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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胜于俞立功羞答遮掩的拥共坦白，供研讨】白展基 ：论中国的民主进程（要点：支持中共，渐进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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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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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论中国的民主进程
白展基 于
经常在网上读到民运人士狂热的反共言论和国内自由主义者温和而坚决的反共主张，心里不以为然，故不揣谫陋，作此小文，以论证激进民主之不可行，并主张中国应在共产党领导下逐渐推进民主化。
一、西方民主的艰难历程
近代欧美诸强国的民主政治各有其坎坷经历。
英国是近代民主的先驱，1649年发生民主革命，经过克伦威尔的专制以及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初步建立起君主立宪的议会民主制度。英国之所以能在短短四十年间建立起近代民主的雏形，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资产阶级与国王和贵族的妥协。这种妥协既保证了民族的凝聚力，也避免了在旧的权力结构彻底解散的情况下难免会发生的社会动荡。
法国大革命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典范，也是西方民主艰难历程的象征。从大革命开始，法国经历了雅各宾派的暴政，拿破仑的帝国及其战争，波旁王朝，七月王朝，1848年革命，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普法战争，直到1872年的巴黎公社被镇压之后，共和国的体制才初步确立，国内政局稍稍稳定，但民主政治的运作仍然杂乱无章。直到戴高乐凭借其在二战中领导法国抵抗运动的政治资本，以强人姿态于1958年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法国才最终确立运作良好的民主政体，时距法国大革命已169年。
德国在1919年建立共和国，实行议会民主，希特勒于1933年靠选举上台。德国民主这段弯路，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
美国的民主历史是与种族压迫，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相伴随的。此外，1860年代有内战，1950年代还出现了麦卡锡主义的恐怖。直到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今日美国吹捧的“普世价值”才逐渐成为美国的意识形态。以上粗浅的历史回顾是要说明一个同样粗浅的道理：以西方国家的经验，从民主革命到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的形成，要经过漫长的动荡岁月。
让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中国立即引进以政党轮替议会民主为特点的西方民主制度，中国会不会进入一个动荡时期？这个时期要多长？以中国国家之穷，人口之众，灾难之频，资源之乏，民族之多，地方之大，环境之差，民主根基之浅，社会力量之散，--我实在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会不经过一个长期动荡的阶段，一跃而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民运人士会说，要民主就得有代价，短期损失换取长期发展。这个说法很成问题。与西方民主的进程相比，中国如果只须经历三五十年动荡，已经算万幸了。但中国经济再耽搁三五十年，恐怕任何体制都救不了我们了。再者说，如果民主的精神是以人为本的，它就没有理由要求一两代人抛弃安逸的生活去经历动荡，象某些宗教要求以现世的苦行换取天堂的欢乐那样。今日之呼吁立即以西方民主取代现行制度者，其实仍然没有脱离决定论的思维定式。仿佛只要主义一真，其他问题迎刃而解；只要主义不合，什么周恩来朱容基，统统不是好东西。所以他们的意思，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先把那主义实现了再说。中国自由主义的鼻祖应该是胡适，他倒是反对任何“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的。他的那句“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至今仍比那些民运人士的千言万语高明。
二、西方民主与民族分裂
西方民主的选举政治具有放大差异的特点。候选人为了争取选民的认同，需要夸大自己和其他候选人的差异，并竭力引导选民相信他们是特殊的一群，需要由特殊的人来代表。选民在选择候选人的时候，也在审察自己的身份，认识，夸大乃至塑造自身的特殊性，最后认同于某个候选人。由于民主政治天然地具有塑造特殊身份的倾向和需求，媒体和学术界也加入了推波助澜的行列。于是人们之间的地区，宗教，年龄，性别，教育，财产，族群等各种差异被一一放大。其中族群差异在选举政治中最具号召力，因而最被政客青睐。陈水扁对台湾岛内以及两岸之间族群关系的挑拨和利用，是我们熟悉的例证。因此，对于一个尚未充分整合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匆忙实行西式选举政治，将陷入前苏联或前南斯拉夫那样的分裂结局。
