOOGLE搜索条目一般在20000条上下浮动，大概在网络上多少也算有点名气，而当今中国，被认为有学问而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思想成熟之类，博导之类，很多年龄在五十岁左右或更年长一些，比如许先生的导师苏力教授，是1955年生人，今年五十足岁了，长我七岁。

我们这些人年龄虽然差距甚大，就读大学言，其实属于同辈人，都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时几届出身，最重要的是那时称为77、78、79的三届。过去有老三届、老六届之类的说法，这三届是为“新三届”。新三届是很特殊的三届，一方面是历届生参加应届高考主要就集中在这三届，是一大奇观；一方面恰处于人口高峰。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加上当时青年人最可以梦见和最好的出路就是考上大学，因此，造就了空前的竞争，特别是79届高考，其惨烈不是过来人很难想象。那时大学校园里，经常可以看见神经兮兮的学生游荡，按现在的鉴定，大概都属于要住院的比较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可见竞争、努力之一斑。社会对大学生的评价是“天之骄子”，而大学生里也弥漫着“天之骄子”的自我评价气氛。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出去喝得烂醉，乘电车时一个同学与其他乘客发生激烈的言语冲突，他一声“我是大学生，你是什么？”的肤浅幼稚话，就立时把全车厢噪杂的人们给噎住静息了。我一个同济大学的同学一帮人去宁波玩，跟人在马路上群架，把人打得头破血流，到派出所将学生证一掏，“我是同济的大学生”，警察不仅马上放人，反而把对方作为流氓给拘留了起来。在那时，只要一声“我是大学生”，孙志刚那样的惨剧是无论如何不会发生的。虽然那时的政策、制度、观念仍然还存在着严重歧视知识分子的问题，但社会的氛围、人心的价值取向就是这样，“天之骄子”不是句空话。


光阴荏苒，“天之骄子”这个词已经极少提起，但这个情节却至今隐藏在新三届许多人心中。这些年，每当遇到老同学、老朋友，谈起现在的大学生，总会有“现在的大学生？”的讥嘲，似乎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不是大学生一样。现在很多新三届出身的教授在文章里谈教育，经常会流露出对现在大学生的不满情绪，甚至是不屑的态度。根子里，实际还是“天之骄子”情节在作怪，以那时的模式为标准来衡量今天的大学生。不仅如此，几乎我所遇到的青年，本没有见过那时的情景，但一谈起文革后几届大学生，也都会几近崇敬地说：“你们那时的人，太厉害了。”他们可资证明的理由，便是现在有太多太多的教授、博导、权威都是那几届出身的。


但我并不以为然。相反，我恰恰以为我们那时候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总体上是残疾者，是天生的畸形人，是残废的一辈。所谓“天之骄子”的当时评价和今天的潜意识，恰是这种残废的特征。在一个社会正常进步和教育正常发展的社会，大学生作为一个学习、思想、文化群体具有它的特殊性，但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与其它社会群体一样，应该具有平等性，无论是贬抑大学生还是把大学生称作“天之骄子”，都是对人类普遍平等的漠视，是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的不正常。当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不正常，即使把大学生普遍认同为“天之骄子”，这“天之骄子”其实并不骄贵，而是一种残废。“天之骄子”不是人的儿子，虽然具有人的躯壳，但灵魂不属于人类，或神，或妖，或兽，总之不是人子。


中国的事情，涉及民生的，时如儿戏，折腾来折腾去，少有一贯规则，青年就学，也是如此。本来也算正常，但突然文革，高考取消。文革间有根据所谓“志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选取的“工农兵大学生”。1977年8月4 日至8日中央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三十多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中有人提出高考问题，主持会议的邓小平支持恢复高考，就这样，一个拍板者和三十多位谋士，在一个并不是正式决策会议的座谈会上决定了全国学子的新人生。但此时，高考已经中断了整整十年。当年冬，应届中学生与历届青年570万人走进考场，最大年龄为三十六岁，次年春，新生进了大专院校，时称77届。距77届高考半年后，举行第二次高考，1978年秋入学，时称78届（实际78届有秋、春两季）。1980年参加高考的时称79届。截止1980年，全国高等学校675所，在校学生114．4万人（国家统计局年度公报）。


