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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3):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何在？

金唢呐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7/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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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3):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何在？ (1022 reads) 时间: 2009-12-01 周二, 下午7:59

作者：金唢呐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3):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何在？

金唢呐

再说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现在的国家制度是集中国传统集权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极权社会主义社会等种种制度于一身，具体说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相结合的大一统制度，外加列宁发明的一党专政，但在经济领域却甩开膀子大干资本主义。现在中国的左派和自由派，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的都是上述某一制度的缺点、错误、糟粕。我认为这不符合实事，这些制度也都有各自的优点，集合在一起的综合效应也并非一无是处。

现在的中国和传统意义上的极权国家不是一回事。极权主义意味社会秩序完全由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决定，几乎不存在什么个人自由和私人空间，这显然不是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至少现在中国人已经已经有了文化自由、经济自由、部分宗教信仰自由，和北朝鲜那种极权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农民也有了部分迁徙自由，由过去的半农奴状态“一跃”成为国家的二等公民。在文明发展史上是一小步，在中国则是腾空飞跃。

特色社会主义在“僵化”和“血腥”上有了明显的进步。由于引入了市场机制，国家经济充满活力，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释放出了私欲，也不需要用血来做润滑油，不用再实施杀鸡吓猴、褪毛鸡刺激猴的策略。但另一方面，古今中外从来没有哪种制度，官僚集团可以如此深入经济领域，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贪婪攫取财富，这确实也是件极为恐怖的事情。如果我是胡总，就对官僚集团说实话：今天的干部，需要牢记的不是什么毛主席的“两个务必”，而是金氏的“两个务必”：一是要务必经常炖肉（即发展经济），二是不要太贪吃，大块捞肉时务必须给中产阶级剩几块、给底层大众留碗汤喝。只要做到了这“两个务必”，官僚集团就可以不断捞肉吃。

现在看来官僚集团基本还能照两个务必办。因为所谓现代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城市化过程。过去说我国有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现在虽不会再有那么大的比例，但也还是有一半吧。城市化过程还大有可为。由于有利可图，官员们炖肉的积极性也非常高。现在中国干什么都是“XX搭台，经济唱戏”，估计短期内还不至于找不到经济增长点。而且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这么大，不至于让官僚集团吃光喝净。

主流媒体常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稳定与发展”，涛哥说得更明确具体：不走邪路，不走老路。所谓稳定，就是封建集权、一党专政的框架不能动，就是不走西方那条邪路；所谓发展，就是在这个框架内搞资本主义不能变，就是不走回头路。按李肇星的说法，这就是中国的人权。中国人权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存活之权。没有动乱流血，又不会饿肚子，而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可以“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不就是最大的人权吗。按这个标准衡量，现在中国的制度，成了大部分人眼中最适的制度。

就拿是否应该取消城乡二元结构的争论来说吧。过去毛时代的做法，把进城的农民当做盲流来收拾，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允许“陈焕生们进城（80年代初电影名）”，释放了他们盖楼挖沟修路架桥的能量，对农民实行半自由劳动制度，要远比毛时代的半农奴制度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恐怕是连白痴都能弄明白的事实，再坚定的毛左现在也不敢反对，只能含蓄地说几句“无农不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若进一步取消户籍制度，如果不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也就是如果不从“正义、公平”、“人权人道”的视角来考虑问题，左派们和主流经济学家对自由主义学者的批驳完全对，实在找不出取消城乡二元结构的理由。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既可以避免城市化过程容易出现的动荡不安，又可以让贫困的农民工进城打工，解决了经济发展中谁来干脏活累活的难题，也为农民将来盖房子、看病，孩子上学、娶媳妇打点基础，起码从短期看，对“稳定与发展”都有好处。

在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印度、巴西的农民基本上无序进城、自由进城，结果就是大量贫民窟出现，弄得“城已不城”，在国人眼里，贫民窟简直就成了孟买、里约热内卢的城市名片。左派在取消城乡二元结构、土地私有化的问题上和自由派辩论的时候只要拿出尼采的语气：“看啊这人（城）”，再附些图片，基本上就可以堵死这条“邪路”。而东亚国家如韩国，是两头在农村。韩国人戏称（估计是中国人戏称）农村都是些“三八干部”，三岁的孩子和八十岁的老人，年轻人都到城里去工作了，等退休后再考虑回来。据说日本也有类似情况，请留日大虾赐教。

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很特殊，除了近郊占地户以外，基本上是“择优入城”。我周围农村出身的不少，基本上都是这两种情况：一是到城里打工做买卖，挣钱后买了商品房，拿到了城市户口。再就是大学毕业后在城里找到了工作，实现农转非。所以，城市化过程出现的贫民窟和犯罪问题，中国总起来说都不严重。贫民窟不用说，连城市治安也还说得过去。同是大城市，北京上海的治安状况绝对比纽约强。而且发生在城市里的犯罪，很多也都是附近农民进城打游击干的。城市里虽然也有下岗职工，但大多是4050，能犯罪、敢犯罪的不多。

广州社会治安要差一些，但也看跟谁比。都说广州火车站脏乱差，到意大利的罗马火车站看看去，一点不比广州好。而且广州的城市治安现在大有好转，据广州人说是前几年上任了一位铁腕公安局长（好像还是吴仪的侄子还是外甥？待考），每次布置工作时最后一句话都是“要敢于开枪”，而且广州公安还真开过几次枪，凡是遇到反抗拔枪便射。以后把小区保安、看自行车的都安排上了治安任务，随时向公安通报治安情况（估计是学习了香港的阿瑟的做法），我上个月去广州，感觉确实好多了，连出租司机都盛赞好局长。

