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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这样的“思想解放”有些难解其义

即兴
[博客]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7/15
文章: 895

经验值: 10271

标题: 这样的“思想解放”有些难解其义 (984 reads) 时间: 2009-4-03 周五, 上午8:03

作者：即兴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这样的“思想解放”有些难解其义

三月二十二日在纽约的《美国的中文电视台Sinovision 》全文转播了中国《广
东电视台》《改变》专栏围绕《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主题录制的，《真
理标准大讨论始末》。因为，我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
不符合常规逻辑的命题，自一九九九年，就以各种方式对此论点提出异议。
所以，如今看到一个省的宣传机器还把这个论点的出现作为是中国现代思想
解放运动的起点来加以鼓吹，忍不住又要出来再说几句闲话。

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论点的提出，作为对“两个凡是”论点
的冲击，更由此引发了一场中国领导层内的政治较量后，中国政府开始实施
经济政策的改革，放松了与国际交往的限制，并引起了一系列文化政策上的
变化，我一直认为在政治上，它具有值得肯定之处。然而，我始终认为围绕
真理标准的争论，是一个不符合常规逻辑思维的论点与另一个政治上不合时
宜的论点的交锋。在这场交锋中人们根本没能看到多少像样的，能称得上思
想理论的论争。这场交锋实质上是一次两种政治力量的交量，而不是思想意
识的争论。所以，其结果只是一种政治势力在政治上击垮了另一种政治势力。
一种舆论压倒了另一种舆论，人们基本上并没有获得思想的解放。也就是说，
只是在政治权力的转变时，附属地发生了发言权的转换。在中国的思想界并
没有因此出现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本文后所转载的是我根据录制《美国中文电视台Sinovision》转播《广东
电视台》的节目整理的全部文字纪录。据此，足以证明我的评价无懈可击。

在半个小时左右的节目中，没有丝毫可称得上理论交锋的描述。人们能看到
的只是政治斗争的险恶，与胜利者的欢呼。

根据描述，我们能看到，当时还只是一位不知名的江苏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的胡福明先生，提出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论文，是如何经过经心
策划，由孙长江作了大幅修改后，最后成为投向华国锋等人的政治匕首的。
因为，无缘见到胡福明先生的原稿，所以，我们没法比较他的初稿与最后以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间的
区别。但是，只要看标题上增加的“唯一”两字，就可以看出最终的定稿比
初稿在逻辑叉道上走得更远。在原稿“实践”可以被理解为只是检验真理的
标准之一，而终稿却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然而，我们在正式发表的文章
中却没能发现一点丁能证明这一论点正确的，可称得上是“实践”的标准。
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历代马列主义理论家的据说是相关的论述。如果这些相关
的论述完全正确的话，也只能说前辈的正确论述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
与“实践”何关？有人会说，“那些前辈的理论已经是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
的理论”。那么，又有什么“实践”能作为标准，来验证你们这句话是正确
的呢？其实，要真是有求实之心的话，我们应当看到，任何理论还是要用其
他理论或论点作为标准来证明其是否正确的。而且，一个新的论点，只能放
在相应的理论体系中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来确定他在该理论体系中是否正确，
是否能够成立。一个理论、预见或假设是否正确，“实践”也只能作为一种
检验手段，途径，过程才有其作用。实践的结果与预见或假设相符，我们才
能说这预见，假设是正确的，是真理。然而，预见与实践产生的结果是否符
合？这个判断，本身又并不属于“实践”范畴，而是属于思想意识领域的范
畴。

在判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否合乎逻辑时，人们时常把这一论
点与“实事求是”混为一谈。然而，以我之见，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前者，是谈论有关寻找能作为判断某一理论是否正确的参照物，所以必定也
是一种理论或论点。而后者，是说人们在描述能达至预期目标的方法，途径。
而并不涉及判断是或非的标准。“实践”只是人们行为的过程，人们的社会
“实践”可能是“实事求是”的，也可能不“实事求是”的。也就是说真理
出于实践果然不错，但错误同样也出于“实践”。符合实际的也即客观规律
的实践就是我们所要求的“实事求是”的实践方法。由此途径我们可以获得
“是”，即预期的结果。脱离实际的，即背离客观规律的实践是不“实事求
是”的实践方法，就会生“非”，即产生非预期的结果。由此可见，我们也
不能混淆“实践”与“实际”两个不同的概念。“实际”即是我们常说的客
观规律，所以，要求“实事求是”即要求人们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里并没
有涉及什么是客观规律，什么是符合还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判断。

