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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王淦昌先生是受杨振宁愚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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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王淦昌先生是受杨振宁愚弄了
---许良英,仲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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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良英：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一日香港《联合报》，以“王淦昌称受人愚弄……”为题发表布
了杨振宁和王淦昌先生关於宽容呼吁书的信件，读後骇异万分，大惑不解。经过反
复回忆思索，并於七月十五日同王先生当面耐心交谈後，问题究竟何在，已昭然若
揭。为了便於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得从历史说起。
一、王先生和我的师生情谊
王先生是我一生最尊敬的老师，也是多次解救我於危难之中的恩师，我们之
间五六年的师生情谊，我引为自豪。一九四二年我大学毕业时，王先生再三要我留
校当助教，做他的研究助手。只是因为我那时血气方刚，执意投身革命，不得不婉
言谢绝王先生的好意，毅然跨出校门，去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两年後日寇侵犯桂林
，我流浪於桂黔边境山区，王先生在报上登寻人广告，召我回母校工作。
一九七五年初，王先生获悉我在农村生活苦难，给我写信，说我以後的生活
费由他“包下来”。从此，他每月从四川用“王京”的名字寄钱给我三十元。当时
王先生身处极机密的核武器研究领导岗位，前几年又挨过批判和凌辱，竟要包下一
个在农村“改造”的“阶级敌人” (我因一九五七年反对反右运动被划为“极右份
子”，回老家当了二十年农民)的生活费，这要冒多大的风险！鉴於王先生不仅在
我国科学事业和国际粒子物理学研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贡献，而且他的高尚品德堪
为後人典范，
一九八六年我约胡济民等三位老同学编了一本祝贺王先生八十寿辰的文集
“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这项工作得到了普遍好评，并且打破了不准为德高望
重的知识分子公开祝寿的禁忌，使以後类似的祝寿文集犹如雨後春笋出现於大陆。
一九八九年一月，为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和法国“人权宣言”二百周年，
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我起草了一封致当局的公开信，指出当前“腐败成风，官倒
猖獗、物价飞涨、人心涣散、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面临严重危机”，欲摆脱困境
，必须“使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必须“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
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必须“防
止由於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释放一切
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这封於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发表的
联名信上签名的共四十二人(绝大部分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就是由王先生和钱临照
先生领衔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对国是公开发表意见。
二、宽容呼吁书的缘由和签名过程
今年四月上旬从西方友人来信得知一九九五年是联合国宽容年，感到非常高
兴。因为我是研究科学史的，深感宽容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至关重要，早在八零年代
初我即在自己的论文和著作中强调了宽容的历史意义：反观我国传统文化中却缺乏
宽容精神，习惯於定於一尊，强求思想意识的一律。而宽容精神的缺乏，正是我国
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联合科学界和知识界的朋友，发表一
个呼吁书，以迎接宽容年，改变我国传统的不宽容的状况。於是我托人向联合国索
要有关材料，四月下旬读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十几页内部资料，即着手起草呼
吁书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四月二十六日完成草稿，我找了几位
大学时的老同学(也是中共老地下党员)征求意见。他们都很支持，并且对文字作了
些修改。
第二天一早我去看王先生，希望像一九八九年四十二人联名信那样由他领
衔。那天他要外出开会，约我八点半去。我向他介绍了联合国宽容年的宗旨和我起
草的呼吁书的内容要点，他都一一首肯。他说签名没有问题，但不能领头，可放在
第五名。我说，我要保护像王丹这样的青年人，可是去年三月起我自己当时常遭到
骚扰，甚至被软禁了三天。现在我也需要王先生来保护。王先生听後动情地说：“
