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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释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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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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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关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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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学良不抵抗因为判断错误吗？
（二） 张学良到底有没有收到蒋介石或者南京政府的不抵抗的命令？
（三）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呢？
（四） 新上任的孙科南京政府命令“死守锦州”，张学良为什么抗命撤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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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九一八当晚的东北军的不抵抗命令到底来自何方？
B.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和张学良所面临的国内政局
C. 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中所藏张学良档案里面张学良自己记述的九一八事变
和热河抗战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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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学良不抵抗因为判断错误吗？
张学良不抵抗是因为自己对日军的意图“判断错误”，这是近年很流行的说法，主要凭据是张学良自己的回忆口述，但是问题在于口述历史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一个是当事人自己的记忆错误和选择性记忆，另一个是鉴于当事人的处境有时不得不隐讳一些说法。人们质疑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曾电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说法，就是因为其来源是当初张学良部下的回忆录，迄今没有见到当初的电报原件。回忆录，口述历史都只能作为参考，原始文件，电报，信件，乃至当事人的日记，都比多年以后的回忆更具有可靠性。
下面我们用更多的历史资料为基础来论述这一个问题。
首先，人们在这里都忽略了一个逻辑，如果是“判断错误”，以为日军是“例行的挑衅行为”，而不是真的要“侵占东三省”，那么即使如此，怎么说日本人也是在炮轰北大营，难道就不能“自卫”吗？为什么要“不抵抗”呢？实际上，大背景是“打不过”，所以才会在面临挑衅时尽量避免冲突，以防“事态扩大”。
那么是谁认为打不过呢？简单的说，张学良认为以东北军的力量，打不过日本，他希望“全国抗战”，“全国抗战”的话，东北军自当为先锋，否则以东北军的力量和日本单独作战，是“无谓的牺牲”，而蒋介石认为，当时国内军阀割据，共匪作乱，粤系也在广东另立中央，此时和日本作战，中国是“自取灭亡”。
一九三一年夏天，日本为制造侵占东北的借口，正频频挑起事端。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得到日本袒护的朝鲜农民，强行在中国农民的耕地上开掘又宽又长的引水渠，当地官民，反复劝阻了一个多月，毫无效果。七月二日，日警竟向中国农民开枪，造成了震动全国的惨案。同时，日本在其殖民地朝鲜造谣，说鲜民在东北遭到了迫害，从而煽起了惨杀华侨的大风潮。于是，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广泛抗议，北平的多家报纸发出了明确警告：这是日本武装侵略东三省的“先声”，东三省“前途危机”。 此即“万宝山事件”。
一九三一年七月初，躺在病床上的张学良(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担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因患伤寒病住进北平协和医院。) 接到“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风潮的报告，得知东北形势严重，大有开战之势，十分焦虑，但他认为东北军如单独与日本作战，后果不堪设想，故于六日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东北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１） 但同时，他非常渴望全国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于是代表东北集团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应“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并“直接抵抗日本侵略”。（《顾维钧回忆录》，中译本，北京版第1册，第425页）
当时，正在江西忙于第三次“剿共”的蒋介石，特意在庐山召集会议， 讨论张学良的建议，结果，决定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二日，蒋在其复电中说：“日本诚狡猾阴险，但现非我国抗日之时，除另电外交部王部长外，希兄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２） 国民党中央常委于右任也向张学良表示：“目前以平定内乱为急务，希望东北同志此时切勿轻率对外行动”。（３）这里所说的“内乱”，指江西等省的红军，也包括集中在广东的国民党反蒋派(五月二十八日，汪精卫、陈济棠等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七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表通电，说“不先消灭赤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则不能攘外”，揭开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这时拥有六万军队的石友三，受日本和广东的策动，在河南发动了叛乱，蒋的中央军配合张的东北军，南北夹击，迅速平定了叛乱。但为了平叛，张学良又从东北调入关内六万东北军。上年九月十八日，在蒋、冯、阎大战中，为了支援蒋介石，压跨阎锡山、冯玉祥，从而赞助中国统一，张学良已派十二万精兵入关。至此，东北军大部分精锐部队，都离开了东北。但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认为“赤祸”是中国“最大祸患”，“中央决以全力扑灭”。为了使张学良更加坚信国民党中央的决策，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蒋又一次密电张：“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铣电《“九·一八”事变史》、《从中国看“满洲事变”》)。