举个具体的例子。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要横渡一条深水。当没有便舟存在的
情况下，他可以不顾死活往水里一跳，靠自己的能力过河。也可以手抱一块
足够大的木板浮游过去。这两种途径都是他可选择的渡河“实践”。不会游
水，在渡河是会被深水淹死，而借助木板的人则有希望安全地渡过河去。那
是客观规律。那人，如果选择利用木板渡河的方法，就是符合客观规律，或
说切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他渡河的过程就是正确的社会实践。相
反，如果他虽不会游泳，但说，我不怕死，我就不信邪，我偏要自己游过去。
这就是脱离实际，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不实事求是的方法。他的渡河过程就
是错误的社会实践。这里没涉及任何对理论的判断标准。我们看到的倒是存
在着对两种不同社会实践的对错判断。也就是说，实践是被评论的对象，而
不是判断什么理论的标准。

根据渡河这个过程也即社会实践，我们可以检验一条理论是否能称为真理，
即是否符合客观规律。什么理论呢？“一个不会游水的人，在没有工具的情
况下横渡深水是要被淹死的。”那么，那标准是什么呢？不是渡河这个过程，
而是，最后人们对渡河这个社会实践的结果的判断。如果判断是“渡河者没
到对岸已经死了”这就是人们对实践结果的判断，是确认“一个不会游水的
人，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横渡深水是要被淹死的。”这个论点是否是真理的
标准。

更抽象一点，我们可以说“人们对某一社会实践的预估与对该社会实践的结
果的判断是否吻合的判断”才是检验预估是否是真理的判断标准。换一个角
度说，如果我们已经验证了人们某项预期目标或理想是真理的话，那么什么
才是达到这种目标应当采取的正确社会实践的判断标准就是，哪个社会实践
的结果符合预期的目标就是应当采取的正确社会实践。由此可见，社会实践
只可能是用真理来检验的对象，或检验真理的途径，过程。它是不能成为检
验真理的标准的。更不用说是“唯一”的标准了。

我转录的广东电视台编制《真理标准大讨论始末》中有这样的叙述：

【竺宇：邓小平的公开表态将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全国。
六月二号之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报纸又相继发表文章支持《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在全国各个省市针对真理标准问题也纷纷展开了讨
论和表态。形成了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氛围。各地党政军领导纷纷
被逼到一道看似简单的哲学命题前，他们的表态将决定自己的命运，也将决定
中国的命运。

王强华：就是从八月三号开始，各个省的和自治区的第一把手，还有十个军区
司令员纷纷表态，这么些大将军，老将军，老同志表态支持。】

在邓小平公开表态主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前，由于中国还笼罩
在“两个凡是”的阴影之下，思想还没有冲破牢笼，胡福明，杨西光等人为发
表这一论点的文章的后果忧心忡忡可以理解。但是，当邓小平公开主持这一论
点后，如果人们的思想真的可以解放了，应该出现全国上下畅所欲言的生动局
面了吧。然而事实却出现了正如广东电视台所描述的那样，各省党政领导人，
各大军区的司令们，逼得纷纷表态，而且他们的表态内容会严重到能决定自己
命运的地步。而且，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丝毫普通老百姓也参与了这场争论的迹
象。我很难想象，这种景象怎么与“思想解放”联系得上。这场运动怎么能称
得上全国“思想解放”运动。从此，“两个凡是”销声匿迹了，但是，“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却成为一个新的不容挑战的“绝对真理”。谁要挑战
这个论点，又要冒与胡福明，杨西光批“两个凡是”时同样的风险。人们的思
想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广东电视台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记载着邓小平在批判“两个凡是”
时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明其妙。』

在此，我倒要说至今还在坚持，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不
容讨论，简直是莫明其妙！

