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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风桃李未淹留——与真才子网上谈文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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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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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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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春风桃李未淹留
——与真才子网上谈文录
芦笛
昨见小爱惋惜自己未曾赶上奸坛盛时，其实我写那些游戏文字时，奸坛还没有开张呢。后来盛时倒确实令人怀念，的确来了几个真才子，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徐仰药，与出尘公子合称“奸坛二少”（分别为“出家恶少”与“徐家大少”）。我今天说从没在网上遇到高手，这话谬极，徐少就是一位，他小人家到我这年龄，肯定了不起。还有蒙族网友那兰性德，脾气虽大，也有真才实学。可惜这网上从来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场所，我们谈文正谈到入港处，那兰就不堪18摸才子RE那“富有宇宙感的人身见解”的侮辱，“扢扎帮”走了，后来徐大少也不见了，好像再没上网，就此人间蒸发，只剩下一群墙头芦苇山间竹笋在跋扈。
刚才整理旧作，发现了这些文字，觉得很有意思，特别是老那这段话最令我哑然失笑：
【强国论坛里是“爱国贼愤青”的集散地，一腔没头脑的“爱当权政权即爱国”亢奋，豪气冲天却思路混乱。而罕见论坛则是“伪汉奸”的集散地。学过些知识，有一些硬盘空间里储存着对现实不满的逆反心理，但失落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失落却是他们的CPU不能达到的运算能力，以至于用“敌人拥护的我们都反对”来做判别是非的标准，更有甚者完全是“恨当权政权即爱国”。在我的心理其实更喜欢单纯的前者，少了些虚伪。当然，在水平普遍偏低的中文网络上，王力雄、芦笛等“真汉奸”无以为家，也只好在这样的论坛里和“伪汉奸”们为伍，两头挨骂了。】
这家伙是蒙族兄弟，所以认为“汉奸”乃是美称。我和王力雄都是真汉奸，而那些仇共愤青愤中愤老乃是伪汉奸，就是后者把“汉奸”这个美称搞臭了。这话一点不错，“热血汉奸 ”就是证明（那阵子该论坛还没开张呢，可见老那有先见之明），等到连北京小左之流都出来冒充汉奸时，正派人就不能不以作汉奸为耻了，唉！中国人的事就这样，什么都要弄得不值钱，连中科院院士都如此，汉奸的美称被糟蹋又何足挂齿？
扯远了，这里把有关讨论编辑了一下重贴出来，未经老那许可，擅自改了他文字中的个别笔误。讨论是那兰转贴元泰定帝保护黄帝陵庙的诏书引出来的，到那兰被气走中断，对中国文化融合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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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兰性德转贴：元泰定帝颁发保护黄帝陵庙令
元朝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泰定皇帝也孙铁木耳收到陕西中部县（今黄陵）住持道人状子一案。状告本县保生宫着火，轩辕黄帝庙殿宇被歹人破坏……泰定皇帝看罢状子，大怒，立即召集宫内文武大臣上殿，今有歹人敢放火烧宫，损坏陵庙，实属不赦。泰定帝说完，由他亲自口授，命身边文官写了一份圣旨，立即指派飞骑日夜兼程，送往陕西中部县.主要段落摘抄如下："……轩辕黄帝庙宇一处，桥陵一所，迁今异代，每年春秋官降钱数口口等。……不畏公法之人，执把弹弓，吹筒辄入本宫，采打飞禽，掏取雀鸟，将飞檐走兽损坏，又有愚徒之辈，泼皮歹人，赍夯斧具，将桥陵内所长柏树林木斫伐等事，乞禁治得此捡会到钦奉。咱每明降下圣旨无德推称着诸色投下气力呵休与者别了的人每不怕那什么钦差除钦遵外据见告省会给榜文常川张挂禁约无得似前搔扰如有违犯之人许诸人捉拿到官痛行断罪。施行须议出给者右榜省谕各令通知榜示泰定二年六月八日
这篇碑文距今已有六百六十二年，现保存在黄帝庙碑林里，这是在六百多年前颁发的第一份保护黄帝陵（庙）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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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致那兰
那兰性德先生：
刚才在坛里看见你转贴的元帝保护黄帝陵的诏书，兴致盎然，倒不是它的政治内容，而是它的文学价值让我觉得弥足珍贵。我见有人笑话它的文字水平。老芦是文盲，最怕看的网上文字就是那些不三不四的现代“文言文”，一看即吐，再看即泻，三看即进入严重脱水状态，所以看那白话诏书倒觉得非常亲切，宛如见到了元人杂剧和白话小说。
稍知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白话文学的发端虽可追溯到宋代甚至唐代（所谓敦煌变文），但高潮是在元朝兴起的。奇怪的是，据我读过的一点文学史，至今似乎没人研究过为何白话文学在元朝兴起。你那诏书贴出来，倒触动了我的一个念头：那大概是因为少数民族当家，痛恨与语言严重脱节的费解的汉文，喜欢在正式文件中使用白话的缘故。和清朝不同，蒙古统治者似乎未接纳孔孟之道，儒生和正统文学的地位一落千丈，于是民间草根文学便趁机冒出来，这大概就是那社会原因吧。
元朝皇帝或官方颁发的类似白话文件我在书上看过许多例子，所以这似乎是个普遍现象，并不能归结于翻译水平低下。从成吉思汗征召丘处机的诏书就可以看出，哪怕在蒙古尚未征服华北的当时，那翻译的古文水平就非常之高。在征服整个世界后，找不到个有点文字能力的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白话文件似乎就是当时的时尚，这现象似乎只能用翻译人员迎合上面“反对党八股”的胃口来解释。其实朱元璋也做过这种事，某大臣上书言事，他听太监读了几千字还没说到正题，龙颜大怒，便把那官儿抓来痛打廷杖。打完了、气消了，又接着让太监念下去，最后总算听到了几条合理化建议，他非常高兴，又把那官员找来奖赏一番。他还规定官员的奏章必须写得简明扼要，还要在开头列出一目了然的提纲来，这倒有点像现代人的写作方式，可惜没能在后世传下去。
我想说的其实不是这些闲话。记得我见过一个元朝留下来的古碑，上面每个字都认识，但毫不懂意思。原因是那是用汉字音译古代蒙古语。蒙古人为什么要这么做？贵先祖好像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发明了蒙古文了啊？为何不用蒙文而要用汉字音译的“蒙文”写碑？
