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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谁该为中国历史上的苦难负责?(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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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谁该为中国历史上的苦难负责?(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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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谁该为中国历史上的苦难负责?(五) (1045 reads)      时间: 2005-3-29 周二, 下午11:05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谁该为中国历史上的苦难负责?(五)


──再答暮雪女士


信天翁



五、全民犯罪是怎么发生的?


毛共建立的“新” 社会,和以往一切社会截然不同,那便是在毛共统治期间,多次发生全民犯罪。每次残民运动都是大规模全民犯罪,是一部分人民去疯狂迫害另一部分人民,文革不过是最高潮罢了。这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无先例。

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都该知道,在传统社会直到民国,人民从来是被动地参与国事,始终处于统治阶级的支配宰割之下,从未主动扮演过压迫者与迫害者的罪恶角色。只有在伟大领袖的统治下,人民才真正“翻身当家作主” 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才第一次在神州大地上成为政治现实。

这就是我为何多次在旧作中说毛共社会乃是中国历史上最反动、最黑暗、最野蛮、最邪恶的社会,也是我为何出来扫荡伪民运。在那些“民主斗士” 身上,我看到了毛共的忠实传人,生怕中国有朝一日落入那些匪类手中,再度出现那种“人民当家作主” 的恐怖景象。

记得在《全国文史资料选辑》中看到,白崇禧抱怨先总统蒋公,说他把共党称为“共匪”是犯了个大错误。中国历史上匪患源源不绝,百姓早就习惯了在土匪骚扰下生活。把我党称为“土匪” ,便给普通百姓造成了一种错觉,让他们误以为共党和司空见惯的土匪一样,没什么大不得了的。

此话固然有理,可其实故白将军和先总统蒋公都没有全面地看穿我党。论本质,我党确实是土匪,但那是一种非常特殊、空前绝后的高明的土匪。其所以出类拔萃,乃是我党不但以传统土匪方式组建自己的队伍,而且竟然在掌权后,用各种巧妙手段去逼良为盗,成功地败坏了全国人民,胜利实现了“全民土匪化”。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全民犯罪的根本原因。

其实前文已经分散论述了这一问题,这里再扼要总结一下我党一系列“化民为匪”的战略:

一、封闭:全面彻底控制公众媒体,将社会彻底封闭起来,阻断一切外界信息的流入,只向大众提供党宣传。这在过去还从未有过。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都从未封锁西方文明世界资讯的涌入。

二、洗脑:奉仇恨为国教,彻底颠倒传统文明价值观,特别是善恶是非感和荣辱观,把残忍、野蛮、恶毒、无情歌颂为“革命的坚定性与革命的彻底性”和“英雄气概”,将调和、折衷、妥协谴责为可耻的“投降主义” ,将人类天然的爱心、同情心、怜悯心斥为“反动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 ,并通过新闻报导和文艺宣传,树立正反面样板,彻底摧毁了人民心目中残存的爱心和温情,使得人民豺狼化。

三、教唆:根据伟大领袖制定的方略:“引而不发,跃如也”,“打菩萨要人民觉悟后自己去打,不能越俎代庖”,在发动历次残民运动时,党官僚总是扮演教唆犯的角色,唆使积极分子赤膊上阵,并形成民意压力,确保所有的群众都参与犯罪。我党更设立严格标准,以“群众是否充分发动起来”作为检验运动是否取得胜利的指标。换言之,如果哪儿的残民运动没有达到诱骗逼迫全体群众参与犯罪的目的,那儿的运动就算不及格。党官僚更把运动当成选拔干部队伍和发现和惩罚不可靠分子的筛选机制,通过“火线入党”、“火线提干”,提拔重用筛选出来的人渣,惩罚那些天良犹存的好人,以这种“赏恶罚善”的方式,加速了全民的堕落。

四、开脱:以“要看大方向”、“气可鼓而不可泄”、“矫枉必须过正”、“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过火难免”等等无耻说辞,为残民运动中发生的无数骇人罪行和罪犯开脱。

这其实是伟大领袖把从《水浒传》上学来的“投名状”发展到了空前绝后的最高最活顶峰。所谓“投名状”乃是土匪们逼良为盗的绝后计:让你先去杀个人来作见面礼,于是你就再没退路,只能和土匪们干到底了。伟大领袖无以伦比的个人贡献,是把全国化成了山寨,诱骗、奖励、胁迫全民去用鲜血染红自己的良心,变成我党的贴心人。

这就是今日我们为何会面临这种全民尴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谁的良心都不干净,您说这罪恶还怎么个清算法?历史旧案还怎么翻?难道不是只有“历史旧账不可纠缠,要向前看”一条路?