西欧和北欧这些国家，到底算不算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我不敢说，因为这有个“量”的问题。空谈公平、正义，是任何政府和政党都会做的事情，这必须要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做保障。这些国家现在都是混合经济，到底公有制占多大比例才算民主社会主义，恐怕应该有个标准，我想至少应该占到主导地位吧。若按照这个标准，没有哪个国家实现了民主社会主义。但这些国家至少社会主义因素还是有不少，这点恐怕没什么异议。那些社会主义的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的工党，不管取什么名字，政党的社会主义立场是客观存在的。甚至可以说，也正是这些政党的社会主义立场，才使他们当时能够上台执政并获得一定成功。

与苏联中国不同的是，这些国家发起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是通过议会斗争合法取得国家的控制权，然后在多党执政、两院制、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这些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框架里面搞点小动作。社会主义政党上台，执行偏向社会主义的政策，如坚持国有化、保障社会福利；保守主义政党执政，执行偏向自由竞争主义的政策，如扩大私有化、提高生产率等。双方相互竞争，一张一弛，维持社会运转。这些国家无论出现何等强人，也只能在民主的框架里搞“民主社会主义”，也搞不成集权（极权）社会主义。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血缘关系而言，“民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远比集权（极权）社会主义的更近。有人形容是在资本主义胎盘内逐渐培育社会主义新因素，以渐进式地（由量的积累到部分质变再到最后质变）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社会新形态。所以，尽管蝙蝠有翼能飞，也只能算是哺乳动物。据说80年代末某中国代表团访问瑞典时，称呼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人家马上脸色大变，请中国同志务必加上“民主”二字，如果不加民主，宁可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这可是大是大非问题，省略不得。

中国左派现在不少一提欧洲社会主义就激动，就想上前套近乎，真令人莫名其妙。有一次有位毛左经济学家分析40年代末工党在英国搞民主社会主义成败时，谈到艾德礼政府对国有化工业的管理存在许多弊端，包括工人参与管理没有落实，居然说到了老艾如果能借鉴鞍钢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欧洲的社会主义历史就会改写，真不知这些人脑子是怎么长的，只要跟社会主义沾点边的就想攀亲戚，还想指导工作。“两参一改三结合”连在中国都失败了，还想去指导艾德礼政府。

目前，欧洲各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以保守主义经济主张为主，加入社会主义因素的经济模式。社会民主党普遍认为，过去以社会主义为名义，侵犯了市场经济法则和价值规律。现在必须予以纠正；要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缩小由国家承担的社会再分配范围，稳定金融秩序；认为社会主义价值必须建立在社会的经济效益基础之上。因此，社会民主党尽管仍然反对保守主义政党大幅削减社会福利，但也认为应该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纠偏和改革。与此相适应的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理论，逐步由过去的“民主社会主义”转变到“社会民主主义”。

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现在正越来越向价值观和伦理方向转变。通过伦理上明确社会主义的价值，来指导实际政策的走向。换句话说，欧洲社会民主党在具体政策层面上已经开始与欧洲保守主义政党融合，在意识形态上试图淡化，但在价值观领域上始终坚持着社会主义的特点，并把人权作为社会民主党理论的基本出发点。社会民主党并不把任何具体的制度设计和社会特点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志，而把社会主义抽象化。

中国左派向往的，根本不是这种民主社会主义，而是集权（极权）社会主义，这也是中国左派和欧洲左派的区别。所以在一些追求两头真的老家伙（如谢韬）提出要搞“民主社会主义”，主流政治学家代表官方的回答是：我们不搞“民主社会主义”，而是要搞“社会主义民主”。这里面的含义很清楚，就是在传统社会的大一统制度、一党专政的框架内，小打小闹地恩赐点民主。而民主社会主义是在多党执政、两院制、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这些民主的框架里面搞点社会主义。

而西欧和北欧的社会主义也有很大的区别，我认为这区别不是福利高一点还是低一点，税收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而在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上，也就是老芦所说的“公有制”上。也可能正是这点区别，使得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到了八十年代就寿终正寝。而瑞典社民党20年代就提出，搞社会主义，不要搞所有权的社会化，而是分配的社会化，即对社会财富如何进行公平分配以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利益。所以，北欧社会主义至今还得以延续，虽然问题也不少，至少社会还能运转下去。

西欧民主社会主义就举英国的例子吧。英国实行的是费边社会主义，主张“渐进性的”社会主义改良，走民主主义的、合乎道德的、符合宪法与和平的变革之路。熟悉英国社会主义政党工党的人都知道该党有个著名的“党章第四条款”，也就是公有制条款。在1918年工党大会颁布的工党党章中，该条款明确了工党的政治目标和理想：“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每一工业和行业所能做到的最佳民众管理和监督的基础上，确保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获得其辛勤劳动的成果和可行的最公平的分配”。1929年工党年会，又增加了“分配和交换”的内容，即把“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改成“在生产、分配和交换资料公有制”。

工党之所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党，或者用国内的表述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主要是因为这一表达其社会主义信仰的公有制条款。对很多的工党领导人和团体及个人党员来说，这个“党章第四条款”就跟现在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样，是工党的命根子，是党在政治舞台上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是党争取和团结广大工人群众支持的黏合剂，因此也是其制定国内政策的重要依据。

可到80年代就混不下去了，用“公共所有制”代替了70年代以来一直宣称的“国有化”口号，并于1986年议会大选前夕，进一步发展为“社会所有制”，也就是“混合经济”。最后还是上不了台，以后布莱尔上来给大家摊牌：是要党章第四条款还是要政权？

【未完待续】

作者：金唢呐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金唢呐于2009-12-06 周日, 下午9:16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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