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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与封从德君商议:我的《“六.四”反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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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与封从德君商议:我的《“六.四”反思录》   
成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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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与封从德君商议:我的《“六.四”反思录》 (1017 reads)      时间: 2003-3-31 周一, 上午5:31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这是我1993年写的旧文,从“普通一兵”的角度出发,不知封先生有和评议。



另外我不喜与人打烂仗,望马悲鸣先生不要介入。



==========



        “六.四”反思录





        引子、何去何从



  “六.四”过去已有四年多了;四年的时光,足以使人忘掉一切悲伤,改造一

切记忆--来适应新的生活。如今,人们既不再关心是否有称其为“悲剧”的可能,

又不再为此忿恨不平;而海外的一切“祭”,也不再使我感到悲痛;每年的这个时

候,不同的政治实体都要照例动作一下,“六.四”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纪

念日。



  昨天,我有一个朋友做生意上海回来,谈到大陆现在的“全民经商”和其它行

业的快速贬值,谈到大陆青年现在的狂热与颓废,也谈到这次她所住的一家大旅馆

中有许多卖淫的大学生“送货上门”。那一刻,我们相视而默了。那一刻我深切地

感到这四年带来的巨大变化:四年前,“反腐败”是人们的中心议题;如今,“做

生意”已经成为一个共产党干部的基本技能,腐败也已成为了“挖社会主义墙角”

实现私有化的正当手段。总之,只要效果对,对于各派,腐败已经半公开地合法化

了。



  那时,我突然地想到:做为一位“六.四”的参加者与见证人,我沉默的时间

是太长了。



  无疑,今天中国的状况,与“六.四”有关。我认为,“六.四”的政治结局,

是那场民主运动的最坏的一种结局。从此以后,中共当局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的政

治改革,其统治的目的中心不过是为了避免上历史的审判台,视一切民主化为自杀;

中共政权的统治,已走上了“死”路。另一方面,追求民主与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

们不仅失去了“六.四”前既已取得的一切自由度,而且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阶下囚。

中国昔日“党政分开”的尝试,就此结束。民主也因此痛失了一段十分必要的“萌

芽”与“传播”的时期,痛失了走向民主的第一步--可能的舆论自由。从这种意

义上讲,当今国内的民主运动,也走上了“死”路。政治僵死官体依旧,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必然要产生腐败--也必然要依赖腐败。



  我们的失败,难道仅仅是“经验不足”、“头脑过热”吗?



  经济上的松动,并不等于民主;少数精英的奋起,也并不等于民主;甚至广大

人民对旧政权的抛弃,也不等于民主。民主是一种高等的现代文明,需要的是受过

良好教育,懂得尊重他人,遵守公共规则的全体人民。民主的实现,要靠理想主义,

群众教育与循序渐进的实践。民主制度的创建,不能靠任何救世主,而应靠逐步觉

醒的广大人民,一步一步地争取掌握他们的命运,约束他们的统治者,将灌输给他

们的民主理论,一点一滴地熔入他们的民主实践。急风暴雨式的民主革命,带来的

仅是实现民主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民主的制度。我很难想象一个纸醉金

迷“全民腐败“烂透了的社会,能够很快实现民主。昔日的法国大革命有诸多有利

因素,依然以血腥始以皇帝终;今日在有的国家里华人掌握着他们所允许从事的经

济的命脉,依然没有写中国字的权力;今日众多的“民主制”的国家里,又有多少

实现了“民主”甚至是基本的普通人的尊严呢?



  人们啊,“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空想民主主义”的路--是不是一场梦呵?!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嘛,你怎么知道“六.四”一定要失败呢?你怎么知道

