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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现代汉语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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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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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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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浅议现代汉语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芦笛
一、劣币与良币
我用了“It is I that…”的句型,老邢告诉我是错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It is me that…”我告诉他我说的才是正确的,他反而错了,其实是以讹传讹,劣币淘汰良币。
我没告诉他的是,当年我和导师夫人就有过这争论。我告诉她:“Knock, knock. Who’s there? It’s me, John.”是错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It’s I, John”,盖这儿用的是表语而非宾语,当然不能用I的宾格。导师夫人很客气,睁大了眼睛说:
“Oh really? I didn't know that. Thank you for telling me. Your English is better than mine.”
我心里知道她正在暗笑我这外国人自作聪明,于是问她:
“Why don't you say ‘Your English is better than me’? I’ve heard loads of people say that. ”
“Oh, that!”她愣了一下,说,“That's not good English. A lot of people in this country do not speak English properly,you know. ”
“So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t’s me’ and ‘better than me’ then?If the latter is not proper English, why is the former correct? ”
这下她可是再也答不上来了。我于是得意地笑笑,也就没再说了。
鬼子不懂语法,但外国学生都该知道这些错误,记得张道真那本书就讲过,过去都说It’s I,但后来就变成了It’s me。这本来被视为错误,但说的人多了,也就变成了主旋律,这就是语言的所谓“约定俗成”。确实如此,不信请大家去看狄更斯的小说,上面绝对只有It’s I,没有It’s me。然而如今谁都说It’s me。我如果不是用强调句型“It is I that…”则也绝对只会跟着说It’s me。但既然用了那句式,把主语I弄成宾格me就太不合适了。
所谓“语言的约定俗成”,在我看来乃是劣币驱逐良币。小衲问道:
“See,这就是我搞不清的一个问题:语言是进化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标准? 好像不存在劣币驱逐良币吧?”
我在楼下已经答过他了,我认为当然有正误标准,这标准类似数学,其实是逻辑标准,例如双重否定应该是肯定,但俚语常使用双重否定作为单重否定,
you ain't seen nothing yet就是典型错句,正确的应该是you haven't seen anything yet, or you have seen nothing yet。这儿的正误是逻辑的正误,并不是主观任意规定,应该是普适的,外国人都能理解。此类错误只有大老粗土著才会犯,盖他们不是通过书本来学英语的。
另一类劣币则是上面说的混淆词格,例如it’s me 就是把表语当成了宾语。此类错误在普罗大众中很常见,例如用宾格取代所属格,用“me”取代“my”,说出“me brother”的怪话来。
第三类劣币则是混淆词性,最常见的就是用形容词代替副词作状语,如“He doesn't speak English proper”,“Drive safe”,此类错误老美犯得最普遍、最严重,乃是英国知识分子嘲笑老美的一个话题。在英国知识分子中也确实听不到此类烂话,人家只会用副词properly和safely,绝不会如好莱坞电影上的侦探跟坏人说“Now, you listen to me, and listen good! ”他们非但不会用形容词good来代替副词well, 而且就连listen well都不会说,只会说“listen carefully”。
但哪怕英国良币也抵挡不了汹汹而来的美国劣币。随着好莱坞电影全面占领英国的“舆论阵地”,英国人也开始跟随老美,在广告中说起“call direct”来,其实按语法来说,应该是“call directly”才对。