这还不是一块碑的问题。蒙古人自己编写的宫廷秘史就是这么写下来的。原稿藏在大都宫殿中，后来蒙古人退出中国后便先后落到了明朝和清朝的皇帝手上，最后被汉人学者翻译出来，又流传到国外去，即世传《蒙古秘史》。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这本书，我自己是没看过，在国外的图书馆找过英译本也没找到。我觉得奇怪的是，如此珍藏内廷、涉及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等许多君主王公隐私的秘史，显然只会由亲族写成，决不会是懂蒙文的“汉人”或“南人”，但却用这种奇怪的文字而不用蒙文写成，到底是什么原因？从这个事实中还可推导出：当时的王公贵族中懂汉文的一定不少，因为该史时间跨度较大，大概不是一个人写成的。
你能解释那书的奇怪写作方式么？另外，你能不能给咱们介绍一下蒙文的创立时间和它的演变，以及基本原理（例如是否是拼音文字，是单音节还是多音节文字，是否像汉语和日语那样全是元音结尾）。还有，外蒙使用的新式蒙文是不是使用俄语字母？最后，“色目人”是什么意思？是字面上提示的“眼睛有颜色的鬼子”，还是蒙古话的音译？（我知道色目人的大致范围，所以你不必解释，这里请教的只是该词的意思）。
先谢了。
200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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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兰答芦笛
回芦笛先生：关于元朝的白话与蒙古人的文字等若干问题
自秦“书同文”开始，中文世界便开始了用文字统一语言的历程。汉族之所以能形成，汉字的功劳居功至伟。不然，委实难以想象八大方言之间的悬殊差别，远远超过阿尔泰语系突厥、蒙古、通古斯三大语族之间的差别，居然仍属于一种语言。
大家知道，古白话文与今天的白话文不是一回事。南北朝以后，汉语的书面语就和文言开始分家，民间的古白话文开始出现了。经过唐宋后“白话体”语文在民间大量使用，中古汉语无论从语法还是语义、语音上，都与上古汉语产生巨大的差别，这与南北方少数民族大量融入汉族有直接关系，即所谓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古白话文处于“在野”地位，而文言文却一直保持着他主流地位且拥有了“化石”的特色。经过程朱理学对上古汉语作品的推崇，汉语在官方主流社会仍旧使用着形成于上古的古汉语文法。
待到辽、金、元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古中古汉语的北方方言，大量融入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语法和语音特点。如“子”“儿”化音的大量出现，就是阿尔泰民族语言多“R”“S”尾音的特色。
其实在主流语文领域，少数民族的“诗”的风格，对汉语世界的影响最大，这种绝句风格、对仗韵律等，与汉赋——南朝、宋词一脉风格很是不同。而有少数民族血统的诗人也很多，如刘禹锡、李白等具有匈奴、鲜卑血统。
元曲的风格，不是蒙古人的特点，是西方民族的戏剧流传到中国的结果。也是蒙古人的超大帝国带给东西方文化交流畅通无阻的一个例证。
蒙古人也出过许多汉文造诣很棒的诗人，如撒都拉、法式善、云南梁王的女儿阿盖公主（梁王是中国鸿儒梁漱冥的祖先，郭沫若写过关于阿盖公主的作品），他们的诗歌中出现许多蒙古语。法式善曾经当过古代中国社科院的学部委员和院长，即国子监的祭酒。编过四库全书。
元朝时实行民族压迫，当官必须得学习蒙古语，所以当时学蒙古语蔚然成风，取蒙古语名字的汉人非常多。后来元朝也出过一个糊涂的命令，不允许汉族学习蒙古语，原因是什么，不太清楚。但蒙古人能全身而退，和忽必烈实行“国语骑射”彻底很有关系，而满清最初100年搞“国语骑射”效果还行，后来则成沧海一粟了——汉族实在是太多了。谁融合于谁和文化的高低关系不大，在内蒙古蒙古族聚居区，很多汉族都不怎么会说汉语，长相则完全是老牧民健康强壮的形象。
至于皇帝陵保护诏书，原文肯定是蒙古语巴斯巴文写的。的确是翻译作品。蒙古人不干涉汉族世界使用古文言文，但也不象宋朝那样鼓励“只读圣贤书”。所以汉族文人也就不必为功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让他们莫名其妙的、用上古汉语写就的经典作品了。
蒙古人历史上使用过汉字象形文字系统——鲜卑文、契丹文和芦笛说的汉语音译蒙文，也使用过阿拉伯拼音文字系统——俎卜文（藏族至今称呼蒙古人为SOGBOO）、回纥横文、回纥竖写文、成型的蒙古当代文、满文、脱惕蒙古文，印度系统的巴斯巴藏文，腓匿基系统的斯拉夫西里尔文、英文等，拼写蒙古语。外蒙使用的新式蒙文是使用俄语字母。即斯拉夫西里尔文。但蒙古国没有直接拼写旧蒙古文，而是直接拼写口语。因为旧蒙文经过数百年的历史，口语和书面语已经不完全吻合了。蒙古国的文字改革，是蒙古文字史上的一大进步。某些人说蒙古国的文字都俄罗斯化了，可见蒙古国被俄罗斯化了。这都是非常无知的见解。只要俄罗斯的人没象内蒙古的汉人一样占蒙古国人口的5倍以上，蒙古国的独立就永远是蒙古人的旌旗。事实上蒙古国几乎没有什么俄罗斯人。
汉语音义文字体系，我认为是为了满足考取功名的汉族文人迅速学习掌握蒙古语的一种需求而出现的。忽必烈主张用巴斯巴文统一全世界的文字，但没有成功，原因是那个文字系统是拼音文字系统，蒙古人遇到了周恩来在青岛语言工作会议上的尴尬，即——“石氏食狮史”的尴尬。
忽必烈和巴布儿（开创300年印度莫卧尔王朝的皇帝）都说过类似“我同时尊重上帝、佛祖、安拉”的话，不搞宗教迫害、尊重各种文化系统的发展和相互交流。总得说，东部蒙古血统民族对佛教推崇倍至，如北魏、辽、元对佛教的痴迷几近疯狂，国库的1/4~1/3都用来修佛教石窟、辽塔和喇嘛庙了。至于有清一朝蒙古人的人丁锐减，和很多人去当喇嘛有直接关系。而伊斯兰世界从当年大食和唐、突、藏、南诏混战于泸水到葱岭之间开始，就一直和佛教世界开始着争斗和相互屠杀。待到14世纪初伊朗的第一个蒙古皇帝喀赞汗皈依伊斯兰教后，西部蒙古人就成为伊斯兰宗教和文化的推广保护人，并和法国、意大利、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展开长达数百年的战争。蒙古人在中亚的势力一直没有消退，和后来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很有关系。
《蒙古秘史》我看过5、6种版本，包括芦笛先生说的版本。《蒙古秘史》准确的说不是蒙古人的历史，而是成吉思汗的家族史。当时有一个更权威的书叫“金册”，研究蒙古史最重要、最可靠、最有学术价值的波斯文作品《史集》，主要参考的就是它，可惜它没有流传下来。《蒙古秘史》从成吉思汗的第23代祖先开始，一直记载到窝阔台大帝的时代，时间跨度600年，写到1240年为止。是由成吉思汗母亲收养的战争孤儿XIKIHODUG用古蒙古语写成的。
古代蒙古语和当代蒙古语差别不太大。古代蒙古语更接近现在的达斡尔语。而达斡尔人其实就是东胡蒙古人的正宗传人，辽代就是又他们建立的，当时叫“大贺氏”。达斡尔解放前叫达斡尔蒙古，后来划民族时他们听说单一划分的民族可以得到自治领地位，就以为和内蒙古自治区一样是省级单位，没想到最后却成了自治旗，后悔已晚。
当代蒙古人，是突厥系匈奴、突厥、回纥、高车，与东胡系鲜卑、乌桓、柔然、契丹融合成的民族共同体，包括少量的通古斯血统和白种人血统。而所谓室韦，不是一个确切的民族，他更多是一个区域里各种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民族的统称。
当代蒙文是拼音文字，是多音节文字，主宾谓结构。老北京人经常说些诸如“您这是怎么话儿说呢”的话，就是这种阿尔泰语言倒装句的最大特征。所以北京人的胡人气息也最重。
