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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玛窦谈中国文化、艺术与科学（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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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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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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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利玛窦也提到了咱们最引为自豪、甚至拿去作奥运会开幕式主题的四大发明的三个。他没有提到罗盘，大概坐船走了那么多路后，只会觉得那玩意不值一提吧。再说，没有现代技艺，古人能否做出“司南”来还是个问题。前段官媒透露，50年代拿到莫斯科去参展（还是送礼，记不得了）的后世仿作的“司南”乃是无耻的伪劣假冒。据说制作者使用天然磁铁制作的调羹对南北磁极的感应力太小，根本就无法克服静摩擦力，使得调羹转动。为了让“司南”能真的“司南”，制作者只好以现代方法充磁，因此使用的其实是人工磁铁。另一个技术问题是，即使将天然磁石研磨成针，以当时的工艺水平，要将它安装在一个可以任其自由旋转的转轴上，若非根本做不到，起码也是很不容易，大概只能吊在棉线上吧。当然，鄙人并非专家，只是存疑而已。
“纸的使用在中国要比别的地方更为普遍，制造方法也更多样化。但这里生产的最好的纸也远不如我们自己的许多产品。它不能在正反两面都印刷或书写，所以我们的一张纸就等于他们的两张。此外，它很容易撕坏，不能耐久。又是他们把纸制成长方形，边长一步或两步。他们用棉纤维制成的纸和西方所能有的最好的纸一样洁白。”
他说的很对，过去的书都是单面印刷后对折起来，再用针线装订成册，其原因就是纸张太薄，无法两面书写或印刷。但我看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缺陷，盖利玛窦也说了，印刷的方便与纸张的廉价，使得书籍的出版规模与流行程度超过了欧洲。
“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时间要比人们认定的欧洲印刷术开始的时间（即大约1405年）要略早一些。可以十分肯定，中国人至少在五个世纪以前就懂得印刷术了，有些人断言他们在基督纪元开始之前，大约公元前五十年就懂得印刷术了。他们的印刷方法与欧洲所采用的大不相同，而我们的方法是对他们无法使用的，这是因为中国字和符号的数量极大的缘故。目前他们把字反过来以简化的形式刻在很小的木板上，多用桃木或苹果木制成，虽然有时枣木也有这项用途。”
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这点毫无疑问，有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金刚经》为证（公元868年）。因此，利玛窦估计“中国人至少在五个世纪以前就懂得印刷术了”并不太离谱。至于他说得欧洲印刷术始于1405年则有点偏差——古腾堡印刷术何时发明，西方尚无定论，但该人1398年才出生，不可能在7岁时就作出该发明。
接下来利玛窦便向西方读者介绍了雕版印刷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他十分欣赏雕版印刷，，理由是：
1） 符合中文的特点（字大，而且需要的字很多，不像西文只有几十个字母。西方最初的活字印刷以字母而不是单词作单位，跟打字机差不多，排版的确非常麻烦）。
2） 工艺简单，制作方便。一个熟练刻字工雕版的时间并不比西方印刷工人排版和校正所需时间更多，而“熟练的印刷工人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印出复本，一天可以印出1500份之多”。
3） 易于保存与作增删改动（这令我颇感意外，但他说木版容易修补，可能工人早摸索出一套打补丁的特殊技巧来了）。因此可以根据需求决定印量。而活字印刷因为在一本书印出来后就只能拆版，以便印第二部书，因此必须不管需求，一次性大量印刷许多书籍，以存书的方式代替存版，对出版商而言，这显然不利于资金周转。
据此，他断言：“正是中文印刷的简便，就说明了为什么这里发行那么大量的书籍，而售价又那么出奇地低廉。没有亲眼目睹的人很难相信这类事实。”正因为有着这些优越性，他传教的出版物，用的也是雕版印刷。他还认定，西式活字印刷无法使用于中国，而中式印刷术也无法传到欧洲，因为西文字母太小，不便于雕刻。