再说一遍,这些错误都是可以达成理性共识的,并非主观武断规定。因为经过学者加工,英语的语法很有理性,很讲逻辑,违反它当然是劣币。
二、劣币驱逐良币的发生机制
这点我其实已经讲过了,语言有两个来源:精英来源与大老粗来源。一般人的误区,乃是以为语言是从人民群众中自发产生的,看不到它其实有很大部分是学者人为创造出来的,现代汉语大概是人造成份比例最大的一种语言,绝大部分现代词汇都是从西语的对应物中翻译过来。既非古已有之,又非天然发生,乃是臭老九人工制造的,有许多直接就是从日语中引入的。
西方语言也同样有两个来源,作家和科学家们贡献层出不穷的新词汇,语法家负责建立语言规范,大老粗负责贡献俚语词汇,并无视规范随心所欲乱讲一气。两者交汇在一起,就成了活的演化中的语言,学者们竭力规范之,大老粗们竭力紊乱之,两者互斗,各有输赢,英语便是这缠斗产生的混合物。所谓劣币驱逐良币,也就是大老粗靠人多势众获胜。“It’s me”成了对的,而“It's I”反而错误,就是这种逆向淘汰的结果,虽然无理性可言,然而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谁也没有办法,只能悻悻地接受既成事实,如接受共党领导一般:)
三、中共对现代汉语的改造
中共是中国历史上权势最强大的精英集团,对现代汉语的形成也留下了最大的影响。不幸的是,中共与文明国家的精英集团不同,是史无前例的“反文明精英集团”,于是对汉语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乃是权势集团有意以国家暴力强制推行的举世无双的“劣币全面驱逐良币”运动。以我个人的感觉,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化:在汉语中引入了大量马列行话并使之极大地普及,诸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等等。这些术语有许多虽然早在共党执政前就由学者们翻译过来,但只有在49年后才得到空前普及,以致家喻户晓,连大老粗都能熟练使用。共党特别是毛泽东和林彪还创造了许多新词汇,或是将旧词汇赋予全新的政治内容,前者如“落实政策”,“精神原子弹”等等,后者如“牛鬼蛇神”, “镇压”等,这些词汇虽然是旧有的,但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内容,例如“牛鬼蛇神”指“阶级敌人”,“镇压”在民间直接就等于“处决”。例如民间说“某某被镇压了”,意思就是“某某被处决了”。
2)粗鄙化。中共奉行的是反动的“民粹主义”、反智主义与反文明主义,将流氓无产者的语言视为正宗,一反传统的“温柔敦厚”文风,不但提倡文学作品的口语化,而且强力推行文学作品的下流化。
这反文明逆流首先由《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轫: “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以毛无数的生动粗俗的党内讲话为示范:“资本主义大月经”、“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 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後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 让我操二十天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这些粗鄙不堪的下流话甚至被毛写入“诗词”:“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全民群起仿效这种痞子文风,流氓语气,结果便是通篇不堪入耳的骂人粗话的“文学作品”《刘三姐》与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未经此类粗鄙化的海外华人很不习惯大陆人“搞革命”、“干革命”的粗俗表达,盖“搞”在他们看来是个很粗俗的字,但大陆人离开“搞”字就无法说事,最结棍的就是近年才出笼的“搞定”。
3)“军事化”,这用英文militarization表述似乎更准确,说的是其实是“军国主义化”,更准确地说是暴力化,连文学作品都充满火药味,杀气腾腾,戾气纵横,毫无祥和气氛。这也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创的:“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文革的“砸烂狗头”就直接来源于此。
4)恶毒刻薄化。毛泽东把鲁迅奉为“新时代的圣人”,并带头刻意效法鲁迅的刻毒文风,可惜未得其神韵,反而给人一种小人得志的轻浮感,其代表作便是毛选四卷中嘲笑国府与美国的一系列作品,诸如《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评战犯求和》,“评白皮书系列”,《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烂“文章”,其中“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之类的烂话,令人不免作三日之呕。
