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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油，白菜心”的政治性从何而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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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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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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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芝麻油，白菜心”的政治性从何而来？
芦笛
Spring 网友那帖子提出了几个重要的问题，我想了一下茫无头绪，把一些疑问写下来，供诸大贤批判。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音乐的政治性？我还真不懂。要说音乐有政治性，那似乎也只能是歌词有政治性。旋律能有什么政治性？它顶多只能传达一种情绪，或庄严，或轻松，或油滑，或欢快，或悲伤，或激昂慷慨，或缠绵悱恻，但这些都是人类的共有情绪，并不专属于某个政治势力，因而也就不可能具有什么政治属性。所谓政治，无非是社会集团以权力瓜分经济利益的社会活动，单纯的乐曲能与此有相干么？显然不能。因此，起码器乐是没有什么政治性的。
歌曲因为有歌词，自然可能（并不一定就）有政治性。由此可见，乐曲本身没有政治性，但可以由歌词人为赋予。例如《东方红》当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然而据戴晴考证，它原来是个陕北情歌，叫做什么《芝麻油》，原来的歌词是：“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这能有什么政治性可言？但被马屁文人填进无耻歌词后，当然也就赋予了这恶俗曲调以政治性。
从“芝麻油”到“东方红”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政治性的赋予方式还不光是填词，更是演奏场合。这和巴甫洛夫的小狗实验本质一致。《东方红》成了毛的出场前奏曲（这完全是欧洲传统，中世纪国王出场前，先由小号手吹奏国王登场曲。中国并无这种习惯。遇到重大国事场合，似乎是皇帝先登场，再召进大臣。是皇帝等大臣，不是大臣等皇帝），反复在重大庆典上演奏。反复多次重复后，“打铃”和“进食”这原来毫不相干的两件事之间便建立了牢固联系，那曲调就此成了毛的“音乐标签”，亿万子民与巴甫洛夫的小狗一样，一听到“芝麻油”就必然要想起毛泽东来。
等到芝麻油变成红太阳后，就连旋律都变了。其实若您自个哼哼那曲调，立刻就会发现它真是民歌，原来是四二拍子，鄙俗而且单调，甚至有些油滑，与什么“庄严”毫不相干。但它变成毛的专有颂歌后，改成了四四拍，加上配器，再加上一段雷鸣似的前奏：叨叨叨，叨叨叨骚刀来，就显得庄重丰厚多了，尽管它的旋律仍然是说不出的简单，不，是简陋，而这正是民歌的特点，那就是基本乐句只有一句，只有一个所谓“动机”，反复吟诵，乏味至极。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何尝不如此？那最先是《德皇威廉阅兵曲》，原先好像没有歌词（鬼子和国人的一个区别就是鬼子重器乐，不像国人只会唱歌，没有歌词就觉得怪怪的，难以接受单纯的乐曲），乃是十分简单的进行曲，后来张之洞练新军，从德国引入“洋操”（中国军队原来不搞队列训练，现在这套“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后转齐步走正步走”等等完全是晚清引入的，当时称为“洋操”，也不知道爱国志士们为何不提倡国货，废除这套我最痛恨的名堂，起码不要再在学校里搞这种崇洋媚外的“军训”），自然也就引入军乐队以及统一阿兵哥们行军步伐的进行曲，张大帅不习惯有曲无词，乃填词曰：
朝廷欲将太平大局保
大帅统领遵旨练新操
第一立志要把君恩报
第二功课要靠官长教
第三行军莫把民骚扰
我等饷银皆是民脂膏
第四品行名誉要爱好
第五同军切莫相争吵
方今中国文武学堂造
不比市井蠢汉逞粗豪
各营之中枪队最为要
望牌瞄准莫低亦莫高
炮队放时须要看炮表
安放药引须按度数标
轻炮分工不愁路窄小
重炮车载马拉不觉劳
马队自己须将马养好
检点蹄铁切勿伤分毫
临敌侦探先占敌险要
我军酣战从旁速包抄
工程一队技艺须灵巧
陆地筑垒遇水便搭桥
辎重队里事事算计到
衣粮军火缺乏不需焦
我看这规定比《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备多了。不但有军纪规定，而且列举了步兵和炮兵必须记住的简明战术原则。给人的印象是，那阵子的统帅的水平比后来的高，考虑周全多了，而且装备也比红军好到不能比，还有炮队。
