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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新一轮反思改革考问今年两会/改革共识基本破裂:孙立平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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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新一轮反思改革考问今年两会/改革共识基本破裂:孙立平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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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新一轮反思改革考问今年两会/改革共识基本破裂:孙立平答问 (196 reads)      时间: 2006-3-07 周二, 下午3:49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一)香港《经济导报》:

新一轮反思改革考问今年两会

香港《经济导报》第9期（3月6日出版）寒山／

内地再次出现的“反思改革”潮流，显示理论界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路向上出现了明显分歧。分歧的焦点似乎并不在“继续改革”还是“停顿改革”上，而更多地集中在对未来“公共政策”的选择上。内地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导向的改革开放已经持续了近30年，其成就是不容置疑的，由此而积累诸多社会问题亦属题中应有之义，这些都无需争论。如何以有效的“公共政策”弥补“市场缺失”，则是一种更为现实的考虑，是在操作层面上如何实现“执政为民”、“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这将可能成为“两会”论政的重要思想背景。本期刊出的一组文章就是希望较为系统地向读者介绍近期理论界 “论战”的动向，以便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案有更深入的了解。其实，只有“五个”还是更多经济学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有好的解决方案。

中国《财经》杂志2月初发表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指出“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以皇甫平的新文章为标志，一场围绕对改革成败功过的评价，关系改革方向和前途的争论被推到了新的高潮。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围绕改革话题进行过三次大争论：1981年到1984年围绕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争论；1989年到 1992年围绕中共十四大关于建立市场经济的争论；2004年以来发生的这场论争，主要集中在贫富差距加剧，腐败严重，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深层矛盾上，尤其是如何有效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正成为许多政策权衡的焦点。

如何破解这些矛盾？有观点认为应该彻底地反思改革，放慢改革的步伐，调整改革的方向，如为解决贫富分化，应限制国企老总们的最高薪酬，对富人徵高额税等等；另一方则认为改革中面临的新问题，只能用进一步改革来解决，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不可动摇，“向富人开刀”并不能解决问题，应当把改革行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作为破解矛盾的支点。尽管多数中国官方媒体在高层没有表态之前，不愿直接评论这轮“反思改革”的浪潮。但两派观点势必在今年的“两会” 议题上进一步交锋。

郎顾之争点燃导火索

这场争论的最初缘起，是2004年夏末爆发的国企产权改革大争论。当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国内门户网站上发表长文，抨击格林柯尔在收购科龙等多家上市国企过程中的种种“侵吞和洗劫国有资产”的行为，同时郎咸平还对海尔、TCL、长虹的产权改革提出质疑，要求国家立即停止以民营化为目标，并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改革大争论持续到2005年7月，随着这场争论的焦点人物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因涉嫌挪用超过5亿元资金被捕，抨击国企民营化改革的一派一边倒地占了上风，社会上掀起一股质疑民营企业财产合法性的浪潮。

与此同时，国资委和财政部于2005年4月公布《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叫停大型国企MBO。

“市场化”遭到讨伐

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发布课题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它导致了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错误倾向。

这份报告面市后，立即成为舆论的焦点。饱尝看病贵、看病难之苦的社会基层民众多年的积怨集中爆发，各种愤怒的批评指向设计和主张医疗、教育、住房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是导致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祸首”，要对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贫富悬殊、环境恶化、腐败严重、治安混乱，以及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弊端负责。其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关于“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位”的言论更起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临近2005年底，争论未见平息，交锋的战线反而越拉越长。10月27日，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在首次公开发行之前，建行股份卖给外国投资者的价格仅为账面价格的1.2倍，之后，建行股价不断攀升，上升为账面价格的约2.7倍。由此引发了所谓金融改革中“国有银行被贱卖”的争论。

是反思还是杂音？

“改革的动力在减少，杂音在增多。”2005年12月18日，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在《2005改革攻坚评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形势分析会》上说出这句话时，立即有在座的专家纠正：“应该是争议在增多。”

不过，高尚全，这位曾经担任过八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学者，在后面的讲话中依然坚持使用“杂音”一词。

而在他之前，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在发言中认为，2005年改革实质性推动比较少，反思、质疑成为普遍的声音，因此改革下一步要“凝聚新的共识，造就新的动力”。在此前的9月，孙立平接受采访时认为：“改革的共识在破裂，动力在丧失。”大约一个月后，他又在《21世纪经济报道》撰文：“共识不复存在，暂停改革是当前理性选择。”

进入10月，争论更为激烈。23日，第三届中国改革论坛在北京开幕。300名学者、官员、体改系统元老汇聚一堂，“改革”二字不绝于耳。

11月21日，刘国光接受《商务周刊》专访，他认为，如果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

物权法“姓社姓资”

最新的焦点，是《物权法(草案)》的突然被搁置。

事情缘起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法理学教授巩献田去年8月在网上发表了6000字的公开信，认为《物权法》草案是一部“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违宪的产物”，“妄图开历史倒车”，理由是草案不提“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是规定“对国家、集体、个人的财产要进行平等保护”。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区别？”