已多次检讨过了,我本人也是这种恶毒文风的受害人,而且终生无法摆脱,大约只有人死病断根了。这还不止是积习难改,也有刻意邀宠的动机:我知道许多人喜欢看精致的骂人,想藉此提升作品的推销力。
5)规范化。中共并不完全由泥腿子组成,在执政后裹挟了全部文化精英。50年代追随苏联搞“理性社会主义”时,由这些学者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作了许多汉语规范化的工作,制定了堪称历史上最完备的语法,并将之写入中学教科书。比较一下“解放”前后或是同代的中文作品,就能看出大陆使用的中文比较规范,例如以“的、地、得”人为区分定语、状语和补语,我认为乃是五四以来将汉语学术化、规范化的努力的持续(我在旧作中介绍过,“她”、“[牛也]”[左牛右也,后废弃,为“它”取代]、“它”就是五四后学者仿照西语创造出来的新词,旧文言中只有不分性别的“他”)。另一个工作则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确立汉语拼音系统,我认为也是应该的。它虽然不能代替汉字,但毕竟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注音系统。
简化汉字则是逆语言进化大趋势而动的反动行为。我已经在旧作中指出这问题了:汉语是单音语言,因此同音异义字非常之多,单字不堪负荷,文人便用加偏旁的方式去区分不同词义,这结果便是音同义不同,写法也不同的字越变越多。此乃单音语言的弊病,无法解决,只能以此原始方法修修补补。但中共竟将大批同音字归并在一起,使得原有的一字多义现象更加恶化,极大地提高了语言的信息熵。完全是一种破坏语言的精确性、学术化的反动行为。
另一工作则是推广普通话,这有利有弊。利者,国人不必如印度人一样,因为方言太多只能靠英语交流,弊者,它扼杀了文化的多元性。
汉语的规范化工作究竟该怎么评价,取决于视角。别提网友批评我以西方为本位,其实不是这么回事。语言扮演两重角色:学术语言与艺术语言,作为学术语言,它必须非常精确,信息熵越低越好,理想状态是一词一义,但作为艺术语言则相反,它必须非常丰富,可以相当含混,给读者留下很大的自我创作空间。英语因为词汇量非常大,虽然一词多义现象比汉语大概更严重,但总可以找到准确无误的表达方式,语法又相对严格,因此可以同时胜任学术与艺术语言的双重角色。汉语则极不规范,单字可以任意组合,信息熵极高,不适于作为学术语言,但不失为一种优秀的艺术语言,此所以有人说中文没有正误之别,只有好坏之差,这恰是艺术的特点——只有学术才有正误,艺术只有精粗美丑之别。
因此,中共主导下的中文规范化工作是把两面刃,一方面,它有助于中文的学术化(虽然还很不够,例如大家都说“我没有到北京之前”,谁也不知道那是类似英语双重否定的错误,应该是“我到北京之前”),另一方面,它也扼杀了汉语的多样性,普通话的推广更是加重了这一趋势。
总的来看,中共执政造成了空前的文明灾难。我记得90年代初《中央日报》曾发表该报记者对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采访,马老对台湾文学特别是散文评价很高,对大陆文学则不屑一顾,认为49年之后大陆无文学。无独有偶,前段德国汉学家顾彬也表示了类似观点。他告诉大陆传媒,在许多德国读者眼中,中国小说属于庸俗文学,一般只有没有什么文学水准的人才会看。“1949年至1979年时 期的中国文学无法远离政治,1992年以后的文学则与市场太过亲密接触。小说不能从内在看人,而是从外在看人,描写城市写不出城市的味道,老舍笔下的北京太棒了,现在有谁能真正写出北京的味道?”在他眼中,中国当代文学简直就是一个“重症病号”。这些大实话引起了愤愤们的一片鸦鸣雀噪,纷指顾老“辱华”。他开出的一个主要症状就是中国作家的“中文太差”,语言粗鄙不堪。这完全是中共带来的文化灾难。
四、痛失乡音
我对普通话的感情变化已经说过了:少不更事时以普通话为仙乐,以能逼真模仿北京人说话为至荣,即使66-67年“大串连”外出,在外地偶尔听到乡音还觉得土得要命,最无法忍受的则是听到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我太太毫无语言才能,她的普通话就是这种味道),但随着觉醒,我对普通话的感情也逐渐起了变化,反倒觉得乡音特别亲切来劲。
然而令我吃惊的是,几年前,我接待了一位从家乡来的小辈,发现她的乡音完全走味变质了,无非是普通话改用家乡的四声,就连四声都还根据普通话作了相应改造。这种“改进乡音”让我说不出的难受,觉得既然如此,还不如干脆该说普通话算了。而且,我说的许多方言俚语她居然听不懂,必须由我再用普通话翻译解释,这还有什么与乡亲交谈的乐趣可言?
不仅如此,据我太太那时时返乡的“候鸟”汇报,她近年回去,满街都是讲普通话的人,讲家乡话已成另类,像她那种讲原汁原味的家乡话的人就更是少而又少。我听了只有说不出的沮丧:NND,不但家乡丢失了,现在就连乡音都居然丢失了!贺知章所谓“少小离乡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的感慨,于今竟成不可得的幻梦!我之乡音未改,然而乡音已不存在,又痛何如也!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9-5-03 周日, 上午7:50修改,总共修改了3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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