蒙古语多以“R、S”结尾，即汉语“子”“儿”后缀。因为从西晋以后，历经5胡16国、北魏、隋、唐、辽、元，在加上通古斯民族金、清，整个北中国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北方少数民族的控制之下的。隋朝建立前有个朝代是叫高洋的汉族建立的，此人就属于鲜卑语好于汉语的鲜卑化汉人，可见当时古蒙古语对北中国的影响。当代被中国的汉族无论从血缘还是语言、服饰、军政体制，都深受满蒙影响，特别是北方汉人的铲型门齿和蒙古褶的比例数字上，几乎和当代蒙古人完全相同。不说别的，就唐初而言，中国有300万户，唐太宗时代内迁100万户周遍居民，可见说汉族和蒙古人是兄弟民族，完全是有历史根据的，至少是北方汉人。我实在不知道论述夷夏血统、文化、历史渊源关系，怎么会让某些汉族如此恼怒。难道当年作为侵略者也好、建设者也罢（汉族抗击说蒙古语的契丹民族出个杨家将，他们其实本来就是说蒙古语的鲜卑民族的后代），不都是当代汉族的祖先吗？谩骂半天你当骂谁的祖宗呢？现在的少数民族，大部分都是没参加入侵战争的少数民族的后代。如果进了中原，早被同化成了汉族。
我不知道某些人盲目冲动发怒之余，是否认真读懂我的文章了，懂我的意思了没有。论述真实历史、阐明正确的史观，让忘祖的人们想想自己民族的出处，让大家对汉本位史学有个基本了解和批评的态度，怎么就拐到宣扬“蒙独”了。如果这里的人都是这么看我文章的，误解是必然的，我看根本达不到交流和沟通的目的。我作为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历史文化了解不比你们汉族少，但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能正确理解看待的，又能有多少。不去批判为封建帝王服务的汉本位史学，怎能消除汉族对少数民族的误解呢？到底是知己知彼的人看问题全面，还是只知道自己，不知道别人的，更容易产生误解和偏见呢？某些人说我“仇汉”，我“仇汉”还这么积极地学习汉族文化历史，甚至比汉人还汉人吗？
200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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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那兰性德先生
芦笛
刚才匆匆在楼下看了先生的回答，谢谢！网上如先生之博学者，实在少见，老芦佩服之至。不过你的火气似乎比我的还大，大概也是爬网爬出来的。
先生之论，端的是我闻所未闻，准备将此文拷贝打印出来，慢慢研究。例如我从不知道老北京的儿化韵和咱们的“子”是从老蒙那儿来的，想想也是，这俩字作为语助词好像在宋代以前没见过。不过你说对仗从北方少数民族那儿学来，我则死也不同意，对仗古已有之，只是不如后来讲究音韵，如贾谊《过秦论》中“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卒不敢弯弓而抱怨”。所以先生此论在下期期不敢同意。
我觉得，最体现民族文化融合的，还是北朝的乐府。例如《木兰词》完全就是少数民族的风格，只是偶见汉族文人的点缀。如“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坼，寒光照铁衣”，整个就和全诗的风格格格不入，可见是后来窜入的，更从侧面证明该诗是少数民族的民歌。特别是诗里直接说：“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完全就是说那是少数民族皇帝征兵。不料后世那些汉族文人竟然曲解为木兰她爹给征招是因为北方可汗兴兵入侵中原。豫剧《花木兰》居然把为木兰加个“花”性，而且还把人家那“蛮夷”变成抵抗少数民族入侵的汉族的“民族英雄”，世上大概再也没比这可笑的事。其实那诗歌根本不是柔弱的汉人写得出来的，这点和《孔雀东南飞》一比便能看出来。而且该诗使用的重复咏叹完全是少数民族的风格，此前的汉作中根本见不到，诸如“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荐，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里不但使用重复咏叹，而且描写的整个是胡人们的传统交易。又如使用数字作夸张也是如此（“军书十二卷”等等）。连最后那结句都显示出胡人的风格：“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这岂是农耕汉人会注意到的细节？
先生说：
“元曲的风格，不是蒙古人的特点，是西方民族的戏剧流传到中国的结果。也是蒙古人的超大帝国带给东西方文化交流畅通无阻的一个例证。”
此说堪称标新立异，老芦闻所未闻，这么说，原来戏剧不是咱们的发明，是鬼子那儿偷来的？不过似乎也言之成理，要不怎么要等到元朝才突然冒出个杂剧来呢？没准是汉人看了鬼子演出，照猫画虎写出汉人自己的剧本来。
先生关于护陵诏书的解释，我还是觉得牵强。我想，比较顺理成章的解释，还是蒙古皇帝会说汉话而不懂中文，因为学会的是口语，所以自然只会用口语口授诏书，让汉人书记记录下来。因为那是涉及汉人的事，地名和人名都以汉语说比较方便。此说可以准确解释那诏书的个人语气，那一般在官方文件中根本就无法显示出来。先生的解释是“汉族文人也就不必为功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让他们莫名其妙的、用上古汉语写就的经典作品了”，我觉得有些牵强。因为此前根本没有白话文，就连后代能看到的白话小说都没有。谁要学文化必须先从古典学起，那是正常的学文化方式，不像现代人是先学白话文后学文言文。所以，凡识文断字者必然懂古文，写白话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活动。因此，我看“汉话口授记录”说能完美地解释为何成吉思汗的诏书和后世元朝皇帝的诏书那截然不同的文风。
先生说：
“汉语音义文字体系，我认为是为了满足考取功名的汉族文人迅速学习掌握蒙古语的一种需求而出现的。”
这种可能当然存在，但问题是如先生说的，《蒙古秘史》是成吉思汗的家族史，连成吉思汗的妻子被仇人抢走这种不光彩的事都记录下来，显然是宗室亲贵才能与闻，所以，我不认为那是汉人的作品。为何蒙古人要用这种奇怪的文字记录自己的机密，唯一说得过去的解释只能是为了保密：不懂汉字的蒙古人看见读不懂，不懂蒙语的汉人看了也莫名其妙。
谢谢先生对新蒙文的解释，据先生说，外蒙的新蒙文只用来拼写口语，不用来直接拼写旧蒙古文。那人民币上的蒙文是旧蒙文么？是否还可以拿来表达口语？记得文革前看“乌兰牧骑”演出，上面有位蒙古姑娘手持收音机，用汉话叫道：“半导体！”我当时就想，对这种外来科技词汇。内外蒙的翻译肯定不同，内蒙使用汉语音译，外蒙肯定使用英文或俄文的音译。当然这也只是猜想。至于新蒙文使用俄语字母我觉得与民族尊严无关。咱们不是也考虑过使用罗马字母拼音来取代方块字么？倒是我在西方看过的某书上讲过外蒙是在苏联红军扶持下独立的，还和苏联政府签订了密约，允许苏联在境内开采金矿等等。当然这也可能是西方的反苏宣传。不管怎样，这些事跟咱们毫无相干，是人家外国的事。
先生和某网人的对话真让我忍禁不俊。的确，如今在网上骂少数民族侵略的，很可能就是当年那些侵略者的后代，而网上少数民族的祖先多半是当年呆家里哪儿也没去。这玩意整个弄反了，可笑煞人！“把汉奸的名声搞臭”一说更是匪夷所思，我还真没想到“汉奸”原来是个香喷喷的香饽饽。这世道真是颠三倒四，不可理喻，唉！
我想，如果先生有时间，不如写本《华夏文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来源》。如果出了，我一定去邮购一本。不过还是请先生在出书前逐段发表，我还真喜欢看这种有学问的真把式。
再次谢谢先生的详细回答。老芦的脾气是人熟了些就开始随便了，还望先生不要介意。
-200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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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下去前答芦笛先生
那兰性德