利玛窦此说，颠覆了我的既有观念，也解释了为何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无法取代雕版印刷——即使陶土真能如意制成字模（which I doubt，烘烤后必然变形），排字也太麻烦，又不能存版，从经济效益而言远不如雕版印刷，势必要在传统市场经济中被淘汰。其实以汉字而言，在非人力驱动的近代印刷机问世前，活字印刷的确未见具有经济上的优越性。对它的崇拜，恐怕一是价值观被鬼子改造的结果，二是该发明的智力含量远比雕版印刷高，如此而已。
当然，这种简易发明，有点类似毛子的发明——构思简单，可以大量制造，但无法制作出精品来。利玛窦带来一本精装的封面烫金的宗教书籍，引起了观众的一致啧啧称羡。
对第三大发明，老利说的不多，似乎就那么一段，他似乎也不认为那是中国人的发明，反正没当成新鲜事讲给欧洲人听：
“最后，我们应该谈谈硝石。这种东西相当多，但并不广泛用于制造黑色火药，因为中国人并不精于使用枪炮，很少用之于作战。然而，硝石却大量用于制造焰火，供群众性娱乐或节目时燃放。中国人非常喜欢这类表演，并把它当作他们一切庆祝活动的主要节目。他们制作焰火的技术实在出色，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他们不能用焰火巧妙地加以模仿。他们尤其擅长再现战争场面以及制造转动的火球、火树、水果等。在焰火上面，他们似乎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我在南京时曾目睹过为了欢庆春节而举行的焰火会。这是他们的盛大节日。在这一场合中我估计他们消耗的火药足够维持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达数年之久。”
这在我看来要比西方人用于杀人高明得多。
中国文化的又一显著弱项也没有逃过这家伙的眼睛：
“从房屋的风格和耐久性看，中国建筑在各方面都逊于欧洲。事实上，究竟这两者中哪个更差一些，还很难说。在他们着手建造时，他们似乎是用人生一世的观念来衡量事物的，是为自己盖房而不是为子孙后代。而欧洲人则遵循他们的文明要求，似乎力求永世不朽。中国人的这种性格，使得他们不可能欣赏表现在我们的公私建筑中的那种富丽堂皇，甚至不相信我们告诉他们的有关情况。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有很多的建筑已经受风雨达百年之久，有的甚至达一两千年，他们听了完全是一种茫然不解的表情。当他们提出疑问时，我们告诉他们，经久不坏的原因在于地基很深很坚固，足以在这样久的时间里承受上层结构而不动摇，他们更是惊奇得目瞪口呆。然而，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自己从不挖掘地基，而只是在一片不裂开的地面上放上一些大石头，或者如果他们挖地基，深度也不会超过一码或两码。即使墙壁或楼台要造得很高。结果是他们的房屋城堡甚至不能经受百年的风雨，而不得不经常修缮。……他们的房屋大多是木结构，或者如果是砖石建筑，它们也由木柱支撑的房顶所遮盖。后面这种建造方法的优点是墙壁可以随时翻修，而房屋的其余部份保持原样不动，因为房顶是用柱子支撑的，而不是架在墙上。”
这些批评都很准确，不过他认为那是中国人只管自己，不管后代，显然是一种误解——有哪个中国人不是为了子孙做马牛？咱们不打地基，用木头而非砖石修建房屋，其原因还是那个——不知道（也绝不会承认）那里面有学问，必须由读书人一代代研究下去，而是把这些“卑贱”活留给了普罗大众。没文化的鲁班们怎有本事建起历千年不朽的宏伟建筑？那需要技术知识。砖石建筑垮下来可是不得了，而木结构则无问题，无非是个放大的椅子而已，技术难度要小得多，没文化的憨木匠足以应付。
不过，老利没有料到，美国人后来也放弃了欧洲的传统建筑模式，效法中国人大盖特盖木房屋。这倒确实反映了他们的人生哲学，只顾自己，不顾后人。
当然，老利也不是全盘否定中国建筑，他赞美皇家园林、宫殿等皇家建筑，不过那主要是称赞它们的规模与华丽，诸如面积如何如何大，柱子如何如何粗，等等。这话一点不假，欧洲没哪家皇宫或皇家园林的面积敢跟中国比。只有中国帝王，才能让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变成自己的家，这还只是说紫禁城，不包括不许平民居住的内城。
当然，比起音乐来，建筑倒不算最落后。上次忘记抄了，现在补上：
“中国儒生的领袖人物，要举行一个庄严的祭祀节纪念孔子。……这种特殊的典礼伴有音乐。……利玛窦神父也被邀请出席这种预演会。……组成乐队的祭司们穿上华贵的法衣，就仿佛他们要参加祭祀仪式那样。在向大臣致敬后，他们就开始演奏各式各样的乐器：铜铃、盆形的乐器（有些是石制的，上面蒙有兽皮，像鼓一样）、类似琵琶的弦乐器、骨制的长笛和风琴（不是用风箱吹而是用嘴吹）。他们还有一些别的乐器，形状也像动物，他们用牙齿噙着芦管，迫使管内的空气排出来。在预演会上，这些古怪的乐器一齐鸣奏，其结果可想而知。因为声响毫不和谐，故显得乱作一团。中国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的一位学者有一次说，他们祖先所知道的音乐艺术经过几百年已经失传了，只留下来了乐器。”