伟大领袖确实是世上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罪犯天才,死了快30年,他老人家视为毕生两大成就之一的文革仍然无法彻底否定:无论是朝廷还是响马们,政治的两极都不愿意彻底否定这最大规模的全民犯罪,因为那必然意味著把他们的罪恶彻底兜出来。

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出现了这种难题: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是作恶者甚至是罪犯,但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受害人。这种怪事,也只有老毛那种玩人大师干得出来:全国八亿人民不过是他玩弄于指尖的一群狗而已,今天唆使这群去咬那群,明天唆使那群来咬这群。他自己不但不用支付一达因的力,而且甚至不必使用“公检法”之类职能镇压部门(文革中公检法给砸烂了),靠的完全是引爆暴民心中的“精神原子弹”(也就是人性中丑恶的那一面)。

毛的伟大还在于在他身后留下了几乎是无从清除的政治遗产,这套土匪把戏至今远未断根。只要是参透了党文化精髓的人,只需看一眼“民运”人士就知道芦言不诬:那些人就是毛共的正宗传人,其基本民主教义就是“仇恨”、“革命的坚定性”与“彻底革命精神”,相信的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就是“人民万能论”、“人民无罪论”与“人民全知论”。就连个和“民运”匪类没什么相干的无知山野匹夫东海一枭,竟然也会无师自通这套名堂,当真是邪门!

正因为此,我才不敢相信暮雪女士的乐观预言:“文革会不会在我们这一代人发生?我想也许不会。”


六、如何预防悲剧再度发生?


邓共摒弃了毛共的“运动治国”,中国从此开始缓慢的“去土匪化”。在停止“土匪人工选择”之后,新生代受到的后天污染越来越弱化,匪气也越来越淡薄。这种巨大的社会进步,光从暮雪、老邑、小克、小熊等人对上一代人不以为然就能看出来。

奇怪的是,对这种走向大致健康的“化匪为民”的良性变化,胡平一类的“民运”分子却为之痛心疾首,称之为“犬儒主义流行”。这也毫不足奇,他们那些党的好儿女实在是太习惯于欣赏祸国殃民的“志士”(“土匪”别名)了,只知道激赏茉莉女士那种大义凛然、疾恶如仇的样板戏人物,却永远没有足够的悟性去领略信天奴“以洋妞的屁股为人生方向盘”的善良的庸俗──那种人生方式的最大恶果,无非是个人的心碎,决不会如当年那些崇高的匪类一般蹂躏河山、涂炭生灵。

那么,怎么才能防止悲剧在未来重演?

按说,最理性的方式,还是任其自然,靠时间的流逝使民族逐渐丧失匪气,靠与西方的人文交流逐渐注入现代文明价值观。这就是过去30年里一直在缓慢发生的事。但这儿有一个严重的潜在危险,即响马们可能和党内顽固派再度联手,颠覆中国的和平演变大业。

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错觉,就是认定社会不会自动进步,必须靠自己的良心去推动。他们不知道,社会进步就是会自动发生(请参阅拙著《社会进步是怎样发生的》)。当然,社会进步同样也需要人为努力去推动。但致命的问题是,愚昧躁狂并自以为是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从来不知道该在何处停步,于是便一次又一次地过犹不及,反把国家推进了深渊。

过往一百年的中国史,似乎就是我这论断的证明。晚清发动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有识之士推动的结果,但等到朝廷真的动起来后,他们还不满意,一定要推出个辛亥烂事来。以后好容易乱定,到了30年代,知识分子又去乱推一通,“逼蒋抗日”,逼出个提前爆发的八年抗战来,使我党死里逃生,趁机坐大。等到大战完了,他们又去“反饥饿,反内战”,推倒了国民党,迎来了“新”中国。毛死后知识分子出来鼓噪,确实推动了社会发展,可又不知当止则止,推过了头,把人民煽动起来,把最开明的赵总理推下去。如今“民运”匪类还跃跃欲试,想把我党推倒重来。偏偏我党又烂到了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地步,还不见棺材不掉泪。在这种情况下,想说什么“预防悲剧重演”,我看根本就是毫无根据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爱你喂,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全文完】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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