在这匆忙中积十数年“人才”选取的大学生，似乎都是精华，其实不过是以一种突然的方式和勉强的规则招收大学生，本质上还是拣到蓝里就是菜，是碰巧，有精华，但也有太多的烂皮。77届高考，无论应届生还是历届生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和课程准备，按1977年座谈会上首提高考问题的武汉大学查全性教授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时回忆，77、78两届招收的学生是文革间“还能够坚持自学的人”。能自学当然是非常难得的品格和素养，但“看当时的考题啊，那简直简单极了”，仅仅最简单的基础知识主要是通过自学得到，其知识基础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是非常有问题的。77、78两届历届生与应届生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心理的成熟和社会知识的丰富可能使历届生比应届生更具有一定优势，但到了79届高考，由于应届生已经有了近三年比较规范的训练，依靠自学学习基础知识的历届生已经很难有大的竞争力，在高考中完全处于了弱势地位，暴露出了其知识缺陷。但并不等于79届应届生的基础知识就合格了，实际上他们仍然是基础知识的残疾儿。


在上海，79届是承前启后的一届，具有转折性意义。这一届应届生基本出生于1961年下半年至1663年上半年之间，恰是人口出生的最高峰，小学毕业是六、七两个年级合并为一届进入中学，中学里真正是学生为患，任何一所中学该届都有十个班级以上。79届中学入学时正好文革结束，但参加了最后一届红卫兵，又是中学生第一届参加共青团，既沾染了很多文革习气，又有了许多新气象。79届高考对教育制度的改革具有深远影响，当时都是不分初高中的普通中学，但79届的高考成绩将成为中学区分重点、非重点的重要依据，并影响到高、初级中学的划分，各个中学都挑选了一部分学生组建起重点班、提高班、理科班、文科班之类，组织了最优秀的教师抓这些班级的教学。几乎所有的教师都不计报酬地拼命工作，惟恐学生不想学，而优秀的学生学校则几乎宠成了宝贝，比如我课余在教师办公室可以跟老师一起抽烟、喝茶、聊天，可以根据自己意愿选择做不做语文作业，觉得这堂课内容太浅可以不上，可以跟老师共同批改其他同学的作业、测验卷，等等。虽然非常努力，但仅仅近三年的基础规范学习和训练只能是畸形的，特别是准备考文科和语言的，很少有数理化具备考上大专以上院校程度的人，绝大多数是数理化学不好才选择了文科或语言。虽然如此，一进大学，79届文科专业的人与77、78届比较，总体上数理化知识简直可以算为丰富、扎实了。无论是77、78届，还是79届，总体上都是基础知识的残疾儿。


那时我没有强烈的“天之骄子”意识，以后更淡漠，但作为新三届一分子，潜意识里还是持有这种符号，这也是我三十岁以前特别狂傲的心理原因之一。数年前面对网络，突然觉得自己落伍了，远远被抛弃在了青年人的后面。于是深思，反省，经过很不留情的自我批判，才不得不承认所谓新三届“精华”其实是历史的偶然，是游戏般国家运动的玩偶，是残疾时代的残疾产品。我们当然有我们的优点、长处，但我们更是残疾，是瞎着一只眼看世界、人生，是跛着一条腿在走路。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不容易，甚至是这个国家很多方面的启蒙者、开拓者，但我们自身是畸形的，做出来的事也是怪异的，形成的结果经常是非常可笑的。当老同学、老朋友相会，即使以原谅、同情、理解的口吻说现在的大学生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时，我们至少没有深入反诘：现在的大学生真的比过去的我们不行吗？作为老师一辈，现在大学生的缺陷与我们的缺陷有什么传承关系？


