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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中国面临的经济萧条和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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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中国面临的经济萧条和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异同
peacemaker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676
经验值: 24408
标题:
[转帖]中国面临的经济萧条和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异同
(291 reads)
时间:
2009-3-09 周一, 上午6:04
作者:
peacemaker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有两种繁荣理论:一种是试图让富人更富,希望多少有些好处滴落到普通人的身上;而我主张“让平庸之辈能够舒适而安全,那么,他们的繁荣就会像酵亩一样让所有阶层的人都蒸蒸日上”。
——罗斯福,1932年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中国和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是殊途同归的,根源一样,但是两国的国情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表现出来会有很大不同,拯救的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本文试图全面多角度的为大家厘清双方的异同,拨开历史的迷雾,看清楚真相,这样可以少走弯路,更快的摆脱危机。
中国经济今日受到的冲击可能没有美国金融海啸那么大,但作为一个较为贫穷、政治体制也较为僵硬的国家,中国遭受的困难可能比美国更大。
一,产生危机的根源是同样的。
贫富悬殊是经济危机的根源,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冯•海叶克是警告1929年经济危机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他指出超过意愿的储蓄率和太多贷款带来的货币膨胀导致了资源的分配错误和影响资本结构,广泛失业的主要真实原因是物价和工资的结构被歪曲了(通常由于垄断定价或政府定价),最后为了恢复各部门中劳动的供求关系之间的平衡,就必须有相对价格的变动和劳动的转移。
30年代的美国,黑人和妇女还没有得到选票,劳工的地位和今日远远不能相比,我想在这里提醒一下忽略农民工利益的人,在30年代的美国,很多资本家宁愿雇佣黑人而不用白人,因为他们对报酬糊涂一点、对雇主更顺从。今天很多人对农民工的心理很矛盾,既不提倡社会维护农民工的利益,他们自私的认为政府省下给农民工提供义务教育和保障的钱会让自己受益,又讨厌农民工抢去了自己的工作,事实上,他们在这两方面都大错特错。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国南方区域发展学会指出:“南方社会和经济落后的一个最明显原因,是白人不愿意正视一个事实——他们自己的命运和整个地区的命运,与黑人的命运是不可分割的。很多北方的州为了阻止黑人移民的涌入,都规定了定居5年以上的要求,中国的农民工直到现在也没有这个机会,唯一庆幸的是,中国没有三K党这种极端组织,只有少数为了搞点酒钱的治安队骚扰农民工,当然,孙志刚式的惨案还没有杜绝。美国在80年前已经认识到无论对于黑人和白人,经济福利的关键都在于以更聪明的社会智力,更有效率的利用自然资源。
新政的社会保障法对企业中的黑人提出了更高的社会责任,这无意中伤害了黑人的利益——雇主赶走了黑人,用白人取代。今天的新《劳动法》也让一些工作时间接近10年的员工失去了工作,但是我仍然认为这不过是短期的效应,从长期的角度,雇主还是必须面对承担更高社会责任的要求,这并不是对经济的伤害,它最终会带来更高的繁荣。
即使今天的美国,一些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比如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仍然在呼吁最大可能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经济福利和所有人的和平协作。而国内还有古典经济学的思维:认为美国劳工地位过于强大导致了美国汽车公司等的濒临破产,他们怎么就不想想节省成本也许有更好的方法:比如总裁的专机。我们可以看到,高盛在得到了政府 100亿美元的注资后,用109亿给员工发了平均20万美元的年终奖金,这种拉大贫富悬殊的行为最终会阻碍美国的经济复苏。
在中国,我们更加应该警惕张五常、张维迎之流反对新《劳动法》,维护资方利益的所谓叫兽,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密尔顿•弗里德曼说:只要经验似乎与公认的假设一致,人们就把假设当成真理,政府对膨胀和失业的政策,是政治争论的中心,对经济的讨论变成意识形态的论战,可是经济理论中发生的变化不是意识形态之争的结果,它不会来自政治信仰或目标,它几乎完全对事件的力量作出反应——残酷的事实证明远比最强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偏好更加有力。
西方国家早在一次次的经济危机后明白了:没有劳动者利益和资本利益的共同增长,社会生产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社会面临着一个二选一的问卷:是选择经济危机呢?还是通过劳动者与资本利益共享的方式实现更好的市场经济?