关于对仗问题，我讲的主要是“诗”的范畴。无论《诗经》《离骚》，还是后来的《大风歌》，楚辞、汉赋、宋词，虽然都属于诗歌范畴，但“唐诗”属于狭义的“诗”，我主要讲的，就是从胡笳18拍开始的北方民族对汉族传统时刻的影响。蒙古人有数百部英雄史诗，按文字量可以和24史比肩，但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靠口头文学背诵下来的。倒不是因为蒙古人的记性好，而是他独特的记忆方式——字首的音如果由“S”音节开始，则一段全是“S”开头的词或交叉对仗。字数也完全按照一定数量统一。按照教育心理学的解释，它属于韵律记忆。而蒙古语诗歌读出的韵律，和宋词汉赋不同，到和唐诗完全相同，您说是偶然的巧合么？用蒙古语翻译宋词很别扭，因为蒙古人的诗歌里，那种韵律实在是和蒙古语诗歌朗读不合拍。
《木兰词》主要反映的是北魏和柔然汗国之间的民族内斗。而蒙古族中至尽仍有许多叫木兰的姑娘。那时候的诗歌作品还有斛律金唱的“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此人乃一武夫，且汉语不好，写自己名字的“金”的时候习惯画一个三角，和Q爷的水平差不多。
“元曲的风格，不是蒙古人的特点，是西方民族的戏剧流传到中国的结果。也是蒙古人的超大帝国带给东西方文化交流畅通无阻的一个例证”——准确的说，是从西域传来的东西。但西域民族是否学习更西方的东西，我没有资料。其实元曲包括很多形式，和现在戏曲里包括许多地方曲种一样。元曲里包括杂剧、戏文（南戏）和民间小戏院本。没有对白的纯唱词称“散曲”，有对白的唱词称“传奇”。严格地说只有杂剧是来源于西方民族的，而且杂剧的声势和规模也最大，所以元曲一般指的就是杂剧。杂剧里的蒙古语特别多，以至于现在的元曲研究学者都得有一本蒙汉词典。
关于护陵诏书，我的解释是有依据的。另外，元朝中后期的皇帝们，汉语水平还是不错的，元顺帝在广西被流放多年，能用汉语作不错的诗来。而蒙古人的诏书，都是用巴思巴文起草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不过是大蒙古帝国里一个小帝国“元”里的一个殖民地而已。同时作为蒙古帝国和元帝国皇帝的人，不可能只对300平方公里里的汉族专门口授汉语诏书。那样，想当元朝皇帝可必须学会无数种语言。帝国虽然分裂，但忽必烈一系还是兼任蒙古帝国的元首的，东到高丽，西到罗斯、南到爪洼、北到贝海，当时得有多少民族呀！不能涉及哪个民族的事情，就用哪个民族的语言发诏书的。当代国家领导人会外语，但不用外语在正式场合发表讲话，和这是一个道理。诏书是否用口语颁布无从考证，用哪种口语颁布诏书亦无考证，但口语化的诏书绝对不是大臣擅自主张的，倒无疑点。
“汉族文人也就不必为功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让他们莫名其妙的、用上古汉语写就的经典作品了”——是说程朱理学要求读的是四书五经等千年前的作品，古汉语文言和白话的口语与书面语分野，是从汉朝开始，经过南朝、唐宋，口语和书面语已经严重背离，民间也已经存在大量的古白话文了。因为学界对古白话文的上限定在南朝时期，而不是元朝。
古白话文方面的专家刘坚先生说：“近代汉语的研究对象是早期白话，六朝时期翻译佛经，译经的文章里就有不少白话成分。南朝宋刘义庆撰写《世说新语》，记述后汉至东晋间佚闻遗事和名士言行，书中也用了若干口语语汇。拿韵文来说，从六朝乐府歌辞直到一部分唐诗，都比同时代的散文更接近口语。这些作品为通篇语体的白话文章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从5世纪到13世纪，可是800年的历史，这期间汉语的口语和主面语也在拉大着距离。
“汉语音义文字体系，我认为是为了满足考取功名的汉族文人迅速学习掌握蒙古语的一种需求而出现的”。
——《蒙古秘史》是是1240年蒙古人所著已经是学术界的定论，所以的确肯定不是汉人写的。至于您说的保密，我觉得不存在这种可能。写出来就是为让人看的，而且傍边都有一行汉语音译标注，想瞒谁都不行。如开头一段是这样：成吉思合汗（太祖名）乃（的）呼扎吾尔（祖先）伊奴（是）得列特腾各里（上天）额撤（使来）……
契丹文和女真文，其实都是将汉字改造成拼写满语和蒙古语的象形文字。一个字对应一个多音节词。也是看着方块儿字念出满蒙语来的。
那人民币上的蒙文是旧蒙文。比如“纸”这个词，在旧蒙古语里写做“CHA-GA-SU”，三对元音-辅音组合，说明13世纪时的蒙古语里，“纸”在口语里就是这么念的。但经过数百年后，如今无论内外蒙，口语里全都变成长元音“CHAASU”了。而新蒙文就是怎么念，怎么写，而旧蒙文则不然。这和英语里许多音，在英文创造定型时还发音，如“H”音等如今都已经不发音了。如刚才的那句“呼扎吾尔（祖先）——HOJUUR”如今变成了“YAJUUR”，辅音‘H’也一样退化了。如“乌兰牧骑”里的乌兰（ULAN），古代的时候口语里读“HULAN”。
“半导体”如今在内外蒙都是“ARAJIAO”，这是因为后来商定外语借词直接借用俄语或英语词汇。
“如今在网上骂少数民族侵略的，很可能就是当年那些侵略者的后代”，这话有道理。因为传统的汉族比较温和，象那著名民族主义者房宁，一看就知道是鲜卑大姓“房氏”的后代，即房玄令的后人。
“把汉奸的名声搞臭”——我前几天的文章“何须呵断当阳转登云台高歌”里有这个论断的解释：
其实，这和汉族文化史脉络是有深刻渊源的。董仲舒为封建统治集团大一统、禁锢百姓思想服务，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经过南朝士大夫阶层的传扬实践已颇成气候。有唐一朝的“夷狄源流”虽为朱子所不齿，并言其“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但毕竟儒家的传统没有被打断，到宋朝时被发挥到了及至，直到今天我们从中国网人的笔触间找到那种爱政权即爱国家的混沌“爱国观”的影响。人们说元朝时儒家地位低不假，但所谓九儒十丐倒也未必。元朝皇帝多次敬孔善庙都是有记载的。明清两朝的八股文、文字狱，让所有的“社会良心阶层”都为争取功名玩命（古代愤派）。稍有愤世嫉俗（古代伪奸派）的，也就玩些原离政治的文学什么的。象我敬重的沈括、郭守敬那样对推进科学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有贡献的文人少之又少，他们被古代“爱国贼”所不齿，谓之“奇技淫巧”。在中国文人的眼力，“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里的读书是指“读圣贤书”，理工科的东西属于“下品”至于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是在儒家和皇家的控制下研修的“御用”的、“宫廷”里的走卒才能涉及的。所以我很欣赏一首古代汉族网友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权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从古代“爱国贼愤青”、“伪汉奸”中，都能找到当代网络“爱国贼愤青”、“伪汉奸”的对应身影。强国论坛里是“爱国贼愤青”的集散地，一腔没头脑的“爱当权政权即爱国”亢奋，豪气冲天却思路混乱。而罕见论坛则是“伪汉奸”的集散地。学过些知识，有一些硬盘空间里储存着对现实不满的逆反心理，但失落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失落却是他们的CPU不能达到的运算能力，以至于用“敌人拥护的我们都反对”来做判别是非的标准，更有甚者完全是“恨当权政权即爱国”。在我的心理其实更喜欢单纯的前者，少了些虚伪。当然，在水平普遍偏低的中文网络上，王力雄、芦笛等“真汉奸”无以为家，也只好在这样的论坛里和“伪汉奸”们为伍，两头挨骂了。