非常吊诡的是，当新三届在同一个校园里的时候，应届生与历届生之间普遍存在这一种不明确的“代际”群体冲突，这一点特别在以应届生为主的79届入学后成为经常。由于历届生在数理化方面比较应届生缺乏竞争力，因此，冲突主要集中在历届生考取数量比较集中的文科系。这种冲突全面、自然、悄无声息。历届生有两类：一类为人老实，与人为善，沉默寡言，专心读书；一类喜欢活动、出人头地，往往性格鲜明。前一类较少，在文革时基本属于“革命群众”；后一类则基本属于 “革命闯将”，低则是农场大田班的连长、排长，高则是一市、一省乃至全国性的风云人物。现在新三届出身比较年长的教授、博导、权威在介绍自己经历时，通常只说自己插过队，暗示吃过很多苦，是文革受害者，其它则很暧昧，但其实很可能高低是个“革命闯将”，是自己很积极地去插队落户的。两类人在学习方面并没有好坏差别，但在活动能力方面则有着差别，后者通常比较被辅导员、系领导等等器重，共同的特点则都是在微笑的脸后更藏着份心计，比单纯、烂漫的应届生复杂得多。但那时的应届生比之今天也不单纯，虽然由于年幼没有经历早期文革的锤炼，但多少也参加、见识过批斗、游行之类，而且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写过作为作业要完成的大字报，也有不少带过红卫兵袖章，更多是什么书记、委员、排长、团长、这个先进那个先进之类出身，也是见过点“风浪”的，因此，单纯的外表下也习惯于勾心。我一个红卫兵出身的应届同学，是班级委员，负责记录课堂出勤的、当副排长的历届生同学记了他一次旷课，有一天夜里喝了点酒，本不醉，但回宿舍后却故意装酒疯，借口那历届生同学一句话不中听，就动员两个应届生同学一起把他按到床上，狠狠抽他嘴巴，让他叫“阿爸”，几乎抽得快哭了才放开。第二天，他声称昨夜喝醉忘了做过什么事，那副排长骂他是“流氓”，他反问：“你在崇明农场当大田班连长，不是流氓会让你当？管得了人？”历届生是这种冲突的优势者，由于年龄以及年龄在中国那个年代所包含的复杂的社会、体制、伦理意义，历届生更为组织所信任，更容易得到提升、发展机会，毕业分配时这点马上体现了出来，历届生的分配总体上比应届生更具有优先性，这也是今天新三届出身的社会人文学科权威中较多是当年历届生的起步原点之一。但这种冲突所暗示的并不是优越，不是新三届的成熟和老练，而是一种深刻的精神残疾。


新三届的精神残疾是特别躁动的，它蹶着腿，没有拐杖可依，如小头或大头症患者在马路上甩着手徘徊一样，在新与旧、闭国与开放、蒙昧与开化之间痉挛。一方面为作为“骄子”而自得，一方面则哀叹失去过太多美好时光。一方面以为成了知识人，一方面则只能背诵有限课本上的几点教条。一方面怀疑、否定着以“文革”笼统的过去，一方面则固守着“文革”的养成。一方面期待善良，一方面则习惯了残忍。一方面追求着和平，一方面则随时一激动而诉诸暴力。一方面渴望着美好，一方面则以为进步着的一点一滴已经是最美好。一方面盼望着物质的一己占有，一方面则摆脱不了对马主义、毛思想的内在崇拜。一方面已经失去了固有的信念，一方面还要用美好的言辞打扮那些固有的教条。一方面为新输入的任何观念狂热，一方面还是习惯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尺度划分其敌友、是非。一方面为失去了共产理想而轻松，一方面坚持这个理想的美好性，并为不能实现而忧愁。一方面欢呼新事物，一方面又视花衬衣、迷你裙为洪水猛兽。一方面痛恨陈规陋俗，一方面服从、拥护、执行着几乎所有腐朽、专制的指示、指令。一方面……一方面……集体患着无法摆脱的精神分裂症。