张大帅的练兵歌传到了北洋，歌词又演变为：
中华民族五族共和好
方知今日练兵最为高
大帅练兵人人都知晓
若不当兵国家不能保
请看外国军械多灵巧
重整武备坚甲历兵高
共同练兵个个如虎豹
保住国家太平乐消遥
陆军营内辎工马步炮
各营各连学术比为高
陆军棚内正目为主脑
服从官长一切做事好
第一当兵宗旨要达到
莫叫官长费心又费劳
第二棚内常讲卫生好
无有疾病哪能生疲劳
第三枪械自己要保好
临阵之时发枪多灵巧
第四军服洁净最为要
若不洁净外人多耻笑
第五棚内弟兄和气好
同心处事切莫相争吵
第六临阵奋勇向前跑
如果退却军法不能饶
第七莫看吃酒赌博好
官长查出军法不能饶
第八莫怕弹雨枪和炮
效命疆场才能显英豪
第九服从官长为正道
遵守营规这事为最好
第十功课要受官长教
立了战功升官有多好
但愿同胞拿起枪和刀
卫国杀敌个个逞英豪
驱逐强盗平定内忧患
保住国家太平乐消遥
这十条规定不怎么强调军纪，比起《张大帅练兵歌》是个退步，似乎更注意的是军队的军容与“学术”。这“学术”可不是如今的“学术”。中国的军事教育是从日本引入的西洋货，当时的所有军事人才都是日本士官学校出来的，也就是人家的中专生， 没有一个陆军大学毕业生，而日本的校级参谋都是陆大毕业生。以中专生率领的国军（蒋介石连士官学校都没能进去，读的是士官预备学校）去和人家大学生率领的日军打仗，胜负还用说么？当时士官学校开设两大学科：“学科”与“术科”，所谓学科也就是理论学习，诸如初级战术理论，初级测绘学，几何，三角，等等，而“术科”也就是实际训练，包括体育，队列，射击等等。
红军起事，开头来源很杂，一是军阀队伍（如朱德、彭德怀、贺龙、黄公略等人的队伍），二是工会或农会组织的民军（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的工农义勇队、龚楚率领的农民军），三是土匪武装（如井冈山的王佐、袁文才）。后两者都不会打仗，全靠军阀教。如陆定一说的，是军阀教会了红军怎么办参谋部，怎么看地图。我看教得也很不彻底。据吴法宪在回忆录里说，他们初到平原时最大的困难是不辨东南西北。过去在山区倒没这问题，反正就那么一条路，不会走丢。到平原后就不是这么回事了，道路四通八达，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花了许多时间总结出若干土窍门来才解决了这问题。可见他们根本不会使用指南针看地图。那阵子他已经是八路军的团级干部了，还这点水平。
这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是文革大字报上最常见的话）的武装，最重要的问题当然就是军纪，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焉问世。记得官方媒体介绍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原来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最先由林副统帅制定，由毛作了增补后颁发给红四军，作为该军纪律。据后人考证（好像是李锐，不敢肯定），它其实源于曾国藩为湘军制定的《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进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声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据官方披露，原来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中有什么“上门板，捆铺草，洗澡避女人”等注意事项，也就是宿营时住在百姓家里，把人家的门板卸下来当床板，让人家睡在没有大门的房子里，走前要记着把人家的门板上好，把铺垫的稻草捆起来，不要当着女人洗澡，等等。看来红军的军纪还不如湘军，人家曾大帅命令军队必须自己扎营，不准住民房，不准住店，甚至不准出营房，还特地规定“莫走人家取门板”，比红军强住民宅，让人家睡在无门房子里仁义多了。
无论是红是白，阿兵哥都是大老粗，要他们记住那些条条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用歌曲来强化记忆。当时党内没有什么文化人，贺绿汀、贺敬之、冼星海之类的文艺知青是抗战后才参加革命的，因此自然没人作曲，于是便把军阀唱的旧歌曲拿来“旧瓶装新酒”，这就是这首著名革命歌曲的来源。
您说光从曲调看，它到底有什么政治性？从德军到张大帅的南军，到北洋的北军，直到红军，大家都看中了它，原因只有一个：那是可以无限重复的旋律简单的大调进行曲（什么是“大调”，什么是“小调”，还请spring或SHWJ给大家讲讲，省得本文篇幅太长），便于没文化的阿兵哥记住。
《国民革命歌》又何尝不如此？它原来是欧洲的一首儿歌，各国都曾流行过，有不同版本，英国版本是《约翰兄弟》：
Are you sleeping,
Are you sleeping?