200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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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致那兰性德先生
芦笛
刚才一直在琢磨先生的那个帖子，觉得颇有启发，那“儿”“子”之说尤其有道理。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奇怪过：为什么这么多词都用“子”来结尾？其实按古意，“子”的意思无非就两个，一个是尊称，如“孔子”，“老子”。有时还重复使用，如“子墨子”；一个就是“儿子”的意思，但到后来大批单音词变成了双音词都是靠在后面加个毫无意思的“子”字，如“金子”、“银子”、“肚子”、““胆子”、“脑子”、“裤子”、“鞋子”、“袜子”、“靴子”、“车子”、“轮子”、“盒子”、“锯子”、“斧子”、“锤子”、“钉子”、“桌子”、“稻子”、“麦子”、“谷子”、“种子”、“椅子”、“绳子”……甚至“疯子”、“傻子”、“瞎子”、“聋子”，等等，等等，几乎无所不包。汉语里大概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运用如此广泛的字了。
我不知道这“子”字是何时进入口语的，因为最早的白话小说就是宋代的话本。家里毫无藏书，我刚才闭目苦思，试图回想当年看过的话本如《碾玉观音》上是否有“银子”这样的词，但实在是想不起来。唯一能想起来的，就是陆游的诗：“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但那“老子”是“老夫”的意思，跟其他以“子”结尾的词情况不同。
不过，光从语言上来看，“子”这个词使用如此广泛，几乎任何性质的名词后面都能加上去，本身又毫无意思，若把它从单词中去除，一点都不妨碍原来词义的完整性（除了“疯子”之类指人的词）。这种现象在单音节语言里头堪称独一无二，看来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你说的，那其实是辅音Ｓ的汉字音译。的确，只有用这才能解释它的广泛存在与本身毫无意思。大概是蒙古人说汉话免不了要在单字后面加个说惯了的Ｓ，久而久之便弄得汉人也这么说起来了。最先这么说的当然是混进蒙古官场的“汉干”们，这些人如同后来的高干子弟，走到哪儿都要撇一口京腔来显示自己的血统高贵。说不定这种蒙式发音的汉语在那时还是一种时髦，就跟如今北京人要学着广东人说话似的，嘿嘿。
至于那“儿”字倒不见得是蒙古人带进来的，因为它出现比“子”晚得多，还来不及进入早期的白话文学，大规模在语体文中使用是中共执政后的事，但尽管如此，南中国人其实根本不使用这个构词成分。基本上只有北京人最爱用。所以，它的出现比较晚，使用也不普遍，从这两个史实来看似乎就可以推翻“蒙古来源说”。我的猜想是它是满清人带到首都官场上去的，情况和“子”类似，也是辅音的汉字音译，不过那是Ｒ而已。据说满语也是阿尔泰语系，或许也像蒙语似的喜欢用Ｓ和Ｒ来作单词结尾。
你说北京人胡味（“糊味儿”？）最重，本人深表赞成。这一点都不奇怪。唐代以后，北京一直是胡人的首都，直到明朝才“光复”了，等到清朝又再度“沦陷”。作为个大城市，它在汉人手上的时间根本没有在胡人手上长。其实北中国的汉人最没资格骂少数民族，因为他们十有八九是胡人后代，骂少数民族就是侮辱自己的祖宗。我记得赵奸无眠有篇谈南北的文章，认为北中国汉人和南中国汉人不是一个民族。此话当然言之过分，但也不是毫无理由。从外表上来看，北中国人基本上是所谓蒙古种，你说的“蒙古褶”很明显，而南方人特别是湖南、两广是所谓马来种，外表跟印度支那、东南亚人的同源性似乎要高于与北方人的同源性。我看过一篇鬼子的文章就坚持广东人原来根本不是中国人，他们的语言和普通话不同，常以辅音（如Ｋ）结尾。我觉得这说法有一定道理。
至于你说的那铲形门牙似乎倒不光是蒙古人的特征。记得我当初写《黑崽子》，里面的《中国ＡＢＣ》谈到这铲形门牙。原稿让我的鬼子同事看了，她们觉得非常新鲜，纷纷张开樱桃大口，让我看她们的门牙背后是平平的一片。那婴儿屁股上的青斑也是黄人特有的（人家当然没让我检查，只是向我证实这点）。但我的一个日本同事却说铲形门牙他们也有，并非中国人特征。日本并未被蒙古征服过，所以看来这不是蒙古人特有的。
总而言之，这“汉夷”之分实在无聊。汉族是个人种五花八门的大杂烩，谁也弄不明白自己祖上是不是狄、匈奴、羯、氐、羌、鲜卑、回纥、吐蕃、党项、契丹、女真、蒙古，或是西域来的色目人。吵什么吵呢？
关于蒙古人统治促进了汉人白话文学的繁荣，我现在越想越觉得就是这么回事。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我猜测的那个：蒙古皇帝会说汉话，但没像清朝皇帝那样系统学习中国古文，于是便用白话口授诏书，各行省首长也如此办理，于是便形成了白话写作的官场文件（这种官方文件我看过不止一份）。这种作法被民间效法，如同加那个“子”似的，于是便促进了白话文学的正式问世。其实官方白话文件大概早于民间白话文学出现，而那些汉族书记们其实是最早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此前宋代虽有零星话本出世，但那种东西在古代并不受重视，未见得会家喻户晓，不大可能与元代白话官方文件有传承关系。因为是“先锋派作品”，那种白话文用后世的眼光来看水平较低，就像咱们今天看鲁迅写的白话文觉得怪怪的一样。另一个特征是这种官方文件其实是一种“协和语”，里面常见蒙语单词音译，让后人看得莫名其妙。
元朝白话文学兴起的另一个原因是士子们没有出路了，便只好闷在家里鬼混，于是给了有文学才能的人一个胡涂乱抹的机会。而在别的朝代，这些人早就忙着做官去了，只会把文学才能用在写诗上。
还有一个想请教的文化问题是这个“每”字的出现。此前，复数人称用的是“等”（“尔等”）、“辈”（“若辈”）、“曹”（“汝曹”）。到了元朝，突然便冒出个“你每”、“他每”（其实这“你”和“他”似乎也是元朝用起来的），后来给改写为现在的“你们”、“他们”。我不知道这是否也是蒙古人的影响。既然你说古蒙文跟现代的差别不大，恐怕可以证实或证伪这个猜测。总之，我觉得这里头大有文章可作。你不妨带个研究生，专攻元朝给华夏文明留下的影响。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亚洲人里似乎就蒙古人一度表现出西方人的那种无休无止的冒险精神。每看西方报刊谈“中国威胁”，我就摇头苦笑。鬼佬们以己度人，以为中国人像他们一样，是个外向扩张的民族。其实咱们最擅长的还是窝里斗。要不是蒙古人把云南打下来，到现在那地方决不会是中国领土。藏、蒙、疆、北满就更不用说了。古代中国人从来缺乏对外界的兴趣，更少有征服异域的决心和勇气。我最觉得奇怪的就是蒙古人哪来的那种惊人的劲头，居然缔造出个世上第一超级大帝国来。而且，中东回族和欧洲人反复打了无数次，双方互见胜负，欧洲十字军几次东征都没有取得过决定性胜利。但蒙古人一仗就彻底征服了哈里发统治的广大区域，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这里涉及的军事艺术就不去说它了。我不明白的是蒙古人的扩张欲望怎么就好像没个尽头似的，一直打到多瑙河去。如果不是大汗（记不得是谁了，似乎是窝阔台）死了，拔都元帅不得不班师，恐怕连欧洲都征服了。奇怪的是这劲头就这么昙花一现，以后再也没有重现过，似乎没有得到传承。更让我奇怪的是，蒙古人堪称是当时世界知识最丰富的人，对亚洲、欧洲的大部分的地理、人群、风俗都了解得非常透彻。但继承元朝的明朝除了从蒙古人那儿学来了“中央汗国”的虚假排场外，竟然毫未学到一点地理知识。直到清朝，《聊斋》上披露的“世界知识”（如《黑鬼》篇）还让人哭笑不得，而《镜花缘》就更不用说了。一直到鬼子打进来以前，咱们的“世界地理教科书”就是《山海经》。这种地理知识的突然丧失，似乎和蒙古人突然丧失扩张精神一样奇怪。不知先生是否对此有解释？或许，那是因为当年的战士都在征服的异国上定居而被软化了，蒙古本部因此而人丁锐减，变得空虚了的缘故？游牧民族不能离开马背住下来，否则迟早要丧失尚武精神，先生说是不是这样？