我可以为你的事专程写信给江泽民！”
由於他九点钟就要走，我把呼吁书的复印件留给他，希望他仔细看了後再给
我电话。我正要站起来告别，他说，“拿过来，我签名。”那时呼吁书上已签了三
个名，我说：“这几个人都是你的学生，你总不能签在他们後面吧，”於是他毫不
犹豫地在前面空白一处签了名。临走时我还提醒他，请他抽时间看一看呼吁书的复
印件。他干脆地说：“用不着看了，你写的东西都很好，我完全信得过！”而且还
说，“你是好人，我从来都要保护你！”当时我很受感动，当天的日记上还写上这
样一句话：“有这样一位终生爱护我的恩师，是人生一大幸福。”
这个呼吁书也得到了几位德高望重的知识界前辈的热忱支持，如九十一岁高
龄的老作家楼适夷先生，以敢於直言著称的老翻译家梅宪益先生、伦理学教授周辅
成先生和剧作家吴祖光先生，他们都以为宽容是医治我国社会病态的良药。
鉴於缺乏宽容是全社会的通病，我们不仅要向当局呼吁宽容，也要向社会公
众呼吁宽容。因此，我除了请有成就的科学家和知识份子(他们大多是我的老同学或
老朋友)签名以外，还有选择地请一九七八——七九年民主墙时期和一九八九年民主
运动的代表性人物签名。他们共七、八人，多是素质较好而受过不宽容之害的年轻
有为者。他们都主张中国民主化道路必须是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反对搞地下组
织和地下活动，反对搞造反运动，而这些也正是宽容精神所要求的。
在北京征集签名的同时，我给外地一些老同学寄去呼吁书稿复印件，希望他
们签名。可是这些信全被邮局扣留了。十多天後南京一位同学来信说，支部书记找
了他谈话，要他不要在呼吁书上签名，但究竟是什么呼吁书，他完全莫名其妙。
签名征集工作由於受到无端的干扰，不得不於五月十四日提前截止。签名者
共四十五人，其中自然科学家二十一人，社会科学家十二人，文学家四人。四十五
人中将近半数是中共党员，而其中大多数是老地下党员(至少十五人)。五月十五日
我以个人名义分别给江泽民、乔石写信(内容相同)，并附以呼吁书和签名者简介的
复印件。同时我也把这些文件寄给王先生、楼适夷先生等十九位签名者，这些邮件
又全部被扣。
三、呼吁书发表後所受到的压力和骚扰
我们的呼吁书於五月十六日公开发表，当晚“美国之音”播了消息和对我的
访谈。第二天晚王先生给我电话，对“美国之音”播了我们的呼吁书十分不高兴，
说“美国是帝国主义，怎么可以送给他们发表？”我说，这个呼吁书是向全社会呼
吁的，国内新闻媒介拒绝传播，仿效我国领导人常用的“出口转销”的办法何尝不
可，只要他们不歪曲造谣就行了。我估计他已受到了压力。
随後我了解到，就在五月十七日晚七点，核工业总公司(前身为核工业部，
王先生曾於一九七八——八二年间任副部长)一位行政人员(是王先生以前的秘书)
找了王先生，要他撤回在呼吁书上的签名。王先生拒绝了。此人回去後，到晚上十
点又叫来核工业总公司办公厅主任来纠缠王先生，一直磨到午夜十一点半。王先生
无可奈何，由家人出来打圆场，写了几行字，责备自己并未详察呼吁书 (他误为致
江、乔信)内容，算是交了卷。
核工业总公司官员这种无理行为，不仅侵犯了八十八岁高龄老人必要的睡眠
休息权利(犹如“三反”、“文革”时的“疲劳轰炸”)，而且是对一位有国际声望
的老科学家人格的极大侮辱。这不禁令人想起一九四五年二月重庆文化界三百一十
二人(由郭沫若领衔)联名发表的“对时局进言”的遭遇。这个“进言”系响应中共
号召，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束一党专政，取消党化教育，释放一切政治犯。
国民党视为洪水猛兽，迫使少数签名者发表否认签过名的所谓辟谣声明，对不肯就
范者以杀戮惩戒之。浙江大学政治学教授费洛就因於当年三月五日被秘密逮捕杀害
於集中营。费洛教授是王先生同事，深得学生爱戴，当时年仅四十。
五月二十日我去看望王先生，他情绪已恢复平静。我给了他呼吁书定稿和签
名者简介等复印件，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有提任何意见，只是对“美国之音”
突出宣传了他表示不满。交谈中他说了一句“你是造反派”。我说，解放前我确是
造反派，但民主运动不是改朝换代的造反活动，我是要推进中国民主化，不是要造
反。他对此表示满意。看来，王先生所受的精神压力已经过去，我感到欣慰。十多
天後，有记者来电话，说美联社转发了一条关於王先生前几天被警察盘问了七小时
的消息。这显系谣言，为了保护王先生，我即向美联社等几家新闻媒介辟谣。
在五月十七日王先生度过一个不愉快的夜晚之後，第二天来了一批警察“守
护”我们楼门口(我们这座楼有六个签名者)。自从去年三月我们发表改善我国人权
状况的呼吁书以来，这已是司空见惯了。五月十八日下午刘刚弟弟刘勇和原北大技
术物理系学生武运学要求来看我，迄未见影踪。直至一个多月後，刘勇来电话，说
他们那天刚进我们楼的电梯就被警察扣了，他在拘留所关了一个月，武运学至今下
落不明。五月二十一日晚浙大有位研究生(女)找我谈她的毕业论文事，她下楼後被
警察扣留了四小时，直至午夜十二点才放她回去。
五月下旬，宽容呼吁书签名者先後有七人被警察传讯，其中有黄翔、王丹、
刘念春三人至今仍被关押。
呼吁宽容者竟遭受如此不宽容的待遇，完全是始料不及的。为了信守呼吁书
中所说的“避免激化矛盾的极端情绪”，我还是规劝朋友们静观事态的发展，不要
急於作出强烈的反应，自己也没有发表任何抗议声明。
四、王先生是受杨振宁愚弄了！
王先生因呼吁书的签名问题所受官方的精神压力，在我五月二十日见到他时
显然已不再存在，这件事本来已经了结。想不到一个月後，身为美国公民的杨振宁
以其反对中国实现民主化的偏见，故意向王先生传送错误信息，刺激王先生，使王
先生原已平静下来的心情骤然紧张波动，以致难以自制；并且居心叵测地把有损王
先生声誉的私人信件在海外公布，这一巧妙而阴险的绝招，做到了中国某些权贵想
做而做不到的事。
仲维光：
此次事件和八九年的签名信不一样的是，杨振宁先生要继续导演这件事。
他为此事专门给王先生寄去了信。首先，从信可知，杨先生给王先生寄去了一些谴
责和讨伐的材料，以及他自己的发言。并表明此信已经给国家造成危害，表明立场
後，询问王先生为什么签名。和许先生不同，杨振宁和王先生在此事中的关系则是
另一种性质。杨振宁实际上是以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在私人信件中逼迫王先生在“危
