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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明白的“左”与“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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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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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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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最近老金推出了分析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一系列力作，由此引出了论坛里对“左”与“右”的讨论，学徒网友觉得，政治学中的所谓“左右”概念极为含混模糊，因介绍了国外对这一对概念的划分：
“解决的方法可能是将指标由一维转向多维。我在《经济学及其敌人》（Economics and its Enemy）中读到了下面这种二维指标设计，觉得比较简洁、合理，也容易利用其进行判断，摘抄于下：
‘.....修正模式的第一条主轴，一端是“右翼”，另一端是“左翼”。右翼代表了对秩序的偏爱。首先，秩序大致等同于安宁和稳定，它会带来社会组织和模式，最终导致社会不平等和等级制度。左翼意味着对秩序的厌恶，即对运动、变革和骚动的偏爱，这将会带来不定性和混乱，最终将导致社会的无差异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平等。’
‘该模式的第二条主轴一端是“自由主义”，另一端是“反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被定义为对个人特权（我猜应该是privilege）、自由和“多元化”的偏爱。作为对比，反自由主义偏爱的是集体特权和“单一性”。’
‘两条主轴提供了四种基本立场：自由主义右翼、反自由主义右翼、自由主义左翼、反自由主义左翼。自由主义右翼偏爱秩序和多元。反自由主义右翼偏爱秩序和单一。自由主义左翼偏爱混乱和多元。反自由主义右翼偏爱混乱和单一。未了使这些观念更加具体，我们也许可以把哈耶克视为自由主义右翼的代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自由主义左翼，马克思是反自由主义左翼，奥古斯特.孔德是反自由主义右翼。’”
在我看来，这分类非但未澄清原来的混乱，反倒引入了“自由主义”这个更混乱的概念。据我所知，所谓“自由主义”，在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内容。“政治上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多见于知识界与学术界人士，特别是传媒人士。这些人在政治上专替弱势集团、少数民族乃至第三世界说话，特别强调思想与言论自由，思想比较激进，厌恶传统秩序，不珍视传统观念与传统生活方式，对突破传统道德观念的行为诸如未婚同居、同性恋、堕胎等等采取开明容忍态度，而政治上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则反过来，更注重尊重既有社会秩序，强调坚持传统价值观，特别强调道德上的律己，等等。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者则强调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力图缩小国家的权力，认定不受权力干扰自由运行的经济才是合理健康的经济，经济上的一切麻烦都是政府干扰造成的。政府的职能，就是无为而无不为。只要国家停止对经济的干扰，则经济自然会达到平衡，不但不会再出现什么衰退，就连“均富”也能自动实现。而其反对派则是所谓“福利主义者”，强调国家必须动用权力去劫富济贫，保证公民的起码福利。
如所周知，政治上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者们，在经济上往往是福利主义者，其极端者便是社会主义者，在西方称为“力薄儒”（liberals），乃是本区诚灵网友苦大仇深的仇恨对象（开玩笑哦）。而政治上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则多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信奉的是所谓“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所以，所谓“自由主义”，在不同层面上有截然不同的内容。这两类人表面上的主张相反，其实都是自由主义者，只是信奉的自由只限于某个领域罢了。力薄儒只信奉意识形态里的自由，不信奉经济上的自由，而保守派则反之，只信奉经济上的自由，不信奉（或是有保留地信奉）生活方式的自由。因此，人们在自称“自由主义者”时，最好说明信奉的是哪一方面的自由。
