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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砸一板砖---同芦笛商榷“民主恩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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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砸一板砖---同芦笛商榷“民主恩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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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砸一板砖---同芦笛商榷“民主恩赐”论 (917 reads)      时间: 2001-12-23 周日, 上午7:44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芦笛先生贴出了[民主恩赐论]后，一些网友出来加以评论和批评。芦笛再度贴出[重

释‘民主恩赐’论]。拜读后，还是觉得其中有些论点值得商榷。比如，芦笛在澄清

[斗争]概念时说：



[所谓斗争，一般指的是人民为达到某种目的与统治者进行的冲突，按领域可粗分为

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按方式可分为和平斗争和暴力斗争；按性质可分为理性的和

非理性的斗争；等等。我党执政后，把“斗争哲学”贯彻到了一切领域甚至意识形

态领域中（所谓思想斗争），不惜动用大量国家资源来牢牢占领“舆论阵地”，使

得连文化思想领域也成了硝烟四起的“文化思想战线”。几十年来，我党用这种邪

恶的“斗争哲学”成功地训练改造了整个民族（包括后来的反对者们），在几乎所

有大陆人的灵魂深处都种下了它的孽因。这种“斗争”的特点，用毛的话来说，是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余地”，亦即彻

底否认斗争目的是达成“双赢”或“双活”的妥协，而是全面压倒对方，迫使对方

屈服，为此可以使用一切合法或非法手段，将对方逼入困境，在全社会面前使对方

丢丑（所谓“揭露反动本质”），将对方斗倒斗臭甚至斩尽杀绝。]



我认为，一个社会存在诸多的斗争，简单地将其划分为人民和统治者的斗争，不能

说明和概括全部问题。中国当今社会的统治者人民如何划分？县团级领导干部以上

都算统治者？加上六千万党员？还是只有一千多中央委员算？这种划分非常重要，

因为直接涉及到如何看待分析‘斗争’。斗争Struggle or Conflict 本来有多种形

式，不同阶层之间有斗争，相同阶层之间还有斗争，同一阶层之间，也不乏斗争，

不一定都是流血型的。这里，有流血暴力斗争，这是异态。而常态是不流血的非暴

力斗争包括和平理性斗争。但芦笛只是孤立地分析了Battle and War，仅把斗争归

纳和分析为‘将对方斗倒斗臭斩尽杀绝的’‘撕杀’并以此来作为整个文章的立论，

并得出结论：这种斗争，无法带来民主，因此，民主只能靠恩赐。



中国的‘破产法’，几乎是曹思源单枪匹马上窜下跳而‘弄’出来的。依芦笛先生

看，这种‘民主’，当然是恩赐的。但实际上，它完全是曹“斗争”来的！从表面

上看，是人大立法，是‘恩赐’的，但中国的人大，算统治者？还是算人民？而曹，

当时算人民？还是统治者？不管他算什么‘东西’，这种结果，都只能是曹通过非

暴力和平理性“斗争”来的。



芦笛认为，方励之教授‘鼓动’的，只是下面的这种‘斗争’：



[任何一个尊重“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人都得承认，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斗争观念，

其特点是不惜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拼个鱼死网破、以求“哀兵必胜”、赢得全面

胜利的你死我活的残酷较量。方励之教授那个表面上看来毫无错误的号召，就是在

这种特殊国情下提出来的。]



但我认为，方励之号召大家进行的斗争，并不是这个意义上(起码不完全是这个意义

上)的“斗争”。胡平房志远北大徐邦泰复旦参选人民代表，后来方夫人李淑娴参选

代表，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即使是芦笛批判的王炳璋先生，也只是主张，他们的斗

争，应该包括流血斗争。今年流亡美国的中联发主席彭明，经过多年的‘和平理性’

抗争而撞得头破血流后，终于也意识到，仅仅依靠和平抗争，是一条“死路”，也

开始认真研究‘王炳章理论’和实践的可行性了。



芦笛说：



[针对这个错误口号，我提出了“在中国，民主不可能通过人民的斗争去赢得，只能

由统治者恩赐”的反命题。]