“六.四”如成功了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六.四”的“只重视效果,

不重视取得结果的途径”的方法,已经是反科学的了;其态度只重视自己而不重视

他人,已经是反民主的了。我反复地回想,觉得“六.四”这样的结局是必然的。

这里,我要苛求一下“六.四”的推动者青年学生和其“领导者”。



  也许,此文会对某些当事人和当今的民主运动,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我们如果

不对--本应是一个社会最纯洁,最先进,和最有希望的--青年学生,做较高政

治和道德上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要求自己,又何必对中共政府有所要求呢?又何

必要求民主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们对自己和对自己的“领袖们”--要求太

低,捧得太高--是“六.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又何尝不是中国历次革命

失败的主要原因呢?让我们还是不要神化“六.四”吧;让我们不要再用人民的血

来证明我们自己的正确了吧;我希望,我们和未来的人们,能以此为训,不要再搞

这样的“群众运动”,不要再蹈历史的复辙。这正是作者写本文的主要原因与寄望

吧……



  陈述事实,坦白一切,是我,一个“六.四”的参加者旁观者与幸存者,对死

者和来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游行队伍



  “四.二七”大游行是凯旋式的;但其中未必全是英雄式的。从北大的游行队

伍来看,刚出校门最危险时仅可千人;回来时,那胜利的队伍已过万人;而且,出

去的队头已差不多变成了队尾。按北京老百姓的话说:“瞧!又是一群北大的,又是

一面北大的旗……”



  与其相关的是,谁是那开始不知事不怕死的千名壮士?是那些平时就早已--

觉悟彻底见多识广言论激烈的--干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吗?非也,笔者出身大

都市的礼教之家,所知所识之同乡同类上千,而我们大都成了地地道道的革命的

“纯”理论家,善于保护自己,特能纵观全局,消息很灵通,爱打落水狗,真卷入

革命之大潮的仅一两人而矣。有几位那时出国有望的,那时说话变得“谨慎”,

“戒严”之后最先“转向”,借革命之东风很快拿到“签证”,可谓“先修身齐家

而后救国”的典范。所以,我最不爱听那时出来的海外学生谈他/她“六.四”时

的经历……



  所以,无怪乎那些写过遗书冲锋陷阵一步一步地走下来的,都是一些家里没有

文化毫无门路的来自农村的同学们。许多人那时其实对政府的期望很深很大,道理

其实很简单:他们家庭受的苦最多,所以他们也最明白--他们一切的个人希望都

在这个国家身上。可悲的是这场轰轰烈烈自比于“五.四”启蒙的民主运动,在北

大的范围里,一开始就是一场“农民”的运动。





        二、民主之争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当今中国文理科的最高学府,素以

讲“科学”、“自由”和“民主”闻名。北京大学也是历次民主运动的中心和发源

地,在“六.四”民运中又升级为“反革命暴乱”的“总指挥部”--想必北大的

学生大部份都民主的功力极深了吧?



  非也。



  在北大听演讲,常常觉得慷慨有余理性不足,有关民主的政治历史的基础知识

均不足,有时真觉得象“骂街”。也许水平不高是时间仓促造成的--且慢,罢课

的时间不短了,但同学们的演讲水平反而下降了。我想,这和同学们一贯的民主态

度是有关的。



  在北大听演讲,常常觉得同学们讲演和听讲演的目的,首先是对“讲”和“共

鸣”“热烈”的需求--而“听”和“想”都太少了。往往谁越激昂偏激,得到的

听众和鼓掌叫好便越多,便越激昂偏激;反之,稍微讲一点不同意见,便被“嘘”

“哄”,而很难讲下去。许多同学就是因为受不了这样的压力而讲出了与自己初衷

相反的话--或者是大大地夸大了要讲的的话。这种情况在运动的初期,从“勇气”

的角度上,还好理解;然而,此情况是越到后期越严重。我记得北京高校青年教师

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学生的,是北外(?)的“陈明远”(音),第一次在北大讲

演时,第一句话便是“我叫陈明远……”;那时全校欢声雷动、群情激奋。绝食开

始后,他又到北大来讲,不知天高地厚地要同学们“再多想想,冷静点”,当时就

被嘘哄得一蹋糊涂、差点儿下不来台,要不是“我们”还给他昔日一点儿面子的话。

后来,戴晴等几位“大腕”到天安门广场劝绝食的同学要“冷静点”,不也是先奉

上一大堆高帽,如何如何,然后才惴惴不安地挤出下文来吗--可惜那时笔者已无

权观瞻了,只是在百忙之中从天安门广场的民主之声中听到过一句“戴晴……等希

望大家仍要冷静”之类的话--那一幕,我还是从“平暴”的电视中才看到的呢!

