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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没犯柏拉图式的错误——再答吴逸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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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悲鸣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经验值: 57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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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鲁迅没犯柏拉图式的错误——再答吴逸夫
马悲鸣
吴逸夫∶你好。
看到了你的《答马悲鸣》。关于我与郑义的争执都在《海川》网的文集里，你自己可以去看。我本与民运无仇，但自从郑义背后射了一冷箭后，我就不再写反共文章了，以免便宜了他。
你文中提到梁实秋，正好我刚看到他一篇论鲁迅的文章，其中说到“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而被鲁迅骂作“才子加流氓”的创造社中人就有郭沫若。
梁实秋还说∶“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这两句话我完全赞同，并在《我不想上鲁迅式的当》里细说过。
梁实秋在文中批评鲁迅，说鲁迅所有的只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以下是原文照抄∶
【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後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
你在第一篇《马悲鸣现象之我见》里正好也有类似的话，当然比梁实秋说鲁迅要客气得多∶
【马先生早些年批判专制的文章，都极为精彩！后来大概觉得关于专制，他想说的话都说完了，说痛快了，于是开始批判民运的方法、手段（他好象从不批判民运的大方向）。这些批判，多数还是在理的。只是马先生关于民运，说这样作不好，那样作不好，就是没有听到他说应该如何才好！这是我们希望今后能从他那里听到的。“破”字当头，“立”却并非就在其中！一百个否定也不能推出一个肯定，这点，以马先生的逻辑功底，当不难理解。】
梁实秋指责鲁迅唯独不骂共产主义，但我骂过了，而且我能理解鲁迅为什么不骂。道理很简单，他没有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直接经历。鲁迅不是个人云亦云的时髦之徒。别人的褒贬，——又是“褒贬”，对他起不了作用，此之所谓“独立”知识分子者也。其他所有自称或被恭维成的“独立知识分子”，不但包括梁实秋，而且包括抗战前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的胡适之那些人，谁都无法在“独立”两字上与鲁迅比肩。
鲁迅毕竟是学矿的出身，后来又学医，还因把人体解剖图画得太艺术化了而遭藤野先生批评，——他受过“眼见为实”的自然科学训练。他说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大概是在上解剖课的实验室里感受出来的。我当年在草原上“抗战八年”时，也当过屠夫，干过屠杀，双手沾满过淋漓的鲜血，还参观过屠宰厂作业。
正因为鲁迅有过学工科的经历（现在中国仍把医学划归工程院，院士为工程院士），故对他没有经历过的事，尤其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一般不妄下结论。而眼前的郑义就敢身在美国，只凭读了几篇外行记者的中文不实报导，就敢妄下中国生态总崩溃的结论。
梁实秋指责鲁迅说，你把所有主义都骂遍了，唯独不骂（其实是没骂）共产主义，可见你向往的就是那个主义。而事实是，鲁迅把所有的主义都经历过了，都感觉不对头，唯独没有经历过共产主义，所以他无从骂起。其实当年大骂苏俄者，并没有几人真在那里生活过，全是道听途说的人云亦云。
试想，等“全国解放以后”，鲁迅一直活到反右派运动，毛泽东逼他在“要么关在监狱里继续写，要么识大体不写了”之间做出选择时，他还能不骂共产主义吗？——鲁迅毕竟不是郭沫若呀！