由于芦在批方的命题时，没有很好地阐述清楚‘斗争’的概念，因此，他的批判，并

不严谨，没有产生应有的说服力。现在我们看芦笛的反命题。由于芦没有在这两篇

‘恩赐论’文章中再度解释清楚‘民主’的概念，(他说他已经在以前好几篇文章中

说清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读过那几篇文章的读者，如何分清这两篇文章中的

‘民主’，到底是什么？) 再加上‘斗争’概念不清晰，因此，尽管芦笛用了很大

的篇幅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但我相信，一般读者还是不能被说服认同芦的‘反

命题’。



还有，即使大家讨论的‘民主’‘斗争’的内涵外延相同，那么在方和芦的不同命

题之外，还有没有其它命题？有没有：“在中国，民主可以通过人民的斗争加上统

治者的恩赐来得到？” 或：“在中国，仅仅是通过人民斗争是得不到民主的？”

或：“在中国，统治者的恩赐，可以带来部份民主”或：“人民的斗争，可以刺激

统治者早点恩赐民主？”等等，等等。



我觉得，芦笛的‘民主恩赐论’，是用一个绝对反对另外一个绝对。不，更象用自

己的绝对，反对对方的相对。因为，方的‘斗争论’，本来就不是芦的‘斗争论’。

换句话说，这是[芦笛的“斗争”，不是方励之的“斗争”]。



综上所述，我就不用来评论芦笛下面的结论了：



[因此，比较准确清晰的表述应该是：“在中国大陆，民主制度不可能通过人民斗争

建立，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只能通过统治者的让步来实现，而统治者的让步无论是

主动还是被动的，都不可能使用大陆人熟悉的传统斗争方式去赢得。”]



当然，我想和芦笛商榷的地方不是到此就为止了。我们再接着看：



芦笛也同意中国社会不仅仅存在”恶性斗争”：



[当然，不是说在咱们那种被彻底败坏了的社会中就只有恶性斗争。我在《就“民主

恩赐论”答魏碑先生》一文中就举过老知青通过斗争回城的健康斗争的例子。不过，

那只是争取自身福利的经济斗争，并不是大规模的政治示威。因为这种斗争目的明

确，要求有限，问题解决了斗争也就结束了，于是便不会引起我党的恶性反应，也

就有了成功的可能。即使不成功，政府也不会轻易下毒手镇压。]



从芦笛对知青回城的评价和得出的结论来看，可以看出芦对知青回城的过程不了解

或有意模糊这个过程。芦笛在这个例子中，只看到了良性的经济斗争，没有看到并

分析其中的非经济斗争。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知青回城过程：



1978年十月，知青回城浪潮开始席卷全国。但北京在年底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

会议纪要规定，今后还要继续动员上山下乡，并规定某些知青不办理病退，困退，

封死了许多知青回城道路。12月10日，西双版纳农场知青开始罢工，两批知青组成

[赴京请愿团]登火车北上，一批知青受阻，以卧轨表示抗议，由昆明到北京列车中

断运行72小时。12月27日，丁惠民为首的几十名第二批知青抵达北京。副总理王震，

民政部长程子华，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长赵凡接见了他们。王震批评了知青的做

法，鼓励他们“立足边疆，建设新乐园”。(史卫民(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和妻子何岚合著[知青备忘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2月版410页)



这些知青是回去了，但事态继续发展。1979年一月五日，云南瑞丽农场传达中央文

件，称知青为“青年职工同志们”，激怒知青。当晚，他们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国

务院和邓小平。一月六日，孟定农场三百知青进驻场部，很快人数增加到壹仟五百

人，有两百人宣布绝食。农垦总局长赵凡亲自下来解决问题。[知青备忘录一书是这

样描写这一场面的：



进场部宽阔的大道上，1000多男女知青黑压压地跪了一大片，用嘶哑的，呜咽的声

音，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



望着这一令人心碎的场面，赵局长跌跌撞撞跳下北京吉普，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赵局长哭喊着，去拉跪在地上的知青们，连声说：“青年们，孩子们，别这样，快

起来，快起来！”



中央调查组的几位女同志，抱着几名跪在地上的女知青，哭在一起。



两代人都哭了。历经十年浩劫后，两代人的心贴在一起，.......