后来,“戒严”以后,北大的十位中、老年教师从对局势的忧虑和对同学们的安全

的担心的角度上,以“公开信”的行式,希望学生们“撤”;谆谆师情溢于言表,

是对是错本可厚非。然而,“狗头”“奴才”之类谩骂群起雀噪,杀无赦之类标语

见于北大三角地的民主墙--真使人确有点儿担忧起那场灭绝人性的“文化大革命”

了。



  我这里无意否认,在那场民主运动中,广大学生们,包括我,从北大三角地墙

上的大字报中,从学生广播电台的“民主争鸣”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舆论自由。

我要指出的是,在同学们还刚刚接触民主不懂民主的条件下就急于搞大动作,是极

不合适的。我和一些同学正是因此,在当时是“绝食”的反对者。



  笔者曾就“听到了不同意见时,‘嘘’、‘哄’……算不算‘民主’”与班里

的同学唇枪舌战了一夜,最后的结论是(少数服从多数):听到了不同意见时,嘘、

哄,“不让他继续放屁,浪费大家的时间”,就是在表达民主的意见--“就是一

种民主”。





        三、谁主沉浮



  如果说有什么原因注定这次“民运”失败的话,那就是“脱离人民”。在同学

们的演讲里、在空洞的学生腔式的宣传里,有关老百姓切身生活的话太少了。大家

都低估了“老百姓”,以为老百姓关心的,不过就是“平抑物价”“平均分配”罢

了,而不去关心他们在一个集权腐朽“官本制”的社会里的疾苦,他们受到的剥削

与人权的被剥夺。同学们以为民主的壮举,就是游行,演讲,受专制的迫害,迎刃

而上鼓噪而呼之类;没有起到一个启蒙者应有的作用。后来上街,同学们讲不出几

句老百姓心里的切身话,而只会“振臂高呼”;“人民万岁”的口号也只是停留在

针对老百姓支持学生游行的意义上。游行中唱的歌,除了“国际歌”与“国歌”,

就是那几首“军训”中学的歌。



  与此相继,是同学们“唱主角”的热情越来越浓厚。这次“民运”初期的最高

目标,不过是争取“新闻自由”。“四.二七”之后,首都的新闻界已经处在半失

控的状态,对“四.二七”游行的正面报导见于《人民日报》。当时,本应由年轻

的一代新闻记者唱“新闻自由”的主角,由广大高校的同学做后备威慑力量,争取

到至少是实质上的“半自由”。然而,同学们(不仅是少数将来可能有危险的学生

领袖)许多人都热衷于搞“趁胜追击”,要求政府立即“为四.二七平反”,“承

认学生组织的合法性”,“为运动摘帽”。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个人以为,

从“四.二七”到“戒严”之前,中共政府基本没有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在历史

上第一次公开地显示了“怕”的迹象,这本身已经是莫大地进步了;动乱的“帽子”

只要不敢再扣,便只有自己带上。至于政府敢不敢“打击报复”,拆散我们的组织,

那要看我们同学自己今后团结得怎样。--如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利用学

生们掌握着的情况、资料、数据,团结广大青年教师干部和记者,“以己之长”

(甚至是忍辱负重地)与政府展开几次对话,从教育入手,以“官倒”和“苛捐杂

税”为的,为无权无势的普通劳动者出几口那时心中的晦气怨气怒气,从而争取到

更广泛的支持,争取大多数人民对我们行动的理解……那样的话,“民运”就会站

到“有理、有利、有节”的高度上而游韧有余了。--可惜的是,在“五.四”大

游行之后对下一步的行动的争论刚刚发旎,“对话”还没有开始的情况下,“绝食”

就先登场了(见下文),从而使“民运”的焦点一下变到“对绝食学生的态度”上,

从而使人民对学生运动最终或漠然或同情或支持,而没有把“民主”当做他们自己

的事;因为对于一般民众,“民主”的确是比“五。四”时期的“爱国”要难懂和

复杂多了;只有极少数最先进地区的少数最先知觉的人民敢于投身此次运动,然而他

们的行动在广大沉默的海洋里只能被白白地牺牲掉--由此埋下了此次“民运”最

终失败的种子。而学生与政府之间预期的对话,也因“袁木”的一句话,上升为

“谈判”了。





        四、组织原则



  “四.二二”北大“五四”操场新的“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上宣布的“学生

自治会”组织原则是:

  1.新“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由以下若干同学组成;(当时这些自荐的同

学的确很勇敢!)