当国民党中央一再忍辱退让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已经做好了发动战争的种种准备，剩下的就是制造和寻找借口了。七月，关东军制定了“柳条湖炸车计划”，驻沈阳的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也在兵营里架好了从东京运来的重型攻城炮，北大营、飞机厂等重要目标，都在炮上标好了距离刻度，发射时只须对准刻度就行了。“最好的”机会和借口自然很快就找到了。八月十七日，日军公布了中村震太郎一行所谓“遇难”的“调查报告”。现役军官中村等四人，到不准外国人进入的兴安屯垦区搞军事间谍活动，于六月二十六日被我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处死。日本军部隐瞒真相，歪曲事实，借此在整个日本迅速煽起了战争狂热，日本青年军官们在东京靖国神社为中村祭灵时，纷纷割破皮肤，用鲜血在白布上涂成太阳旗（日本国旗），剩下的血则互相喝下去，以示侵占中国东北并为中村复仇的决心。陆军大臣南次郎关于“满州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的”讲话在日本公开发表后，日军将出兵“满蒙”的传说，传遍了整个日本。南京政府也获悉了这些情报。
八月下旬，驻沈阳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在研究了日方一连串的军事活动后，发觉关东军即将发动战争，即写成报告，赴北平面呈张学良，请求回师御敌。张学良一方面难以忍受日本的种种挑衅和污辱，另一方面，也感到和平方式难以制止战争，乃再次密电蒋介石：“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现共匪歼灭期近，广东力薄，似无用兵之意，吾公似宜值此外患煎迫之机，务期在政治范围解决西南问题，则党国幸甚。”（４）。这就是说，对外应该抗日，对内应当和平解决。他在另一电文中又说：“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为苏联，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４）。既然关系东北“存亡”，且 “非藉武力无以确保”，当然是意识到日本想要侵吞东三省的意图，并请求抵抗了。
但蒋认为张在“安内”大军已发之时，请求一致抗日，无异于动摇军心，因而颇为不快，复电只强调说“剿共”和解决广东皆为必要，余则只字未提（４）。蒋后来曾说：“中国若有适当之国防实力”，当“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风潮发生时，就应对日“绝交宣战”，但是，由于中国国力太弱，如果贸然开战，“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为了避免亡国，只好靠妥协退让来争取和平了。但对共军，却“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张学良与蒋相仿，也把日军看得过于强大，他两次全国抗战的请求都被拒绝了，而他又认为东北军孤军作战，不过是作“无谓的牺牲”，而且，还可能“扩大事态”，给国家和人民招致更大的灾祸和苦难。因此，还不如忍辱退让，以便保存实力，并维持与中央政府的亲密关系。
前面的这些资料说明，无论是南京政府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就看清，日本要武力侵占东北了，而且张学良多次请求全国抗日，但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正面答复，南京政府的基本态度是“此时不是中国对日作战的时候”。9月14日，正在锦州小岭子为其父治丧的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紧急召见其部下李济川，李向张作相报告了盛传日军要对东北“实行武装占领”，“多门师团的部队已开到（沈阳）南站，日本在乡军人都发了武器，战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作相令李马上去北平，“请示张学良究竟怎么办，是准备抵抗，还是屈膝求和”，当晚李到北平协和医院拜见张学良，张重复了驻日公使汪荣宝前些天讲的话：“日本各地都在搞游行示威，跃跃欲试，想以武装占领东北”，张学良让张作相赶紧回沈阳，让李转告张作相，蒋介石告诉他，“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到了事变前夕，张学良已与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在如何对待日本武装侵略东北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于是，他就切实奉行不抵抗方针。这时，他与国民政府一样，都已得到多种情报，表明日军即将“武装占领”东北，他当时对部下的讲话，就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来张学良又说是判断错误呢？事实上，打既不行，而日本中央政府在事先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事后又不断地有“不扩大事态”的表态，张学良当时心存很强的侥幸心理。皇姑屯事件时，关东军原来就打算借机侵占东北，东北当局应付过去了；易帜之前，日本又强横地以武力相威胁，也应付过去了；后来的铁路问题等等交涉，一直拖延搪塞。“总以为这许多年来，一切问题都敷衍过去了，这次也能敷衍过去。” （沈云龙等《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台湾，第181页） 怕刺激人家，怕让人找到借口，既不做应变的计划，更不做应变的准备。九月六日，张又一次密电东北政委会代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同日，张拒绝了阎宝航等人把关内东北军“赶快回调”东北的建议，只是一再派人去日本恳求和平，甚至内定牺牲(下令处死日本间谍中村的)关玉衡团长，以为万般忍让就可使日本政府控制住其军队。岂不知日本政府和军队在根本利害关系上是一致的；而在豺狼面前甘当羔羊，反倒纵容了豺狼。十六日，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已经获悉情报，中国军队很可能不进行抵抗，他们便信心十足地决定，无论中国军队是否应战，沈阳城必须首先占领。
（二） 张学良到底有没有收到蒋介石或者南京政府的不抵抗的命令？
张学良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过蒋介石给他的不抵抗的命令，甚至还在九十年代（当时他还在台湾）多次否认这种说法，但是张学良的很多部属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在各自的回忆录中众口一词地说到，张学良接到过“不抵抗”命令。东北军军长何柱国回忆说就在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曾经亲自到石家庄面嘱张学良不要抵抗。张学良的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说：九月十八日夜间，据荣臻电话报告，“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还有秘书回忆说，张与荣臻通过电话后，立刻往南京军委会打电话(这时已到十九日凌晨了)，得到的指示是“不能打”，待报告国际联盟处理。洪钫还回忆说，二十三日，张学良复派万福麟、鲍文樾飞南京见蒋介石，蒋嘱万、鲍二人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
张学良在十九日致国民政府电(实际是转呈部下荣臻皓电)中，说“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首先公开使用了“不抵抗主义”这个词。此后，“不抵抗”的发明权，到底属蒋还是属张，一直有争论。在事变发生的最初几天里，张学良，把他下令不抵抗和各地迅即沦陷的情形，向报界毫不掩饰地公布出来。这在当时也是针对日军造谣说东北军首先破南满坏铁路的说法，但在后来，在私下他曾多次表白过自己的苦衷，说他是在“奉命”行事。
蒋介石在公开场合未曾使用“不抵抗”或“不抵抗主义”这两个词。 二十二日，蒋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宣示对日国策时说：“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同日，国民党中央发表了的《告全国同胞书》其主旨与蒋介石的讲话完全一致，翌日国民政府发表的《告全国国民书》也说“政府此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当时的《大公报》及后来的许多著作（如旅美学者梁敬錞之大作《九·一八事变史述》等），都已指出：国民党中央在事变前后所采取的对日政策，与张学良公开讲出的“不抵抗主义”，实际完全一致，只是用词不同而已。