赵局长直起腰，擦了擦挂在脸上的泪水，拉着一位知青的手，哽咽着，但却是那么

郑重地向仍跪在地上的知青们保证：“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知青备忘录412页)



但是赵凡等人回京后，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只是发了一不痛不痒的文件，还是没有

解决问题。不久，景洪农场知青恢复罢工，声称不达回城目的绝不罢休。孟腊农场

知青回城要求得不到答复，砍倒了一百多高产橡胶树。孟撒农场知青开始罢工，绝

食......



一月下旬，中央指示下来，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的知青领导在昆明紧急会议上

决定，原动员地区尽快分期分批接受云南知青回城。



我以为，统治者终于把‘民主’给‘恩赐’下来，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一月28日(春节)，各地下乡的上海，杭州知青，包括新疆，黑龙江，内蒙等地的兵

团战士，利用回城过年的机会，纷纷串连，发起大规模请愿活动。他们聚集在闹市

区，发表演说，历数下乡的苦难生涯，呼吁家乡父老乡亲理解支持他们要求回城的

要求。一时群情激愤，交通为之堵塞。还有一些知青到市委机关递交请愿书。请愿

活动愈演愈烈。2月5日，上海发生了知青卧轨堵车事件，铁路中断12个小时。



但是，中央就是不‘恩赐’知青‘民主’。



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对知青回城

表示强硬态度，要继续“执行1978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纪要精神”。



4月30日，国务院开始软化，发出[关于准许退职回城青年回原单位复工的通知]，但

仍然不许知青[大规模回城]。



到了夏天， 也是六月四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再度发出[关于处理当前部份人员要

求复职复工回城就业等问题的通知]，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煞住‘回城风’的说法。



但是，实际上，下面的知青，不等中央正式‘恩赐’，早已利用大气候的松动，象

神行太保戴宗一样乘‘马甲’跑个溜光。云南知青全跑光了。知青们‘欢喜若狂’

地迎来了‘解放’。



“1979年春天，做梦也没有想到知青可以返城，不用说，所有的连队都沸腾起来了！

有的高兴得跳起来，有的抱着娃娃伤心地哭诉，有的忙着写血书，有的忙着处理家

具凑路费回城，有的后悔不该在当地结婚，有的后悔不该找异地知青，有的抱怨两

地分居无法照看孩子......真是悲喜交集，不知谁对谁错。知青一窝蜂挤到场部办

公室，开始还有秩序地排队办理，后来大家都觉得太慢，吵得工作人员无法工作，

干脆用十几根橡皮筋接起来，把公章拴在窗户上，谁想盖谁盖。(这是何等地‘民主’

啊！)然后，就又象逃难一样找车返城。那几天，街头尽是返城者......” (知青备

忘录422页)。



统治者为什么不镇压？我想，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知青中有他们自己的孩子。



换句话说，许多知青的家长，也在统治者的行列里。所以，最后，统治者还是以默

许的方式‘恩赐’知青们回城。



下面我们来看看芦笛其它值得商榷之处：



芦笛说：



[以中国改革为例，邓小平的改革，不但结束了中世纪式的野蛮血腥统治，为中国经

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而且解放了“黑六类”，为广大农民松了绑，解除了政府对

农民生产资源的野蛮控制，使中国从一个最反动、最黑暗、最残暴的极权国家初步

过渡为开明专制国家。]



但芦文在具体分析邓的改革实例时又说：



[有的反驳者举中国农村“大包干”作为人民斗争的例子。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说服

力。据我所知，大包干固然首先始于安徽某农村，但那只是秘密进行的“违法活动”，

未在全国造成丝毫影响。它其实是我党不顾绝大多数农民的反对，强制在全国推行

的。当年我曾亲眼见到，某村生产队解散时，绝大多数村民泣不成声，如丧考妣，

让我想起了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时的情景。]