实际上，成功的民主政治多见于民族问题较为单纯的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几乎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英国最早实行近代民主，当时“民族独立”尚未象今天那样成为“普世价值”，又有王室作为国家统一的象征，所以英国没有分裂。但其国内的民族问题至今没有彻底解决。美国虽然是个多族裔的国家，然而其少数族裔几乎没有形成民族。而且美国的少数族裔居住得很分散，以至于他们不仅在全国是少数，在几乎每一个地区也是少数。这样就保证了白人在选举政治中的绝对优势，而国家也没有分裂之虞。世界上除了中国人自己之外，恐怕没有多少人不乐见中国分裂的。在目前形势下如果中国失去共产党这一权力中心，则分裂势力内有选举政治提供合法性，外有强邻恶霸在物质和舆论上进行帮助，民族分裂不可避免。到时候，台湾西藏自是毫无希望，新疆内蒙或许也难保住。兄弟阋于墙，亲者痛而仇者快。
这并不是说中国为了统一就永远不能搞选举政治，而是说中国在实行选举政治之前要增强民族凝聚力，并保证不出现过渡阶段的权力真空。增强凝聚力，避免权力真空，
一要加强民族文化建设，
二要逐渐推进政治民主化，
三要发展民族经济。
台独分子不认同大陆，与其说是因为不接受共产主义，不如说是嫌大陆穷。就象发了小财的人不愿意跟穷亲戚往来。又有一些藏独分子，以为独立以后，可以得到很多美元英镑，供他们诵经念佛。所以说只有国家富强了，才能近悦远来，维护统一。
三、东亚民主的启示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都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年代起飞的，当时韩国是朴正熙的军事独裁，新加坡是李光耀的“民主集中”，香港是英国总督说了算，台湾是蒋家王朝。从八十年代开始，各地相继民主化，其过程相当平稳。至于日本，除了几年前短暂的政党轮替之外，1955年后一直是自民党专政。由此引出的结论，当然不是极权政府促进经济发展，而应该是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但这个结论不是我要关注的重点。我想在此探讨的是财富与民主的关系。
首先，良好的民主以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为基础，只有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富裕社会，才有可能出现稳定的中产阶级和成熟的市民社会。
其次，财富所带来的个人自由是实行民主的前提。在贫穷的社会中，个人既没有积累起一定的财产，又缺少再就业的机会，又没有社会保障，他必须不顾一切地保住目前的工作。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也不例外，他们缺少另谋生路的个人自由。政党轮替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他们会不惜一切手段来反对。
因此在贫穷的国度搞名义上的民主，往往以实际上的暴力独裁收场。相反，在富裕的国家，执政者除了执政外，还有多种活法可供选择，因而也比较愿意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
再次，相对公平的民主选举，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社会财富。贫穷的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组织公平的选举，因此往往因选举不公而陷入混乱。
世界上的国家其实多数是采用着或采用过民主制的，可是我们一提民主，脑子里出现的总是西欧北美，而不是尼日利亚斯里兰卡。尼日利亚斯里兰卡的例子说明，在贫穷的国家搞欧美式的民主，既得不到真正的民主，也难以发展经济。东亚的民主则启示我们，“发展是硬道理”，社会财富的增长是政治民主化的保障。因此，即使仅以政治民主化为目标，中国的当务之急，仍然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而不是急忙进行高风险的急剧的政治变革。
四、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理由
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中，共产党的名声很臭，学术界有不少人拿苏共与纳粹相提并论。在这种环境中，民运，台独，藏独，法轮功自然如鱼得水，反共不遗余力。许多侨胞也觉得共产党政府的存在妨碍了他们对祖国的认同。即使拥护共产党的人也觉得羞羞答答，不敢公开承认。在日益崇洋的国内学界，重量级人物尽量地不谈政治，而反共的往往暴得大名。群众中支持共产党的固然大有人在，不满情绪也很普遍。就是在党内，也有不少人预先留着退路，准备做投机分子。
我以为，中国人不必理会西方舆论对共产党根深蒂固的敌意，应该理直气壮，毫不动摇地支持中国共产党。我的理由如下：
第一，中共是维持中国统一，稳定，繁荣的唯一现实的政治力量。这一点勿庸赘言。
第二，中共越是受支持，中国的政治环境就越宽松。反对者越多，则镇压越厉害，控制越严密。镇压越厉害，控制越严密，则反对者越多。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历史上的暴君总是出现在危机四伏的年代。暴君固然可以导致危机，但危机更能够制造暴君，所谓乱世用重典。目前国际社会动辄以经济制裁来惩罚某些独裁者，结果只是令独裁者更加独裁而已。即使是民主社会，一旦受到威胁，则人民将不得不牺牲某些自由。九一一之后美国人的自由受到了许多新的限制，穆斯林社群更是处于情报机关的严密监控之中。我们既然已经认定中国需要中共，就应该毫不吝啬地表达我们的支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批评中共，只是说我们不应该在批评的时候挑战其合法性，不应该再象十几年前那样陷中共于不义。中共越是自信，对批评就越宽容。
第三，中共与以前的共产党已大不相同。共产党最受人诟病的，一是计划经济，一是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已经摆脱了这两样东西。目前的中共，与斯大林时代的苏共根本不同，就好象布莱尔的LABOR PARTY与金正日的LABOR PARTY根本不同一样。
