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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运，一个变酸了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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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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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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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民运，一个变酸了的希望
芦笛
不是过来人不知道，世上最苦的劳役乃是写驳斥樊文那种文章。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他的大作几乎每段（有时甚至是每句）都有毛病，要把它们全部搜剔出来，并向读者详细演示错在哪里，那工作量就不能不大到可怕的地步。此外，我写这种文章特别缺乏激情，而激情正是驱使我写作的动力以及灵感的来源。在理智上，我深知这种驳论毫无价值，不但没有多少正面立论的余地，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出版。这就是我为何基本不看反“扫荡”壮士们的文章、特别是教授的大作的原因。自写了《六招》后，一直到上周末，除了标题，我看过的唯一樊文便只有他那个笑林思云不懂数学的著名的“无穷小量”跟帖。如果不是思云牵涉在内，其实我本来也不会去看，那么现在楼下的“五大定理”也就少了一条了。这对樊教授来说大概会是一种遗憾吧（顺便说一声，楼下那“五大定理”现在已经update，成了“六大定理”了，请有兴趣的同志前往参观。以后随着批樊进展还可能随时增补，届时再通知各位）。
我也知道自己那几篇文章处处充满嘲笑，文风不正，但这说到底还是教授咎由自取──他不该用“独立知识分子”那种讽刺的称呼来作为我的代词。在我看来，那种恶毒讽刺的客观效果是打击所有想当独知的人的积极性。而且，此前我已经多次宣布停止“扫荡”，甚至逃到隔壁去不谈国事专玩风月，是高寒先生生怕我闲着又把我请回来。即使如此，我写了个《缩头宣言》也就算了。在那里面我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再来纠缠，我就要开始撕文活动，抓住破绽就要毫不留情地百般嘲笑。类似的警告我以前就给过，可就是毫无作用。教授“宜将剩勇追穷寇”，又弄出一篇宝货来，逼我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即使如此，我还在犹豫不决，因为我实在头痛教授那种夹缠不清的思维方式。最后有位朋友来信，给我出招如何抵御教授，我才最终下定了去看樊文的决心──我发现，如果我再不行动，大概全世界人都要以为我给他驳得作声不得了。
一动起手来果然便让我叫苦不迭。为写那两篇毫无价值的破文章，我牺牲了整个周末。什么事都做不成，连看跟帖的时间都没有。只是刚才老婆子在看余大郎先生的文章，我瞟了一眼老非的跟帖，才发现古迷先生指责我说王炳章贪污是９９％的造谣诬蔑。这指控非常严重，所以老芦不能不在此辩解一番，顺便说一下我对民运观感的蜕变。
本人是８０年代后期出国的，以我那种背景出身，自然是对中共充满憎恶，对反对它的人怀有天然好感，所以最先看的中文杂志便是《北京之春》。那时穷得要命，牙齿上刮下俩大子来，把钱都捏出水来才交出去买上一本。有时就乾脆在书店里站读。以后稍微宽裕些了，便扩大了阅读范围。我看过的报刊包括两《春》、《争鸣》、《动向》、《前哨》（后三本反共杂志是香港出的）、《中央日报国际版》、香港《文汇报》。除去《文汇报》外，前六种报刊是我获得有关民运的消息的唯一来源。此文说的有关民运的事都是从这些报刊上看来的。但如果你要让我说出具体是哪本杂志哪一期，我可没那本事。老芦不是古迷，不搞民运史。报刊看完了也就扔了，何况搬家数次，每次都要大扔一通破烂，就是想刨也没刨处。所以，这举证的事便杀了我的头，也是万万作不到的。
