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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人偷斧”定式是学术考证大忌──写给思云和一切有志建立合理思维方式的网友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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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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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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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疑人偷斧”定式是学术考证大忌
──写给思云和一切有志建立合理思维方式的网友们
芦笛
昨晚争到脸红脖子粗，气急败坏，无限绝望地向“聋子”喊话，过后非常内疚。原说是最后一帖，但又觉得就此结束不妥，所以再来说一番轱辘话吧，向毛主席保证绝对是最后一次。
每次和思云辩论，我都要又生气，又内疚，都要想起４年前的往事来。那阵子我和他为诺贝尔奖发生争论，争到后来火气十足，思云非常upset，竟然请假一天，专门给我写了个帖子道歉，让我非常感动并铭记在心。不仅如此，思云乃是网上风度最好的人，而老芦乃是风度最差的人。每次和他辩论都要说大批讽刺挖苦贬低对方的话。和他的谦谦君子态度形成鲜明对照。于是每次辩论下来，我都免不得又气又惭。
这“气”和“惭”都有充足理由：惭当然是双方风度对比的必然结果──老芦虽然脾气暴躁，良心并未泯灭，是好是歹还是心中有数的。气则因为思云虽然风度一流，可似乎丝毫没有学术道德观念，恰和老芦相反：我风度极糟，但自问颇讲学术道德。于是在和缺乏这种观念的人交锋时，当然就会越来越气。
冷静下来想想，其实这是职业习惯使然。我和老非、云儿也辩论过，那和思云辩论完全是两回事，从未闹到脸红脖子粗。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比思云人格高尚，而是职业使然：两人都是学者，习惯了学术争论的规矩，在和我辩论时自然而然就按双方都熟悉的游戏规则来，大家都按交通规则开车，自然也就没有那些闲气生了。
这游戏规则或曰学术道德到底是什么？那就是一定要正视别人对自己主要论点的批驳。第一不能回避，必须郑重对待，严肃答复，第二在被人驳倒后不能再拿出来招摇，这就是起码的“交通规则”。
可惜思云似乎从来不懂这“交通规则”，从来是胡乱开车，气得我肚子疼。他几乎不答复我对他的重要主张的反驳，写答辩时似乎我那些驳斥从未发生过似的，甚至行若无事地将被人驳倒的论调多次拿出来招摇，实在是让人没话说。
例如他那著名“外推”（也就是他第一帖中的图三图四）本是个笑话。我早就指出了，要描出那臭名昭著的直线，其前提是１９５９－６１年间的人口增长率和饥荒之前之后完全一样，而这根本就不可能。哪怕没有饿死一个人，那三年的死亡率和饥荒之前之后完全一样，饥荒也必然导致出生率下降，由此导致人口增长率下降。因此，只要承认那三年发生过饥荒，即使没有饿死人，那条直线都是笑话。而连毛主席都承认，那三年确实发生了饥荒。这一事实写在毛主持制定的中央决议中，称为“三年困难时期”。老毛还特地吃素，以示与民共患难，思云总不能连这都要否认吧？
因此，任何一个讲游戏规则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得承认他那臭名昭著的“外推”直线已被我彻底驳倒。可思云不但没敢回答我的批驳，还在最后一个帖子里重弹老调，你说让人不生气又怎么可能？
不守交通规则也罢了。最主要的还是，该怎么治学，思云似乎一点数都没有。从他的“学术考证”之中，我看到了不折不扣的文革专案组作风，这不是危言耸听扣政治帽子，确实是这么回事。看了思云的文字，不能不使我联想起前段网站“抓马甲”的暴民运动。那“思维方式”和思云如出一辙，都是“疑人偷斧”。
看多了这种表演，我现在觉得，其实文革中制造出那么多冤案来，也不全是出于蓄意陷害，有如说是出于邪恶，莫如说是出于愚昧。怪不得胡适在３０年代说“五鬼闹中华”要把“愚昧”算成一鬼。