至于胡福明先生在初稿中，究竟是如何阐述他的论点的。我们现在还不得而
知。但是从他击退“两个凡是”后，起初愿意继续教书，不愿去胡耀邦的中
宣部工作。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才就任了江苏省的宣传部付部长，而且
今天他能指出“解放思想的本质就是人的解放，公民意识的增强。”来分析，
虽然当了多年的宣传官，他确实还保持着普通公民的本色。他确实是一个值
得人们敬重的学人，尽管我不能同意他“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论点。所
以，我很希望有一天能拜读一下他的初稿，更希望在大陆能容许围绕这个论
点展开一次真正的哲学讨论。

有胡福明那样的共产党人进入省级领导。有主播最后这样的结语：【最早改
革开放，也最早收获成果的广东，这一次又先行一步，以当年敢于杀出一条
血路的气魄，开始了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促新一轮大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
第十七大报告上特别指出，“只要有新问题存在，只要有新情况出现，我们
就要解放思想。”前行不止，创新不已，当年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给国人留下
的宝贵财富历久而常新。】我对在中国将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还是充
满着期待的。

最后，我希望读者在看了下面的记录后，能对我的意见提出宝贵的意见。

由于除了竺宇播音员外，其他人的发言据我看是从不同场合的采访人选编的。
所以有些话语上下不能很好地衔接，有些发言带有口头语，或上下句的断裂，
为忠于原样，我在整理时还是尽量保持原状，不作随意的修饰。尤其是陶铠
的发言，这种现象更多些。

广东电视台《改变》专栏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始末（3月22日）

主播：
广东电视台—— 竺宇

受访者：
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初稿著者；前江苏省政协付主席
王强华——原新闻出版署付署长
黎克明——原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原华南师范大学付校长
陶铠——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秘书；原《光明日报》总编辑，

竺宇：今年是中国开革开放三十周年。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源，史学
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同，始于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
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拉开了中国这场大变革的序幕。而点燃这场三千年未
有之变局导火线的却是一个远离政治中心，北京的小人物。一九七八年一月
十四号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讲师胡福明收到《光明日报》哲学版编辑王强华的
一封来信。四个月前，胡福明曾受后者之约写了一篇文章投寄该报却一直没
有回应，他以为已被编辑枪毙了有些失望。看完这封来信后他的心情又兴奋
起来。

胡福明：他来了一封信，寄来了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
里边还有一封信。说你这篇文章我们已经收到了。你要讲什么我们心里都有
数。我们是要发表的。但是，要修改，要认真地推敲一下，不要使人产生马
列主义过时论的感觉。

竺宇：这信的内容透着玄机。在外人看来好似在打哑谜。但胡福明却是明
白的。那么，胡福明究竟写了一篇什么文章呢。从这份胡福明珍藏的文章初
稿看，好似就是一个普通的哲学论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这么一个
简单而又普通的哲学命题下难道还有别的奥妙吗。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要理解它，还是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一九七六年
十月六日，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这标致着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
命的彻底结束。华国峰作为毛主席的指定接班人，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经华国锋亲自选定《人民日报》、《解放军
报》、《红旗杂志》社，共同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指出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
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其实中央两报一刊发表“两个凡是”，是为即将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号召开
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舆论准备。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在随后中共的十一大上，
把它作为政治路线确定下来。虽然当时没有几个人了解其中的内幕，但是不
少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政治运动洗礼的有识之士，都很敏感地意识到了
“两个凡是”的危害。

王强华：“两个凡是”的实质是个政治问题，是么。是个政治斗争，就是大
家都希望邓小平出来。

黎克明：“两个凡是”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号出来的，长期洗脑都习惯了。
邓小平一看就，他就敏感了，无非就是不让我（指邓小平）出来么。

陶铠：这个问题的焦点就是，实际上就是对毛主席后期的错误的态度上，晚
年错误态度上。你是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那中国
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晓得伐。按照小平同志创导的完整地、系统地、理解和
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个话就很明确了，就是说你错误的东西就不能再坚
持了，是么。所以“两个凡是”就是不能再，不能这样搞了。

竺宇：其实，“两个凡是”真正始作佣者是林彪。早在一九六五年林彪
就提出，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火海也要保证
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这两个版本内容表
述虽略有不同，但是精神实质是完全一样的。这引起了曾在“文革”中被打
成黑帮分子而饱受磨难的胡福明的警惕和质疑。