这不是说当时的中国就是个落后国家，那要看您说的是哪一方面。阅读该书，我的感觉是，比起当时的欧洲来，中国确实是个文化落后的国家，但却是经济上的超级大国，跟现在的情况大约差不多。
利玛窦多次强调中国的辽阔与富饶，物产丰富，河流极多，而且鱼类也极多。他还认为 “这个国家的船只之多可以等于世界上其余的全部加在一起”，但这只限于计算淡水中行驶的船只，“至于他们出海的船只，数目却很少，并且无论在数量或结构上都无法与我们的相比”。很明显，这是明朝封海使然。这种对海的phobia，西方人根本无法理解。大运河的漕运全靠拉纤进行，利玛窦听一位“数学家”说，光是维修运河，使得它们能够通行，每年就得耗资百万。“所有这些对欧洲人来说似乎都是非常奇怪的，他们可以从地图上判断，人们可以采取一条既近而花费又少的从海上到北京的路线。这可能确实是真的，但害怕海洋和侵扰海岸的海盗，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致他们认为从海路向朝廷运送供应品会更危险。”
城市的规模与繁华也给利玛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南京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城市：
“在中国人看来，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而且在这方面，确实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它真的到处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这些的类似建筑。在某些方面，它超过我们的欧洲城市。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
但他对北京的印象却不怎么好。他到中国是万历年间的事，然而看来即使经营了几百年，北京仍然赶不上南京。据他说：
“（北京的）城市的规模、房屋的规划、公共建筑的结构以及防御，都远不如南京，但人口、军队、政府官员的数目则超过南京。它的南面由两层高而厚的城墙所包围，城墙上面的宽度可供12匹马并行而不觉阻碍。这些城墙主要是砖建筑。墙基全用巨石支撑，墙内填满调和好的泥土。它们不比在欧洲所见的城墙更高，在北面则只有一道城墙保护。”
确实如此，北京的所谓“内城”在北面，南面是所谓“外城”，于是防御南面来的攻击就比北面来的更容易——进攻者先得攻陷外城，才能攻击内城。这完全符合利玛窦的观察——中国人建造城墙是为了防止内部暴乱，而不是防御外族入侵。很明显，北京城的设计，忽略了对蒙古人的防御，而这恰是朱元璋当年派朱棣驻守北平的目的。看来这布局的改变是朱棣称帝后作出的。他也真可谓深谋远虑，明见万里——虽然京城几次因瓦剌人或满洲人的进攻而陷入危急，但真正攻破它的还是南面来的李自成。
至于北京城墙“不比欧洲所见的城墙更高”，恐怕是利玛窦目测错误（他大约不敢以象限仪测定城高几何吧）。我在欧洲见过的城墙，罗马城墙included，绝对没有北京城墙那么高。
令我吃惊的是北京街道的原始状况：
“北京很少有街道是用砖或石铺路的，也很难说一年之中哪个季节走起路来最令人讨厌。冬季的泥和夏季的灰尘同样使人厌烦和疲倦。由于这个地区很少下雨，地面上分离出一层灰尘，只要起一点微风，就会刮入室内，覆盖和弄脏几乎每样东西。为了克服这种讨厌的灰尘，他们就有了一种习惯，那或许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不知道的。这里在多灰尘的季节，任何阶层的人想要外出时，不管是步行还是乘坐交通工具，都要戴一条长纱，从帽子前面垂下来，从而遮蔽起面部。”
这哪像个首都的样子？连阿拉故乡都不如。我小时故乡还保留了许多旧貌，街道都是一色青石铺成的，哪像皇城那样竟然是泥土路面？不过，沙尘滚滚，一片灰黄倒不是路面原始造成的。如今北京处处是柏油路或水泥路，还不是那个鸟样？那是因为北京出去就是沙漠。我上学那阵，姑娘都用尼龙纱裹住头面，跟西方抢银行的窃贼并无两样，原来这做法古已有之，而且不限男女，比现代还先进（当然有车阶级可免此厄）。
论GDP，当时的中国当仁不让是全世界第一。利玛窦说，“赋税、关税和其他贡物，据一般说法一年无疑已超过了一亿五千万。……国家预算之大是远远超过欧洲人所能想象的。公用建筑、帝王及其亲属的宫殿以及维修城市监狱和碉堡、更新各种战备，都必须由国库支付，而在幅员这样辽阔的国家，建筑和维修的项目是接连不断的。人们很难相信，有时候即使这样庞大的收入也不够应付开支的。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就增收新税以保持预算平衡。”
