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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陆学仁：民主转型须当权的改革派与社会上温和派联合——为了明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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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学仁：民主转型须当权的改革派与社会上温和派联合——为了明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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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学仁：民主转型须当权的改革派与社会上温和派联合——为了明天（2） -- Anonymous - (5184 Byte) 2002-9-23 周一, 下午5:13 (52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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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陆学仁：警惕国有化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为了明天（3） (198 reads) 时间: 2002-9-24 周二, 下午5:07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陆学仁：警惕国有化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为了明天（3）

三、中国形势

相对讲，中共在六四后的政策选择就比较聪明。1990年汪道涵在美国访问时对我说，上海的经验说明只要认真清查（六四问题）的单位，就麻烦多，相反疏于清查的单位工作就好做。整个中共也以抓群众路线，而不是穷追猛打到底作为六四后的工作重点。很快，苏联垮台，邓小平立即指出，苏联是因为没有抓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垮台的，所以，中国没有按极左派批判戈巴契夫的分析，借此抽紧阶级斗争的弦，而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当然，倒退是有的，政治体制改革偃旗息鼓，反而把党政军大权更加集中于一个人了，江泽民还谴责过支援乡镇企业的党员，说他们丧失了党性（不久他改变了态度，肯定了苏南和温州模式。）同时，正是这个时候，中国开始允许把土地的使用期权当作商品，从而使土地得以流通，也开始了证券市场，尽管这种证券市场严重地先天不足。又是邓小平在1992年以南巡讲话形式制止了江泽民、李鹏政权在改革开放上倒退的倾向，从而为中共十四大打破鸟笼，正式把市场经济定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奠定了基础。十四大还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方针，对所有制改革初步放松严格控制。于是，中国经济在南巡讲话后又一次腾飞，而且在高速发展九个月后，开始宏观调控。这时邓小平犹健在，朱熔基没有顾虑被扣上“保守”、“倒退”的帽子，中流砥柱，挽救了中国经济，以致在1998年没有被卷入东南亚和东北亚的金融危机。

为便于分析经济形势，现在我们来讨论闻道先生在《下一个崩溃的是中国吗？》（《北京之春》总108期）所阐述的系统观点。我感到，他指出了中共在体制改革上的止步不前是切中要害的，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朱熔基这样一位务实的总理也搞了一点虚图空名的把戏，那就是他保证三年使国有企业扭亏为盈。其实，这超过了任何人的能力。他通过成立几个接收国有企业债权的债转股公司，仍然靠国家收购呆帐坏帐等债务使那些企业摆脱呆账，这怎么能算得扭亏呢？当然，后来允许那些接收债务的公司拍卖，可能使生产起死回生，也许是一个办法，但不是“扭亏为盈”。对闻道先生所做的整个的对中国追求高速增长经济政策的抨击我不敢苟同。我不去分析闻先生的每个批评是不是站得住脚，因为任何选择都可以找到它的负面效应，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更应该考虑，舍此而外，有没有其他更为稳妥的选择？并且想一想如果不控制通货膨胀，不控制汇率，会有怎样的后果呢？农民就能得利吗？权力资本的霸气就会被削弱吗？

说中共在搞凯因斯是对的，尽管它自己没有那么说。实际情况是，早在1995年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就向中共中央打报告说明，宏观调控已经起了好作用，目前必须注意中国经济有可能进入滞胀状态，而且有发生通货紧缩的危险，而后者比通货膨胀更有害，建议中央改采积极财政，放松银根，调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当时我还陪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拜访过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的首席经济学家，办事处的第二把手Keidel博士，对他说，“恐怕中国现在更需要的已经不是货币主义而是召回凯因斯。”问题是中国不能等“凯因斯契约”完善了，自由市场体制完备了再修改政策。一贯很理解中国国情的Keidel博士没有同意我们的看法，朱熔基接到报告也不以为然，他很生气地说，“别再重复这种意见，打这种报告了。”但是，形势比人强，经济开始有滑落的可能，因此，朱熔基从1998年起，开始了积极财政，刺激内需，促进高速增长。应该说他把财政拨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同几年前地方上搞“开发区”和楼堂馆所是很不同的，更加不能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肥育中国的权力资本。如果不及时改弦更辙，中国失业下岗不知道要严重到什么程度，那时候，极左派就可以大肆攻击朱熔基的宏观调控了。

闻先生所关心的体制改革看来主要是产权改革。这确实是个问题。一、至今中国没有正式开放产权交易，只是没有禁止产权交易（主要是在上海发生）的实践；二，中共害怕产权流失因噎废食，同时它把老百姓的钱袋当作国家财产可以任意敛财的源泉而不加保护。十五大决定国有资产要从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从前年开始试验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转持，就是出售给股民，但是拿出来的几只均是垃圾股，所以，一宣布就股价大跌，甚至在一级市场上都没有人认购，我当时写文章批评财政部的做法，立即在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所的大报《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了，可是不久前正式出台国有股转持，仍然是这个态度，就是显然目的仍在于转嫁亏损给股民，让股民用钱去买债务，而不是股权，当然会遭到严重抗议和反弹，不得不中止。可见这不是财政部的态度问题，而是从创始证券交易以来中共在这个问题上不严肃态度的继续。