据说，公开信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全国人大法工委领导把巩献田请去谈话。之后，2005年12月，《物权法(草案)》没有按预定程序出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的审议项目之列，它将不会被提交表决。对此，多位民法学专家表示“很气愤”，12月7日，在广州召开的研讨会上，120多位民法学专家强烈声讨巩献田的公开信，斥其为“文革思维”、“激烈荒谬”。同时，民法学界有多位专家联名上书中央，要求立即制订和颁布《物权法》，并对巩献田进行了严厉批评。


(二)改革共识基本破裂──清华教授孙立平答问

时间：2005年9月20日下午

地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人物：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采访人记者殷练


经济观察报：近段时间，在各种媒体上特别是网络上，有关改革评价的讨论越来越多。

您如何看待这些讨论甚至争论？

孙立平：实际上，这个讨论在去年郎咸平引起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就已经开始了。国企改制、国有资产流失、大批国企职工失业下岗，使得对国企改革的讨论和反思已经不可避免。我们可以看到，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有些也相当尖锐，受到抨击最多的，无疑是医疗、住房、教育这三个与大多数人利益相关的改革。而从目前来看，有些讨论已经触及到改革中的一些更深层问题，比如，“20年的改革，谁分享其利？”如何看待改革的成本与阵痛？改革成败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对改革需不需要进行反思甚至批评？

但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担心，即这会不会导致对改革方向的否定？甚至有人担心，现在是不是出现了一种否定改革的潮流？应当说，这种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去年国企改革的讨论中，郎咸平曾经提出国有企业的效率要高于民营企业效率的观点，而更多的人则是从国企改革中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同时大批职工的失业下岗等现象中，产生了一种留恋和怀念过去旧体制的情绪。这些观点和现象引起很多人的担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改报告，将医改的不成功归咎于其市场化的取向，特别是报告对改革前医疗体制给予了相当的肯定，这更引起了人们的敏感。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这场讨论，也许是一个契机，因为讨论和反思已经不仅限于医疗体制改革，甚至也涉及对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甚至整个改革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经济观察报：您怎样看待目前的改革以及近年来在思想理论界一直存在着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观点？

孙立平：中国的改革已经有了27年的时间。纯粹以时间的意义说，27年相当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时间。27年改革最大的意义是使中国脱离了旧的体制，而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开始成为国际大家庭一个正常的成员。正因为如此，由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国家汇聚而成的这次转型过程，成为自西方现代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变。因此，对于改革的这个基本取向和目标，无论如何都是要坚持的。中国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而且这个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也必须看到，目前改革的处境也是严峻的。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现出来，这两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这与1980年代的情形有很大不同。在1980年代，市场经济因素在再分配体制的空隙中出现，并为当时在再分配体制中处于边缘或劣势地位的人们带来了机会。这时市场与公平的关系大体是和谐的。但到199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此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朝向市场经济的一些努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成为社会公平的对立物。特别是利益对于改革的扭曲变形，使得一些改革的走向已经不是朝着一种新体制的建立，而是不合理的利益瓜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改革的共识在破裂，动力在丧失，而且社会群体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裂痕，政府宏观政策也往往进退失据。

关于近年来在思想理论界的论争，我觉得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改革以及对改革态度的意识形态化问题。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反应。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尽量去掉有关改革讨论中的意识形态化因素，将改革作为一个可以理性进行反思和讨论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务院研究中心的医改报告更重要的意义，是开始去除有关中国改革讨论的意识形态迷雾，而开始对中国改革进行理性和负责任的反思。

这不是说意识形态层面的讨论是无意义的。无论是在对改革的评论上还是在有关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但也都造成了各自的问题。在去年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两者的僵硬对立，妨碍了对一些要害问题的准确判断。

利益集团扭曲改革

经济观察报：对于近些年来一些改革的评价，既有来自学者的，也有来自民间的。但无论是来自哪里，人们关注的焦点，似乎都与利益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孙立平：应当承认，近些年来，利益已经成为扭曲改革的一个基本因素。在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之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财富掠夺的战争。住房制度改革几乎是最后一项利弊参半的改革。从一个方面说，农村分了地，城里分了房，这是近些年虽然社会矛盾突出但整个社会大体稳定的根本原因。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在住房制度改革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不公平现象，而住房制度改革是将此前房改中存在和出现的这些不公平现象固定化和合法化了。而在此前后的其他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其中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改制。目前中国社会中愈来愈烈的贫富两极分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在1980年代时，贫富差距主要还是从狭义的收入分配环节上产生的，当时人们不满的主要是个体经营者与工薪阶层的收入差距，不同行业和单位的收入差距，以及脑体倒挂等。但到1990年代，开始出现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最初时主要是通过价差、利差、汇差等形式来实现的，据有学者估算，每年的流失有几千亿的规模。而这三差的形成，就是所谓双轨制。在最近几年时间，除了上述两个因素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财富掠夺。掠夺与瓜分是不同的，瓜分针对的是公共财产，而掠夺则是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掏腰包。而这种掠夺，有相当一些是通过扭曲改革的机制实现的。比如，人们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即住房、医疗和教育，就是如此。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改革带来的。这是一种不负责任也不敢正视现实的遁词。事情的复杂性在于，在最近几年间，必需进行的体制改革与财富掠夺往往是同时发生的，甚至成为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就是中国改革在今天所面对的严峻局面。

经济观察报：人们一般都讲，改革也是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1980年代的改革也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什么1980年代改革引起的反响与现在是不一样的？19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或中国改革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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