就社会人文学科的学习来说，新三届的残疾更处在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的深重困扰中而不得医治。既然是读大学，是在课堂上学习，知识的基本来源就是教材和教师。但教材内容之落后，便是基本无用，一般也就10%属于真的知识，比如经济学，即使专业教材，不过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蹩脚图解；比如历史学，专业所必读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几近荒诞，最大的益处也就是个认识器皿、古字的桥梁；至于哲学、党史之类，哈哈哈！！！教师方面，由于老先生没有死光，终于偶或地可以一领真学问的风采、气质，但基本的队伍，则是平庸、陈俗、贫乏。当学子被耽搁的同时，文革也耽搁了大学教师队伍，那些教师不能读书近十年，有些“右派分子”教师甚至更久，很多只是空有大学教师资格而没有大学教师所必要的知识和修养，虽然总体非常努力、认真，但终究已经属于是废了武功后再练的把式。四年间我所经历的四十多位课堂教师中，认真起来说，只有心理学李伯黍先生是真正的学者，拿着本工作手册，在课堂前徘徊，儒雅沉着，语调平缓，在他那里我们理解了教材上的巴甫洛夫，更第一次了解到了教材上没有的弗洛伊德和他的“力必多”----这需要极大的知识传授勇气，因为当时弗洛伊德是反动中的反动、黄色中的黄色、洪水猛兽中的洪水猛兽，是被绝对禁止提及的。撇开教学态度、为人品格，单说专业水平和教学水平，其他教师能算合格的不过十个出头。一个经济学副教授（那时的副教授比今天的博导稀有），文革前研究生班毕业，1980年前后到苏联、东欧转了一年回国，说来说去也就是近乎报导水平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改革，怎么都讲不清楚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的内涵和内容，其它什么货色都没有，但终究是传输了“新信息”，算是合格的教师。更多是不合格的。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是系主任，他是哲学副教授，从来没有跟我们上过课，听他几次谈话我知道他徒有虚名而已，不少同学为通过论文折腾得痛苦不堪，我则在最后期限前几天才化了三天时间一笔写成，文章很烂，连誊抄也不誊抄，因为故意搞了个关于马克思1844年手稿异化问题的题目，吃准他所知道的那个马克思，水平最高顶多就是列宁《哲学笔记》里的马克思，而不是这个马克思，不能弄得清楚，也就无法“指导”折腾我了，果然，一句话不说就通过了这份毕业作业。


对知识分子来说，无论精神的残疾还是知识的残疾，都具有致命的意义。兼具两者，就是全面、彻底的残疾了。新三届正是全面、彻底残疾的一辈大学生。尽管这样，经过文革的断代，这全面残疾的一辈人恰逢春霖，生当良机，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迅速，提供了对个人来说的黄金机会，如果愿意作为工具被使用的话。新三届既是被启蒙者，也是启蒙者。走在先锋行列的启蒙者当从启蒙继续先锋，则被权力无情驱逐；滞于启蒙而不前，则可以被容忍；由启蒙而转型，向权力投降，并具有充分的耐心等待和经受考验，则有受赐皇恩的大惊喜机会，甚至更得以进入权利的中心圈。任何时代先锋终究属于少数，因此，新三届所“遗留”的成果，绝大多数属于后两类。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角度说，新三届的成就就是逐步占据了讲师、教授乃至博导的中坚地位，成为中国学问最中坚的一族并被后进青年所敬仰。但是，本就残疾的，并不因为戴了教授的帽子而不残疾；或许，有的残疾方面在个人可以医治，但许多残疾是永远医治不了的，特别是从总体上讲，几乎所有的残疾都是无法根治的。这是永远的残疾，永远的精神残疾和知识残疾。以这永远的残疾为师，学生亦必残疾----这就是当今中国教育、学术堕落诸种原因之一种，虽然不是最核心、最关键的原因，但从师生直接的教授关系来说，则是不可漠视的重大原因。