胡福明：文化大革命这个罪，这个灾难我们已经说过了，如果再这样闹下去，
中国的前途，中国人民的命运那就很可悲了。按这“两个凡是”呢，邓小平
同志就不能恢复领导职务了，天安门事件也就不能平反了，因为这是毛主席
定的案啊。那么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下去啊，哪有这个道理，岂有此理么！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就应该出来啊。

竺宇：胡福明深知这样做的危险性。毕竟当年的政治氛围还很凝重，远
没有今天的宽松。很多人在“文革”中被整怕了，深怕犯政治错误，虽然不
少人看到了“两个凡是”的问题所在，但是真要站出来批判它，还需要有非
凡的勇气。

胡福明：那么不是有风险吗？风险我当然考虑到了。对，我很懂啊，两报一
刊社论发表的“两个凡是”这是代表当时党中央的意见提出来的。你去批判
两报一刊社论人家就要给你顶反革命的帽子。他可以说你是反党，反中央啊。
七七的三、四月间我又徘徊了一个多月，很苦恼，有一个时间吃不下饭，睡
不好觉。

竺宇：胡福明在徘徊犹豫后，仍然决定向“两个凡是”宣战。但是选择
一个什么题目作为突破口，既能使大家明白，而又自身安全呢？他为此绞尽
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招数。

胡福明：“两个凡是”的根本的要害，他的致命的弱点就在于这个观点，“
两个凡是”思想是脱离实践的，脱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
基础的。因此呢，抓住这个呢，我就拿，发现可以用，应该用“只有实践才
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论点去批判“两个凡是”，“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
理的标准”是毛主席《实践论》的一个观点。凡是学习过《实践论》的人，
老同志们都明白。

竺宇：一九七七年七月，胡福明开始写作。九月经过几次修改后，他把文
章寄给了北京《光明日报》社编辑王强华。文章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标准》。他或许没有想到，他这篇文章让北京一些正在苦苦寻找向“两个
凡是”宣战突破口的人们如获至宝。王强华收到胡福明寄来的文章后，准备
在自己负责的哲学版发表这篇文章。送审时，刚刚上任不足一个月的总编辑
杨西光却看到了这篇文章背后的真正价值。

陶铠：因为每天大样，各个部门各种专案的大样图都要送给他看。那天下午
吧，就是说，哲学大样送来，他正在看，看，看，反正看的时间比平时看文
章的时间长很多就是了。因为那个文章也就是半个版吧，半个版就是四千字
吧，就是说看的速度很慢。这个看得出，他一边看，一边在思考。看完后，
就让我，告诉我，你把理论部的，你们主任吧，理论部主任就是马沛文找来。
找来以后，他就对马沛文说这篇文章很重要，如果放在哲学版你可惜了。你
要把它从哲学版上拿下来，不在哲学版放，要再经过仔细详细修改，修改得
政治上更明快一点，然后放在一版去发去。

竺宇：王强华于是受命去信要胡福明作大幅度的修改。远在南京的胡福
明并不知道其中的变故，还在奇怪，这封信的调子怎么突然又变了。

胡福明：那么到了再次信到，他的一封信来了，调子变了。前面的稿子修改
要求是改得谨慎一点，现在要求你要放开一点，要求我。要加强战斗性，加
强战斗针对性，要更加接触现实。我想要针对性么批判“两个凡是”是最大
的针对性，就是最大的现实性。不过还是按照他们的要求把文章展开点吧，
多讲几句吧。

竺宇：就这样信来信往不断修改了五遍，仍然没有定稿，可见当年相关
当事人的慎重。一晃三个月过去了。一九七八年四月份，胡福明应邀到北京
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杨西光知道后，于四月十三号晚上特意把他请到报社，
并将中共中央党校也正在筹备类似文章的几位同志也请来一起商量如何把稿
件修改完善。在讨论时，杨西光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向“两个凡是”开炮。

陶铠：那天晚上就是，就把胡福明、孙长江，范江华，马沛文，他们几个在
杨西光的办公室里面就讨论怎么改的问题。杨西光提出了比较，算是比较系
统的一种改的思路。就是要强调理论，理论不能留有那个漏洞。这也是一个
理论问题了，有了漏洞给别人留下把柄啊。再个要突出批判“两个凡是”，
但是文章里面不能出现“两个凡是”。