  2.新的筹委会委员由已有的筹委会委员提名并选举产生;

  3.并通知全体同学,徵求大家的意见。

当时是否有“为保护参加同学的人身安全,筹委会中的部份职务对外保密”的第四

条款笔者已记不确了,似为有。这种小“政治局”式的组织方式当时就受到了几乎

全体同学的一致反对。筹委会匆忙宣布这次会议不算,组织原则另行开会讨论。于

是会议不欢而散。



  不过自此以后,无论是“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还是“北大学生自治会”,

还是“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还是以后的“绝食请愿团”与“绝食请愿后援团”,

采取的似乎都是这一组织形式--只是发号召,采取行动,宣布组织人员名单,开

新闻发布会;领导着大家前进--甚至不怎么再宣布“组织原则”。而那场讨论组

织原则的大会,也因热火朝天的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不再开了。



  “四.二七”之后,北大“学生纠察队”的队长赵体国(音,一个天不怕地不

怕的汉子),看到形势对学生有利,于是贴了一张针对组织工作的大字报,对组织

者中爱出风头互相扯皮见风使舵的现象做了十分善意的(实际上是有些遮遮掩掩的)

批评。大字报贴了不到半天便被撕去;而赵本人,也被撤去了纠察队长的职务,明

令通告。



  千万不要以为问题只是“民主司令部”内的,本系的“系学生自治会”最早一

批去募捐,在颐和园募了约二百元(那时还胆小没敢太搞),上缴一百,留了一百

做“本系革命的本钱”。后来,特别是为“绝食”募捐,北京街头的学生讲几句就

开始敛钱,只嫌不多,连正经的称谓也没有,连收据也不给人家开。是否必用“募

捐纪念”的名片募捐的问题曾在“校筹委会”内讨论过,因“太麻烦”“不实际”

“(不要)已既成事实”而给一致立拒,“领导顺应了潮流”,募捐从此不要任何

凭据便名正言顺了。



  最后,讲一下同学们对“民主权力”的态度。五月五日晚上曾对是否继续罢课

全北大投票表决,结果是压倒多数地“罢”;但后来两天,差不多所有的理科都复

课了。我当时问同班的同学为什么还要罢课,他们的回答痛快地是“为什么不‘罢’?!”

后来又同学们为什么还来上课,回答又是“为什么不‘来’?!”彼此天真的脸上,

挂着孩子般的笑意--如此不珍惜自己的民主的权力和决定。为了贯彻一致的“罢

课”,有的学校曾准备组织纠察队封锁图书馆及教学楼,等等;不一一类举了。





        五、绝食起因



  “五.四”大游行之后,“北京学生高校自治联合会”的下一步决策,经过几

次反复之后,投票表决的结果,大意是罢课自愿,积极筹备,准备对话。可以说,

这是一项当时十分明智的决策。



  之所以罢课自愿,是因为学科的性质不同,文科愿继续罢而理科已基本复课;

也因此,“文科”对“理科”颇有微辞。其实,科学与民主本来是不可分的,只要

学生的组织在,大家的关心在,采用哪种方式都是促进民主;何况,经过长时间的

罢课,同学们的精神都松懈了,借罢课出去旅游已经是普遍现象。所以,复课似乎

也是必要的了。



  所谓的积极筹备,指的是以讲演,座谈,出版刊物,展开讨论等温和方式争取

进一步的民主,并配合学生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对话。



  那时,大部份理科的同学都在一面紧张补课,一面等待着“高自联”所精心准

备的“对话团”与政府之间的对话。而政府,可以看得出来,由于内部有分歧,对

话的调子一时定不下来,而在拖延时间,但也在准备对话,不敢说不对。--环境

使然,当时不仅广大学生在等待着对话,老百姓也在等待着对话,一切对“腐败”

不满的国家干部也在等待着对话。当时政府的“喉舌”已经失控半失控,报纸前所

未有地好看,舆论对学生有利。



  然而,少数对“现状”不满的学生领袖,开始号召大家绝食,要求立刻为“四.

