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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从德：64对话破裂主因是政府未守承诺，没直播对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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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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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资料显示，五一四对话之中断，主因还是由於政府方面未遵守承诺，没能直播或转播对话。问题是，到底是谁从中作梗的呢？沈彤的分析可能近於真相：「五一四对话中的过程其实很有意思。可以看出国务院系统和中共中央系统之间的矛盾，就是胡启立与李鹏之间的矛盾……王超华进来大闹会场，项小吉当时在外面调解。我当时拍着桌子站起来，指着阎明复说，『为什麽答应了直播不直播？』阎明复、李铁映、当时其他十二个副部长和郑幼枚是政府方面的代表，他们都觉得应该是在直播的。所以，实际上说明政府内部有人在阻止直播。」(《回顾与反思》，页八六)究竟是谁拆了阎明复的台呢？得问国内的知情人。
from 封从德着《天安门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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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四对话」是公开的吗？
一、问题的提出「中共让步论」的根据何在？
时下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一九八九年中国政府已经让步了，学生还不退出广场；造成大屠杀的後果，双方都有责任。作者是当事人，历来认为对於责任问题不应置喙；但是，交代和澄清当时的事实真相，则是当事人的责任。
持「中共让步论」者有一些基本论据，本文单表「五一四对话」这件事。作者考察了以「五一四对话」支撑「中共让步论」的来源，大致有二：近者源於九五年秋以後各种版本的影片《天安门》；远者可追溯到六四不到一周年时胡平发表的长文《八九民运反思》。问题是二者皆有偏离史实乃至背离事实的地方。
我们首先看看二者怎麽说。
先说远的。胡平在文中申明：「……更重要的是，当局，从阎明复到李鹏，都和王丹、吾尔开希等北高联的负责人进行了对话，这应视为对北高联的一种默认。并且，这些对话是公开进行的。」(《中国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页九)这是《八九民运反思》长文中集中证明「中共让步论」的地方，这里所引是他提供的叁点论据的後两点。对於这些结论式的「论据」，未见进一步的说明，不知道他做这些判断是采用了甚麽资料和研究。本文仅就这里所谓「阎明复对话是公开进行的」这一判断提出质疑。其馀参看拙文《五一八李鹏与学生「公开对话」了吗？》。
再看近者。《天安门》英文原版对「五一四对话」的处理全过程是这样的：影片首先采用中共官方电视台播送的「李铁映等同首都高校学生对话」的几个镜头，然後是吾尔开希说：「我们把政府拉到我们的谈判桌上坐下来。我认为，这整个学生运动之中这是绝食这个策略引起的最大胜利！我们要求实况直播，政府是录像转播。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时，我们让步了。我们也知道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争取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紧接着的解说词是：「但是在广场上的绝食同学没有听见答应好的广播(did not hear the promised broadcast)」，即对话现场的实况直播或转播。同时播出绝食学生高喊着「现场直播！！！现场直播！！！」走向统战部对话现场的镜头，解说词：「因为怀疑被出卖了，许多同学冲到对话现场，打断了对话。」最後吾尔开希总结道：「对话给破坏了，完全被学生破坏了！(《天安门》页一一七至一一九)