Brother John,
Brother John?
Morning bells are ringing,
Morning bells are ringing ，
Ding, Ding, Dong, Ding, Ding, Dong.
虎门要塞一声炮响，鬼子给我们送来了儿童游戏。此前中国没有儿童教育，更无儿童游戏。韩老夫子有言曰：“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嬉戏是为传统严厉禁止的堕落行为。“懂事”、“老成持重”等等，历来是为全社会褒奖的美德。当时的所谓儿童教育，就是把儿童炮制成微型大人，《幼学琼林》、《三字经》等等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写作的。中国儿童不但与游戏无缘，与唱歌也无缘，跳舞就更不用说了，这统统是鬼子带来的。我儿时熟悉的游戏诸如弹玻璃珠，女孩的跳猴皮筋，跳房子，跳绳等等，统统是洋货，只是没几个人知道而已。传统社会也从无音乐教育，私塾没有唱歌一说。西风东渐后，私塾书院等改为洋学堂，才有了这些西洋名堂。于是《Brother John》就变成了《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一只没有眼睛，
一只没有尾巴，
真奇怪！
真奇怪！
等到国民革命开始，它又变成了《国民革命歌》：
打倒列强
打倒列强
除军阀
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
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
齐欢唱
原来与政治毫不相干的儿歌却成了政治性极度强烈的革命歌曲。您说这与音乐本身到底有无相干？
因此，我认为，如果是器乐曲，则什么政治性云云全是扯淡。它的政治性是巴甫洛夫的铃声人为赋予的，也就是将某些歌曲或乐曲与特定政治事件或场合人为建立了联系。如果巴甫洛夫在狗交配时打铃，久而久之，铃声对于狗来说就成了能刺激性激素大量分泌的色情音乐。我看音乐的政治性也就是这么回事。
这当然不能否认艺术有高尚与邪恶之分。已经在旧作中说了，前段我在网上很看了一阵子“红色经典”的视频，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让我感到生理上的恶心，简直无法坚持终场，实在无法设想世上何以会有这种邪恶的宣传：仇恨成了主旋律，疯狂扭打成了基本舞蹈语言，而枪毙人竟然成了万众欢腾的戏剧高潮……，不能不令我为人类能堕落到这种丧心病狂的地步而倍感震惊，而我当年竟然也就会甘之如饴！
然而如果不看那些画面，光听音乐，也就不会有这种恶心感了。由此可见，乐曲本身谈不上什么善良或邪恶，那些属性是附加物赋予的。光是乐声不能传达仇恨情绪，更无可能教人堕落。
所以我认为，spring的烦恼并没有多少必要。你与鬼子队员们的区别，不是人文情怀的有无，而是是否熟悉那些乐曲的附加物。他们不知道那些context，因此自然不能理解你的厌恶与反感，只是觉得那曲调很好听，如此而已。
这其实也不错。张贤亮就曾传授过他如何写作马屁文学，那就是在歌颂党和毛主席时心里想着情人或亲人，笔下自然就流露出了真情。我想，那些作曲家无非也就是如此，想着毛主席他老人家并不会唤起什么灵感来。《党啊，亲爱的妈妈》以及《唱只山歌给党听》等歌曲我过去爱唱，如今也爱哼哼，有时还很来情绪，眼泪几乎夺眶而出，您能说那是我对党的感情引起来的么？我想这也是作曲家创作时的情绪来源：他写作时想到的是他妈，而不是党，演唱者唱得声泪俱下也是因为想到了她妈，而不是党。
倒是“尊重历史”一说我颇觉得头大。不容否认，那些附属物确实是邪恶的。尊重历史固然应该，莫非还要用那些邪恶附属物毒害后代不成？自由主义也有个限度，否则纳粹和日本的那些政治宣传品也该尊重了。然而如果要禁止这些东西，似乎又有文化专制之嫌。何况就是在德国与日本都有松动，据说日本国歌《君之代》在80年代都恢复了，而那歌曲在二战后可在被禁之列。其原因就是我上面说的那个“巴甫洛夫效应”——那旋律与太多太多的人的苦难经历相联系。
总之，“尊重历史”与“中国文明化”该怎么协调起来，怎样才能既不割断历史，又能避免日后再将祖国变成屠场和刑讯室，我还真不知道。
至于文化艺术的阶级性倒确实有。不过我早就说过了，所谓艺术的阶级性，和艺术的民族性其实是一回事，反映的是艺术的精与粗、简单与复杂、先进与落后的差别。
