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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治下无傲骨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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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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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共治下无傲骨 (1712 reads) 时间: 2008-8-12 周二, 上午1:41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共治下无傲骨

芦笛

前天写《“末代大师”之八卦》，刻薄了钱锺书一番。之所以如此，乃是本人痛恨作秀，而钱氏在史丹佛大学大骂冯友兰就是道地作秀。他骂冯“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节操观念”，简直是演戏台词。

过来人都知道，在毛共手下讨生活，文人哪能有丝毫骨气？谈得上什么“知识分子的节操观念”？要有骨气，就只能作林昭、张志新。但我早说过了，那种人有特殊的遗传素质，发生率只怕连百万分之一都不到，可赞而不可学（这儿的“可”是“能够”，不是“应该”的意思）。老钱是过来人，又在“知识分子成堆的重灾区”中折腾了一辈子，岂有不知之理？既然知道，还要作“骨气秀”、“节操秀”，那就令人忍无可忍了。

须知中共与历史上任何统治者不同，他们把自己看成“人民”，把全体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都看成是被他们俘获的罪犯，由他们先代表人民“受降”，再代表人民对罪犯实行改造。“解放”之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是“受降仪式”，目的是让知识分子承认自己的被俘罪犯身份。当时《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在座谈会上发言，说他到解放区是来“报效祖国和人民的”，主持者在总结发言中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欢迎王芸生先生向祖国人民投降”（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新浪读书频道）。

王芸生此话，再典型不过地代表了老一代知识分子们的天真幻想。神州陆沉前夕，冯友兰他弟弟问他走不走，他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 他还公开表态：“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冯友兰自述》，新浪读书频道，下同）这的确是当时知识分子们的共同心声。

人类历史上再没有比这更大的误会了。以历代统治者的行事风格去揣测我党，不免谬以光年计。我党需要的是大家投降，不是“报效祖国和人民”。诸位是被俘罪犯，不是建设新中国的栋梁。大家此后的唯一任务，就是充分体认自己的罪犯身份，夹紧尾巴，自断脊梁，乖乖接受党的“限制、利用、改造”。

然而这明摆着的事，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就是无人看出。1949年10月，冯友兰给毛泽东写信表态，大意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回信说：

“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老冯看了此信，只觉得那“采取老实态度”的教训不入耳，却迟迟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妈妈咪啊，人家把话都说得昭如日月了，他老先生就是不懂：你是罪犯，只能老老实实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岂还敢僭越到冒充国教大祭司？国教只能由党领袖解释，是你配懂的么？

一言以蔽之，在我党治下只能有两种人：奴才和敌人，你若不想作奴才，就得做“人民的敌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谈什么“文人的骨气”、“知识分子的节操观念”！

然而奴才也不是想做就能做的，盖战俘营总管彻底缺乏自信，坚信其统治一定会被手无寸铁的书生们推翻，某个早晨醒过来便“江山变色，人头落地”。终其一生，伟大领袖都被这噩梦缠绕，片刻不得安宁，于是罪犯们也就跟着不得安宁，没有一天不被投入“忠诚考验”，因毛的无穷猜疑而被整得死去活来。“建国”3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我党“虐待俘虏兵”的历史，而中国知识分子们长达30年的苦恼，不是“做不做奴才”的灵魂拷问，而是“信而见疑，忠而见忌”的“想做奴才而不可得”的悲哀。

既然举国滔滔尽是奴才，则现代人就不能如无知轻浮辈如余杰者哗众取宠，用“气节”、“风骨”等去苛责前人。在我这过来人看来，要从道德上去衡量当时的人，只能看他是“积极的奴才”还是“消极的奴才”。

消极的奴才就是钱锺书那种人，乃是当时知识分子能企盼的最高境界，也就是“明哲保身”，力求只将自己的无耻限于歌颂一切当道者，不去坑害他人。但这是理想境界，并非人人可及。前提是不挨整。一旦挨整，免不得就要在压力下诬攀他人。而我党的治国之道就是利用大众自保心理，发动群众互整，此之谓“阶级斗争”。要历经各次整人运动还能保持良心清白，实在不是容易的事。鄙人之所以能基本保住良心清白，没有整过人，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风骨”“节操”，而是主客观条件使然：主观上我早就看透那烂污政权毫无容量，深知无论自己如何表现，党都绝不会信任我；而客观上又只是个知青，一直呆在相对安全的社会下层，不曾被提拔到“知识分子成堆的重灾区”里去罢了。

当消极的奴才其实是一门艺术，我已经在“文人无行论”中介绍过了。那阵子车间隔三差五开批斗会，不是斗王资本家，就是斗张坏分子，所有与会者都要发言声讨，男同志还得不时使用“武器的批判”（亦即爹娘给的拳脚）。不这么干，马上就得变成批斗对象，但要这么干又彻底违反我的天性和家教。我逃避这道德困境的绝招，就是发挥我的奴才才干，去办车间的“大批判专栏”，写文章，画漫画，今天辱骂林彪，明天糟蹋孔老二，一直骂到屈原头上。反正那些死人与老子毫不相干，再怎么蹂躏也不会给谁造成恶果，引出直接的良心问题。