思云昨天那跟帖就最充分地表现了这“疑人偷斧”的思维定式：既然数据是伪造的，那就必须有个解释，唯一的解释就是刘邓造假。这里，他再清晰不过地表现了这种国术：先认定“造假”，然后再来找解释，拼凑证据，不但专挑有利的证据，无视不利的证据，而且在别人提出质疑后还置之不理，只顾自说自话，全当人家没开口，自己说的就是已经得到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可惜学术考证不是这种搞法。我也写过辨伪考证文字，诸如《李志绥回忆录的赏析与辨伪》、《是谁杀了宋教仁》、《张玉凤证言可信吗》，以《宋》文最出色，堪称经典范例，和思云“造假”考证完全是两回事。
当然，宋案相对要容易得多：宋被暗杀是个事实，并不需要考证，与“人口统计作假”完全是两回事。我所做的，就是采用排除法，以常理和逻辑推理逐一排除赵秉均和袁世凯，剩下来的嫌疑人当然就只能是国民党，陈其美嫌疑最大，再将这假设代入陈和国民党的历史验证，不但没有发现矛盾之处，而且进一步得到了支持，说明该假设可以成立。即使如此，我也只敢说“陈刺宋”不过是一种更合理的替代解释，并不敢一口咬定那就是历史真相。不仅如此，我还列出了不支持该假说的证据，特地提请读者注意，虽然那不过是个不足以颠覆该假说的次要证据。
这才是真正的学术考证文字，不是不讲道理愣逼迫人家接受的玩意。它展示的是无懈可击的严谨思维和尊重游戏规则的学术道德，和思云那种疑人偷斧的专案判决完全是两回事。
具体来说，思云“疑人偷斧”过程如下：
一、先入为主，给自己定了个“攻破３千万说”的政治任务，以此去审视历年人口数据。
二、发现数据有出入。
三、认定是有意伪造。
四、根据“刘邓是受益者”，作出“刘邓造假”的结论。
每步“考证”都让我驳斥得体无完肤，已经说过无数次，在此再重复一遍吧，就算思云这次能好歹听进１／１０，也会终生受益。
第一步先入为主就是治学大忌，它决定了贯穿整个考证过程的bias，这道理韩非子早就在２千年前说了：先认定邻居偷斧，自然越看越像，还有什么客观性可言？这就是你为何在有利证据和不利证据共存时专门挑前者，在多种可能存在时专挑有利的解释。
第二步发现数据出入也是笑话，早说了，那只证明你毫无统计观念，不知道统计数据和算术里的数字不一样，不是一个确定不移的数，而是一个量的波动范围，不能用算术那套来定性判断，更别说定量计算了。
第三步认定作假更绝对是逻辑错误。早跟你说了，统计数据必然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不是什么“错误”。就算是“错误”，那也不一定是“作假”。要证明“作假”，你必须先排除“无心出错”的可能，才能假定“有意作假”，而且这假定必须通过验证，能够完美解释表中出现的所有“错误”。为怕你不理解这点，我还特地给了个证明你那天故意造假的例子，是不是？
可惜你竟然给出个毫无证明的连等式来，把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事混为一谈：
数据出入＝错误＝有意伪造
在这过程中，你更犯了有意挑选甚至伪造证据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根据表上的出生率算出来的各年人口数与表格不符遍及所有的年份，乃是普遍现象，这现象根本就是对你的“有意造假”说的颠覆，可你故意忽略了这一点，专门把６０年代的数据挑出来作文章。你昨天列出的表格中，所有的年份的计算值都与实测值不符，并不限于６０年代，这事实本身就是对“有意造假”说的否定。可你就是故意看不到这点，竟然专门炒作１９６０年普查数高于计算值，有意忽略了１９６６和１９６９年的同样现象，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能原谅的学术作假行为。
当然，这其实也算不了什么，为了辩赢，你甚至可以用５年的“积累误差”来“冲消”“３年饿死３千万”的估计，当真是让人无限伤心！
不仅如此，在发现了所谓“错误”之后，你不但不先排除其他可能，就一口咬定自己事先认定的“伪造”，甚至在别人提醒你忽略了其他可能后，你还置若罔闻。例如我一再问你，你指控统计局作假，到底是多报还是少报？多报和少报都可能造成６４年的普查数字与计算值之间的出入，只有排除了“多报”得可能，你才能认定是“少报”。光从表上看，这两种可能性一样高，根本就无法排除哪一种。但你竟然不理睬我的质疑，全当我没说过似的，转身过去拎出另一数据出入来作文章，还说什么“无论你给出多少正例，我只需找出一例反例”就行了，还说那是“数学原理”！