至于张学良在九十年代会见日本记者时谈到中央政府要张学良“相机处理”之类的电令，有没有呢？查阅张学良当时的亲信王化一先生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的日记，说张在十九日天亮以前给沈阳的回电，便是“相应处理”。但王化一在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已请示南京，命令关外不准抵抗，大好河山，行将断送倭奴之手”。
无论张学良的那些部属的回忆录是否准确，前面的档案资料已经证明，在九·一八事变前的紧张局面下，张学良和蒋介石已经就如何处理可能的突发事件达成了“力避冲突”的共识；蒋介石，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天内公开发表的大量原始文献，也说明了事发之后，张学良的处理方式得到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赞同，所以，九·一八当晚有没有行诸文字的“不抵抗”命令已经不重要了。而王化一的日记证实，事变刚刚发生后，南京政府确有“关外不准抵抗”的命令，二十三日国民政府发表的《告全国国民书》也佐证了这一点。
（三）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呢？
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并不是在军令下被迫执行的，而是因为他和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有一致的认识。张学良曾于一九二一年秋去日本参观军事演习，亲见日本国势和军力之强盛，他亦深知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十分强大。一九二八年，他所以实行易帜，归服国民政府，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举国合力对抗日本侵占东北的图谋，否则的话，他大可以在日本的“保护”下做他的“满洲皇帝”。一九二八年八月九日，他在致蒋介石先生的电报中说，如以武力对付日本，“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
九月十九日午夜，张学良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首先说明，“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拚，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以后，张学良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分别讲话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
由这些情况看，张学良对中央政府是有依赖心理的。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要是不顾中央政府的态度，单方面抗战，固然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不过，这样的事情，并非具体的战斗，战役，需要指挥员因地制宜，而是涉及两国是否因此开战，涉及整个国家和战之计的大事，地方当然不应该擅做主张。蒋，张如果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则执行的政策即使是错误的，下级应该是没有责任的。不过，当时蒋，张并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带有合作者的意思，因此张仍然有很大的责任。
蒋介石对张学良决策最大的影响就是，张知道擅自开战，他得不到蒋的全力支援，而东北军单方面的抗战，只是“无谓的牺牲”，张学良不愿意做这样的牺牲。蒋介石毕竟是代表中央政府，东北地方面临如此大事，既要在力量上依赖中央，又会在总体上影响全国，因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个原则放在这里是不合适的。东北虽然在内政上自成一体，但在外交上，还是中央作主的，只要看看中东路事件的处理和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外交努力就可以明了这一点。在面临事关外交的大事，东北当局并非，也不可能完全自行其是的。
中东路事件实际上在开战与否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１９２９年中东路事件蒋是竭力怂恿东北对苏用武，信誓旦旦全力支持。但由于后来国内爆发蒋，冯内战，中央军无力北上援助与苏军苦战的东北军，从而导致失败。这也是张学良一再强调“全国抗战”的原因。１９３１年中国国内的形势比１９２９年更加险恶，国共内战扩大，宁粤分裂，中国一时有三个中央政府。东北军若独自对日开战，张学良自然担心既保不住东北，又损失自己的力量，同时还搞坏同中央的关系，并要冒为国家招致全面战争之巨祸的指责。因此，如果蒋在九一八时的态度有他在中东路事件时候的一半积极，张学良和东北军也许就不会毫无作为的“不抵抗”了。
而１９３１年的中国无力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恐怕也是事实。我们作为后人看清楚了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可以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的“下克上”，只要东北军能够给与他们相当的打击，日本人可能就会因为内部的不和而退缩。实际上，这也还只是一种假设，而当时的人，从中央政府，东北当局，外交官员，几乎没有人认为有这种可能性的。即使是主战的人也只是认为“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
比如，蒋介石派到日本去探听情况的齐世英回来后，蒋只问齐一句话： “日本怕不怕我们打仗？”
齐回答说： “根据我的看法，日本现在不怕我们打仗......目前愚意以为还是要同日本交涉，不可以跟日本作战。” (沈云龙等：<<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146-147页)
蒋介石也认为日本人不会轻易罢手，蒋在九月十九日 、二十日、二十二日留有如下的日记：
『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呜吁，痛哉！夫我内乱不止，叛逆既无悔祸之意......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呜呼，痛哉！』九月十九日日记）
『日寇野心既一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九月二十日日记）
『日人侵略实行，世界之第二次大战於是开 始矣！不知各国人士能见及此否？』（九月二十二日日记）
蒋对通过外交方法解决事态的侥幸心理也与张学良如出一辙，他在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记有：
『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家内部统一之良机。如天果不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
台湾出版的《蒋总统秘录》记载：二十三日，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张学良派其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到达南京，请示机宜， 蒋总统也对之指示听候国联仲裁如左： 『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三）省地位， 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日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日寇一战，虽败犹荣也。』