上述两个材料导致一系列疑问：五一四对话是「公开」的吗？中共官方电视台播送的「李铁映等同首都高校学生对话」的几个镜头是在何时首次播出的？当时中共有「实况转播」吗？是广场上的学生「没有听见」还是中共当时根本「没有播」？五一四对话「完全被学生破坏了」吗？……以及《天安门》的处理手法等问题。
二、对话团长的回忆
以下便是我质疑的根据。
提到「阎明复对话」，首先要判断一下到底有几次。阎明复与绝食同学的公开接触共有叁次。第一次是在五一叁下午，在统战部的第叁会议室。据沈彤的回忆，当时王军涛向他强调，「这次接触不是对话，而是增进相互的了解」(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一年五月叁十一日)。第二次是在五一四下午，在统战部礼堂，是经过双方事先协商过的对话。第叁次是五一六下午，阎明复到绝食团的广播站讲了几句话。因此，说阎明复与学生对话，仅限於五一四下午那一次。
那麽，五一四对话是不是「公开进行的」呢？我们来看看对话团团长项小吉怎麽说。项小吉在《新闻自由导报》上的一篇文章「回忆对话代表团」中，首先回忆了对话团成立的背景，即四二九当局导演的那场假对话，然後简述了绝食前筹备对话的情况，特别提到他曾回绝中共提出的对话，因为当局「又想要故技重演」，搞一场搀砂子的假对话。然後，他写道：
五月十叁日绝食请愿开始，当晚学生代表与政府官员紧急会议，绝食代表吾尔开希、王丹、王超华、程真等人和对话代表沈彤、我等人，与政府官员达成口头协议：政府尽快与对话代表团对话，绝食团十四日停止绝食撤出天安门广场。十四日上午我和沈彤再度与郑幼枚谈判，郑不同意用对话代表团这个名称，也不承认北高联。这时他接了一个电话，然後就说中央同意与对话代表团对话。第一个障碍解决了。第二个障碍是现场直播对话实况，并允许中外记者旁听。郑一再强调直播有技术上的困难，但他後来答应实况转播，考虑到广场绝食的同学，我们并没有在直播问题上过於坚持，我考虑实况转播也可以接受，但一定要在当晚七点的新闻联播中播出，电台同时广播。只有这样，广场绝食的同学才可能撤出。绝食团由吾尔开希负责，我只负责对话，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绝食，也不知道北高联和绝食团是否能有效控制绝食活动。五月十四日下午四时二十分，对话在统战部会议厅举行，政府方面有十几位部长级官员出席，学生方面除对话团全体成员之外，绝食团有五位代表出席。对话进行到晚上七时十五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此都无报导，学生再次感到受骗。尽管这样，我当时仍想将对话持续下去，但此时已有大批学生涌入统战部大院，部分冲进了会议厅。对话中断。(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一年五月叁十一日)
可见，中共当时是否现场直播或实况转播了，便很成问题。项小吉一向是以严谨着称的，他以对话团团长的身份专门撰文所描述的对话中断的情况应当是比较可靠的。由此看来，影片所引用的吾尔开希的那句话：「我们要求实况直播，政府是录像转播；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时，我们让步了。」似乎表明中共一方确已让步，作了转播，这是靠不住的。
叁、何谓「公开」？
项小吉的回忆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有沈彤与王超华的回忆加以印证(《回顾与反思》，页八六、一○二。该书由九一年巴黎会议录音整理而成，九叁年由德国莱茵笔会出版)。除郑幼枚(中共中央信访局局长)答应了「实况转播」以外，王超华(北高联副主席)还提到阎明复也有类似的承诺：
(吾尔开希和王丹)同时和阎明复对现场是否有直播有激烈的争论。阎明复说技术有困难，一定说广播车都为迎接戈尔巴乔夫做准备了，当天晚上没有办法利用。最後他说：『我们把录音带当场录好，你们的代表看着给封，封了跟着我们送到中央电视台，一盘一盘放，可不可以？你们同学也可以录音，录音磁带可以拿到广场上去放。这个录像是对全国广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很有信心把同学们带出广场，没有及时对同学们做工作，直接就在这边答应了。」(《回顾与反思》，页一○一)
超华的信心是有道理的。只要能在广场听到直播的对话，绝食同学还是会答应的，不会故意作梗。柴玲回忆道：