在 1929年之前的繁荣期,技术进步所实现的节省,并没有以更低价格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新机器、更有效率的生产方法和合作把美国的劳动产出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而汽车业提高了三倍以上,大企业通过各种垄断、兼并维持高价格,都以红利、资本扩张、和高管的奖金,只有很少的部分给了普通劳动者,这个结果就是巨大的贫富悬殊。
即便是大企业的优质资产,也要依赖于全体国民——包括劳工和农民、白领工人和中产阶级消费者——的经济健康。当罗斯福听到一个崇尚放任主义经济学家说“‘自然原因’应该被允许按照它们自己的意志发挥作用”的时候脸上露出惊恐的说:“人民不是牲口”。
美国新政仍然是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但是从个人秩序转向社会秩序,从乌托邦社会的孤立集群转向对全国经济的通盘管理。从李昌平等人苦苦的要为农民保住那点田地的思维获得很多认同看来,中国的很多人还没有接受这种观念:现代社会必须通过大范围的社会保障建设来激发人们的冒险和创业精神,这才是美国强大的根本。
在大陆,这个过程完全相同,东莞的血汗工厂,都是外商带着几十上百万的资本过来开办小厂,在低工资的条件下,十几年间,大部分都成长为几千上万人的大厂,甚至第一批过来的高管再出去开厂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里有个例子,好又多的老板于曰江原来是王永庆南亚塑胶公司的一个高管,在卖材料给鞋厂的时候发现了商机,于是在广州白云区开了个一两百人的小厂,几年后扩大到几千人,1991年,工厂的两个高层管理在东莞虎们开办绿洲鞋厂,和Skechers公司合作,几年后,Skechers公司成长为销售十几亿美元的公司,绿洲也成长为三四万人的工厂,于曰江已经是几百亿(港币)身家的富豪,绿洲的两个老板也是几十亿的富豪了。于曰江的另外一个股东看到商机也在合作不久之后(90年代初)撤股前往东莞开办常登鞋厂,发展成为锐步的主力工厂之一,员工最多达五六千人,2007年底,常登在寒潮来临前体面退场,用4000 万元补足员工的离职补偿,仅仅是厂房的地皮就卖了3个多亿。
我无意无说他们是无良的资本家(常登的老板更是善始善终的好老板),我们应该敬佩他们的企业家精神。无论如何,他们给几万人带来了就业,繁荣了中国的经济,是两万亿外汇储备的功臣。
中国和美国30年代的萧条根源相同的是贫富悬殊,1929年美国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24,000个家庭,其总收入是最穷的600万个家庭的3倍,顶层群体的人均收入是底层的630倍,中国平安马董的6000万年薪也是一个高薪白领的600倍。
当时美国的大企业用行业公会来定义“公平的”和“不公平”的价格政策,其目的只有一个:消灭小的独立经营者,大企业共享统计信息、信用标准、成本公式,在中国,根本不用这一套,大企业特别是垄断国企随便就用行政手段扼杀了小企业,在陕西石油开采中,国有企业直接用不公正的价格把民营油田国有掉,并且还在媒体上封杀他们的声音,而中国普通百姓也被洗脑的对国有制很热爱。
如果中国的贫富悬殊和美国30年代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是中国普通劳动者得到的更少,而中国政府和官员也同时成了经济发展的大赢家,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十几年没有什么增长,而政府税收却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终于达到了2007年超越日本,中国各地的政府大楼毫无疑问都是当地最豪华的建筑,中国官员是主要消费群体,官员子弟成为中国出国留学的主力。现在,政府和资本家只有吐出一点财富,中国才有可能走出困境。
二,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不如30年代的美国。
由于科技水平和物质生产的迥异,现在去比较两个不同时期的物质消费是很难的,但是我可以试图列举一下美国当时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比不上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国。
城市化水平不如美国,美国在1870年,工薪工人占劳动人口的一半,大萧条前是75%(估计包括农场的工人,因为统计数字农村人口仍然占接近 50%),1940年,140个大城市的中心区有4200万人口,外围有2000万人口。和现在中国农民工大量回流一样,1935年,在美国有200万5 年前生活在城市的人回到农村。
教育水平不如70年前的美国,1940年,每6、7个大学年龄的美国青年就有一个进入大学——总数将近150万,这个比例中国在大学疯狂扩招后也接近了。当时美国20个成年人当中大约有19个人是报纸阅读者,75%的人阅读杂志,50%的人读书,经济危机几乎没有影响报纸和杂志,成人受教育水平显然比现在大陆高。
1935年,美国用汽车外出度假的人就达到3500万,占人口的三分之一,谁能想象中国什么时候有四亿人能每年外出度假?