我这里信口开河，怎么想就怎么说。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务请先生海涵并指正，谢谢！
200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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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跟贴］
认真标题：白话诏书可能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
清朝几个皇帝批示文件，经常都是大白话。金庸在“鹿鼎记”书后曾经大量引用了一些。我在北京的博物馆里也看到过他们那种批示。
当然他们也不是正宗汉人了，另外一般的批示和正式的诏书也许不同
不过汉人皇帝的批示没怎么见过，可能档案都被毁了。
200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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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仰药：来看看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的白话诏书吧！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液，只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贴，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去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饶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
——明李诩《戒庵漫笔》
这人口统计方法比中共可高明多了，呵呵！
开国之君对国事都比较用心，下诏形式基本上是最几口述，文士用笔纪录，因此近于口语。之后的皇帝都比较懒，谕旨诏书一概由相关部门拟定，所以就变成了纯文言体。胡猜，没有根据的，呵呵！
20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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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仰药：老芦！“儿”“子”等字的运用好像宋代口语中已经普及了，如《西山一窟鬼》中的“儿，子”，几乎俯拾皆时，随便引一段：“开学堂后，有一年之上，也罪过，那街上人家都把《孩子》们来与他教训，颇有些趱足。当日正在学堂里教书，只听得《青布帘儿》上铃声响，走将一个人入来。吴教授看那入来的人，不是别人，确是十年前搬去的邻舍王婆。原来那《婆子》是个“撮合山”，专靠做媒为生。。。。。。《婆子》道：“老媳妇犬马之年七十有五，教授青春多少？”教授道：“小子二十有二。”
这里面的“孩子”“婆子”的子字应该都没什么意义。另外，宋代的纸币“铰子”的子不知作何解释，想必也没什么意义。
“杂剧”的形式在晚唐五代乃至有宋一直都有，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呦！只不过蒙元废科举（仁宗时才恢复），大量文士进仕无门，为生计谋，只得靠编剧本糊口，这才使杂剧臻于鼎盛。纳兰说来自西方，恐怕不是事实。元杂剧的规矩是每部限于四折，每折限用一韵，限由一个角色主唱，开场要“说白”，单从形式来说，到是明初的南戏与西洋戏剧有些类似。
200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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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兰性德：几点
1“儿”“子”等字的运用好像宋代口语中已经普及——的确如此，古汉语白话文的历史开始于六朝时期，我前面已经论述。
2这里面的“孩子”“婆子”的子字应该都没什么意义——这个的解释，请看我刚上的那篇文章。
3纸币“铰子”——蒙古人到现在还管钱、货币叫“JIAOS”，
4“杂剧”的形式在晚唐五代乃至有宋一直都有，纳兰说来自西方，恐怕不是事实——元曲中包括杂剧、南戏和院本，杂剧的来源的确是西域，可以参考《西域通史》。当然，西域是不是从更西的民族学来的，我没有材料，只好笼统说是西方民族的。南戏和院本在晚唐五代就有是毫无疑问的，他的来源也应该是西域。有本《大唐西域记脚注》里好象有相关材料，具体细节不记得了。
20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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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兰性德：关于汉语的问题答芦笛先生
一、汉字与汉语语音的演变
汉语作为象形文字，是一个图形符号对应于一个指云，“指云”是索绪尔语言学中常用的术语，后来被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用来描述“原子事件”，即描述语义、语音和所表述的对象之间关系的词汇。而按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观点，远古语音与指云单调对应的前提，是语音排列组合随着所要表达事物、事件的增加，被指云所对应语音会单调增加。如同汽车增加车牌号的位数也增加。等到一定饱和期后，语音的多余排列组合又会随文字的产生，反过来规范语音的混乱编码。即上一篇所讲的“H”音的弱化。这如同历次的车牌号的改革。古代汉语，不可能违反这一规律，也就是说，古代汉语和西夏文、辽文、金文一样，一个象形图形符号，对应的绝对不是一个单音节。即不可能出现香港那样的单位数车牌号。中国所谓汉学语音训诂，根据的就是洋人高本汉先生对比中古汉字符号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得出的。汉字也不是拼音文字，除了识字靠半边来解读某些字在古代的读法，实在不知道他在古代究竟应该怎么念。没有少数民族语言做参照，古代汉语的语音凭反切音根本没法解读。因为标注反切音的字符，也是需要用反切音来校读的。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循环论证逻辑了。其实，同样的汉语，让现在不同地方的汉人阅读，语音实验室里记录出来的东西简直完全不是一回事情。比如，“鞑靼”这个词，中古念若“TARTAR”，蒙古人念若“TATAR”，汉学家便得出“鞑”、“靼”的中古音韵的标准读法是“他儿”、“他儿”。所以古代汉语和今天的南方汉语一样，有许多辅音结尾的音节，而甲骨文到先秦这段时期的汉语，一个象形符号对应的肯定不止一个音节。而后来，象形文字没有象埃及巴比伦象形文字那样，进化为腓尼基系统，简化为音位与符号的对应，产生新的编码系统（如英语就可以说成是26进位制的语言）。汉语编码系统如同早期10进位制的用来运算浮点数学的计算机，而英语等拼音文字系统，如同是2进位制的主流计算机。秦“书同文”后的汉语文字系统，其实是间于表意、表音（五笔组合拆分的理论基础）的早产儿。汉语象形文字系统，是文字对语言起反作用、规范交流作用最大的文字系统。