「第二天十四日上午就开始讨论要继续对话。这个时候学生就很积极，条件是一定要现场直播。学生这边知道的消息是，现场直播因为广场没有电视，没办法看到。但广场的喇叭是可以用的，由於技术性的问题，把对话的记录直接送到广播电台需要一个小时。在晚一个小时的情况下，同学还是答应，只要能够听到现场直播。」(《回顾与反思》，页一○五)「达成的协议是，一个小时以後可以在广场的广播系统里面，我说的是中共的广播系统里面广播出来，不是说其他的什麽广播站的广播，那是全国直播。再一个是晚上电视新闻联播之後可以看到电视直播。是这麽一个条件。」(《回顾与反思》，页一叁四)
可见，对话算不算「公开」，关键在於是否「直播」，至少也得是可证实的「实况转播」，而中共不仅这点承诺也没遵守，甚至直到对话已经快叁小时之後，在晚间新闻联播中，竟然只字未提。这怎麽称得上是「公开」呢？所谓「对话是公开进行的」，根据何在？
四、进一步的见证
正是因为没有现场直播或实况转播，广场上的绝食同学才要召回对话同学。王超华最後冲进现场中止对话，也是出於这个根本原因：
「这些绝食学生就是坚决不干，『停止对话！立即现场直播！』，有人在那喊。……所以我进去就大喊：『不要对话了！叁个组织是叁位一体的，在绝食团同学没有接受的时候，你们这种对话是不能接受的。马上停止！』」(《回顾与反思》，页一○二)「……我冲进去就冲着对话团同学说，学生叁个组织是叁位一体的，在没有达到绝食同学关於『现场直播，不是动乱』的要求之前，对话不应当再继续下去，应说明我方对对话条件不满意，要求暂时休会。我站在那儿等着回答，停了一会儿，大约是项小吉，无奈只好宣布我方暂时退出对话。」(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六月九日)
柴玲也提到对话中断时的情况，印证了超华的说法：
「就在这个时候，外面开始有骚动。然後超华就进来了，说『外面同学希望现场直播』等等情况。」(《回顾与反思》，页一○六)
超华与开希的区别是，二者虽然在对话前都得到阎明复实况转播的允诺，但是由於超华只有北高联的身份而未能进入对话现场，当时在外面就知道中共没有遵守承诺实况转播，故有理由冲进现场打断对话；而吾尔开希在头一天绝食时便不再代表北高联，他是以绝食代表的身份参加对话的，由於他一直在对话现场，便同其他人一样以为当时有直播或转播，因此他也有理由责怪「对话给破坏了，完全被学生破坏了！」奇怪的是开希将此印象一直带到美国，九○年十月还对我这麽说；《天安门》摄制组采访他时也这麽说。
现在再来看一看广场同学在没有听见现场直播或转播时的反应。常劲(当时北大筹委会副主席)看到了对话时广场同学的情况：
「五月十四日我到了广场以後，北大广播站建立起来了。当时广播站播送了两个消息，一是让各校学生到广播站附近集合，然後一起到六部口统战部参加对话。在召集学生代表的时候，我看到有一百多个学生上去做与政府对话谈判的代表。第二个是过了一阵子以後，有人在上面说：「请同学们到六部口去增援对话的学生，有人要出卖学生。」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一大批的学生集中在六部口，开始时六部口没有多少人。那一阵，人一直哄哄闹闹的，很多人就拉到六部口去了。」(《回顾与反思》，页一○七)
「北大广播站」即「绝食团广播站」，我当时在那里主持。常劲说的第一个情况我没印象；第二个情况是由於当时在广场上的同学，起初并不十分清楚到底是哪些人在同政府对话，担心又是一场假对话，因此马上派了一批同学去查看究竟。等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回音，才又派了第二批同学去。後来得知对话没直播或转播，政府藉口有技术障碍。我当时提了一个方案。九一年初我还记得比较清楚，在备忘录中写道：
「我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即让中央广播电台作现场直播，对话结束之後再按照政府先前所许诺的那样在电视中放录像带。绝食同学可以通过收音机听到对话实况，并能将广播同电视中的对话时间作一对比。如时间相合，则证明没有剪辑，同学们便可以宣布绝食胜利结束，撤离广场。关於绝食请愿的第一项要求，即『平反』，可以在对话中达到。只要政府方面承认『学生是爱国的，学生运动不是动乱』即可。这样，既以最低限度满足了广场同学的要求，政府方面在技术上又不会存在任何问题。作一个广播现场直播，实在是再简单不过了。只要想办法将能收到的现场实播信号换到广播电台的话筒插孔上即可。或用最好的远程无线电台，或两只简单的对讲机，或实在不行，用最简单的电话也就能将对话现场同广播电台连接起来。」