樊、古大概吃准了这一点，所以才有教授抛出第五大定理在先，古迷精确计算“撒谎概率”于后（顺便请教古先生：您那百分比是怎么算出来的？根据什么公式？可否赐告？不过你还是别告诉我好，因为除非您写在标题里，我根本就看不见。自从领教了您歪曲别人观点的绝技后【具体例子在我以前给您的帖子里】，我再没看过您的玩意。最让我觉得不是滋味的是，您和高寒先生一样，让人抓住了痛脚就要百般狡辩。我还记得我举出若干您曲解我的观点的例子来后，您竟然说那是怕我戒网而使的激将法！不管怎样，我得感谢您网开百分之一面，让我能在那0.01中苟延残喘）。这两位都是伟大学者，当然很有道理。老芦不免要有些担心让人家告到法庭上去，看来今晚要失眠了。
不过我不解的是：民运组织到底算不算政治组织？王、万到底算不算政治家？有哪个民主国家制订的法律中有关于对政治家和政治组织的诽谤罪的条文？按教授的说法，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细节的、针对“几乎是每一个群体”的指控都是造谣诬蔑，那么，大陆还搞什么“反腐”？谁还敢去根据怀疑就举报贪污？不是贪污犯本人，有谁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细节”？兹在此向伪民运建言：如果你们最后终于掌了权，一定要请樊先生作您们的立法顾问，把那第五大定理写在“反贪法”中，以确保您们上下其手，捞个盘满钵满。
这些都是废话，还是说回民运这边来。
话说六四事起，风云变色，天地同悲。整整一周，老芦实验也不作了，天天守在家里的电视机旁，泪眼模糊地看着戴着钢盔的士兵端着冲锋枪挺进广场，看着“民主女神”像在苍茫的夜色中轰然倒塌，看着装甲车在人群中左冲右突，看着王维林只身挡坦克，看着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浑身是血地躺在平板三轮上，看着沉默的人群慢慢地聚集起来，朝着排成方阵的士兵走上去，然后在弹雨中一个接一个地栽倒……
我虽然从一开始就激烈反对学运，但目睹这种见所未见的冷血大屠杀，整个心灵都让悲恸和仇恨抓住了。和其他留学生一样，我也去大使馆门前示过威，为那些发表演说宣布退党的学者热烈鼓掌欢呼，和朋友们紧张地、焦急地交换小道消息，为“兵变”的谣传一面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一面在心底默默祈祷、惊喜参半……我还历历记得当吾尔开希第一个逃出大陆时，我和朋友们如何狂喜地奔走相告，庆幸总算有人逃出了中共的魔掌……
但哪怕在那时，疑惑的种子就已经悄悄地撒下了。记得当时的西方报纸用了整整一版的篇幅，报导吾氏来到美国的事。那记者说，吾和他的女朋友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保镖一路护送到美国，当时还处在保镖们的严格监护下。记者好不容易才见到他，在谈话过程中还惊鸿一瞥地见到他的女朋友从浴室走出来。看了那则报导，我心里的感觉说不出的复杂：眼前还晃动着长街上那些倒下的身影，耳畔还响着面对着坦克装甲车的手无寸铁的民众绝望的叫骂：“法西斯！操你妈！”眼下这著名学运领袖由外国间谍组织安排的双宿双飞式的神仙出游场景，怎么也和那些血写的记忆协调不起来。
即使如此，我还是勉强压下了怀疑的阴影，为“民阵”在巴黎举行成立大会的好消息欢欣雀跃。那大概是海外民运最风光的日子吧。几乎所有的学运名人济济一堂，由法国总统作慷慨的东道主，让他们在庆祝法国大革命的各种重大国事场合出足了风头。