这其实就是冯友兰从几十年的顽固尊孔派旦夕间变成批孔急先锋的原因，其想法竟与我这无学后生惊人地一致。当时他听说郭沫若因尊孔被毛批判，吓得魂不附体，因为毛过去曾说他和郭沫若是一派，都是尊孔的。他想起胡适当年说“反正老子又不是我老子”，为了自救，便决定反戈一击，带头批起孔老二来，写出了两篇批孔发言稿，不料就此邀了圣眷，不但脱离了苦海，还蒙圣上垂青，进了“梁效”，当上了顾问。

这就是冯最为人诟病之处。粉碎四人帮之后，冯确实如钱锺书所说，“在北大人人嗤之以鼻，人缘扫地”，那主要原因就是大众认为他投靠了江青。其他充当梁效顾问的老教授们也身败名裂。魏建功收到匿名信骂他“迷信武则天”；周一良收到匿名信骂他“无耻之尤”；冯写的《咏史二十五首》也被指为谄媚江青；舒芜更写了《四皓新咏》，将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比为被吕后收买的“商山四皓”。

冯本人也将此视为奇耻大辱，在自述中花了若干篇幅，力辩他并没有投靠江青，只是误以为江青是毛的代表。所写的诗中所谓“深谢耆年带路人”指的是毛，不是指江青；而“水击三千里，人生二百年。愿奋一支笔，奔走在马前”，说的则是要奔走在毛的马前，不是江青的马前。他人的指责是误解或曲解，等等。

我觉得这些自辩非常无聊。江青当然代表毛主席。除非是白痴，才会相信我党的欺骗宣传，认定江非但不是毛的亲信，反而是毛请叶帅代为“解决”的“诸吕”。奔走在江青马前可耻，奔走在毛的马前就光荣了么？两者究竟有何差别？难道不是全等关系而有矛盾在焉？

此类肉麻马屁，今人看起来当然无耻，可那是当年全民的生活方式，没人敢不拍，也无人不曾拍过。跑到海外来大作骨气秀的民运好汉们，只要是过来人，有谁敢站出来说一声他没拍过此类马屁？我辈庸人与冯友兰的区别，只不过在于人微言轻，只能在作文、发言稿、车间墙报、黑板报上拍拍（胡平还能拍到《中学文革报》上去，算是比我高了个等级吧），而冯友兰是名流，能拍到“两报一刊”上去，上达天听罢了。但这说到底只是消极的奴才的自保行为，真正值得鄙夷的，乃是舒芜那种积极的奴才。

积极的奴才与消极的奴才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出卖良心以求得宠”，踏着他人的尸骨往上爬，而后者是“出卖良心以求自保”。姚文元、舒芜都是积极的奴才。姚文元就不必说了，舒芜则在1952年率先发表文章，举报批判挚友路翎与吕荧，为此获得领导赏识，从广西调到北京。1954年他再立新功，又写举报文章，引用了恩师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此后更交出胡风写给他的全部私人信件，还作了注释，被伟大领袖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加上编者按在报上发表。

据官方统计，“胡风反革命集团”共累及2100余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审查62人，停职反省73人，这固然是胡风的30万言书引来的惩罚，但若无舒芜在关键时刻抛出 “钢鞭材料”，则未必会株连这么多人，胡风的“反革命罪行”也不至于如此“铁证如山”。

告密者的错觉是以为可以邀宠，其实大谬不然，只会助长我党的怀疑。我党骨子里从来鄙视叛徒，利用只会是暂时的。这点我早在不到20岁时就悟出来了。舒芜躲过了胡风案，却马上就在反右斗争中栽了，那右派还是伟大领袖钦定的，当真是天道好还，毫厘不爽。然而他即使做了右派，仍能“余热发电”，害得别人陪他作右派。许多右派之所以成了右派，就是因为私下骂舒芜太无耻，把恩师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出来立功。

令人惊骇的是，这么多人的厄运甚至性命压在心上，舒芜不但能活下来，有脸写打油诗嘲讽“四皓”，而且直到1997年，他竟然还在《新文学史料》年第２期的《〈回归五四〉后序》中再次引用胡风的37封信件。在引起家属抗议后，他居然还振振有词，说那是“公开史料”！2004年，他更接见记者，声称自己已经“走出胡风事件”，那理由就是他“确实没有交信”：

“当时《人民日报》命题叫我写一篇《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文中引用了胡风给我的信中的部分内容，叶遥借去这些信核对。那时候胡风已经被上升到反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了，所以这篇文章在当时批判胡风的时候是一个很次要的内容。叶遥拿到信之后也没有意识到什么，但袁水拍看后觉得很重要，就送到林默涵那里去了。这件事我和叶遥都不知道。