这是最低条件，得到当时在场的同学的认同。然而这套最低妥协方案，是否传到了对话现场，我到现在还没见到有人讨论。在九一年七月的巴黎会议上，我也作了类似的描述：
「广播站建好後，突然传出消息：开始对话了。这时，绝食的同学都非常不清楚，到底是谁，是哪些同学在对话，就担心又出现四月二十九日那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在五月十四日，为什麽没有对成话呢？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同学之间缺乏沟通。大家对那些去对话的同学，还不知道是谁，所以不信任。我想，背後的更深的原因，大概是由於组织结构的混乱，没有统一领导。然後，传来说那边已经答应可以对话，而且可以转播，但是因为技术问题，现场直播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来，如果电视不能现场直播的话，可不可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有一个广播的直播。然後，我们再检察电视的转播。这是我们的最低要求。这个也能算直播。我们就只能让到这一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话传回去了没有。」(《回顾与反思》，页一叁叁一叁四)
五、其它一些细节
超华在巴黎会议上说，「下午的时候，程真(绝食主要的发起人之一)曾经拿着录音带回到广场，要求广播，好像是封从德，在广播站不让广播。」(《回顾与反思》，页一叁四)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当时成千上万人急切地想知道对话进展的情况下，无论是谁，要阻止播放来自对话现场的录音，是绝不可能的。而这也同我提出最低妥协方案的思路不相符。这应当是记忆错误，因为当时超华并不在场；或许是指对话结束後？无论如何，我自己一点没印象，而在当时阻止播放对话录音带可不是件小事。这得向程真求证。
关於这一点，也许沈彤的回忆可以说明程真当时不是拿到广场上学生的广播站来的：
「所有跟广场方面的联系，尤其是五月十四日这些联系，都是程真做的。关於时间上的差别，在广场上广播不是送到广播电台，是送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广播系统，是人民大会堂的广播(即官方的广播系统作者注)，而且时间是半小时以後。」(《回顾与反思》，页一叁四)
另外，同超华一样，我也是一年多以後才清楚参加对话的同学到底都是哪些人。特别是听开希向我回忆当时的情形时，我深感惋惜，并在一篇文章中深为自责，且以「阻挠五一四对话是我最大的过失」为小标题，主动承担责任：
「绝食第二天五月十四日，统战部长阎明复与学生代表对话，是可能将学运引向良性发展的一次重要机会。对这次机会的认识，是在九○年十月在旧金山与吾尔开希的交谈中才明白的，这才在恍然大悟中，深深地自责自己当时的自负。
「五月十四日……下午广播站建好，自然由我主持，这时绝食同学惊惶地听说已有同学在与官方对话了。这显然违背了绝食者的意愿：第一，不是公开的(电视直播)；第二，没有徵得绝食者的认可。这时，我和广播站便投入了阻挠对话的行列，先後叁次派代表去召回对话同学。我在自以为坚持民主原则的激昂中，犯下了不可弥补的失误。」(见拙文《反思中的困惑》)。
不过，我也没有道理颠倒轻重和因果。前面的资料显示，五一四对话之中断，主因还是由於政府方面未遵守承诺，没能直播或转播对话。问题是，到底是谁从中作梗的呢？沈彤的分析可能近於真相：「五一四对话中的过程其实很有意思。可以看出国务院系统和中共中央系统之间的矛盾，就是胡启立与李鹏之间的矛盾……王超华进来大闹会场，项小吉当时在外面调解。我当时拍着桌子站起来，指着阎明复说，『为什麽答应了直播不直播？』阎明复、李铁映、当时其他十二个副部长和郑幼枚是政府方面的代表，他们都觉得应该是在直播的。所以，实际上说明政府内部有人在阻止直播。」(《回顾与反思》，页八六)究竟是谁拆了阎明复的台呢？得问国内的知情人。
总而言之，五一四对话在当时既未「现场直播」，也没「实况转播」，也没在广场上的官方广播系统中播放，在当晚的新闻联播中更是只字未提。因此，所谓「五一四对话是当时公开进行的」这一论点，不知有何根据？
from 封从德着《天安门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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