第四，中共越受支持，资本家就越乐意投资。资本家唯利是图，他们可不象某些中国学者那样在乎西方舆论。他们所需要的是政治稳定，而不是西方人所谓的“政治正确”。对资本家来说，投资回报率与中共受支持率成正比。
第五，中共越受支持，腐败就越少。首先，群众的支持和监督是中共打击腐败的政治资源。其次，短期效应所导致的腐败可望减少。有这么一种人，以为中共反正要垮了，现在是浑水摸鱼的时候。这就是由看衰中共而引发的短期效应。群众对中共的广泛支持可以向投机分子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共政权将越来越稳定有序，搞腐败没有前途。最后，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可以激发官员的责任感廉耻心，从而减少腐败冲动。
第六，中共越受支持，就越能推动改革，越容易取得改革的成功。从历史上看，改革中的政权是最脆弱的。清朝挺过了太平天国起义，却在清末新政中崩溃了。苏联如果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不会那么快解体的。苏联的经验是中共改革的障碍，只有在群众的坚决支持下，中共才有信心推动改革。
五、司法改革先行，人大改革慎行，新闻改革不冒进
中国的政治改革以不妨碍社会稳定为前提。所以必须寻找风险较小的突破口。而司法改革正是这样的突破口。
中国的司法体制存在着司法行政化，司法业余化的弊病，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司法业余化是指司法人员素质不高。在基层法院和检察机关中，复员军人，转业干部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相当高的职位。尽管近年来加强了业务考核和岗位培训，但改革的力度是远远不够的。法官应当是专业要求最高的职业，不应从学校直接引进，应该从检察官和律师中挑选业务出色德高望重并具有高等以上学历者担任；其中中级以上法院的法官应具有法学博士学位。所有检察官都应具有高等以上学历，其中中级以上检察院的检察官应具有法学硕士以上学历。所有法院检察院中的行政职位，都必须由专业人士担任。司法行政化是指司法机关缺少独立性，矮化为政府的一个部门，丧失了其对政府部门的监督作用。各地都有一个政法委书记，领导整个公检法系统，有权把三个部门所有的领导召集起来布置任务研究特殊案情。这种状况与法制社会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应该从组织上，人事上，财政上使法院检察院与同级地方的党政部门脱离隶属关系，以便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督。上级党委对法院检察院的领导也只能限于依据法定程序推荐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不能直接对法院检察院的业务工作发号施令。司法改革将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为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提供制度框架。其风险极小，操作简单，而成效极大，应当成为政治改革的开路先锋。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改革不慎将会动摇国本。戈尔巴乔夫改革苏维埃选举制度，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灭亡（叶利钦通过俄罗斯杜马宣布苏共非法）。人大制度在理论上是可以起到对政府部门的监督作用的。只是由于各级党委目前都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来确保自己推荐的候选人当选人大代表，所以人大的权力实际转移到了党委那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新成长的社会力量完全可以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挑战共产党对人大选举的垄断。目前不宜扩大直选范围，比较可行的改革方案是实现人大代表专职化。任何人大改革方案都应在个别地方实行相当长的时间以考察其成效。
新闻改革在抗疫以来已经很有起色，这是很让人高兴的。新闻媒体的有效监督有利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减少腐败，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提高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但是读者和记者都不能对媒体的功能期待过高，媒体的功能在于揭露问题，不在于解决问题。就象游行的功能在于表达观点，而不在于强求政府接受此观点一样。但如果媒体揭露的问题老是得不到解决，就会引发群众广泛的不满。因此司法改革，政府改革应能跟得上新闻改革的步伐。象最近的孙志刚案，媒体很起劲，而广东的司法部门行动迟缓，让许多人干着急。新闻自由要有个限度，不能冒进，反共反政府的言论坚决不让登。这个方面又是戈尔巴乔夫提供了反面教材。戈氏特别在乎西方舆论对他的评价，动辄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他先是鼓励媒体对共产党提出批评，希望借此推动政治改革。等到他发现过度的言论自由已经损害了共产党自身的合法性的时候，他由于害怕败坏自己在西方媒体上的开明形象而不敢加以限制，结果导致共产党丧失政权。总之，加强司法监督，人大监督和新闻监督，是提高民主化程度的可靠途径。
结论
一鸟在手，胜过两鸟在树。中国人应该珍惜改革开放的良好局面，在中共领导下，走一条稳妥的富强民主之路。不可幻想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让中国一下子摆脱贫穷落后。尤其要警惕那些不希望中国强大的国家利用舆论对我们进行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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