二少数民族对汉语的影响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汉语的“儿”、“子”后缀的产生，有两种情况。一是表征上古音韵的字符系统有多音节向单音节、由“辅音-元音-辅音”“元音-辅音”组合，向更简化的“辅音-元音”“长元音”“元音-清辅音”转化的过程中，尚未脱离主体符号的辅音后缀在白话文中用单个独立字符表音（不表意，如将玻璃这个词拆分后，“璃”只表音不表意）。在上古汉语实词虚词化进程中，我们也能知道这个过程。
而“子”这个音不是上古汉语不发这个音，而是被今天读做单音节的字符里包含了，如“稻DAO”“麦MAI”““谷GU”“种ZHONG”“椅YI”“绳SHENG”等上古汉字符号，其实是读若芦笛先生所讲的“DAOS”、“MAIS”、“GUS”、“ZHONGS”、“YIS”、“SHENGS”等，即“稻子”“麦子”……，而汉字系统在秦朝开始停滞定型，但民间白话却仍然演进着，所以语音和固有符号系统产生了新的一轮分化组合。
还有一种情况，是少数民族语音对汉语的影响。我认为恰恰对“子”后缀的影响不大，而对“儿”后缀影响最大。综观从辽金民间作品到李渔、蓝陵笑笑生、冯梦龙的作品，甚至到曹雪芹－老舍－王朔这三个时期的满族作家，里面几乎全是“儿”话音。满语本人稍微学了些，和蒙古语在语法上没什么大差别。很多词汇也相通，如“你”满语叫“CI”蒙古语叫“CHI”，“好”满蒙都叫“SAIN”，“特别”，满语和蒙古语都叫“UMAXI”等。而满文就是根据蒙古文创造的，我全能读，但意思就不一定全懂了。
少数民族对汉语词汇的影响，我前面说了，读元曲得有些蒙古语常识。而汉语和藏语、突厥语、蒙古语之间的“词根”比较研究也是个热门的领域。某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对比研究发现，汉语和蒙古语至少有一千个词汇同源。如“天－TEGRI”“马－MOR”“骡－LAOSI”“水－OSU”“木－MOD”等原始基本词汇主要音位完全相同。其实不说中国历史记载开始清晰的汉朝以后，少数民族争权基本控制“中国”（古代意义上的中国就是指两河之间），从黄帝这个游牧民族开始，到周幽王的老丈人申侯、晋文公这个半夷狄（重耳公子的母亲和很多随他流亡19年的大臣，都是游牧民族），何尝不是游牧民族打败农业民族的时候多呢？数千年要说血统文化语言习俗（北方汉人的豪爽）没有瓜葛，或统治民族单向被被统治民族同化，那都是反映封建大汉族主义汉本位史学观念的东西。遗憾的是，中国除了各把敢讲真话的学者批判这种几乎成为“常识”的欺骗获得些掌声外，外人是说不得的。如果我是柏杨，我也许会得到褒扬，如果我是写“中国人的精神”那老外（让美国用战争赔款让中国出国留学，而这些人托起一个世纪的中国），肯定会得到不同待遇。有时间大家可以去亦凡书库看看这两本书，及在读后感里遭受的不同待遇。
三 其他
我的原文是“北方汉人和蒙古人的铲形门齿和蒙古褶的‘比例’（！）相同”，而不是论述是否都有“铲形门齿和蒙古褶”是相同的。北方汉族和蒙古人的比例都是91%上下，而朝鲜族是84%。北方汉人和蒙古人B型血居多，南方少数民族和汉人的A型血居多。
关于蒙古人统治促进了汉人白话文学的繁荣，我现在越想越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同意。
芦笛：“还有一个想请教的文化问题是这个“每”字的出现。此前，复数人称用的是“等”（“尔等”）、“辈”（“若辈”）、“曹”（“汝曹”）。到了元朝，突然便冒出个“你每”、“他每”（其实这“你”和“他”似乎也是元朝用起来的），后来给改写为现在的“你们”、“他们”。我不知道这是否也是蒙古人的影响。既然你说古蒙文跟现代的差别不大，恐怕可以证实或证伪这个猜测。总之，我觉得这里头大有文章可作。你不妨带个研究生，专攻元朝给华夏文明留下的影响。”
呵呵，其实汉语的巨大变化被芦笛先生看出来的。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爸爸”“妈妈”“天地”“1、2、3、、、”等数字、人称代词“我”“你”“他”，是比较民族关系亲疏的基本词汇。而我们可以发现，所谓汉族在不同时代“爸爸”“妈妈”等基本词汇的语音变化大得惊人，可以说完全不是一个民族系统一脉相承为汉族的。“父、爹爹、大大、爸爸”“母、娘、妈妈”等不一而足。当然，我对汉语双亲称谓历史演变源流史没研究过，不敢乱评论，芦笛先生如有兴趣或研究过，不妨介绍一下。蒙古语中复数后缀不是“们”而恰恰是“等”，如“我”“我们”“你”“你们”“他”“他们”，在蒙古语里分别是“BI”“BI-DEN”“TA”“TA-DEN”“TER”“TE-DEN”。
关于带研究生，哈哈，您饶了我吧，我其实和学术领域象牙塔离十万八千里远，是个标准的“奸商”。就是给别人当研究生，人家还会用审视的目光乜斜咱：你够格吗？
20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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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仰药：很有启发，那兰兄果然博学，不过我想问的是汉语与蒙语之间有否互动影响？
就象夏与夷文化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有学者说“同化”这个词是错误的，应该叫“涵化”，也就是相互融合。中文作为世界上唯一以表意为主的文字（埃及象形文字也是表音文字），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恐怕没有好的促进作用，按理说中国这片土地应该象欧洲一样根据各个地方的语言不同分成大小若干个不同国家，是汉字的作用终止了这种趋势。国家虽然是统一的，但人民如同一盘散沙，就像今年世界杯的球场上，为中国队助威的拉拉队，居然在看台上各自打出某某省球迷学会的旗帜，这也算是中国一大特色吧！
另，你说的“中国人的精神”就是美国传教士明恩傅著的《中国人的素质》吧？的确是一本好书，鲁迅能对国民性认识得那么深刻，全赖这本书的教诲。我有一套西方传教士写中国的书，视角独特，我们平常熟视无睹的东西，被人家一写才恍然大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言不虚。柏杨那部《中国人史纲》开起来象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不知我的感觉对不对。
20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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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及其他
──答那兰性德先生及小徐
芦笛
适才拜读了那兰性德先生（喂，能不能叫你“老那”啊？打这么多字真是累得慌），不禁自惭形秽。敝人忝为汉族，对敝族的历史文化可远远不及你这“外族”熟悉，惭愧哪！本来，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是我这票友跟得上的了。不过上网两年半，说真的，我这还是第一次遇到了个能从对话中获得实实在在知识的网友。所以还是抓紧机会跟师傅学两手，露怯也顾不得了。
一、儿、子