王强华：会上杨西光提出来要害是批“两个凡是”，这一次会议对胡福明的
文章的主题思想应该是进一步升华了。

胡福明：杨西光告诉了我发表计划，那么他第三次来呢，就跟我商量一件事，
说，这个文章呢不是我们约你写的，是你自己投稿的。但是发表的时候，我
们想不以你个人名义发表，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你看好不好？他说，
另外的话，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份量。他说，现在我就聘请你为我们光明日
报特约评论员。

竺宇：会议结束后，胡福明又根据要求对文章进行了几次修改。之后，
中央党校理论部的孙长江又对此文进行了较多的修改，并定名为《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当年主管中央宣传工作的是坚决支持“两个凡是”
的汪东兴。要想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这篇文章几乎没有可能通过审查。
怎么办呢？于是杨西光想出了一个“曲线救国”的办法。时任中共中央党校
付校长的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办了一个内部刊物，《理论动态》。每期稿件
胡耀邦都会亲自审定。杨西光想，这篇文章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就算
是中央领导审过了。《光明日报》就可以放在第二天发表。

陶铠：所以，就是《光明》一发表以后，当天晚上那个情况通报就发出去了。
通报发出去以后，第二天就好多家报纸，反正首都的几家中央报纸，《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都转载了。剩下的外地呢，大概有五、
六家转，转载了，那个还有包括黑龙江啊，可能还有广东吧，大概，都是比
较早地转载的。相对的北京，《北京日报》倒是转载比较晚的。

竺宇：就这样，这篇文章经过了长达九个月的时间，终于成功地刊登在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号的《光明日报》头版上。所有的当时人都知道这篇文
章一经发表将面临很大的压力和风险。但他们或许没想到这压力来得那么快，
那么猛，而风暴之后的影响和结果又是那么的巨大和深远。一九七八年五月
十一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位置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就进行了全文转载。同时由
于《新华社》的转发两天之内有十六家省市级大报进行了转载，在当时“两
个凡是”盛行的气氛下，这篇文章的发表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人民日
报》转载的当天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陶铠：当时就是，吴冷西同志，那个，给胡绩伟打电话，就是，这篇文章很
坏，说是砍旗子。他说很坏，很坏，大概就，就，就是有这么一个，当时确
实也感受到很大的。杨西光同志，包括胡绩伟，曾涛同志他们也确实感觉到
有很大的压力。

王强华：所以，当时杨西光反正是有压力。这是肯定的。当时我就看到他整
天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就是，杨西光说过这样的话，曾经有人提醒发表文
章要冒很大风险。他说，杨西光说：“我已经老了，文革那样大的险滩都闯
过来了还怕什么呢？如果因此我们受到误解，甚至受到组织处理，由我承担
责任，但我们也要相信历史最终会公正地作出结论。”

胡福明：你们华南师范大学的原来一位付院长叫黎克明教授住在我一个宿舍。
他有一天已经很晚了，他跑回来说“唉，老胡啊。你已经卷到中央高层政治
斗争的漩涡里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说我知道了。他说风险大啦，你已经
准备坐牢了吧。我说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已经准备坐牢了。不过我说，
有一条，因为你是支持我的文章的，所以我坐牢以后你应该要来送饭。这个，
黎克明说没问题，你坐牢我会来送饭。我们宿舍里边还有两个同志也很坚决
支持我。

黎克明：胡福明是立了功的。我曾经给他讲，他不是奉命的，他完全是代表
了党心，民心，军心。要批掉“两个凡是”，当时的情况是谁都不敢批，这
个，毛泽东。

张丽华：这个发表以后，当时，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是，对这件事情非常
恼火么。他是担心得很。当时也不好讲什么。等着看形势吧。有些事情也不
是我们自己能作得了主的。他坐牢怎么办呢。那就去看望他吧。

竺宇：这一交锋，立刻将这一篇文章的重要性提升了。掌权的，在野的，
都十分重视。形势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如果因此而退却，变得鸦鹊无声，
那么讨论有可能夭折。新闻理论界在政治上是敏感的。他们为了扭转不利局
面，决定组织文章用正确舆论，反对错误舆论，争取主动。