其实就在当时，苏联大使馆曾邀请鲁迅去看苏联电影《夏伯阳》。鲁迅被惊呆了，不想苏联竟有这等人物！但事后使馆人员向他详细解释了电影是如何拍摄的技术过程以后，他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受骗感，足见他对苏联也并不迷信。这与当年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策动武斗，如今又掉头为美国历史上的一切战争辩护的郑义，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连美国人自己都说，美国是个有着残忍历史的国家。一场南北战争死六十万，是秦将白起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和楚霸王项羽坑杀秦卒二十万的总和！
记得雅典的民主政体得以重建之后，施行了迄今为止最大限度的民主，一切公众事物的最高决定权在全体公民大会。沉默的大多数都能讲话了，结果不但以不少于六千票的票决放逐了大将阿里斯提德和在波希战争中大败波斯军的统帅地米斯特利。而且派人追杀他，最终把他生给逼得转投宿敌波斯去了。雅典的皮匠、商人等平民更以票决起诉大哲苏格拉底亵渎神明和教唆青年而将其处死。
既然获得了内部民主，自然就能通过票决一致对外，雅典合乎逻辑地成了希腊最强大的民主帝国主义。帝国的理想深入人心，尤其得到底层人民的拥护。尽管他们在自己的城邦身处下层，可一旦打了胜仗，他们便能以胜利者的姿态傲视那些战败城邦的大将、贵族、元老，以至国王。
虽然雅典出身贵族的自由派，如伯里克里斯等人，确实在民主的发展过程中起过极大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民主制度下的贵族领导人逐渐让位于那些深怀野心，顽强自我奋斗的平民。因为他们了解如何取悦于公民大会的全部技巧，特别能哗众取宠。就如今日之郑义。
因为只需通过现场起哄式的公民大会公决，就可以生杀予夺任何被宣布为“人民公敌”者的财产、自由，以至生命。而占有绝对票源的不再沉默的大多数却大都是些既无财产，也无教养，更无文化的愚民。他们甚至会请阿里斯提德代笔，往放逐阿里斯提德本人的陶片上写阿里斯提德自己的名字。
柏拉图身处的那个贵族阶层怀着蔑视和恐惧的心情看着这些蛊惑人心的政治枭雄而束手无策。他在《雅典政治》里说到∶“对雅典人所选择的这种政体，我根本就不屑于评论。因为选择了这种政体，他们就选择了坏人将比好人治理得更好的政体。”
柏拉图眼见到自己尊敬的老师苏格拉底被最彻底的民主制度处决，产生了对一切政治运动的憎恶。他可以回答梁实秋的质问，讲出了他所认为最好的制度，——由哲王统治的理想国。而后世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导师们吸收了柏拉图的治国理想，却大肆发扬柏拉图深恶痛绝的政治运动来作为达到他的理想所必不可少的手段。
二战结束之后不久，当代大哲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明确地将柏拉图本人和由他开创的一切建立理想国的思路，尤其是刚刚结束的欧洲经由民主导致的纳粹运动，统通归为开放社会的敌人。这是柏拉图始料所未及的，——白费了一生的辛苦，反被后世骂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柏拉图是个毕达格拉斯主义者，认为一切事务，包括治国，都可以象平面几何证明题那样，存在着严格的因果关系。但他不知道，虽然欧几里德完成了几乎全部平面几何的构造，却在他身后又经历了大约两千年，人们才最后确认，作为几何学根基的第五公设是无法避免循环证明的。
我估计鲁迅未必是吸取了什么柏拉图的教训，但唯其早年有过这么一丝学矿学医时受到的科学方法训练，便没有上梁实秋的圈套，故不肯贸然讲出对共产主义的赞成，没有留下今日的笑柄。
当文革初起时陈伯达曾处心积虑地搜寻鲁迅赞同过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蛛丝马迹，最后只说鲁迅曾在长征结束后给陕北红军邮寄火腿时夹带的一句话∶“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希望”。而鲁迅究竟是否给红军寄过火腿，是否真夹带了这么句话，我深感怀疑，更何况这句没头没尾的话和“你办事，我放心”一样，怎么解释都可以。
我经历过文革以后，和柏拉图一样，深恨政治运动，便听了孔老夫子的话∶“道不行，浮于海”，向往并不曾经历过的西方民主社会。在我刚开始写文章时，确曾鼓吹过西方这套制度，但通过最近这次“谁也拦不住”的小布什发动的痛打伊拉克的战争，竟然得到几乎全民一致的支持，使我切身感觉到，现代西方社会仍是无法避免雅典式的民主帝国主义。伊拉克宣传部长萨哈夫说得好∶“我们伊拉克和美国没有利益冲突！”
初生牛犊不怕虎，长了抵角倒怕狼。你让我如今再讲怎样“立”的具体措施，我是再也没有那个胆了。现在我唯一敢倡导的是∶先除民运，后建民主。——这是郑义给我的启发。