若将人们对政治文化的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不同态度为标准分类，可得以下五种组合：
1） 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者兼福利主义者：这就是西方最常见的力薄儒，美国的民主党、英国工党都是力薄儒党派。
2） 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者兼经济自由主义者：此类人比较少见。
3） 政治、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兼福利主义者：此类人同样比较少见。
4） 政治、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兼经济自由主义者：这就是西方最常见的保守主义者，美国的共和党与英国的保守党都是这种党派。
5） 否定一切自由者，无论是政治、文化还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全都加以反对。
在西方，人们通常说的“左派”与“右派”，其实分别指的就是上述第一与第四类人。这就是我写《王希哲是哪家的左派》的依据。
但问题是，这分类并未涵盖所有的政治派别。所谓“极左”与“极右”，似乎跟“左右”一点相干都没有。例如按国际共识，纳粹算是“极右”，而共产主义算是“极左”，可这两类人论实质乃是一类人，也就是上述第五类人。除了是否奉行种族主义这一条外，其他的政策主张都非常相似：两者都实行极权制度，都剥夺公民的政治自由与文化自由；都实行社会主义，剥夺公民的经济自由。要说有区别，也就是共产党人干得更彻底，将公民的一切自由都剥夺罄尽，而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非常不彻底，根本未能实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一元化领导”，公民残留的权利与自由要远比共产世界的高得多，在经济领域里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不彻底，尚有大量的私人企业和资本家存在，基本上是“党管经济”而非“党有经济”。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的改革，最后都殊途同归，以法西斯化终局（准确说来是“准法西斯化”，盖国民经济中除了“党管”部份外，尚有大量“党有”成份，因此尚未进化到法西斯的水平），都实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的党就要变成法西斯党”的英明预言。而在两国发生的准法西斯化，都意味着天翻地覆的社会进步，或许是两国能有的最好的政治局面也未可知。
由此就出现了一个理论上的荒谬现象：若以自由度作为标准定“左右”，越自由的越左，则我认为两者相较而言，纳粹应该是“左”，共产应该是“右”才对。可实际命名却恰好相反。就算将其互换，那也无法交代那“极”字——莫非纳粹比西方左派还左，其社会的自由度比西方还高？
学徒网友所引作者的说道似乎也不通：若以对秩序偏爱与否作为定“左右”的依据，则无论是纳粹还是共党，上台前固然酷爱暴力骚乱，但在上台后都特别强调社会秩序，都主张“稳定压倒一切”，都非常憎恨思想意识形态文化艺术的多元化，都厉行思想专制，都以国家权力为公民洗脑（当然纳粹远不如共党成功），因而都是极右的，何来什么“反自由主义的左右翼”之分？
由此可见，所谓“左右”之分，实在是人类认识史上出现的最醇厚的迷魂汤，其目的是把人完全彻底地弄糊涂。这也算是法国大革命带给全人类的负遗产吧。可笑的是，直到今天，西方还在用这一背时概念，“极左”这种说法倒很少听到，但种族主义政党一般都被称为“极右势力”。
这些人到底“右”在哪儿，老芦愚钝，还真是想不出来。稍有点历史常识与世界常识的人都知道，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完全相反，所谓“右派”乃至“极右派”，根本不是什么“大资产阶级代表”。相反，替弱势集团伸张正义，主持公道的力薄儒中，恰有许多大资本家或其子弟，肯尼迪就是其中一员。反倒是保守派以中产阶级的上层为中坚。这在“旧”中国也一样。记得国内学者黄文治有篇社会调查，指出20-30年代在农村干革命的领袖，恰是识文断字、良心超发达的乡绅子弟。至于所谓“极右势力”也与大资产阶级毫无关系。希特勒的纳粹党全称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上台前声称为弱势集团打抱不平，上台后推行了福利主义，实行的乃是远比今日中国更能均贫富也更公平的国家社会主义。
若是把视野收回到中国来，这问题就更是糊涂账一本。前段看老戴写的《在如来佛掌中》，见她十分激赏某人的屁话（记不得是谁了，老年性痴呆啊），把国民党定位为“极右”，声称国共两党的生死大搏斗是“极左”与“极右”之争，当时就十分困惑：国民党极右？右在哪里啊？国民党信奉的是三民主义，而孙中山已经解释过了，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因为《礼记•礼运大同篇》的影响，传统读书人个个是死硬的社会主义者，孙文虽非读书人，但也难免受到影响，变成社会主义者是必然的。那阵子的中国好像就从未出过一个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者（相当于西方的右派或曰保守派）。换言之，若把主张实行社会主义的人定为左派，则当时中国举国无右派，有的只是极左（共党）与中左之分。