林默涵后来找到我，我才知道信已经到他手里。林默涵说，你的文章不用发表了，人家已经不想看你说什么，人家要看胡风说什么。当时林默涵作为中宣部文艺局长是非常有权威的，我也不敢反对。但林还留有余地地说：‘当然不是说胡风是反革命，但这一次胡风真的很反动。你就把这个写出来，再加上简单的注解。’所谓第一批材料就是这么出来的。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下，我确实没有交信。叶遥向我借，她也不知道要送上去。袁水拍拿去也没有告诉叶遥就送到林默涵那里。”

就算此话句句是实，那就是“确实没有交信”么？整个事情完全是他首先引用胡风的私人信件举报胡风引出来的，此后他又提供原信作证，而且还不限于引用的信件，是胡风写给他的所有私信。这不叫主动交信，什么才算交信？这种辩护，与吴之荣说“列名庄廷珑所修《明史》书中的江南名士的脑袋不是我砍下来的，我举报时并不知道后果会有这么严重”，到底有何区别？

要助纣为虐的中国知识分子忏悔，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当然，什么是“助纣为虐”，也实在难说得很。积极的奴才如姚文元、舒芜辈明摆着是靠害人向上爬，当然无此鉴别问题。然而消极的奴才要想自保，光靠吹捧伟大领袖、作践古人也未必能如愿，免不了还是得害人。冯友兰也有污点，那就是诬告章廷谦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致使后者被捕，妻子发疯，儿子自杀，而章其实只是国民党普通党员。钱锺书在斯坦福大学骂的“冯友兰出卖朋友，捏造事实，坑人使妻小俱死”说的其实就是这件事。只是章妻并没有死，一直活到了90年代。

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解释了这桩公案，说老冯不是诬告，是记错了，盖他在1958年填写的履历表中曾写道：“我当过一个学期的区分部执行委员，本校国文系教授章廷谦可以证明。” 严因此推测道：“也许早在1958年，冯友兰记忆中已经把川岛（芦注：章的笔名）作为国民党区分部内的‘同事’了。”我认为此说完全能成立。若老冯不是把章误记为区分部同事，就不可能特地提出他来作证明人。

但即使不是有意诬告，凭记忆举报章，在章否认后还与之对质，毕竟不是光彩勾当。老冯在自述中无一语提及此事，可见不敢正视当年作的孽。倒是宗璞因钱锺书之骂折腾了一番，反倒让余杰风闻此事，趁机出来大作骨气秀，把章廷谦的事兜了出来，宗璞出来反驳，不得不代冯友兰道歉：

“冯友兰将川岛先生一般国民党员的身份错记为区分部委员，给荒谬的文革更添了荒谬，对不起川岛先生。我现在代表冯友兰向川岛先生和他全家郑重道歉。愿川岛先生的在天之灵能不再受到骚扰，得到安息。愿那场将千万人置于鼎劐之中的荒诞历史成为永远不能返回的梦境。”

这种揭发人的烂事，文革中实在是生活常规。冯友兰揭发章廷谦，仍然是为了救自己于灭顶，所谓“立功赎罪”，与“立功邀宠”还是有区别的。吾友老巫也曾干过这种事，但最后还是被活活打死了。这在当时称为“捞救命稻草”——处于鼎镬之中，只要不沉下去，便捞到根稻草也是好的。性命要紧，良心什么的也顾不得许多了。

这大概是人性的天然弱点吧。我之所以没干过老巫那种“诬人以自救”的烂事，乃是深知自己并非英雄好汉，绝对抗不过我党的整人神功。因此要保持良心清白，就一定要避免陷入 “非立功不能赎罪”的困境。但我不过是个知青，有这么做的客观可能。早就处在鼎镬中的重点战俘们就没有这份洒脱了。钱先生若如冯先生一般，也当上“历史反革命”以及“反动唯心论祖师爷”，只怕表现也未必会比冯先生光彩到哪儿去。后生如余杰辈身居如今“不良不娼”的相对安全时代，居高临下，以苛责前人为成名术，我看与姚文元辈也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不同者不过是政治旗号罢了。

前见章诒和说，要讲宽容，必须是在罪犯忏悔之后。如今无人忏悔，何来什么宽容？（大意，非原话）此话固然有理，但愚以为先得区分主犯（还不光是伟大领袖，应该包括我党官员如林默涵辈）和从犯，而从犯中又得区分积极奴才与消极奴才，消极奴才中又分“立功自救”与“拍马避祸”两类。需要谴责的只是主犯和积极奴才，要他们忏悔是不可能的。需要忏悔的只是消极奴才，但忏悔必须是自愿的事，不能如余杰那般逼人忏悔以自炫。

最重要的是，全民经此浩劫之后，必须痛定思痛，深刻反省，知道人性的缺陷，知道世上没谁可以充当英雄志士，个人的节操由社会环境决定，并不能光靠个人修炼。因此，要避免出卖灵魂，首先必须取消“买方市场”，使得中国以后再不会有逼民为奴、逼民犯罪的犯罪政府。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8-8-12 周二, 上午7:26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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