陶铠：电话出来以后么，后来就是杨西光，胡绩伟，曾涛同志他们又准备再
组织一个，组织一篇文章来回答这个，回答这个，等于实际上回答这个电话
问，和社会上的反响和议论。就是说，回答这个文章是由吴江同志来主持写
的，来写的。写了以后呢。就是说，这里也是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好像现在
《人民日报》有个电话，《光明日报》刚发了一篇文章，再让这两家日报发
也不太合适。那么就请《解放军报》来发，那《解放军报》当时罗瑞卿同志
很支持这个事情。所以《解放军报》稿子也不要送给，这个，中宣部那里审，
可以直接送罗瑞卿同志那里审。

竺宇：著名作家叶永烈在他的著作《一九七八——中国命运大转折》一
书中写道：“在吴冷西打电话的第二天，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对这篇
文章的发表进行了批评。当天下午，胡耀邦在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家中召开《
理论动态》编辑组会议。胡耀邦认为理论问题要勇敢，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是
谁也无法阻挡的。随着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一文之后，事态进一步升级。时任中共中央付主席的汪东兴，对此文作了批
评，宣传部张平化也向各省负责宣传的同志打招呼要求用鼻子嗅一嗅。这样
的尖锐对立一直持续到六月二号。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大会上对此发表了
一番重要讲话后才告一段落。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
心领导小组时说，“《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
对，才找来看了一看，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么，扳不倒么。”《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中，邓小平提到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成了问题，
简直是莫明其妙。邓小平说我放了一炮。

王强华：（邓小平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一
下子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了我的兴趣了。”

竺宇：六月二日，邓小平在出席全军政治工作大会时，又抨击了“两个
凡是”派的谬论。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态。邓小平说，我们有些同志
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
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
方法。

王强华：六月二号他出席酒会，按照原来的计划，就事实上讲这样一个东西
了。当时听报告的人，听话听音啊。一下子就听明白了，邓小平的态度是反
对《两个凡是》的，是支持这个文章的。当时杨西光的一个老战友，是当时
海军的一个领导，一个付司令员，当天晚上就给杨西光打电话。说邓小平今
天讲话了，讲那个支持，说什么什么的。杨西光就一块石头落下地了。

陶铠：反过来讲如果当时不是邓小平同志这么表态，这么讲话，也有可能就
是像杨西光同志他们要掉……或调任，当然也不会，因为，当时也不像文命
当中那样子，可能调动调动，或者是，这个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竺宇：邓小平的公开表态将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全国。
六月二号之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报纸又相继发表文章支持《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在全国各个省市针对真理标准问题也纷纷展开
了讨论和表态。形成了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氛围。各地党政军领
导纷纷被逼到一道看似简单的哲学命题前，他们的表态将决定自己的命运，
也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王强华：就是从八月三号开始，各个省的和自治区的第一把手，还有十个军
区司令员纷纷表态，这么些大将军，老将军，老同志表态支持。

竺宇：从此，后邓小平正式站到了台前，成了这场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
大讨论运动的最重要的支持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七月二十一号，他找中宣
部的负责人谈话，要求他们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
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第二天，他又同胡耀邦谈话时指出，《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篇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
源就是“两个凡是”。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也认为这一篇文章能引
发了大讨论，它是一个点火的人。

王强华：就是《光明日报》的文章，我认为这文章的发表也不是真理标准讨
论的开始，也是他的一个直接的铺垫，就是引发么，就是提供了一个契机。
正好这个文章一出来，正好那边一反对，一压，邓小平出来一支持，然后底
下一看邓小平表态了，然后形势变化了，然后都支持邓小平。讨论阶段邓小
平做了什么工作呢？他七月份找张平化谈话，宣传部长谈话，又找胡耀邦谈
话，找吉林省委，辽宁省委，沈阳军区，他就是说，我到处点火么。综观全
局来看，就是他抓住了这篇文章做了一篇大文章。

竺宇：邓小平登高一呼，大家都群起响应，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就是支
持邓小平。从此邓小平的核心地位真正得到了确认。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到十
二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陈云等老同志继续批评“
两个凡是”，使整个大会为之震动。十二月十三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
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作了检讨，同日，邓小平在会
上作了总结性发言，他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
论，并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要不要坚
持实事求是的争论，它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
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胡福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作为武器，去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就发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制
度是严重地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带有空想主义的，弊病不少，严重地
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得出了这个结论。而且，必须打
破对外封闭，半封闭，实现对外开放，所以思想大解放就是有它的含义，这
个几个方面我认为就是思想解放的含义。正因为这样，它就为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竺宇：自此这场特殊的较量才尘埃落定。通过这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引发了席卷全国的思想大解放运动，真正清除了“两个凡是”派的“文革”
余毒，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取得了主导权，并为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号至
二十二号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扫清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
障碍。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来。中国的发展主轴自此改变，中国才真正进入到了改革开放的年
代。从此之后中国老百姓告别了单调沉闷的政治生活，开始迎接多姿多彩的
明天。