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分歧在于，张学良虽然在最开始时对顾维钧的直接和日本交涉的建议有所保留，但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他渐渐希望能够通过和日本人直接交涉，作出一定的让步而使日军撤兵，而蒋介石则倾向于不同日军直接交涉，单纯地寄希望于国联。张学良最终服从了中央政府不同日本直接交涉的政策，所以中国后来的方针基本上是拒绝同日本交涉，而期盼国联主持公道。但是，蒋介石在三年以后总结教训时说 “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缓却顾，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 显然蒋认为当时是应该和日本直接交涉的。（《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 吴天威 美国）
在国际上，由于非战公约的签订，由于东北“三国干涉换辽”的历史，使得中国中央政府和东北当局在出现问题时，都倾向与利用国际干涉，而不是武装冲突来解决问题。英国公使蓝浦生（Miles Lampson）也认为张学良的命令（指东北军不抵抗，避免和日军冲突）显示了张“明智的判断”。（转引自 《顾维钧与九一八事变》 林振宙 中华民国九十年）
在军事上，当时东北军的精锐部队多数都在关内，驻防关外的东北军人数虽然多，但多是省防军，而且分驻各地，日军的朝鲜师团是在事变后三天就越境进入中国东北的。要同日本在东北进行一场一定规模的战争，是需要调关内的东北军回防的。而在华北，中原大战，石友山叛乱的烽烟刚熄，局势仍然紧张，日本在华北又有驻屯军，如果东北军出关作战，张学良自然担心被华北军阀和日军从背后攻击。事实上，阎锡山等人和日军确实有这样的协议，而粤系国民政府也有出卖东北，换取日本对他们支持的尝试（见附录“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和张学良所面临的国内政局”），因此东北的抵抗需要蒋的中央政府的配合与支持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总的来说，张学良的不抵抗，除了东北的特殊处境导致的外交考虑外，有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当时不愿意，或者暂时没有能力支持他抗战的因素，有张学良自己想“保存实力”，以待“全国抗战”的想法，有希望日军只是“挑衅”，“不抵抗”以“避免事态扩大”，并通过外交方法解决问题的侥幸心理，也有中国政局混乱，不能一致对外的因素在。要论责任，中央政府，和东北当局都有责任，当时忙于内斗，甚至不惜借助外力的各路军阀政客，也都脱不了责任。
凭心而论，在这里，蒋介石要先安内，再攘外，张学良要“全国抗战”，都有他们维护自己权力和集团利益的心理在（其实极少有政治领袖会不考虑自己的集团利益的），但同时也还是有考虑到国计民生的因素在里面的。以中国整个的力量尚且打不过日本人，那么用东北军一部分，怎么能对抗日军？
（四） 孙科的南京政府命令“死守锦州”，张学良为什么抗命撤军？
这主要出之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使得张学良没有下在锦州决战的决心。在国际上，由于在事先有在锦州设立国际监管的中立区的提议，没有作死守锦州的准备。而国内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蒋介石在１２月１５日在粤系的逼迫下辞职，张学良也辞去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军夺取锦州之战即在此后展开。以粤系为主的新南京政府，孙科为行政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粤系胡汉民曾要求撤换张学良于前，广州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面告日驻广州领事须磨谓“倒蒋去张之主张，粤府与日本并无二致”于后，张焉能听命于不久以前要求将其撤职查办的孙、陈政府？
在孙科政府上台以前，蒋介石，顾维钧二人均屡次向张建议：“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关系东省存亡甚巨。”顾于12月5日致张电中犹敦促张： “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 顾维钧致张学良电，见<<传记文学>>第48卷4期，P129)
而张学良也应该确曾有过坚守锦州的打算，据日本关宽治等的《满洲事变》记载，“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 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 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张学良在锦州驻有重兵，日本人以四万兵力，分三路攻锦，曾有作出重大牺牲的准备，但据《蒋总统秘录》记载，关东军看穿了张学良自蒋於十五日下野之后已经丧失了战意。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在满州事变中军的统率」文件中，录有获自中国军方的下述两件情报为例，分析张学良内心业已动摇：
十二月二十一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
十二月二十二日张学良上蒋总统电 ：「公（蒋）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
十二月二十六日，张学良给锦州的荣臻下达了锦州军对日军作战的指示。（关宽治等《满洲事变》）
然而，在最后的关头，张学良却没有“死守锦州”，日方的分析为“从军事上说，他可能可以这样认为，他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关东军的武力，因而企图保存实力。但是恐怕更大的原因则是，张学良当时在华北的处境要比想象的更不顺。锦州之战是与张学良关系很深的蒋介石正在下野期间发生的，所以张学良既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也没很好地控制华北将领，如果稍一马虎，乘其兵力用在锦州之时，势必要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反张运动。彻底抗战对张学良来说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这也许是实际情况。 ”。（关宽治等《满洲事变》）
就在孙科国民政府给张学良发出“死守锦州”命令的同时，身为参谋总长的朱培德就在特种外交委员会上指出，“锦州至多只能守一个星期，而且关内无兵可援”，所以对于东北战局，他以军人立场认为：“一条路是不顾一切以赴之，另一条路便是和日本议和”（罗家伦，革命文献，第３５辑，台北，１９６５，１２７６页）。 南京政府若不是要求张学良单方面地不顾一切以赴之，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张了。
当时的锦州，国民政府一再要求张固守，张后来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说，“日军倾全国之力，而我仅一域之师”，“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不断去电请示援助。当时日本在天津有驻屯军，山海关有守备队，山海关方面还配有海军舰艇。锦州之战以前。日本就搞过一个“天津事变”，被东北军镇压，张学良担心牵动华北，不是没有道理吧？ 在两国没有全面开战的前提下，这些日军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只是关东军，华北的日本驻军似乎仍然置身事外。可华北的日本驻军有一个秘密配合关东军围歼锦州所驻东北军的计划，只是被关东军方面拒绝( ５ )。东北军在锦州外围与日军激战失利后，锦州驻军担心退路被截断，在没有后方支援的情况下陷于背水一战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张学良不顾一切，固守锦州，在军事上来说，未免有些苛求。
同时，东北方面也质疑广东派的抗日态度是否真实，因为就是广东派的外交部长陈友仁，当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上尉事件闹得最凶的时候，曾经跑到日本向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议，要和日本合作来打击蒋介石，并准备出卖满蒙的权益，用以换取日本对广东提供一批武器。此事，幸而错投了门路，币原喜重郎正是反对日本军人这种做法的，所以两下没有谈拢而作罢。（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１８４０－１９４５，下，东京，１９６６，５６页。） 这样一个南京政府，向张学良共发了三个“死守锦州”的命令，张学良也三次请援，却无下文。“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东北军下级将领关于锦州附近 战事的联合宣言二件 (何新吾：东北现状第68一73页)）。当时孙科已经出任行政院长，但财政部长黄汉契手里没有一文钱可用。东北军前方的抗议回来了，奉命守锦州的荣臻就抱怨：“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这也反映了东北方面对广东派的不信任。