原来，中国的企业要上市，不是按严格的标准审批，而是权利分配，即中央部、委、团体（包括工、青年、妇女）或省（大区）、市都分得了上市额度，要求上市的公司必须先领一个上市额度。于是，有了额度，一切都可以按需要包装造假，“我有额度了，领导都决策了，为什么你不让我上市？”于是，毫不夸张地说，不是有多少虚假资讯，而是倒过来，在中国你很难找到那一家或几千家中哪几家上市公司公布的资讯是真实的。甚至有不少企业，多长时间已经发不出工资，仍然敢捏造说，连续三年盈利；因为凭额度上市，所以，圈了钱进来后供给额度的机关不仅通过职工原始股等形式坐享其成大发横财，这个给额度的机关还可以命令该企业用圈来的钱去解救本系统或本地区它所指定的某几个其他国有企业，所以中共实际上把上市视作税收以外的一种“取之于民”的渠道，而根本不尊重公民的个人财产权，更不把它当作个人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渠道，于是，老百姓只好把多余的钱存进银行，使银行存款余额盒带张一起无止境地升高。

显然，中共并不把公民个人财产权当作“人民的最大利益”的一部分来代表之；国有化又回来了。我个人接触的有限范围内就听说了一些私人财产被实际上国有化，多半是因为这些人利用国有企业招牌发展民营经济，等资产增值后，不方便脱离，本人又把个人财产诸如汽车房产登记或隐藏在国有企业资产名下，有人甚至个人没有大额银行存款，本来认为可以一手遮天，反正一切都是他的，但突然地方政情有变使他措手不及，难以更改，政府就以年龄为由，请他退休，规定一个远高于正常定额的退休金，就剥夺了他全部资产。我还至少知道有两个省，省政府看中了某个很肥的私人企业，说它偷税欠税几十亿，让老板除了交出产权只有坐牢可以选择。但是，中共不可能肆无忌惮，因为如果大规模实行国有化，那么，中国的经济一定会遭到极端严重的破坏性打击。200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发表了一份关于软著陆成功的总结报告，它指出，中国经济软著陆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民营经济的领先发展，报告以雄辩的事实和资料证明了正是因为非国有经济在困难条件下岿然不动这一点才使中国经济持续上升，度过了宏观调控后经济可能的萎缩，也避免了陷入类似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这些岂不是说明了尽管有些倒行逆施，中国的私有化已经不可阻挡地取得了极大成就，目前除了垄断性行业，非国有经济早已驾驭过半江山，已经谈不上国有经济控制什么国民经济命脉了。

关于所有制改革或私有化，俄罗斯是一步完成的，所谓shock therapy（震荡疗法），一步跳跃山沟，代价是经济连续近十年下滑，至今尚未恢复元气，如果这种下滑发生在中国，由于中国的承受力更差，可能会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俄罗斯从十月革命起就有传统，即不惜代价承受巨大破坏去达到政治目的。而中国相反，从1949年后，土改、抗美援朝都要求保持经济增长，连文化大革命都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三中全会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只要生产受影响，任何人任何事都必须让步先保证经济增长，比如1986年反自由化，赵紫阳一指出生产因为干扰受影响，连左王都不得不刹车。所以，这二十年改革，中国不把国有经济毁掉，而是让它勉为其难地维持著国民生产，而且还要维持高增长（因为减去必然存在的虚构资料，中国的生产增长必须维持在6-7%以上才行，低于次数了就会险象环生），至少是巧妙地废物利用吧！你说，这显示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是有根据的，但是，说中国的高增长使用了“近乎掠夺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就似乎偏颇了。

闻先生在这么长的文章里没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规模经济问题。在朱熔基任总理前一年多，从西方留学回去的前经济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当时的所长是陈一咨）王小强给江泽民写报告，他焦虑万分地呼吁，如果不抓紧，用不了几年时间中国的大型企业将被西方兼并收购一空。他建议必须采取坚定的措施实现规模经济。江泽民立即批示给国务院和有关部委，李鹏闻风而动，他召开多次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结果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南京附近的四个大型化工企业巨人同山东的一家大型化工企业合并组成托拉斯，但是强扭的瓜不甜，只见到国务院办公会议起劲嚷，没见五大企业的积极反应，好像没有什么结果。

等朱熔基担任总理后，他任命的恩人—（小国务院）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在新官上任后第一次接受电视台访问时就兴致勃勃地宣布，他已经把全国石油化工企业划江而治分成南北两家，其规模不言而喻都已经可以进入世界500强。消息发布，中国经济界哗然，北京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一段话披露在《中国经济时报》上，他说，如果形成规模经济是如此简单，那么把全中国的国有企业合并成一家，保证是世界第一。谁都清楚，盛华仁不懂得，他的进入了500强的企业有多强的竞争能力和市场份额？所以，他没有到朱总理换届就下台了。不过，他典型地反映出中共高层那种忧国忧民之心，并且动辄使用计划经济的行政手段来干违反经济规律的“好事”，而不能说他们做任何什么事都是唯利是图，一切按权力资本的私欲实行分配和再分配，而不顾国计民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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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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