我看到丁林、余杰，以及至今没有长大的刘晓波还在那里喋喋不休时，真替他们脸红。
顺便说一句，最近我看到李敖的文章，才知道我和他，还有梁实秋是小学校友。我们学校的校舍在魏忠贤祠里。去冬回国怀旧去看了看，发现刚在拆迁中被夷为平地。
马悲鸣顿首
200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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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马悲鸣
吴逸夫
一．关于你和民运的纠纷
先生的回答我见了！多谢！
关于你和郑义的个人恩怨，我也不得详知，无由评论是非。但是我觉得先生将你们的分歧上纲到生死攸关的高度，恐怕是有些反映过度。
记得当年旁听民联的倒王（炳章）会议，对内斗的激烈和不择手段直看得目瞪口呆，忽然觉得仿佛置身于共产党的路线斗争，从此也就对民运“敬鬼神而远之”了。并由此想到中国的问题决不仅仅是共产党的问题，不是“娜拉如何出走”的简单问题，而是“娜拉出走以后怎幺办”的问题。
但我不批民运，因其跟专制势力相比，实在微弱，为保持政治生态平衡见。我采取林语堂的“我爱革命，但不爱革命家”的态度。
民运从倒王开始，后来又闹过一阵抓特务，虽则和当年中共的路线斗争有相似之处，但却有一条根本的差别，那就是毕竟时代不同了，毕竟在美国这个有法度的国家，还不至于采取象当年周恩来灭顾顺章满门那样杀内奸、叛徒之类的手段。他们也知道在美国作了违法事是要被驱逐出境的，当然是不愿意以那种方式“凯旋回国”的了。即使发掘出货真价实的中共特务，又能把他怎幺样？
因此即使民运得势，也不会再有杀政治对头的事情。这就是我认为先生反映过度的理由。况且先生也很清楚，如今的民运离得势、掌权有多远。
不止民运，就是如今的共产党，虽然仍然专制，仍然有政治迫害，但毕竟不是毛泽东时代的草菅人命，随意杀戮政敌乃至看不顺眼的顺民的专制了。苏共自赫鲁晓夫时代起，自杀贝利亚之后，从此不再杀戮政敌。人命关天，这是伟大的转变，因此我始终认为赫鲁晓夫是大大的伟人。中共在赫鲁晓夫改革之后1/4个世纪，从邓小平时代起，如果排除六四这一失控事件之外，也完成了这个转变。而六四的失控原因之一，也是中共对民运因恐惧心理而采取的反应过度。
二．关于鲁迅：费尔泼赖应该立行
我读史书时，总遵循一条原则：好人或坏人都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好或坏。盖中国人正如鲁迅所说有“胜者王，败者寇”的势利眼，从“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四处逃散”到“对胜者无限歌颂，对败者投石下井”。因此，我当然也主张对鲁迅一分为二。
鲁迅的主要问题，是对友军、盟友过于苛刻，对于费尔泼赖的全部否定。他主张对梁实秋的“痛打落水狗”就是一例。其实梁实秋为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谈不上谁谁谁的乏走狗。我观鲁迅和那些自由知识分子（包括胡适、林语堂等等）的论战，一个大体的印象就是鲁迅反应过度。论战的对方，对鲁迅大致还保持着相当的尊重，但鲁迅的谩骂是一点也不留情面的。他对四条汉子和其它左翼文人的批判还比较在理，但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确实是从根本上大大地帮了共产党的忙。我觉得毛泽东对鲁迅的吹捧，主要是这一点，而不在他“对中国社会世态人心了解最深，看得最透彻”。这一点毛泽东还是知恩图报的。毛泽东的成功，除鲁迅影响下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支持外，另一方面是得益于日本皇军帮助大大的。因此毛泽东也感谢日本，一笔取消了抗战牺牲数百万同胞赢得的战争赔偿。
当然毛泽东除利用鲁迅对自由知识分子的批判外，也的确欣赏鲁迅鲁迅的因看透了中国的人性而生的透凉的悲观，他在这一点同鲁迅有同鸣。但他的内心又进一步由对中国人性的悲观走到了对一切人性的藐视、黑暗而冷酷。因此我觉得过于悲观总不是好事。
即使对于郭沫若，鲁迅当年的批判也是过火的。我们不能因为郭中年后堕落为毛泽东的乏走狗而就肯定鲁迅当年的批判。
我们今天把鲁迅拉下神坛时，最重要的是要恢复中国本来就缺，又被鲁迅不合适宜地否定的费尔泼赖精神，即既能作好的胜者（尊重敌人人格），有能作好的败者（老实认输、向对手虚心学习、不搞“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一套阴辣手段）的“礼争”精神。
鲁迅虽然失之无礼争精神，他也没有忘记在提防背后冷枪的同时，向正面的敌人不断地发出投枪、匕首。
三．关于非乌托邦的乌托邦