随即就读到严家其为民阵写的成立宣言，记得那玩意以“再造共和”为号召，表明他们以孙文传人自命的壮烈情怀，立志将孙中山未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我当时看了就觉得不舒服。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还能有什么选择？当时的大陆经济难题如山，民生凋蔽，政治上大幅度倒退，《人民日报海外版》读来恍如“梁效”又作了主笔。如高先生在楼下说的，在我们心中，民运是中国唯一的光明面，是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剩下的唯一希望。尽管那宣言写得实在不怎么样，但我早就知道严家其乃世上第一浪得虚名的“学者”。“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你还能指望那种人说出什么有水平的话来？“金无足赤”，未可求全责备。
就是因为把这些人当成了希望，我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中国的那个光明面捐赠了一点点钱。我捐出去的钱当然比不上余大郎先生的多，差可告慰的是比老马那著名的一百元多一点（可能也比前“保卫天安门”副总指挥、现美国千万富翁李禄同志的多）。钱虽不过是沧海一粟，可那是我的一片炽热的心肠。我那时还是学生，收入微薄，却还要和太太共同维持一个三口之家。为了捐那点钱，我放弃了买汽车的计划，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连北风凛冽的寒冬都如此。
但不久就来了第一个打击。我在《中央日报》（？）上看到宦国苍《民阵问题一箩筐》的文章，惊得目瞪口呆。或许是因为不愿相信，大脑下意识地切除了关于那篇文章的记忆。如今我只模糊地记得主要说的是民阵内斗和财务不清的事，当时的感觉就像吞下了苍蝇。
可惜的是，那篇文章似乎只是预告严冬来临的第一片秋叶。先是民阵和民联合并，成立什么“民联阵”。民运刊物先是欢呼了一阵子，后来他们又不知为什么吵翻了。一个民联和一个民阵，竟然组合出无数的花样来，什么“民联阵”、“民联民阵”、“民联”、“民阵”。弄到后来，如果不是里面的人，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究竟多少叫那类名字的组织，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而民联和民阵现在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组织。古迷先生是治民运史的，我想要干那行，恐怕要有欧洲中世纪那些所谓“纹章学”专家的本事，才记得住那些花样百出的组织名称。
后来已故王若望老先生被放逐出海外，民运刊物和反共刊物一片鸦鸣雀噪。我发现，这似乎成了个规律，大概民运的普通成员对民运的领袖人物丧失了信心，哀叹“民运没有孙中山”，所以便把希望寄托在某个国内著名异议人士身上。如果这人出来，则万众翘首以盼，指望着他出来扭转乾坤，整合民运，把那些四百分五千裂的组织整顿成一个稍微有点战斗力的统一组织。王老先生大概是第一个牺牲品。
那次民联阵（或是民阵，记不得了）大会的情况在香港杂志上详细报导过。我的模糊印象是，事先民联阵的头头答应让他作主席，但在大会上突然变卦，以致王老先生老泪纵横，一怒之下要退出会场，又被严家其指着鼻子大喝不准走，弄得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牙齿打掉了和血吞。
总之，那次大会给人的印象是民运领袖们丑态百出。这还不算，严家其等人还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单方面攻击王老先生。我印象里还稍微有点影子，那篇文章一如既往地显示了这位“政治学者”的低劣水平。记得严首先郑而重之地推出他的伟大发现，说他早就发现，一个人的传媒形象和私人形象不一致（这ＴＭＤ也算个发现，唉。不过比起后来他的惊人发现来，这也算不了什么。记得前两年他说，他发现老毛的文革还是有意识形态内容的，搞老邓也没搞错，老邓就是个走资派），他用这方法去衡量人物，从来是百发百中，云云，然后就攻击了王老先生一通，总的印象就是说王老先生官迷心窍。那期的杂志真是乌烟瘴气，不过王老先生倒是没写什么文章。所以真情如何，完全是鬼子说的“一边的故事”。
