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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陆学仁:民主转型须当权的改革派与社会上温和派联合——为了明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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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陆学仁:民主转型须当权的改革派与社会上温和派联合——为了明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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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陆学仁:民主转型须当权的改革派与社会上温和派联合——为了明天(2) (525 reads)      时间: 2002-9-23 周一, 下午5:13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陆学仁:民主转型须当权的改革派与社会上温和派联合——为了明天(2)



恰在这时,作为总书记和军委副主席的赵紫阳访问了北京军区,这个行动引起杨尚昆和邓小平的神经质,既不好问,又不便调查一位军委副主席的行动,只有疑虑重重,于是邓小平通过杨尚昆迫使中央军委勉勉强强同意派军队到北京戒严,但是,如何做这件事?既然连中央军委都勉强,北京军区又信不过,所以杨尚昆根据邓小平的旨意,特意安排各地24个集团军中的12个集团军各抽调一个或几个军、师前往北京,他们以为这样可以让他们互相不摸底,从而互相牵制和监督,又可以起到监督北京军区动向的作用。可见,邓小平已经不相信自己的任何一支部队对他的绝对忠诚。



另外一件事就是查遍军委文件,始终找不到明明白白的开枪的命令。传说邓小平口头上对杨尚昆有有关的交代,杨尚昆偷偷录了音,这件事后来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当江泽民发现自己失势时,当作一个救命符告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搜查了杨白冰的办公室,搜出录音带,打倒了杨家将。另外,六四后中共发动群众慰问军队,据军内高层人员告诉,几乎每支部队接见群众的第一句话都是:我们没有开枪!可见,对一贯宣传军民鱼水情的解放军,开枪是非常不光彩的,连邓小平这样的权威也不易指挥他们开枪镇压老百姓。



在在说明,没有什么发生镇压的必然性、开枪的必然性,或必然会流血的道理。正如西方政治学从战后南美和南欧总结“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S TO DEMOCRACY"的经验所显示的,凡是从威权制向民主制转化成功,总是仰仗当权的改革派同社会上的温和派的联合,而所有转化的失败都显示,社会上的过激派总是起著极坏的作用,即实际上向当权的保守派提供口实,让他们有借口动员和说服军警,乃至使他们得以动用军警来血腥镇压。在开枪之前,著名的华人政治学家邹谠教授就亲口对我多次分析中国政治的极端化趋势,却一直保留说,“至今双方都有打牌的余地,否则就不存在政治家和政党起作用的可能了。”



他同时指出,在中国,Winners take all and losers lose all,于是,实际容易引起一种升级机制,而不是像民主制国家那样每当社会激烈动荡,总是出现妥协和进一步完善法制的对立双方的互动过程,比如英国的所谓不成文宪法就是这样在几百年内通过对立双方妥协积累起来的,而美国已经很久没有发生因为发生广泛的社会运动而死人的事了,包括六十年代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几乎没有死人。中国越是没有法制,越无法按照法制约束官方和民间的行动,于是总是越来越激化,天安门上的学生领袖也更换得一代比一代激进,口号也越喊越过头,领袖越来越脱离群众,越以激化矛盾为能事,而像此柴玲这样的领导居然说,她就是蓄意要流血,只是不流她自己的血,这样的人在领导运动,但是怎么可能领导“民主”运动呢?她只能为独裁者准备祭牲,让群众做被宰杀的羔羊。



如果现在讨论89年有没有可能出现另一种局面,那么不会有任何当事人乐意说“可能”,因为谁也不愿意承担“如果他不这样可能不会有此悲惨下场”的责任。现在只能借题发挥,在承认过激的举动应该避免的基础上转而讨论,如果再出现政治危机或出现大规模群众运动,必须怎样把牌打得漂亮一点?为此要具备怎样的条件呢?那就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怎样提高呢?从自我总结经验做起,而这又不可能要求以平反,以对方“你先改变态度……”为先决条件。先决条件只能是也必须是涉足89民运的勇士们不要怕丢面子,请拿出当年不怕天地鬼神的气魄和公心,为中华民族政治文化上升到懂得如何推动民主制实现,为此必须学习斗争艺术的觉悟,并再次做出令人感佩的贡献;而我们广大的事后诸葛亮不要动摇我们对天安门英雄的感激与钦佩,在讨论中免不了提到人名和事件,免不了褒贬,但绝不是抱怨和讥讽,不许可抱怨和讥讽,只是恳求有关人士摆清事实,总结经验,目的不是煮酒论英雄,而是教会中华儿女从只知道激进再激进变得学会更聪明,更有计策,这不是倒退投降,而是一步步走向掌握实现民主制的艺术。我们无法恳求当权者温和,只能以社会行动的合法与温和来迫使当局日益承认我们的合法性并用法制加以固定。这就是在积累民主,就是在剥夺保守的反动派镇压的借口。



政治学相信人的作用,相信政治家和社会团体的作用的能动性,而不相信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统治者的“本性论”。我们总结经验提高政治文化就是要使我们全民族在下一次危机出现或机会出现时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学会不祈求一步登天,而要善于攀登,攀登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地使中国达到自由化和民主化的一个个制高点。



二、海外民运提出“体制外”自外于中国政治



那么,合法斗争是不是幻想呢?吴稼祥尚未出国前,我曾在家里邀他用餐,饭后我对他讲过合法斗争,他说,“没有合法地位谈何合法斗争?”我回答说,“正是1905年俄罗斯革命失败后列宁提倡合法斗争,这就意味著利用黄色工会,意味著来一点灰色,而决不是动辄建立红色团体和公开布尔什维克或者申请成立另外的目的在于推翻沙皇的红色政党或团体。”



再进一步说,为什么海外民运挤不进大陆的合法团体和进行合法斗争?与其说中共的残酷镇压构成了非法处境,还不如说首先是因为六四后几乎所有民运组织和民主斗士本人个个都自外于合法地位和合法斗争。我个人认为,六四后海外民运的最大的错误还不是分裂和争权夺利,而是提出了一个“体制外”的概念,而这又是由于一个流行的错误的共识:“中共这样的镇压学生的政权不可能长远控制中国,而且六四不平反,中国一切都停摆了。只要把六四真相揭穿,中共将土崩瓦解。”各方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回国掌权,所以只想做一件事——争权,于是分裂,重组,分裂,再重组,最后,以为有了“民运联席会议”就万事大吉,无奈这个联席会议发布的公报和消息赢弱之极,不会得到一点国内或侨胞的民心支持,更妄谈为中国争取到民主了。总之,在上述错误估计形势的前提下私欲熏心有时跃然纸上嘴上,比如当时有位民运负责人对我讲:“X老,像你这样温和,我们回国掌权时会没有你的份的!”而中共在报刊上一点他的姓名就喜出望外,以为这样就增加了他的知名度!为了留一点面子还可以参加讨论,恕我不说出他的姓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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