为了让大家再了解一下美国当时的经济水平,我还可以列举一些枯燥的数字。1935年,美国有3900个消费单位(家庭或单身个人),平均年收入1500美元,但是40%的单位在1000美元以下,30%的单位在780美元以下,但是这30%的家庭每年消费12亿美元,其中至少有3亿美元来自各种形式的救济。12%的单位收入在2500美元以上,3%的单位收入在5000美元以上,1%的单位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美国人每年消费500亿美元,其中食品消费 170亿美元,住房95亿美元,服装52亿美元,家庭交通53亿美元,家具和电器设备10亿美元,汽车38亿美元,娱乐38亿美元,教育方面私人支出5亿美元,政府支出24亿美元,医疗个人支出22亿美元,政府支出5亿美元。
美国人当时食品消费只占收入的30%多一点,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支出的比重的数据,是反映富裕水平的重要指标)远低于中国现在的水平。美国在海外的投资从20年代的30亿美元增长到140亿美元。
美国汽车乘客数量,1933年17亿人次,1941年47亿人次,汽车保有量达到3000万辆,在萧条时期美国汽车销量只下降了4%,加油站还增加了,2007年,中国大陆汽车的保有量也才5700万辆(另有摩托车8700万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仅仅3500万辆,不过看过电影《It Happened one night》就知道当时的客车里面还不错,私人汽车估计大多是那个骗子开的跟拖拉机差不多的,象南京梅园新村里放的周恩来坐过的别克轿车路上没见几部,估计只有少数富豪才有。到2007年底中国城镇家庭百户拥有轿车量是6.06辆,到2008年三季度是8.67辆,2008年11月,中国汽车销量下跌 17%。
铁路也是主要的运输工具之一,萧条时西部铁路公司票价从一英里3.2美分降低到2美分。
当时看电影是美国人最主要的娱乐,1939年,全国有15,000家电影院,票房收入7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每年25美元,每个礼拜都看电影的人有5400万。
美国软饮料人均消费在从1921年就有41升,1929年是53.1升,到1932年时,人均消费只有27.1升,而大陆在2004年人均消费只有23升,发达国家100升,世界平均水平50升。
大萧条使美国珠宝销售下降了84%,男装产量1930年比1929年下降25%,1931年再下降32%,女装和童装只下降了13%。在缩减消费方面,男人也是先牺牲自己的。
国民收入从1929年的810亿美元,减少到1930年的不到680亿美元,并在1932年以410亿美元触底。国家的财富从3650亿美元下降到2390亿美元。
工资损失260亿美元以上。工资低至每周5-10美元,家庭佣人的工资低至每个月10美元(包食宿),1930年全国平均年薪是1420美元,和现在中国一样,山区教师仍然是最低工资的群体,乔治亚州的平均年薪只有816美元,但是山区教师只有436美元,不过这仍然让中国山区一年只有300多斤玉米当工资的老师羡慕不已。
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从1931年的75人降低到1932年的20人。
当时的物价水平如何呢?最昂贵的商品除了汽车就是收音机了,1929年,收音机的价格是100美元,全美有1200万台,1940年,86%的家庭(2800万个)拥有4400万台收音机。电视机还是博览会上的新奇玩艺,造价高昂还质量不稳定,离普通消费还早。苹果每只5美分,在萧条的时候,猪的价格下跌到2美元一头。电影《It Happened one night》里面可以了解当时的物价,比如发封电报要2.6美元,不过可以对方付费,百万富翁的女儿逃跑的时候只带了4美元,男主角因为她一个晚上花掉 2.4美元而训斥她太浪费,汽车旅馆的房间一个晚上是2美元,里面没有单独洗手间,不过可以煮咖啡、煎鸡蛋,当时的电话很少,汽车陷进泥地以后,最近的电话有十里远,男主角的外套可以换十加仑的汽油,后来他和百万富翁算帐,标明外套是15美元,皮箱7.5美元,帽子4美元,三件衬衫4.5美元,几天的花费是现金8美元。个人感觉在生活必须品方面,那时候的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10倍。
这个物价水平上,美国当时普通工人最低五六十美元的月薪,在我看来比现在大陆农民工好的多了。
三,推卸责任和其它错误估计
今天的中国说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了中国,1929年的美国总统胡佛也一样,把终极责任归咎于美国之外,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当中找到了这副苦药的源泉,其它国家的贪婪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浪费、破坏和人力损失,战争债务和税收,恐惧和重整军备的开销。
我们不是一样指责美国的贪婪和对伊拉克的战争吗?我们不是一样说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导致中国萧条的根源吗?
出租车司机受影响最快,曼哈顿的出租车司机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收入从每天7美元下降到2到3美元,令人惊奇的是中国出租车司机也是最快感受到的,全国各地都发生了要求降低负担的出租车司机罢工。
人们在危机开始总是低估严重程度,美国在1930年第四季度GNP增长率降幅最深—10.05%。从1929年第四季到1933年第一季,连续出现了14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累计负增长为-68.56%。GNP指数在1933年第一季度达到低谷,仅为53.2,相当于1928年基准水平的50%,比20年代经济起飞时1921年的59点还低。
从1929年5月到1932年7月,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国民生产总值从1044亿美元降到410亿美元,进口贸易由45亿美元降到13亿美元,出口贸易从53亿美元降为17亿美元。
关于萧条对自杀的影响人们有误解,在萧条时的自杀格外引人注目和被放大了,实际上,1929年的10月和11月,纽约有219个自杀,而1928年同期有 223个,1929年全国每10万人有14例,1932年突破最高记录每10万人17.4,到1936年降低到14.2。而中国的自杀比例官方统计是每 10万人14人,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的估计是每10万人22.2人,具体多少你们自己看吧,即使按官方数字,也比美国萧条的高峰期低不了多少。 1933年,纽约饿死的人至少有29个。
在印第安纳州曼西市,有四分之一的工人在1930年底之前失去了工作,但是这个城市的有钱人依然坚持认为:“大萧条是我们从报纸上读到的某种东西”。现在很多人也不怎么在乎经济危机,比如广东省不怎么在乎企业倒闭,不是他们有什么想法,而是他们水平太低,错误的估计了经济危机。
大萧条对犯罪没有影响,1929年-1932年,青少年犯罪率还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增长的是成年犯罪,联邦调查局的首脑胡佛和他的密探被青少年当做英雄——执行法律比违反法律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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