鲁迅在《文学与出汗》中其实就讲明白了这问题，只是他蠢到没有意识到而已：同样是出汗，弱不禁风的林妹妹因为讲究个人卫生，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焦大从不洗澡，而且动不动被人家捆起来扔到马厩里，出的当然只能是臭汗。
艺术的阶级性其实也就是这么回事，普罗大众没有受过教育，社会派给他们的任务不是创作而是重复劳动，即使是其中有艺术天份的人，才华也不能得到发育、发展与发挥，因此自然只能欣赏或创作“两只老虎”那样的简单重复儿歌，所有的民歌都有这特点。早在70年代初我就破除了党的媚俗宣传，看透了劳动人民究竟有什么创造力。我听过的民歌有两大特点：第一，多半与性事有关。第二，曲调简单，单调，重复，反复咏叹。据一位到云南插队的同学说，他多次参加彝族的通宵狂欢，所有的人都下场跳舞，舞步非常简单，一边跳一边吟诵：
阿里啰，
绣花鞋（读如“孩”），
抬着去，
走着来。
走着去，
抬着来。
就这么几句毫无意思的话，一直反复说到天亮。您说一个稍微有点艺术品味的人，吃得消么？然而人家就能乐此不疲，没完没了。
因此，强调文化艺术的所谓阶级性，恰是毛共特殊的反文明性质所在。中共与苏共的一大差别，是两者都信奉马克思的阶级论，都强调所谓“三大差别”，都在执政后搞什么“文化革命”，但苏共承认无产阶级文化落后，因此办速成中学与红色教授学院，让水兵们咬着鸡大腿去看芭蕾舞《天鹅湖》。就连只上过两年小学的赫鲁晓夫也刻意培养子女的文化品味，经常带他们去看经典话剧和芭蕾。苏共20-30年代的文化革命其实是全民文化恶补，旨在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不是我们理解的识字水平，而是对传统文化的掌握），而所谓“消灭三大差别”则是想让体力劳动者变成脑力劳动者，让农村城市化，农民工人化。一言以蔽之，人家消除差别的努力是把低的提上来，让无产阶级变得如资产阶级一般有文化，而不是把高的压下去，让所有的人都变得如无产阶级一般无文化。
毛共的反动也就在这里，它不但有着苏共的邪恶，更有着苏共没有的野蛮。咱们的文化革命和苏联完全相反，旨在彻底消灭已有的一切文明成果，整个开历史的倒车。为此动用国家暴力，强制改塑全民的价值观，以丑为美，以美为丑，以粗野、横暴、无知为全民努力方向，把高的压下去，让所有的人都变得如流氓无产阶级一般粗野残暴，以此来消灭“三大差别”。
早在文革前就已大规模进行这一套反文明教育了，不信请大家去看歌剧《刘三姐》，那完全是教育观众怎么仇恨并粗野侮辱富人，什么“莫夸财主家豪富，财主心肠比蛇毒”、“这点傲气你没有，你是财主桌下狗 ”、“山中老虎都见过，难道怕你这条狗”之类的野蛮辱骂，竟然写在歌剧中。然而就连这种反文明经典，在文革中照样挨批，说它没有搞武装斗争，“宣传议会道路”。NND，什么鸟议会道路！国会辩论我也听多了，从未听过“你发癫，人家问地你答天”。
所以，我党自称“工人阶级先锋队”，而且以媚俗宣传把劳动人民捧到天上去，其实是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丑化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把野蛮、狠毒、暴烈、怨毒这些变态性格完全当成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美德，并强迫全民去学习之。
总之，艺术的所谓阶级性，在我看来就是个水准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艺术的民族性也类此。我认识的鬼子都觉得中国音乐tuneless，我想那感觉大概也和咱们出席彝族通宵舞蹈的感觉差不多吧。Spring说他们乐团尽是鬼子组成的，倒让我真感到意外。或许，那还是“对岸柳色更绿”的猎奇心理使然吧。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9-4-13 周一, 上午10:45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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