社会主义不但是卖国父的政治主张，也是国民党的施政实践。最近美国的卞历南教授推出新着《制度变迁的逻辑：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该书强调了1949年前后的制度传承，认为中共建立国企并不完全是照搬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作者认为，中国国营制度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面临种种内忧外患的严酷历史条件下，由包括政府、社会、企业以及各界人士在内的不同行动者共同努力、逐步创造并不断完善的经济制度；它发端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兵器工业，最终在抗战时期国统区的重工业与兵器工业中得以形成。借抗战发生的契机，国民党建立了资源委员会，实行了统制经济，而且兴建了若干大型国企。据作者介绍，1938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军政部兵工署将汉阳钢铁厂、大冶铁厂、六河沟炼铁厂、上海炼钢厂整合而成大渡口钢铁厂的大型国企。该厂拥有员工21691人，有自己的铁矿与煤矿，所有必需原料都能自给自足”；实行成本会计计算制度，组织工人开展工作竞赛，“增进工作效率，提高技术水平”，选拔模范工人，还实行“企业办社会”，由厂里提供员工眷属住宅、单身职工宿舍、医务室和消费合作社，为职工子弟设立子弟学校，学生“免收学宿杂费，贷给文具书籍和副食费”，开办了自己的内部农场，以平价向职工经常性供应蔬菜、猪肉、牛奶、豆制品等食品，甚至还建立了自己的公墓与火葬场，等等。除了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外，这一套措施，与后来中共搞的那套并无什么区别。
卞教授没有提到的是，国民党同样也在农村搞过社会改革，诸如“二五减租”与农业合作社，但因为没有用暴力推行，这些改革都不是很成功。直到老蒋败退到台湾后，才进行了比较成功的土改，实行了孙文主张的“耕者有其田”。
所以，要说国民党与共产党有什么本质区别，我看也就只在手段的不一样上。两家都相信社会主义，但国民党不搞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不蓄意制造社会与族群的分裂对立，以仁爱立国而不是以仇恨立国，声称自己是全民党，代表全民利益，不是哪个特定阶级的先锋队，不动用暴力进行社会改造，更不以暴力直接剥夺全民的财产，强制推行国有化。在文化上则更注重既有文化传统的传承，蒋介石尤其鼓吹以传统的礼义廉耻去提升国民的道德修养。若以西方术语刻划之，则国民党在政治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者，属于以上列出的第三类，在西方政界里很难找到类似的等价物。将这种政党说成是“极右”，我实在看不出有何依据。
正因为国共两党之间这些表像上的相似性，前段台湾某“学者”（还是政客？记不住了，老年性痴呆严重啊，过目即忘，与两三年前相比都大不一样，看来已近油干灯灭）才出来说，现在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那一套，与当年的国民党也无甚区别了，由此奠定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基础。隔壁的唐好舔网友《国祭勿忘告蒋公》说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不过这在我看来都是皮相之见。上面已经说过了，国共两党最本质的区别，是手段完全不一样。许多中国人死也不明白的一条道理，就是手段决定结果，手段决定善恶，而正是国共两党的这一本质差别，决定了两者一善一恶。国人正因为不懂这西方是人都懂的最起码的常识，才会只看到国共的社会改造的目的相似，却忽略了两党的本质区别。那位卞教授更由此看出国企制度的形成是所谓“历史的必然”或曰“历史的逻辑”，就更是荒唐了。国企的出现在中国当然是必然的，但那不过是因为中国历来是官僚社会，扯不到什么“历史的逻辑”上去。
最重要的还是，离开手段去奢谈崇高目标，离开手段去区分什么“左中右”，我看什么鸟意思都没有。西方的左右划分固然混乱，但毕竟是在遵守同一规则的常态社会的前提上进行的。而所谓“极左”“极右”之所以邪恶，恰在于他们蔑视并践踏游戏规则打超限战。践踏一点，邪恶一点，践踏得多，邪恶得多，彻底践踏，彻底邪恶。纳粹毕竟还是靠选举上台的，虽然在上台后践踏了文明游戏规则，但毕竟不像共党那样践踏得完全彻底，此所以它远没有共党邪恶。明白这一最基本的政治学常识，恐怕要比弄明白什么是“左右”，什么是“社会主义”重要得多，对于那些如今仍在为“社会民主主义”奋斗的民运冬烘们来说就更是如此。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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