现在流行着批评今天大学生没有理想、精神空虚的话语，但是，今天的教授、博导们自己就有理想、不精神空虚了吗？文革后几年，全社会一个重大风气就是信仰危机，这种信仰危机在新三届学生中尤其广泛、深刻。也就是说，失去理想和精神空虚在那时就开头了。但这并不等于精神的衰退，而恰是精神解放了的结果，是伟大的进步。只是这种解放和进步是一种残疾，因为没有得到建设。至今，建设依然没有完成。既然建设依然没有完成，今天的大学生自然也将继续精神空虚下去。这是一种历史性的精神继承残疾状态。这种继承在外部仍然由强大的精神专制外壳包裹着的情况下，所谓的没有理想、精神空虚就仍然具有精神解放和进步的性质，虽然也依然是残疾着的解放和进步。不仅如此，今天大学生的精神空虚与新三届大学生的精神进步相比，更具有进步的属性和内在品格。那时，虽然内心已经不相信共产理想，但却格外的虚伪，共产理想的口号依然叫得震天响，而且特别认真，象是彻底从内心发出的。但今天的大学生却敢于追求切实的东西，没有伟光正的目标可以追求，就从自己最切实的感觉、学习、工作追求。比如，今天的大学生敢于恋爱就是大大的人性进步。那时，一方面是被窝里的疯狂自慰，一方面是见着有点情意苗子的对象就嘲笑。校园里男女同学路遇几近陌路人，说话或靠近距离生怕被人议论。正常的人性在虚伪的无知中自慰、自虐。毕业后在大学当老师的同学很快就惊叫“不得了，现在新进来的大学生男男女女一对对坐在草坪上谈恋爱了”，甚至还有象议论中学生一样用“早恋”评论大学生恋爱的，有一次跟两个老同学见面，他们忧心忡忡地谈起这个题目，我问：“我们父母五、六十年代结婚是几岁？我们祖父母解放前结婚是几岁？《红楼梦》里贾宝玉、林黛玉几岁？过去男人、女人三十岁就想着抱孙子了。今天哪来什么早恋？都是晚恋，大大的晚恋，才是最不正常的问题。”新三届的精神空虚是用虚伪的外衣打扮成充实的形状，今天的大学生是把一切都明亮地呈现出来，明白地告诉人们自己是空虚的，但至少从人性的角度还有自己实在的追求，虽然这种追求绝不是崇高。


曾经的信仰危机潮流已经被人们忘记，至今空虚的灵魂已经被世故地装扮起来，我们新三届出身的人随着年龄、名声、地位的继续提升而越来越道貌岸然，精神的深重残疾除了自己进行反省才可以深入、全面揭示，已经难以为他人所知悉，然而，即使有教授、博导、名士等标志学识渊博的头衔，知识的残疾却永远难以掩盖。无论理工科还是社会人文学科专业的，尽管小心翼翼，但所受基础教育薄弱的天然特征经常会诱导我们贸然犯下最简单的、今天小学生都不会犯的错误，并促动我们顽强抵抗着各种新生事物，比如电脑游戏之于基础教育，在我们眼里除了缺陷就是破坏，断不能发现其中对于基础教育良善的功能和极大好处，不能认识其中深刻的现代性和未来性，只能由于实在不能杜绝孩子、青年对它的热爱而哀伤地承认其存在。从社会人文学科来说，由于当初普遍的数理化缺陷，导致了我们的思维普遍缺乏严密性、严谨性和实证性，不管怎么学习逻辑学，终究因为缺乏从基础开始的数理化扎实训练而在逻辑上千空百疮，只能进行被一些人所讥嘲的“文科思维”。凭着这种“文科思维”，我们几乎很少有人能够进行真正纯粹的理性演绎和思辩，不得不经常采用武断的方式构建自己的逻辑框架。也许我们并不缺乏观点，但我们无力建立理论的完整体系，也没有眼力认识新生的体系，必须要依赖于西方的评价和提示才可以恍然，从而在总体上不能取得真正令人满意的学术成就。比如法学，它的深刻基础是历史哲学、法哲学，这在大陆法系尤其重要，但我们的思维并没有足够能力掌握和理解历史哲学、法哲学，而在英美法系则又特别需要有最严格的案例分析能力，这又是我们的思维能力所难以承受之重，缺乏严密、严谨、实证训练的头脑试图建立突出的法学成就，几近幻想，因此，我们只能走凌乱搬来的道路，或者走以政治领导人指示为教条的道路。在更年轻的人面前，我们炫耀串联、上山下乡、造反、游行、写大字报、喊口号，甚至炫耀打弹子、丢砖头、滚铁圈、斗鸡，似乎见过很多，经历过很多，阅历丰富，但其实我们有多少真正有益人生教养的阅历呢？自欺而已。现某大学某陈姓哲学教授，1956年生人，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初只会含混不清地哼一首俄罗斯歌曲《三套车》，只知道德国有个叫歌德的作家，大三时才第一次听说贝多芬这个名字，这样知识基础的人能在课堂上讲清马克思的哲学？能领会马克思哲学精粹一成就了不得了。马克思哲学的主要基础是德国哲学，但哲学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精神，它与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文学、艺术有着深刻的互为关系，对相关的文学、艺术没有感悟的，也就不能真正感悟哲学的精神，不知道德国的文学、艺术，就只能从字面上对德国哲学作肤浅理解。不能深刻理解德国哲学，就根本不能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因此，这样的哲学教授所主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是真正马克思的主义的哲学，而至多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其它什么主义、思想的 “哲学”。