要说他在那个时候，张学良没有单方面牺牲自己，成全国家的精神，不假，其实，又有几个人真能够做到这点？ 而且，既然东北军打不过日军，“全国抗战”的主张又得不到支持，何不坚持原来外交解决的方针，求和平解决的一线希望。 再者，保留东北军的势力，等全国抗战时一起使用，不是好过要东北军单独抵抗，逐次分散使用兵力？不管这种想法对形势，敌我的判断是否正确，从张学良当时的谈话来看，“玉碎（指全国抗战，东北军自当为先锋）可以，瓦碎就不必了”，的确反映了他的想法。
这是九一八前后张学良的主导思想，到西安事变前后，他的思想就大有变化了。 西安事变前，他不仅要求举国一致抗日，也积极请求东北军首先开赴前线抗日。1935年夏，张学良主张“马上对日抗战”，王卓然劝他还是用实际行动来表现，“若是未干先说，国人将要责问（你）何以不抗于沈阳，不抗于锦州，不抗于热河？……造成不抵抗的罪名！将无辞以自解！”张学良回答：“你说的很对！但是天知道，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张学良一人负，就算是我一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误东北，岂能再误中国！”
注：
１ 日本政治政治学会，《到太平洋战争之路》，ＩＩ，东京，１９６２，ｐ２６８ 这些电报都是当时日本情报机构收集到的。
２ 前书，ｐ２６８
３ 日本外务省档案，６－１０－５，Ｐ４６２
４ 日本外务省档案，６－１０－５，Ｐ４３５，４２２。这些电报，日本情报档案都是日文，这里回译为中文。
５ 日本天津军的计划（摘自《满洲事变》（日）关宽治 岛田俊彦 ）：
一、将我军主力调至山海关方面以东地区，截断驻锦州的中国军之退路，配合关东军的进攻歼灭之。
二、在上述前提下，我军以所余之兵力死守北平、天津和塘沽。
三、在根据临参委命第九号电指示精神而临时增派的部队尚未到达前，我军对通过山海关之令国军尽量不予进攻，待增派部队到达后，按第一条规定行动。 如有从关内向关外增援之部队应予以阻止。
也就是说天津军想利用这个机会完成增强兵力的宿愿，并与关东军遥相呼应，在山海关歼灭锦州的中国军，进而继续在华北混乱的形势下寻衅消灭平津地区的张学良政权。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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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九一八当晚的不抵抗命令到底来自何方？
B.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和张学良所面临的国内政局
C. 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中所藏张学良档案里面张学良自己记述的九一八事变
和热河抗战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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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九一八当晚的不抵抗命令到底来自何方？
情况是这样的：
九一八之前的各种迹象表明在东北的中日冲突已经迫在眉睫
7 月份发生万宝山事件，在东北的中国和朝鲜农民争夺土地，
日本趁机在朝鲜鼓动反华风潮，致使上百中国人死伤。
8月发生中村事件，东北军兴安屯垦区的一个团长
捕杀了两名化装成农业考查家的日本间谍，日本关东军
趁机在日本，满洲大造舆论，鼓动侵略。
--->情况上报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荣臻(沈阳)
---------->北平张学良
------->南京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商量应变方案,决定, "此非对日作战时",
并决定外交上, 甚至在实际的权益上作一定的让步，军事上尽量忍让，
派宋子文与日方重光葵商议, 张学良也派汤尔和去日本
甚至日本政府也派专员来华,想制止日本关东军的盲动
=> 七月十二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表示“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十三日， 于右任电张：“中央现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
=>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蒋又一次密电张：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
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铣电）
=> 1931年9月6日张学良又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
“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张学良给驻守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的电报称：
“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
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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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 <---------- 这些命令在 918 事发前都传达到东北军各部队
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偷袭----> 上报荣臻(沈阳)
<-------- 荣臻 (沈阳) 根据事先的命令直接下令“不抵抗”
同时，情况上报
-------> 北平张学良
<------ 张学良确认“不抵抗”命令
同时，情况上报 --------->南京国防部和蒋介石
<---------- 蒋介石和南京政府
确认张学良的处理方针
二十二日，蒋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宣示对日国策时说： “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同日，国民党中央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和翌日国民政府发表的《告全国国民书》，其主旨与蒋介石的讲话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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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 <------ 在这一原则下,更多的不抵抗命令在 918 事发后再次传达到东北军各部队
九一八当天晚餐时张学良还曾接待宋哲元等将领，讨论华北军事问题，当晚张学良在北平招待英国公使和香港的何东爵士，看梅兰芳的京剧，属于外交活动。得到沈阳电话报告后张学良马上返回协和医院处理事情。因为前一段时间患伤寒病，张学良住入协和医院治疗，九一八事发时尚未正式销假办公。
B.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和张学良所面临的国内政局
台湾历史学家蒋永敬描述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关系为
“生命共同体”，即两人立场，利益一致，休戚相关。他们面临共同的
国民党党内，党外的反对派，而各反对派也十分清楚，“反蒋”，必然
要“倒张”。
关于粤系：
当时宁粤分裂。因训政时期的约法问题，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