利玛窦去中国时，正当大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时，善于理财的张居正使得国用相当充足。他还没来得及看到后来辽饷、练饷、剿饷三大饷使得国家破产，皇室终被倾覆。这正是朱元璋作法自毙——除了毛泽东外，他大概是历史上最坚定地反对走资，提倡“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国家领袖，为此把大海上锁关起来，逼迫全民去黄土里刨食，使得土地税成了国家岁入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来源，让宋朝业已相当发达的工商业永久凋谢，当然最后要搞到民穷财尽。若是崇祯如晚清那样，知道征收厘金（商业税），则也不至于弄到官逼民反的地步，这就是反对走资的好下场。
这些当然是题外话了。爱你喂，读过该书，我的感觉是，当时的大明绝对是经济第一大国，但同时也绝对是文化落后的第三世界。这状态大约一直保持到乾嘉时代。此后咱们则丧失了经济上的领先地位，直到近年又才坐二望一。然而论文明程度，咱们依旧是那个第三世界国家。
最后抄录利玛窦提到的几条中国特色：
“在中国，没有像我们的《十二铜表法》和《凯撒法典》那类可以永远治理国家的古代法典。凡是成功地取得王位的，不管他的家世如何，都按他自己的意思制定新的法律。继位的人必须执行王朝创业人所颁布的法律，这些法律不得无故加以修改。”
对这条他只是中性陈述，未作褒贬。他肯定的两个优点是：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大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于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念头消耗得筋疲力尽，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国人却已经保持了达数千年之久。这一论断似乎与我们的一些作者就这个帝国的最初创立所作的论断有某些关系，他们断言中国人不仅征服了邻国，而且把势力扩张到远及印度。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政府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正相反，我常常就这一论断询问中国博学的历史学家们，他们的答复始终如一：即情形不是这样的而且也不可能是这样的。姑且不论作出这种错误记载的作者声誉如何，错误之所以出现，很可能是因为曾发现有中国人到过中国人国境以外的证明。例如，人们可以引证菲律宾群岛，中国人曾打入那里的私人企业，但不是官方正式委派的。”
“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区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军队的官兵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他们常常对军队进行约束，就像老师惩罚小学生那样。战争政策由哲学家规划，军事问题仅仅由哲学家决定，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比军事领袖更受皇上的重视。事实上，这类意见很少、并且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是交给作战会议讨论的。因此，结果是凡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他们宁愿作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做最高的武官。他们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感和尊重以及发财致富方面，文官要远远优于武官。更加令外国人惊异的是，事关对皇上和国家的忠诚时，这些哲学家一听到召唤，其品格崇高与不顾危险和视死如归，甚至要超过那些负有保卫祖国专职的人。也许这种情操来自于：人们有了学问，心灵也就高尚了。也许还出于这一事实：从帝国建立以来，人们就更愿意学习文科而不愿从事武职，这对一个很少或没有扩张版图的民族是更合适的。”
除了儒生（他所谓“哲学家”）因为道德高尚而勇于捐躯，中国历史上从未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是屁话之外，他观察到的这两个特点都非常准确（尤其是第一条，虽然汉武帝以开边著称于史，但那以后中国人的扩张欲就彻底萎缩了[唐太宗是胡人，算不得汉人]，此后中国疆域的扩大，靠的不是蒙古鞑子就是满鞑子，至今中国人仍无扩张欲，与白人是两回事）。至于这些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就是见仁见智的事了。
（全文完）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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