关于北京人的儿化韵，我坚定地认为那是汉话中不可解释的异数。无论是南北中国，汉语都是单音节文字，除了广东或许还有福建，基本上都是元音结尾，似乎从来没有哪个地方的方言以R作为单词结尾。但北京话那所谓儿化韵，整个就跟美国人说“before”一样，舌尖轻轻往上一卷，完全是一种非汉语习惯，透着一股浓重的“糊味儿”。用“儿”来注音根本是没办法的办法，只有用汉语拼音才能比较准确地注音。例如“冰棍儿”，从字面上读是三个音节，其实说起来就只是两个，汉语拼音是“binggunr”。外地人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用读三个字的办法来学着打京腔，根本就不能得其神髓。因此，我坚持认它是外来的，只是无法肯定它的“胡源”而已。
关于“子”字，小徐举了《西山一窟鬼》，我倒是看过那玩意R，不过印象里它似乎不是宋人话本。你敢肯定么？那文字读来一点都不古朴，似乎是明代的味R。再说，我上次其实已经说过了，跟人称联系在一起的“子”和其他带“子”的词不同，所以老子儿子孙子婆子娘子女子妹子的“子”另当别论。你要是在元代以前的白话文字里找出“银子”、“金子”一类的词来，才能算过硬证据。那“交子”（好像不是“铰子”）倒是个过硬证据，不过只能算个别例子（这又有“子”了，呵呵）。
那兰性德先生认为汉语作为表意文字，字作为语言单元只是指意，并不注音，开头可能是读成多音节的。这当然可能，日本人就是这么使用汉字的，但这只是推测，和我的猜测的学术价值相同。如果确实是你说的那样，那就是说古汉语也用辅音结尾，后来用白话写出来时便用“子”来表明那个S，倒不一定跟胡人有关。此说也可成立，但并不排斥胡人加重了这种趋势的可能。
二、对仗与音韵
先生说：
“关于对仗问题，我讲的主要是‘诗’的范畴。无论《诗经》《离骚》，还是后来的
《大风歌》，楚辞、汉赋、宋词，虽然都属于诗歌范畴，但‘唐诗’属于狭义的‘
诗’，我主要讲的，就是从胡笳18拍开始的北方民族对汉族传统时刻的影响。蒙古人
有数百部英雄史诗，按文字量可以和24史比肩，但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靠口头文学背
诵下来的。倒不是因为蒙古人的记性好，而是他独特的记忆方式--字首的音如果由
‘S’音节开始，则一段全是‘S’开头的词或交叉对仗。字数也完全按照一定数量
统一。按照教育心理学的解释，它属于韵律记忆。而蒙古语诗歌读出的韵律，和宋词
汉赋不同，到和唐诗完全相同，您说是偶然的巧合么？用蒙古语翻译宋词很别扭，因
为蒙古人的诗歌里，那种韵律实在是和蒙古语诗歌朗读不合拍。”
据我所知，中国的诗歌有两个发源地，北源与南源，北方以孔子删定的《诗经》作代表，全是字数整齐的四言诗，南方以屈原老夫子那位“蛮夷”作代表，玩的是字数不一、诗句可以写得很长的自由诗。后来中原文化成了主旋律，字数划一的诗成了规范，就连民歌都这样，例如汉朝时有名的“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只是从四言逐渐发展成了魏晋时代的五言。楚辞那派丧失了诗歌的特点，变成了所谓汉赋。到了南北朝的南朝，汉语诗歌开始讲究起音韵格律来，当然还是在五言的基础上。但那音韵完全是根据汉语四声的特点作出的，由南朝而非北朝的文人（如沈约）作为先驱搞起来的，到了唐代，五言又进一步发展成了七言，同样保留了字数划一的特点。近体诗（亦即格律诗）从此定型。它的格律完全是根据汉语四声制订出来的。跟蒙古诗歌的格律似乎不是一回事。我不知道蒙语里是否也有四声，但从上段来看，好像汉语的押韵完全跟蒙语不同。你说的那种句首押韵在西洋诗里很常见，但从来不是汉语诗歌的押韵方式，汉语诗歌无论赋（韵文）、诗、词、曲全在句末押韵。
所以，不光汉语诗歌的音韵是土特产，就连字数划一也是它的特点。在这方面，少数民族诗歌正好不一样，例如你举的那位胡Q爷写的著名的“天苍苍”就是这样。《胡笳18拍》我看过两种版本，一种是五言的，一种是长短不一的，我相信后者还更可能是真的。的确，就连我昨天举的《木兰词》都体现了这个特点，例如“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这里的字数居然突破五言到七、九言之多，而汉族要到初唐才开始写七言诗（此前虽有曹丕写的七言诗，但似乎只是个例）。其实我想，宋词之所以抛弃字数划一的成法，变成长短句，可能跟少数民族诗歌和宗教诗作影响有关。按理说，受蒙古人影响最严重的应该是元曲，可无论是杂剧还是散曲，似乎都没体现你说的句首押韵、字数划一的特点。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坚持自己的看法，即汉族诗歌由于单音文字的特点，不大可能在格律上受少数民族影响。它接受的影响主要是风格上的，比较一下北朝乐府，简直是和南朝那种旖丽奢靡的文风形成鲜明对比，是“北勇南怯”的最生动说明。
三、关于白话文学
我说杂剧是“突然冒出来的”，这当然只是票友的模糊感觉，不过印象里似乎就是想不起此前有过什么剧本。小徐既然持异议，赶快跟咱们介绍介绍。
老那说“杂剧里的蒙古语特别多，以至于现在的元曲研究学者都得有一本蒙汉词典。”我记得的看不懂的话只有“葫芦提”，好像那是“糊涂”的意思，不知道是不是蒙古话。关汉卿那些剧本我都看过，似乎基本都是汉人汉事，如“单刀赴会”等等，没怎么发现有什么看不懂的地方。只有那个“科”字觉得特别，例如“插科”，“打诨科”，那“科”字表示的是此时角色应该作的事。倒是剧本里的丑角跟西洋剧里的特别相似。例如我至今还记得有个丑角出来说，“父亲在上，母亲在下”，他爹质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某日他看见父亲在上母亲在下，云云。这种由个小丑出来讲荤笑话的作法，在莎士比亚剧本里比比皆是，如《仲夏夜之梦》上男主角惊闻他的恋爱对象跟某女扮男装的角色睡了一夜后，说“我希望那个和你睡了一夜的人没有G8”。因此，那兰性德先生的“杂剧来自于西域”说，可能有一定道理。
关于护陵诏书，既然先生所言有据，那就当然是你说的对。不过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那阵子的文人突然丧失了写文言的能力，而要去写一种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一种陌生的文体。这就要从白话文的来源说起。
先生说：
“程朱理学要求读的是四书五经等千年前的作品，古汉语
文言和白话的口语与书面语分野，是从汉朝开始，经过南朝、唐宋，口语和书面语已
经严重背离，民间也已经存在大量的古白话文了。因为学界对古白话文的上限定在南
朝时期，而不是元朝。
古白话文方面的专家刘坚先生说：‘近代汉语的研究对象是早期白话，六朝时期翻译
佛经，译经的文章里就有不少白话成分。南朝宋刘义庆撰写《世说新语》，记述后汉
至东晋间佚闻遗事和名士言行，书中也用了若干口语语汇。拿韵文来说，从六‘乐府
歌辞直到一部分唐诗，都比同时代的散文更接近口语。这些作品为通篇语体的白话文
章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从5世纪到13世纪，可是800年的历史，这期间汉语的口语和
主面语也在拉大着距离。”
此说我不能同意，首先，到底古文是否和口语一致，是个至今还在争论的问题。有的人认为从一开始古文就和口语脱节，原因是当时的书写很不方便，得用刀在“汗青”上头刻，所以只能是一种类似速记的记录。另一派则认为“语”和“文”是后来逐渐分开的。我看这个问题因为缺乏过硬证明（总不能让西汉古尸复活说话吧？），是个先天就决定是不可能解决的无解题。不管怎样，我坚持认为，白话文一直没有变成主流文化，只是在元朝得到短暂的兴起，在明清基本作为草根文化，受消闲士大夫的玩赏而已。刘坚先生举的那些例子，丝毫不能说明白话文的正统地位。敦煌变文乃是民间没多少文化的宗教狂热分子弄出来的，《世说新语》记载的口语更是毫不足奇。要讲这个，《史记》里大概记录了更多的口语，如陈胜称王后，他的老乡去看他，惊叹道：“夥颐！涉之为王沈沈也！”那“夥颐”二字就是方言口语。类似的生动对话在《
作者：芦笛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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