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于1931年2月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
院长胡汉民，导致粤系国民党于5月在广州设立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
议及国民政府，并屡次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
1931年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后，为对抗南京，广东派的外交部长陈友仁，
当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上尉事件闹得最凶的时候，曾经跑到日本向币原
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议，要和日本合作来打击蒋介石，并准备出卖满蒙
的权益，用以换取日本对广东提供一批武器。此事，幸而错投了门路，
币原喜重郎正是反对日本军人这种做法的，所以两下没有谈拢而作罢。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１８４０－１９４５，
东京，１９６６，５６页。）
广州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曾面告日驻广州领事须磨谓“倒蒋去张之主
张，粤府与日本并无二致”。 (梁敬敦：<<日本侵华有关史料>>，
<<革命文献>>第34辑，P133；粤方与日本交涉，拟成立东北政务委
员会，以居正为主席，许崇智，陈中孚，傅汝霖为委员，并查办张学
良，见“犬养密使”，<<中央公论>>1946年8月 P82-85。)
关于民生：
当年我国发生百年不遇的水灾，水灾漫延十众省，尤以长江及淮河流域
为甚。灾民达5000万人，死亡枕籍；千百万人流离失所，急待赈济。连
年内战之兵灾早已造成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无已。
关于中共：
1979年中共中央党校编辑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有在日本人发动
“九一八”事变以后两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
满洲事变宣言」（按：那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未正式成立）。宣言
认为日本人的企图是压迫中国，“尤其是进攻苏联的战争。所以日本帝
国主义这次行动不啻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与进攻苏联战争的序幕。”
基于这点，该宣言发问道：“全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你们是愿意生息在国
民党的统治下而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割，还是愿意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
进行彻底的反日帝国主义的战争？”于是号召：“你们要联合起来，在国民
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兵士哗变”
并且指出这是“唯一胜利的道路”
在1931年11月7日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继续以武装暴力推翻
国民政府的方针。
关于华北局面：
下文摘录自<<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日本帝国主义因代表英美势力的蒋介石日渐强大，而揣揣不安，固谋
保持其既得利益之东北，并进一步掠夺全中国。阎锡山也想得到日本
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支持，早日回晋继续统治晋绥人民。他们为了各自
的利益，就互相利用，暗中进行勾结活动。
当时石友三部驻河北南部的顺德一带，韩复渠任山东省主席，他们原
是国民军系统的，关系自然密切，旦和奉军素多仇隙。虽都投靠蒋介
石，但蒋对他们也只是一时的利用。此时蒋把北方军政委托张学良全
权负责处理，因而石友三和韩复渠等均感不安，认为必将受到歧视和
排斥。日本帝国主义和阎锡山深知这种情况，即派人和石、韩取得联
系，秘密商定由石友三沿平汉线向北进攻张学良,
韩复渠从山东，晋军和退在山西的宋哲元等部队出兵策应，日军进军
东北抄张之后路，并制定军事布量和行动的地图，分送各有关方面待
机执行。阎锡山派刘噬把地图送给铃永吕、杨爱源，并瞩其按计划进行。
张学良改编石友三部队，石即向张发动进攻。正当晋军准备出动之际，
徐、杨忽然截获萧振瀛致宋哲元一电，谓蒋允好月给宋哲元军的二百
王十万元；晋军出动后，宋即就近夺取山西地盘，军政全归宋掌握。
这样，徐、杨便改变计划，决定晋军不出动，以应付宋哲元之变。此
时石友三军已越过石家庄向保定进攻，各联合军见晋军末动，都观望
不前，而蒋介石却命令商震出兵娘子关，直捣石友三的后路。石孤军
无援，腹背受击，不几日即行失败。
山西军队没有按阎、日原订计划出兵协助石友三进攻张学良，致使石
遭到失败。阎对违背与日本帝国主义所订密约，感到不安，为取得日
本帝国主义的谅解，并作进一步的拉拢，于一九三二年就任太原绥靖
主任后，曾特派晋绥财政整理处处长邱仰睿、川至医专校长靳瑞萱(
字祥垣)相偕赴日，借考查村政名义，向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
郎陈述石友三当时失败的经过和山西未出兵的苦衷。
一九三一年春夏之交，日本关东军司令曾派走狗赵欣伯(后作了伪满
洲国的大臣)由东北到大连见阎说：“东北人民在张学良的统治下，
有如水深火热，希望你以治晋之方，治理东北。”并说： “此为东
北人之希望，亦为关东军之意见。”嗣由阎派靳瑞萱、宋彻向赵答拜，
赵返东北复命。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分裂蒋的力量，利用阎作侵略中国的工具，于一九
三一年八月五日，用飞机护送阎回山西。阎到达大同当日，在赵承授
家住了—晚，赵曾问阎： “你回山西，不怕蒋介石和张学良压迫吗?”
阎说：“恐怕不久全国就要行动起来，反对他们，他们会自顾不暇，对
我也无可如何。”果然，过了月余时间， “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
可见阎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事变，是早有所闻或参与其事的。
C. 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中所藏档案里面张学良自己记述的九一八
事变和热河抗战的经过
张之宇为张学良口述历史项目的主要成员，她也负责整理张学良自１９３６
年以后的私人档案。《杂忆随感漫录》是张学良五十年代奉蒋之命而写的一部自
传，手稿原件现在存于毅荻书斋。张之宇将这部手稿整理在台湾，海外出版。凡
注明(“按：”处)为张之宇的校补。山海关是录入者，他补充了一些历史背景和评
论说明。
《杂忆随感漫录》全文见：
http://www.ch815.com/bbs2/index.asp 人物春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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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忆随感漫录 原著: 张学良 校补: 张之宇 录入: 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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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之经过
我伤寒症痊愈之后，身体极为衰弱，赫尔大夫建议，我须长期休养，彼并愿为我准
备戒除嗜好。我甚同意，所以我未销假办公，仍住在协和医院，由医师护士照料，每天
服药和注射，早晨事到公园各地散步，饮食一切，皆遵医生指定，晚间偶出观电影戏
剧，以兹消遣，皆由两位护士陪同，随时照抚。（按：张氏与秘书二人，在南京贪食鲜
樱桃，患染伤寒病，在协和医院治疗。石友三之变後，九一八事变起，张将军仍在协和
医院休养。平时外出散步，外出看电影戏剧，皆有两位护士小姐陪同。因张氏不许两位
