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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香港《信报》/郑永年：“非典”与中国制度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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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香港《信报》/郑永年：“非典”与中国制度病   
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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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香港《信报》/郑永年：“非典”与中国制度病 (484 reads)      时间: 2003-6-01 周日, 上午3:22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非典”是一个没有意想的“突发事件”，却是对中国治理系统的一次最好的检验。政

府应付和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使得国家政治制度中存在着的诸多毛病暴露无余。



最严重的毛病当是制度性的政治挂帅。政治挂帅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每一事件只有

当它具有政治性的时候，才会引起领导高层的重视，进入他们的议程，动员国家的资源

来应付这一事件。在法轮功事件上是这样，这次“非典”事件也是如此。“非典”最初

只是当作一个医疗问题。既然是医疗问题，就可以让地方政府来处理，中央政府及其最

高领导层就没有什么必要来干预。很难说，高层早些时候对“非典”情况不了解，至少

在“两会”期间，已经有代表正式提出“非典”的问题。只不过问题提了出来，领导人

没有意识到其政治性，而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罢了。只有当“非典”影响到香港，继而

影响到国际社会，高层才意识到其政治性。



其次，政治挂帅也表现在政治生活高于一切。在中国传统政治实践中，一个不言自明的

原则就是：在重要政治生活期间，只可以报道对领导层有利的正面消息，而负面消息是

不可以报道的，否则就是政治上的“不正确”。不幸的是，“非典”就爆发在一系列重

要的政治会议期间。去年十月是执政党的十六大，再是今年三月的“两会”。这两个事

情无疑是中国政治中的“重中之重”。会议前，要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会议后又要宣

传会议的精神。在这段时间里，对传媒进行严格的控制已经是一个政治上绝对“正确

“的实践。就“非典”事件来说，尽管不排除官方内部的消息流通，但让老百姓知道则

是不容许的。即使消息传了出去，也是要通过各种手段把它压制下去的。



这种极端的政治上“正确”往往导致了事实上的政治上的“不正确”。如上所说，一个

事件是否具有“政治性”完全依靠高层领导人的认知和界定。一旦认知变化，那些导致

政治上“不正确”的官员自然就要负起责任。政治风向一转，就会有人“遭殃”。



第二个重大的制度病是部门主义，就是各个权力系统之间的分割和不协调。就“非典”

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就是卫生部和地方省政府系统之间。这是两个平等的

行政单位，任何一方没有任何责任向另一方负责。例如，广东省卫生厅要向卫生部负

责，但同时也要向省政府负责。当卫生部和广东省政府意见不一致的时候，问题就大

了。其次就是军方系统和其他行政系统之间的分割。军方是个完全独立的系统，没有人

可以协调卫生部、各级地方政府和军方之间的关系。除非最高领导层直接干预，否则这

些部门都各自为政。最高领导层是否出面干预则取决于问题的政治重要性。但是象“非

典”这样的事情，等到由“非政治性”事件上升到“政治性”事件，无疑为时已晚。此

外，中宣部也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部门利益过于严重，光知道控制媒体，而不知道什

么的信息应该自由流通。很多至关重要的信息，甚至是对执政党存亡有关的信息，就在

这样的控制过程中流失了。等到事情爆发，再来强调媒体的作用，也为时已晚了。



第三个毛病就是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一样，地方主义只管地方利益，不管整体利益；

只管小利益，不管大利益。结果不仅损害了自己的小利益，而且也损害了国家的大利

益。“非典”最先在广东省爆发，媒体最先有报道，但广东省为了地方的经济利益，压

制了媒体的报道。甚至等到事情弄大、世界卫生组织介入以后，广东的官员还是心不在

焉，认为问题不大。这种地方主义的表现不仅广东有，全国各地都有，甚至连皇帝眼皮

底下的北京都很严重。地方主义盛行说明了什么？很显然，说明了地方利益的根深蒂固

性，说明了中央政府没有履行其作为一个协调者的角色或者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

协调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



以上所说只是“非典”所昭示的几个重要制度病。这些毛病既指向了改革中国政治制度

的重要性，也指向了改革的大方向。中国的毛病在于没有一个好的制度，一个好的治理

模式。开除几个不称职的官员或许能够做到杀鸡给猴看，但对大局无济于事。现在看

来，那种从整治官员入手的政治方法已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政治制度病。



执政党总是信心良好，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或许在提高，但是社会

的变化已经远远超越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共产党从前统治的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很容

易控制。现在不同了。市场经济、社会流动、全球化等等因素早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变得

异常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社会本身而非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对社会的变迁是最敏

感的。如果共产党控制了社会“神经”，那么社会就会变得不可治理。中国用了几十年

的时间，在经济领域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市场机制。同样，现在的中国社会也要求建立一

个政治领域的市场机制，来保护诸如媒体自由、透明度等社会神经敏感性所需要机制。

建立这样一个政治市场机制无疑是新领导层要努力的目标。



——原载《信报》(5/31/2003 14:49)



来源：新世纪 www.ncn.org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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