我想到阿拉斯加办华人社区的设想，正如你所预言，“恐怕难搞”。许多“爱国华侨”高喊热爱社会主义中国去绝对不愿移民中国。可见中国人是很缺乏认真精神的。恐怕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动真格的去试一下建设民主试验区。难搞之难，在于连搞的机会都没有！大概只是一个空想罢了。
但是我还是愿意死马当活马医，盖我对人性还不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
我也有知青插队的经验，还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我对少数民族文化和历史思考的结果，使我成为一个政治、文化上的多元主义者。其实我并不坚信民主体制，我觉得其它形式的专制也可以搞搞，只要搞得好，老百姓满意，什幺都可以百无禁忌地去搞。问题是要给各种政治体制、生活方式以充分实验和公平竞争的机会。我们需要的是一套公平而有效的竞争机制、奖罚机制，而不是具体的社会蓝图设计。正如我们需要交通规则而不必过问开车者开往何处办何事一样。中国的共产主义试验了半个世纪，许多老百姓不满意，应该给我们去搞搞其它主义的机会，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其它形式的共产主义。
你说恐怕难搞，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民主的雅量。那幺，我们是否有无限忍受专制的雅量呢？好象也没有。那幺，中国人总有接受某种体制的雅量罢，那幺，就去搞搞那种中国人能够雅量接受的体制嘛。不必只搞民主幺，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幺，不要只投资一种股票幺。
中国人难搞民主，说明我们不善于作主人。但中国人对专制也不满，说明我们还不是天生只配作奴隶。介于两者之间，就是作客人了。这就是我们都留在异国他乡作客人的原因吧？这也就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都愿意往租界挤，朝香港跑的原因吧。“宁为异乡客，不作故国奴”，一句话道出了中国人愿意享现成福，而不愿意自己动手管理自己的投机心理。那幺，未来的民主社区，是否可以雇佣洋人作管理人员和公仆呢？
近日看《走向共和》，觉得清末的改革开放还是有一定成就的，例如租界，当然有弊病，但总体上还是功大于过，为中国现代化最有效的推动力之一，应当予以平反。租界的一个特点，是由洋人来管理。这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体制选择。
不知先生认为中国人有接受和实行何种体制的雅量？望不吝指教。
吴逸夫顿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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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
梁实秋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後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後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Ｑ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Ｑ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Ｑ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Ｑ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Ｑ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Ｑ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Ｔｏ ｓｅｅ ｌｉｆｅ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 ｓｅｅ ｉｔ ｗｈｏｌｅ）。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ｒｎｏｌｄ批评英国人巢塞Ｃｈａｕｃｅｒ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
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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