护士着白色制服，穿戴如平时装束，引起外界纷纷传说，协和医院属美方经管，张氏为
此被院方“请出”。）
一切非重大事件，一概不加过问，北平职务，由万福麟代为负责，东北职务由参谋
长荣臻负责。万宝山事件以及中村事件，事前我毫不知悉。迨至日本军人利用中村事
件，大肆宣传鼓动，东北宪兵司令陈介卿（兴亚）亲至协和医院报告，并请求我必须迅
速处理此一案件，否则恐日本少壮军人，欲藉口制造事端。我遂招中村事件直接负责之
关瑞玑（关玉衡）亲加询问。关团长将该事实经过，尽情告知，并请求可开军法会审，
彼到时自己承罪，愿以一死与中村偿命，结束此案，一面扩大，而日方当无可藉口矣。
我嘱彼到宪兵司令部投案，以备向日方办理交涉。不久日本军部知我方有解决悬案的决
心，遂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关团长关瑞玑由宪兵司令将其释放，以免落入日人之手。
［山海关注：
万福麟将军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九一八事变时也不在东
北。
］
我现在欲在此处说一说，关瑞玑的爱国忠诚。当彼在内蒙防地捕获中村伪装为农学
博士，实行调查内蒙兵要地理，搜出其日记地图等等，皆无关于农事者。中村不得已，
承认其为日本陆军大尉。当时关团长与其部属会商，如何处理此一间谍要犯，因当时日
本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我必须将犯人交换其本国处置，这自然彼不但无罪，反而有
功。最重要的，中村是详知内蒙古兵要地理的情形，我虽然将其日记地图没收，但彼仍
能记忆。关等遂决心，将其秘密处死，由彼负责，不报知上峰，以免处置上困难，不幸
被一蒙古人出卖，将中村被捕时的情形及中村在起家中的遗物，献之日方。而关团长到
最后愿付出自己的生命，为我弱国外交上的羔羊，以免损失国家利益，而勉发生重大事
端。
日本野心家，先利用万宝山事件，再利用中村事件，在国内大肆煽动，以期鼓荡，
欺骗日本民众，思以制造成侵华是正当之行动的观念。当我方已知此种情形：（一）我
决定迅速解决中村这一案件。（二）我派汤尔和渡日，向日外相币原表示，我方欲寻求
解决东北悬案之意图，币原甚表赞同，遂决定拟由中日政府选派大员办理。（三）通令
东北军政，凡事慎重，凡有日方挑衅之事，竭力避免，不可与之冲突对抗，以免扩大事
端。此即为不抵抗命令，致为国人攻击我之口实。在此一问题上，我从未有过声述，因
我想知理明事之人，一见即知，不深明理之众，我又何必在个人问题上，哓哓何为。
［山海关注：
8月17日，日方在隐瞒中村等进行间谍活动至事实的情况下，公布中村事件情况报
告，借机在国内煽动对华作战狂热。
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挑衅，张学良于9月5日对应召抵北平的荣臻指示中村事件处理
办法时，命令“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畔，退避为上”。
9月6日张学良又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
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给驻守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
的电报称：“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
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
］
我曾在胡政之（霖）所办的“国闻周刊”上，看见有过关于我的一篇言论，大旨我
略记如下：
“不抵抗主义这个名辞，并不是由张学良创始的，但是如今我们，一提到不抵抗主
义，可就联想到张学良，张学良是这个主义的一个实行者。这个名辞的出现，好像是一
个新玩意儿，但是这主义的精神，早有他的历史渊源，具有十足的必然性。我敢武断地
来说，加入东北负责当局不是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任何人十分之九的也是不抵抗。在
民国十九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不是抵抗了吗？闹了个损兵折将，大为失败，内外责
言，这是促成张学良不抵抗决心之远因也。中东路事件给日本一个暗示，暴露了中国幼
稚无能不团结。当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军人高呼惩罚张学良，消灭东北政权。张学良
本人自己也知道将会有事情发生，但是他总有万一的心理“日本或者是不敢吧？”等到
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他觉着“打是打不过日本的，以不抵抗对付之，不使事端扩大，以
待国际来解决。”那时候张学良是这种心理，中央也是这种心理。所以我说就是换作他
人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也是十分之九的一样不抵抗。以过去的济南事件为证，凡是对
付日本武装挑衅行为，不都是退让吗？我要是给张学良定罪的话，他的罪过不再九一八
的不抵抗，而是在其继续的不抵抗。”
（按：张学良对胡政之所说：“他的罪过不在九一八的不抵抗，而是在其继续的不抵
抗”张氏对胡政之如此批评，至为心服。）
但今日思之，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不可以再事隐默。我今略述九一八事变前后我的
心情，和处置的经过。我先说，我在那个时代对于日本的理解，我认为日本是一个立宪
国家，军部虽有帷幄上奏之特权，但不经天皇批准，国会通过，是不能对外用兵的。有
国际条约之约束，元老重臣之稳重，虽然日本少壮军人，从事煽动，如果我方不给以可
乘的藉口，不根他武装冲突，那是不会发生军事问题的。
这是我对于九一八近年时的日本少壮军人的嚣张和日本当时的政情，未能随时彻底
研究主义，仅根据旧日对日本之理解，此乃我的重大错误。
我再说我当时在情理上对日本的判断。我想虽然日本少壮军人们浮动浅识，但仍有
其重臣元老。入日本无故对中国发动战争，以军事占领中国土地，蛮横侵略，凡有深远
眼光的人，会明白将来的结果，对日本不会有利的。他们负责的人，安能见不到这一点
吗？我对于这一观察，虽然是错了－－而日本终于不顾一切，发动蛮横的侵略的战事，
但至最后，日本终自食其惨痛的结果，这一点也可以说我是没有错。
上述是我对当时日本方面之判断。同时迷信条约神圣，错估计国联的制裁力量。诚
然是，我当时料其不敢，在利害观点上，我更料其不能。当时我是认为国联可以解决争
端的。基于这些心理，所以我自始至终，竭力避免事端扩大，以期易于解决，遵守国联
的警告。我佩服国闻周刊的言论，他说到了我内心的隐情。
日本军人，内乘我正卧病协和医院，张辅枕奔丧锦州，万寿山在北平给我代理职
务，东北长官皆不在职。外则长江水灾，粤变，和共匪猖獗，发动九一八事变。该夜我
同英国驻华公使蓝博森博士，在第一舞台观剧，约在十点三十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
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即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
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
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
总领事处接洽交涉。通话之时，电话中断。因恐尔后联络断绝，遂用无线电令，荣臻，
臧式毅二人全权负责处理一切。并屡询情况的变化，到半夜二时许，无线电台被破坏，
整个通讯中断矣。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情示之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
涉，彼答以不知其祥，仅允转其驻京公使而已。我对于沈阳情况，十分焦虑，遂利用长
途电话令新民县知事魏键，设法向沈阳联络，随时向我报告。
事变之后，政府和我的见解是一样的，认为条约神圣，国际正义存在，对于日本这
种侵略的行为，必当仗义执言。遂信赖国联，而不同日本直接交涉，以免损失权利，所
以币原所提之五项原则，拒不接受。对于日军行动，听从国联劝告，竭力取容忍方针，
静待国联解决。但使我痛心者，是当时全国不但未能团结一致对外，反而利用外交问
题，发动政争，以逞私愤。在中央迫 蒋主席下野，改组为不伦不类的政府，成为一国
三公。孙哲生（科），汪兆铭相继为行政院长，而又负不起责任，如锦州，山海关发生
问题时，凡有请示，皆答为，相机处理，或善为处理。在地方，山东韩，刘火并，四川