这就是我们----残疾的新三届人。但我们现已辉煌，并将在以后一、二十年更加辉煌，因为，在我们上面几近无人或者说少人，我们将有相当的时期占据中国学术、教育和文化的中坚地盘。但是，我们将受到后来者无情的挑战和批判，将在这种越来越频繁的挑战和批判中越来越暴露出严密伪装下的残疾品质。与解放前的老先生比，我们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开拓和建树，而只能遥指他们的墓碑以议论他们作自己的成果。与五、六十年代的学者相比，我们缺少系统的训练和修养，也许我们更具有解放的精神，却不具有他们的严肃、认真、扎实，而他们中的圆滑者比我们中的圆滑者更其圆滑，是圆滑的师爷。我们唯可借助中国一辈压一辈的传统力量，等着前人死光，然后取代，向年轻的后人显耀自己的强大和虚荣，但在这个时代，这是多么不牢靠啊！科技的进步，知识的进步，社会运动的加速，正赋予年轻的后人伟大的智慧、勇气和力量，尽管我们仍然习惯以不屑的神情议论“今天的大学生”，但这恰是因为我们缺乏远见，恰是因为我们已经落伍，恰是因为我们日益暗昧；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害怕挑战，我们深知自己的残疾，仅仅从知识的训练和完整性来说，一当遇到挑战，便将溃败无遗，尽见洋相。并不是年轻的后人不残疾，一方面这仍然是个造就着残疾的时代，另一方面我们既占着师的地位，便将遗传我们的残疾病症给他们，但我们的残疾已经老化、固着，他们的残疾则是对我们残疾的矫正，具有正常化的倾向，相对我们来说，他们又是非残疾的。我们中除了极少数人会有自知之明，会知道自己由于深重的残疾没有资格领袖未来，将作为个体努力跟上时代外，正在悄悄发生着的更是瞄准年轻后人缺乏文革经验的单纯，依靠专制力量控制、左右、排斥他们。因此，新三届人为维护自己，将越来越成为专制最忠实的维护者乃至专制本身的中坚。但是，新三届人终将逃避不了年轻后人的批判和挑战，终将因为自己的日益暗昧而加速衰朽，更无法抵抗历史车轮的滚进。


70年代生人已经强劲地起来，80年代生人渐露锋芒，愈益聪慧的人们将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终会有一天，“新三届”这个名词将成为一个特殊时代一辈残疾知识人的符号，而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辉煌。



作者：消极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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