记得当时的ＣＮＤ（Chinese News Digest，第一份报导中国和海外华人的电子刊物）也出过专辑报导这次大会，有个大陆学者旁观大会，对ＣＮＤ记者说：这些家伙（Those guys）和我们不同，他们得靠搞政治过日子，所以才会为争个职务打得死去活来（说明，原文是英文，这里凭记忆以中文转述大意。怀疑老芦造谣的同志请去网上查ＣＮＤ，我担保一定能查出这段话来）。
越到后来，民运就越让人倒胃口。什么千奇百怪的丑剧都让他们演了出来。万润南将捐款大量中饱私囊（据说那钱本来是用于在大陆活动的秘密经费，所以由他一人掌管，谁也不能过问），于是给人家罢了官。记得大会上群情汹汹，他竟然在演说中（后来整理成了文章）大讲“双赢”，以我的理解，他大概指的是“双贪”，求大家放他一马，有财大家发。
和贪污相得益彰的是那如火如荼的内斗。记得有一次民运某组织（记不住是哪个组织了）在美国开代表大会，争权的一派竟然使手脚，想法不让澳洲（还是别的地方？记不住了）代表入境。更恶心的是我还在杂志上看到某民运头目的文章，痛骂德国一个叫齐墨的民运头目，居然满纸“齐墨小妖”，说什么“山人下得山来，略使数招便让齐墨小妖屁滚尿流”。这种下流文章，便是共党内斗也不会写出来，还登在杂志上让万众瞻仰！
最令人震骇的是王炳章的表现。有一次他的组织内斗（在８９运动之后，所以大概不是民联吧），他被人指控贪墨，要罢他的官。激愤之下，此公居然要去中国领事馆（大使馆？记不得了）投诚！幸亏当时已晚，领馆已经下班，他不得其门而入，被赶来的同志横拖倒拽拉了回去。第二天他对同志们说，头天晚上他向神（即基督教上帝的别译）祈祷，神告诉他什么什么（具体是什么记不住了）。那段逸事让我整个想起东王杨秀清来，真是说不出的败兴。一个民运领袖居然会因作不了官而放弃政治信仰，要去投降他一直在号召用暴力革命推翻的中共，我真想不出世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事来。不过这说起来也没什么，柴玲不是就一度想和大陆作生意么？（说明，此段关于王的事是杂志上看来的，关于柴的事则是２０００年６月间民主斗士们围剿我时在《大家论坛》披露的。记得该同志说，你骂柴玲倒没什么，她居然想跟大陆作生意，不过骂别人就不行了。）
上面这些下作例子，最充份不过地说明这些“民主领袖”根本就不是什么有信仰的志士，连早期中共志士的万分之一都不如。不难想象，要让这些人去领导未来中国，中国会好到哪儿去。
志士当然也有，可惜水平太低。魏京生算是民运领袖中最有骨气的，他的坚定信念与道德勇气已被十多年的铁窗生涯雄辩证明。所以老芦对该同志一直非常敬佩。遗憾的是他出来后的表现让人大失所望。据说他因为在室内抽烟，居然和美国人大吵起来，说人家压制他的人权。他发表的某些公开讲话也只能让人摇头。记得他刚出来时说，如果要否定民运，则孙中山推翻满清也得否定了。似乎在他看来，孙中山干的那件丑事就是衡量是非的绝对标准！此外，此公最拿手的，便是陪着江泽民周游列国，人家走到哪里他示威到哪里。我已经说过，这么干的客观效果，完全是让他们自己在国人心目中变成地地道道的国贼。
就在民运忙着毁灭自己的前途时，中共从内外交困的低谷中走了出来，解决了一系列的经济难题，促成了经济起飞，极大地改善了城乡人民生活，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近十来年间，我回过大陆好几次，每次都看到那巨大的变化在眼前活生生地展开。尽管那空前的腐败和全民道德沦丧构成了空前深重的社会危机，然而中共毕竟展示了自己的应变与改革能力。我有时想，如果是民运领袖面临着中共在８９年时面对的那种全民离心离德的空前危机，不知那些人是否有这种能力化险为夷？他们究竟有什么能力兑现自己的诺言，为中国人民带来一个灿烂的明天？
不是中共或其他人扫荡了民运，是民运自己扫荡了自己。十来年前他们的确是中国人唯一的希望，象征着中国的光明，可惜他们自己不争气，败在了与中共的“和平竞赛”里。如今他们再不是中国的希望和光明。可笑亦复可悲的是，这些人见了棺材还不落泪，到现在还要讳疾杀医，将进苦口良药的忠亮之士当作阶级敌人痛加整肃。如此愚昧昏愦的运动还能有什么前途？一个曾经牵动了海内外亿万赤子的心的光明的运动，最后的结局却是变成鸡猪都不吃的做坏了的米酒！
悲夫。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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