二六对垒，粤则二陈相战，贵州毛酋之争。我触目惊心，心灰意冷。
［
山海关注：
国联行政院根据中国的提议，9月30日通过了限令日军于10月14日以前撤兵的决
议。日本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代表声明接受国联决议。张学良委托顾维钧由北平到
达南京。１０月５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就日本撤兵问题照会日本政府。９日，
日本提出先谈条件后撤兵的答复，并抗议中国的“排日”行动。同时，日本派遣大
批军舰到达上海。张学良多次电南京政府，希望立即交涉。６日，顾维钧受蒋介石
委托，由南京返回北平，向张学良“代达”蒋介石的指示，即： “日本届期延不撤
兵或更别有暴行，自在意中。我方如何应付、此时正在研究，并须视彼时国联行政
院开会后如何解决而定。盖国联虽不可侍，亦非尽不可侍。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
尽力至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与减小日本直接
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此。”
币原五项原则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０日，国联行政院五国委员会劝告中日两国直接谈判。10月26
日，币原提出解决“东北纠纷”的基本条款五项：(一)彼此放弃侵略政策及侵略行为，
(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三)凡有妨碍自由贸易及足以惹起国际间仇恨之一切有组织之
举动，一概予以取缔， (四)日人在满洲全境内经营之所有和平事业，予以有效的保
护，(五)尊重日本在满洲条约上之所有权利。币原并表示，愿与中国开始谈判，恢复两
国通常关系，还主张将东三省日军撤回铁路区域。币原的“基本条款”，反映了日本统
治集团中主张用政治、外交、经济的方法，以渐进步伐实现日本对华侵略目标的那一派
人的主张。币原的声明发表后，国民政府有关要员“在主席（蒋介石)官邸集会讨沦，
一部分出席人员认为日本“此举可能是(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不妨试探其真意，随后斟
酌馆情形，作进一步之处理，不宜不留余地的拒绝”。“一时会场空气，倾向于采取若
即若离之态度。然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说，主张拒绝”。结果，主张依靠
和通过国际联盟处理中日事件的意见占了优势，接受币原声明之说遂被否定。正加蒋作
宾后来不无惋惜地回忆道：“我国政府在熟辩深思之后，仍予拒绝，一心一意听候国联
之处决。”
］
［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５日，蒋介石下野，
１９３２年 １月２１日蒋介石重回南京；
１９３２年 １月 ２日下午二时日军侵入锦州。
１９３３年 １月 ２日日军陆，海，空军及装甲部队协同作战，攻占榆关。
］
汪兆铭于廿一年夏间偕宋子文，李济深莅平，见面之后，出示 蒋委员长亲笔函，
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
日本有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真有坚决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
蹈当年抗俄的覆辙。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的言论攻击希
望我对日做一个战争的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
论之指责夜。”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你牺牲将
士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 蒋委员长的意思。”
我说：“你若说是 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使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他
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
拿人家的性命来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汪呈不悦之
色，乃言曰：“我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亲来同你商量，那么同蒋委员长的命令，又有什
么分别哪？”我说：“命令是命令，我服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命令，那是我军人的职
份。至于命令所做的事，我只是执行，我不负道义上的责任。商谈是商谈，我不计较什
么行政院长的身份，为了政治上的利益而牺牲我部属的生命，我良心上是作不下去，我
决不敢苟同。请汪先生你要原谅我。”此一会见，遂不欢结果而散，汪兆铭返回南京。
导致因热河问题，发生汪院长通电请我同他共同下野。我立即辞职，经华北诸将坚决的
挽留，而政府亦未允准。此事的发生，在华北引起数端不良之后果，使东北将领，不分
皂白，对中央人员，发生误会，使我处于其间，很是为难。在热河的问题上，亦受了相
当的影响。
（按：张学良引咎辞职，北方将领联名愿与其共进退。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特任张以全
权代表委员长名义，代蒋处理一切，仍留北平。厚爱之。）
［山海关注：
汪，张之争的背景是日军要攻热河，中国军队当然要准备防守，但是热河
的汤玉麟并不是张学良的嫡 系，也是独霸一方已久的军阀，和日本人，
国内的粤系等也暗中有往来，汤不愿意张学良的嫡系部队进入热河。处理
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很麻烦的，张和蒋两人对此事如何处理，如何让张学良
的军队能够妥善的进入热河布防，而不激出“兵变”或“内战”，一直在进行
密商，这就是下面蒋的日记里面提到的“出兵热河计划之实情”。 而汪精卫
对军队系统内部的这些过节自然不怎么明了，而汪与张本有宿怨，致使本
可以协商解决的事情，却搞得政坛顿起风波。
蒋介石一九三二八月十日之日记，『今思汪兆铭、张学良二人之言行，皆为私而不
顾大局，令人愤慨，汪尤不如张也。惟徒愤无益，须勉强支持，为国相忍，决令张辞
职，嘱其顾全大局，而以另组北平军事委员会，嘱张推举人选报核，对汪则嘱唐有壬转
告北方及出兵热河计画之实情。如鱼（六）日能略加忍耐，不发表攻击电文，则出兵之
计可成；今竟激成北方将领之怨愤，而使此计画中阻，未审汪氏能自悔卤莽否也？呜呼
！汪氏终非可共谋国是之人耳！』
联名挽留张学良的为宋哲元，万福麟，商震等二十九路军，东北军，晋军共５７名
将领。
汪张之争的经过，摘自《汪精卫评传》：
汪精卫上台后曾想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号，给自己涂上一些抗日
的色彩，作—点抵抗的姿态。一九三二年三月，刚当上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指令陈公博、
李济深去北平，劝说张学良在山海关外向日军反攻，以策应上海抗战。但张学良答称他
道循：‘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的方针，不肯出兵。上海停战之
后，热河吃紧，国联调查团来中国，日寇制造伪国等一系列棘手的外交问题要由汪精卫
负责处理。他既要讨好国联调查团，又不敢迁怒于日本，既想逃避国人对他的谴责，还
得按国民党中央制定的对日妥协方针行事。为此，汪精卫偕同顾维钧、罗文干、宋子
文，一次又一次地上庐山与蒋相商，然后再去北平征求张学良的意见。
汪精卫不甘心处处做矮人，想增加一点身价。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九日汪精卫到北
平，曾与张学良相商，请张能整理华北政务，出兵东北，张答，须委员长亲自下令。汪
再想与其相商，张称病进入医院，汪精卫在平住了四天，张一直对他怠慢。六月二十二
日，汪精卫经过济南，劝韩复渠出兵抗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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