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的起源，竟起自一位小人物的一篇貌似普通的文章，至
今思来都令人不胜感慨。时世造英雄啊，历史的必然往往是由很多历史的偶
然诱发的。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是历史发展必然的选择，只是或迟或早，由谁
来引发由谁来主导而已。胡福明和他的文章成为了导火索是偶然。然而这并
不妨碍他凭此载入史册。他的命运和人生轨迹也就此改变。

胡福明：一九七九年、八O年就有要把我调到中宣部工作这个提法。而且上
面很明确，好像是胡耀邦同志要我到中宣部。我不去，我不去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确实愿意教书，我还是当个，这个，书生么，还是老老实实地教书算
了。后来到了八二年江苏省委书记找我做长期谈话。谈了好长时间，动员我
到省委宣传部当个付部长，我没有回答他，不置可否当时。到了，接近一个
月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说你总得有个态度么，你怎么不理不采的
啊？就在南大教书，当我的教师，讲了六点理由。然后呢，最后我讲了一句
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党员么，当然了，我应该服从组织分配。
就这么上去了，第二天上面的调令就到了。我讲调令到了，去试试吧。还给
党委一个说明，如果我不适应我还好回来教书，行不行。

竺宇：胡福明被调去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付部长。因为知名度的关系，
不久后的省委换届，他竟被大家推选为省委常委，以付部长的身份入选常委，
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现象，这份荣誉让他诚惶诚恐觉得受之有愧。

胡福明：当年我也不过是讲了人民群众心里要讲的话，讲了他们的心里话，
讲了社会发展所要讲的话，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我不过是比他们早讲了一点。
我如果不讲，那么再过个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总有人出来讲。张三，李四总
还有人要出来批评“两个凡是”，怎么批评，是不是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这样的论点，也许不一定。总之是要批判“两个凡是”。我的看
法是这样。所以老百姓让我到城里，我还是感到很困难。

竺宇：虽然从政了，但胡福明一直还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赤忱和敏锐，
对随后中国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令他欣慰的是，看到的景象使他觉得
当时所有的付出与冒险都是值得的。

胡福明：三十年过去了么，啊。我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取得了辉煌
的成就。这三十年中国的发展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在你们广东，
在你们深圳看得更清楚。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极大的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是极
大的已经改进了。人民都证明三十年来，我们的路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竺宇：如今距离真理标准大讨论已经三十年了。这些当年的血气方刚曾
一起书写了中国历史的当事人如今都已经年余古稀，但是他们对国家的兴衰
成败的关心，却丝毫没有随着光阴的流失而退减。历史的迷雾早已散尽，穿
越三十年的云烟，他们对当年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的精髓与意义已经有了更加
深刻的了解和领悟。

胡福明：解放思想的本质就是人的解放，公民意识的增强。

王强华：当年的解放思想，那个更多的是摆脱一些思想束缚，那个时候“两
个凡是”严重啊。所以那么现在的解放思想我觉得又进一步了，那就是说不
光是那些思想束缚，而且一些利益上的格局。

陶铠：解放思想就是，实际上也是，就是一种突破和创新。你说当时“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本身就是一个突破，突破两个凡是的框框。没有
这些突破的话，也就不敢反的。所以，你现在强调要创新的话，就必须要突
破，突破一些旧的框框，旧的一些东西。

竺宇：确实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奇迹，然
而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可喜的是，当年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闪耀的开拓
的勇气和创新的精神却已在神州大地上得到了传承。最早改革开放，也最早
收获成果的广东，这一次又先行一步，以当年敢于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开
始了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促新一轮大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大报告上
特别指出，“只要有新问题存在，只要有新情况出现，我们就要解放思想。”
前行不止，创新不已，当年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给国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历久而
常新。

作者：即兴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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