芦笛的这段分析和结论，我以为是以偏盖全，见树不见林，究其原因，可能就是因

为芦笛没有在农村受过苦，不了解农村情况。



1978年，云南知青闹回城的同时，安徽风阳梨园公社小岗村20个农民，某个深夜代

表20户人家，签字画押，写下文契一张：



1978年12月，地点 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 每户户主签字盖章 如此后能干 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

公粮 不在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如不成 我们干部作牢杀头也干心 大家

社员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写到这里，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中国的农民，真苦哇！在自己的土地上，琢磨经营

如何种地，都要冒杀头的危险啊！



在这段没有标点符号，好几个错字别字的契约里他们的名字上，都覆有一片血红，

其中有17个血指印，三个图章印。



这个血印文书，现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号是：GB54563。(马立诚凌志军着[交

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98年版126页)



我以为，芦笛说的不对，不是“广大农民反对包产到户”。而是正统毛派反对，他

们用铁和血压着农民不让他们包产到户。以我自己在农村的生活经验，我深知包产

到户的优越性和上面不让农民这样做的严酷性。



毛派认为，把土地分给农民，就失去了对土地这根本的生产资料的控制，失去了对

劳动和劳动产品的控制。生产队最为最基层的权力单位将没有权力，大队公社由此

而架空，那么，整个权力基础也会动摇。



1955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不要一拥而上搞合作化，而应该因地制宜

包产到户或包产到组，遭到毛泽东痛斥。(此)老邓成了众矢之的，一撅不振，默默

死去。



1957年，浙江永嘉县委农业书记李云河因支持包产到户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开

除党籍，撤销职务，打成右派，劳动改造。



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海外所说的大饥荒年代)，农村饿殍遍野，好多农村地区农民

又开始偷偷搞包产到户，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毛的秘书田家英支持。邓的猫论就

是那时说起的。但毛大怒，说这是“方向问题”，号召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

争”(这个‘斗争’，就是芦笛的‘斗争’)。



大胆支持包产到户的浙江“三杰”杨木水被逮捕判刑，冯志来由警察押送回乡劳动

改造。被毛点名批判为“单干理论家”的陈新宇被七次抄家，120批斗(交锋，127页

)。



打倒四人帮，华国锋继续支持毛泽东的一切政策。农业副总理陈永贵在1976年底的

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依然大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反对包产到户。



全国农业半死不活，城镇到处可见乞丐。



1978年秋，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向华国锋建议让农民包产到户，否则无法扭转危局。

华不同意，坚持给农民灌输人民公社精神，抓紧阶级斗争，这样才能振兴农村。



但万里得到了邓小平和叶剑英的支持，让省委发出文件[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

个问题的规定]，主要精神是允许生产队‘看着办’。接着，赵紫阳也在四川搞起同

样的规定，给农民松绑。



78年夏秋之交，安徽大旱，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外出乞讨。

万里在省委会上放炮：与其让土地荒芜，不如让农民自行耕种。省委做出决定：土

地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



1979年，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原来全年产量为三万斤，这年打粮12万。这个自合作

化来从未向国家交过一斤粮的村子，破天荒地交了公粮，还了贷款。



安徽四川出现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



但是，反对声浪也不小。



79年初，陕西省委决定，继续反对包产到户，支持人民公社。

山西省委书记王谦一月说：山西坚持学大寨。湖南毛致用说：继续坚持学习大寨的

基本经验。



但是，是人，都受不了饿肚子，农民也是如此。到1979年春天，各地不少农民把生

产队的土地重新划分，三家五户结为小组，‘小集体’耕作。到春耕时，全国三千

多个县，已有200万个村子，三亿社员采取了这种‘包产到组’的“反革命”行动。





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这场‘冲突’中，先有老百姓的‘斗争’，然后才

有统治者的‘恩赐’。



所以，芦笛的‘反命题’之立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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