害国家”问题上表态。而王先生在信中所澄清的就是，损害了国家，实非自己所愿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是自己受到愚弄的结果。而杨振宁收到此私人信後，接着
要求公布此信，这实际是一种心理诱迫。在杨振宁这样一个人面前，王先生无法拒
绝。在这件事情上，杨振宁先生充分运用了他的地位和声望，带着王先生走。
在整个事件上，王先生在和许先生的关系上是主动的，在和杨振宁先生的关系上
却是被动的。
事实上，使王先生说出“愚弄”一词，也属心理诱迫的结果。王先生从事科学，
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唯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科技进步”。杨振
宁先生很了解这一点，因此祭出“危害国家”乾坤圈，自然打中了王先生的要害，
王先生要么花力气和杨先生争论辩驳这没有“危害国家”，要么否定自己，两者中
唯有“受愚弄”一条托词，可以躲避左右。但是，他却没有料到，杨先生还有第二
着，要求公开他的私人信件。杨先生此言一出，王先生又怎能拒绝。
但是，这件事对我来说，却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只用受愚弄来解释。杨振宁先生之
所以能把王淦昌先生在呼吁宽容信上签名事件导演成一个“闹剧”，是因为他利用
了王先生在价值问题上矛盾:尊重个人人权、人是最重要的，还是国家、民族至上。
在当代社会中一个拥有现代知识，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把个人和人权
价值作为最根本的价值，则有可能被人利用，走入尴尬境地。
许良英：
七月十五日同王先生交谈时，我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你是受杨振宁愚弄了
！”王先生承认自己在政治性问题上反映不敏，“是个木头，要不是受你愚弄，就
是受杨振宁愚弄？”我诚恳地告诉他：“我一生没有说过一句假话(除了解放前为了
对付国民党特务)，而王先生是我的恩师，我怎么会愚弄你？”王先生说，杨振宁是
大科学家，最近他送来一本书，书上有人称他为二十世纪的麦克斯韦(Maxwell)。我
说，我无意贬损他的科学家成就，但是怎样做人，又是另一回事。像爱因斯坦(Ein
stein)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人格也是高尚伟大的。而像勒纳德(Lenard)和斯塔克(S
tark)，他们虽都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却都是纳粹的帮凶。又如马可尼(Marconi)
，也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却自愿为莫索里尼侵略阿尔巴尼亚卖命。
“六四”後不久，南开大学出版了一本杨振宁演讲集，扉页竟然是杨振宁和
李鹏的合影。对比之下，李政道不失正直科学家的本色，他为一九八九年五——六
月间在北京香山国际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的论文集所写的序文中，叙述了自己当时
所见所闻，最後表明以论文集献给“六四”死难者。又如，前几年杨振宁竭力鼓吹
中国应走新加坡道路，经济发展不需要民主！针对这种巴结权贵、蛊惑人心的反民
主论调，我於一九九二年写了一篇短文“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指出：
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应该高呼“希特勒万岁”了。
杨振宁多次自称是爱因斯坦的追随者，而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职位
头衔又是“爱因斯坦教授”，我衷心奉劝杨振宁教授，在为人品德方面也学学爱因
斯坦。爱因斯坦一九五三年写过一封谈人权的信，说“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
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
在犯同谋罪。”这里所说的恶劣情况，主要是指践踏人权的政治迫害。在爱因斯坦
心目中，对这类事件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就已是犯同谋罪；至於那种以自欺欺人
的所谓“爱国”的花言巧语主动助纣为虐的恶行，必遭爱因斯坦忿怒叱责。
王淦昌先生这次所以会不经意地落入别人精心设计的陷阱，表明了王先生的
确缺乏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这是他长期来所处的国防科技系统的封闭环境所造成
的。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他依旧停留在五零年代初“思想改造运动”和“抗美援朝
运动”(一九五二年王先生还曾去过朝鲜战场检测美军投射物的放射性)时的水平。
那时要求人们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
美帝国主义”思想。王先生至今仍称美国为“帝国主义”，称一九四九年以前为“
旧时代”，是不难理解的。王先生认为自己政治上是个“木头”，易受人的愚弄。
情况确实如此。只是应该明白：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愚弄人，更何况对自己的
恩师。王先生是我永远敬爱的恩师。当然，我也永远记取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
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一九九五年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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