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
[个人文集]
警告次数: 1
加入时间: 2005/12/05
文章: 2251
经验值: 71628
|
|
|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漫说思维、文字、及其他
五、古人何故“论而不证”？ （续）
（2）是古人“不证”，还是汉字“不逮”？
《论语》是孔子的主要著作，虽然是弟子为他记叙编写，说它包括孔子一生讲学内容的四分之一大概不算太少。《论语》近16000字（包括学生问话），乘以4得64000。孔子自称三十而立，那么就其一生（前551-前479）的70多年来说，他能工作的时间应该不会少于30年。以上64000字如果平均到30年，则一年的讲述尚不到2200字。以正常语速每秒4字算，只需要550分钟。把语速再降一倍也不过1200分钟，即一年20小时而已！ 孔子一生弟子三千，平均到30年则每年100，就算分成10人一班也不过200小时的工作量。这是现代人5天工作制，15天节假日条件下的工作量的十分之一。当然，这个估计没有包括孔子的旅行等等其他活动，所以不能说明实际情况。我这里是怀疑：是否很多孔子说过的话都没有记载于代表孔子的那些著作中？
再到网上检索一番，发现全部《四书》不过57000字不到；全部《十三经》（即《易经》、《尚书》、《左传》、《公羊传》、《论语》、《孟子》等13部典籍）加在一起60万字不到。比较希腊人柏拉图的汉译全集250万字、亚里斯多德汉译全集的300万字，我相信即便考虑到古汉语的简约特点，我也很有理由质疑现存古籍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记录是否过于简略了。
孔子说自己喜欢“述而不著”，或者这是关于他的思想记述很少的原因。可是，总不成诸子都是一个嗜好吧。历史上有不少中国古代思想家之间辩论的记载，可见当时语言已经很发达。由此可以推断，古代思想记录简略的原因可能不是语言表述困难，而可能是语言记述困难。那么，这个“记述困难”具体而言究竟是什么呢？
如前所述，到孔子生活的年代，汉字的使用自甲骨文字起已有1000年历史，占汉字历史的近三分之一。不过，如果以汉字的字数和词汇来衡量，汉字的发展可能远远满足不了记录汉语的要求。下表是网上录下的汉字数量发展记录：
商：甲骨文约3500个至4500字。
汉：杨雄《训篡编》收录5340字。
汉：许慎《说文解字》收录9353字。
魏：李登《声类》收录11520字。
魏：张辑《广雅》收录18151字。
梁：顾野王《玉篇》选定22726字。
宋：陈彭年等《广韵》收录26194字。
宋：张麟文《韵海镜源》收录26911字。
宋：司马光等《类篇》收录31319字。
明：梅膺祚《字汇》收录33179字。
明：张自烈《正字通》收录33440字。
清：张玉书等《康熙字典》收录47025字。
1915年欧阳博存等《中华大字典》，有48000多字
1994年出版的《中华字海》收入了87019字
中国政府1988年公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选收了2500个常用字、1000个次常用字，总共3500字，和甲骨文时期的汉字总量相当。但是，1988年汉语词汇的总量比之3500年前恐怕不只一个数量级的差别。那么，汉字总数的不断增加反映的是什么？我以为反映的是为了应对语言词汇发展的需要不断通过“汉字六书”（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方法创造新的汉字词汇的现象。汉字词汇起初都是单字，这在早期应付语言的需要不成问题。但是单字造词毕竟很困难，因此就用“六书”来帮忙不断造新字。但是，语言词汇的变化之快，又会使旧字（即旧词）无效，所以还要造新字。（旧字也有借用的，于是就有了“一字多义”问题。）结果最后成了今天这个弃用字几乎占主要部分的汉字字库。
汉字难于应对语言记录的需要的困境通过“白话文”运动得到很大改变（留待以后讨论），主要表现为大量使用多字词汇、直接音译外来词汇。现在又发展到直接使用拉丁字母缩写（如GDP等）。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甲骨文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可用汉字词汇量（不是汉语词汇量）远不是可以和现在3500汉字所能组成的词汇量相比较的。再来看《论语》的用字：15,917字(字次数),其中不相同的汉字共有1,355字(字种数)。即《论语》当时用字已经占可用字的三分之一，所用的词汇估计大约在2000左右（考虑一字多义的存在）。同期的汉语的词汇量究竟有多大不可考。但从当时的文化发展的水平来看，应当远远多于6000个（当时可能的汉字词汇量）。《论语》讨论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被人们用现代汉语加以注释，因此可以断定它需要用的语言词汇在当时就很大，很多词汇可能并不是总量四、五千字的汉字词汇就有的。因此可以推断同期汉字词汇的发展可能已经大大落后于汉语词汇。
另一个可为比较的例子是莎士比亚的创作。莎氏的作品共用不同词汇达17，677个，其中十分之一，也就是1700个词汇是他自创。莎氏生活于15世纪中叶，而英语采用拉丁字母为书写文字不过是600年前，即公元9世纪的事。以此推想柏拉图的年代，那时希腊字母的采用已有300年，书写形式等都有定规，创写新词应当不是难事。新词创造又多又快时，就一定要有解释，于是就有了定义和注解，渐成习惯后就成了学术传统。比较汉字的使用，孔子年代的汉字约4500之数，孔子《论语》用词（单字-单词）不过略多于于莎氏一人新造的词汇。借用字只能取意作近似表达，但不能对其重新定义改变原意，所以只好模糊写意，当然就谈不上形成概念定义的习惯。凡此种种，均可见拼音文字的使用和发展与满足语言记录的需求两者之间的困难远远要比表意文字小得多。同时也可想见春秋诸子所拥有的文字工具比较同时期的希腊哲人的工具实在相去太远，且500年间几无变化！
分析到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描绘一幅关于汉字在公元前500年的图景：
1、中土大地上的文化已经很发达，多种语言存在，汉字也发明了约1000年，被说不同语言的先人以各自的写法用来记录自己的语言。
2、但汉字词汇远不如汉语词汇那样发达，在1000年间主要是被统治者用来记录典章制度。学习汉字可能更多的是为了学习国家的治理，而不是各种思想文化。
3、春秋战国的思想界的活跃的标志是思维有了学术性，即探究普遍的真理，因而会大量创制新的语言词汇，遂对用汉字记录语言提出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要求。汉字无能因对挑战，汉字记录遂采用专注记录思想要点的方法来因对，因而出现了文献记载上常见的只有结论没有过程的“论而不证”的思想记录。
4、太多的汉字无力记载的思想过程被湮没了，持续的代代相承的对于思想方法的探索无法借助汉字的记录来实现。
所以，说“不证而论”是我们的先人的思维特点只是对文献想象的表面解读；也不是因为“农耕文化”造成诸子百家的思想和系统理性思维无缘。思维的本质在不同人群是一样的，但发展系统逻辑这样学术性工作却需要有能够支持继往开来的持续探索的工具。春秋战国时期的汉字力有不逮，辜负了我们的先人！不过那一时期流传下来的主要典籍尽管可能“缺斤短两”，但不妨碍其成为后代解读先人思想的唯一途径，并形成我们独特的“汉字文化”，最终影响我们文明的发展。
（待续）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
|
漫说思维、文字、及其他（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