天下有你这么进行学术考证的么？你这“数学原理”到底和“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有什么区别？这是什么“数学原理”？说白了，那无非是“哪怕我所有的论证都被你驳倒也无妨，我只需指出一例证明统计局的数据有误差，就足够证明那是刘邓作假了”，请问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确实是这意思，那无非是把你那个“误差＝错误＝有意作假”强加于人罢了。
第四步亦即“作假对刘邓有利，因此刘邓必然是罪魁祸首”更是笑话，其中包括的两个结论都不成立，我已经多次驳斥过了，从未见到你的反驳。这里再重复一遍：作假倒毛对刘邓不利，因为那对全党都是沉重打击。无论是刘是邓都是靠捧毛上去的，毛可以倒刘邓，刘邓万不可倒毛，period。如果你连这最起码的见识都没有，则我奉劝你从此搁笔，不要再奢谈中国政治特别是现代史，好伐？
最后总结一下，希望你这次仔细看明白了：
迄今为止你的全部“发现”，无非表上给出的各年人口统计数据和根据增长率算出来的数值有出入，这出入遍于所有年份，并不限于６０年代，这现象本身就说明它是随机出现的统计误差，不是什么错误，更非有意作假。可惜你出于“攻破３千万”的主观需要，不但把这种统计误差看成是错误，更飞跃到“统计局作假”的结论，由此又飞跃到“刘邓造假”的结论上去。在这过程中为了论证你的先入之见，你采用了故意选取有利数据，只考虑有利的可能，无视不利数据和不利可能，甚至在别人提醒你这些数据和可能之后，你还要把错误结论坚持到底。
请问，这和文革专案组办案有何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没人敢像老芦质疑你那样，质疑那些煞神。我说你在网上兴冤狱，又有哪点冤枉了你？
我不是给你扣政治帽子，因为你的办案方式虽然和革命前辈一模一样，但毕竟后果完全不同，你不过是制造笑话，前辈们可是制造血淋淋的后果。我花大量时间写出几万字来指出你的错误，只是想告诉你这不是学术考证的方式，只暴露了你思维方式的严重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则你永远只配写记叙文，绝对不会有什么真知灼见，绝对写不出什么经得起推敲的政论文字来。如此而已。
我也知道，你外柔内刚，非常固执，绝对听不进去。所以我写作此文完全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看来我的错误是不该看你的文字。我其实一直有意避免看你的文章，那原因非常简单：一看就会发现无数思维错误，就一定会忍不住痛驳。
在这点上，你和老马没什么区别。但老马有点好，他被我驳倒就再不罗嗦。例如他过去多次“考证”抗战中方死亡人数以及斯大林时期苏联丧生人数，提出“减零大定理”，说中国在抗战中只死了４００万人，斯大林也只害死了２００万人，那轱辘话他在网上说了无数次，居然也就无人能驳，直到韵谷出世，才把那些弱智笑话鞭笞得体无完肤。从此他再不敢重复那些“论证”，只敢孤零零地拎出“减零大定理”来搞笑。
正因为老马肯服输，我才敢看他的文字，兴之所至就撕他一把，他也就乖乖地听任我蹂躏──无法反驳，不忍气吞声又怎么办？而你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一旦撕了你的文字，你就要外柔内刚地不屈不挠地战斗到底，直到吵得脸红脖子粗，让我什么气话都说出来，过后就觉得后悔，而问题并未解决，无论我写出多少万字来条分缕析你的错误，你绝对听不进去，于是每次辩论都不了了之。这样干下去，原来的友谊迟早要荡然无存。所以阿，以后我还是“遇林则避”，坚决不看你的文章算了。
最后再重复强调一声：我完全是把饥荒死亡人数当成纯学术问题来看待的，根本没有政治倾向。我并没有排除国家统计局作假的可能，也不认为３千万的估计是不容质疑的，但质疑必须是高水平的学术论证，不能是基于无知的专案组搞法。我认为你的指控毫不成立，更不认为可以从“中共政府是流氓政府”这个事实导出“统计数字必然作假”的逻辑结论。
在这种问题上，我自问是相当客观的，《李志绥回忆录的赏析与辨伪》就是证明。虽然老毛是我最痛恨的人也是唯一真正痛恨的人，但那并未使我丧失客观立场。早说过了，本人崇尚并试图效法西贤“舍命求真”的传统，希望这传统能引入中国去。而你那些文字恰与这种传统对着干，这，说到底，就是你我多次发生激辩的根本原因。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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