二七”平反,和与政府之间展开“高级别的”对话,并开始“绝食签名”--既不

顾广大同学刚刚接触“民主”有许多方式态度与组织上许多不成熟甚至错误的作法

的事实,也不顾学生自己的民主组织“高自联”的民主决定--终于在五月十三日

带领上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将少数他们的想法强加于现实之上。



  “情绪”是一种害人的东西,有许多同学本来不同意绝食,但一到天安门广场,

一看见那个气份那种情绪,就再也不能自己了。“存在”是另一种害人的东西,绝

食以后,大家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寄望它能有好的结局,只能“到什么山就唱什么

歌”了。



  然而,真正使天安门广场变成“民运”的全部中心的,是所谓的“自焚”事件。

据一位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同学讲:本来,是两个同学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某某再不出来我就要自焚了。本来,此事(无论起因的真假)足应引起绝食领导人

对理智的警觉;然而,绝食广播台却匆匆把此事向全场宣布,向各校宣传,至使那

两个同学真的准备了汽油瓶……于是,人们停止了一切活动,将一切注意力投向天

安门广场……



  从此,广场内的“绝食总指挥”实质上指挥着全国的学生,广场外的“绝食后

援团”实际上接管了北大的“学自联”,“北京学生高校自治联合会”也名存实亡,

只有配合“广场绝食请愿团”的一切行动为荷。可悲呵,一个学生自己的民主组织,

成立不到二十天,就死在内部的“路线斗争”上,就死在自己人的行动上了。



  至此,“民运”已基本上是“右派”不如“左派”,“文斗”不如“武斗”,

“理智”不如“偏激”;总之,搞得越“大”越“火”越“正确”。由此,“民运”

以后的趋势及命运,已经是“注定”的了。至于以后的那些在绝食最高层里争权夺

利,在绝食圈里搞等级特权,在绝食最严重的时刻搞噱头以爬上著名的最高峰的人

和事,在此提起已毫无意义了--它们只不过是“实现自我”的“精英政治”的进

一步发展罢了。



  有人曾设想,绝食教育了人民(?),如果能在戒严军队开进来前就撤出来,

结局或许不同;鄙人不敢苟同。“绝食”不就是对同情学生的政府人士的“民主与

法制的轨道”的最坏的回答吗?“绝食”不但使“改革派”失去了继续向人民妥协

的依据,而且使“顽固派”大开杀戒无所依恋无所顾虑。



  如果说那次“民运”曾有出路的话,我个人以为,出路只有一个:在“五.四”

以后那段有利的时机里坚持对话,为着“为民请命”的这一主题可做适当的妥协。





  讲到“妥协”,在东方的政治里,它是“怯懦”和“投降”,是政治上的自杀。

然而,翻开成功的西方政治史,“妥协”和最后的相互尊重往往是实现民主政治的

基石,一两次妥协达不到的目标可以通过多次妥协而实现,民主和社会的进步就是

通过这样“水涨船高”的模式逐步实现的。可以说,成功的西方民主政治史就是一

部成功的妥协史。可惜,同学们在全面专制的社会里生活得太久了,以为民主也应

该是很“革命”的。



  凭心而论,我觉得当时那种对政府的态度也不对。我们对人说话,还要考虑对

方的接受能力,想想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以后说什么。难道对一个政府,就可

以不顾面子不给退路吗?难道在政治上,就可以不计后果随心所欲了吗?学生们甚

至对政府里的“妥协派”,也是一点面子不给一点反应时间不给,诸如绝食学生厉

拒阎明复之类。也许这也正是赵紫阳在绝食学生面前哭得那么伤心的原因之一吧!







        六、痛定思痛



  一场悲剧完了,泪流干了,我们还能得到什么呢?



  如果说什么是人权的话,我认为:“人权”便是人民应有的权力--包括他们

过问从他们身上征得的税收的权力,他们过问自己命运的权力,他们受不随当权者

喜怒所左右的法律审判的权力,他们受教育的权力,他们从事体育运动的权力,他

们因辛勤的劳动而获得体面的生存的权力,等等等等。如果说谁是中国人权问题的

最大受害者,我的回答便是:我们的人民--中国的老百姓不仅要养活一大批中共

的统治中坚,还要养活更大一批实际上“不劳而获”的统治依附;昔日,马克思曾

将那时“革命前夕”的资本主义描写成一个“金字塔形”,今日的中国社会,却是

一个“圆柱形”,可见其底层劳动者身上之沉重。“六.四”及其后,中共政府的

所作所为,不仅丧失了人性,而且也疯狂地违犯了它自己制定的宪法、刑法、诉讼

法……中国对劳动者的捐税,是世界上最高的,却曾经是除“非洲兄弟”以外唯一

不提供免费基础教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90%的老百姓,一生中没有机会进

入一个叫图书馆的地方借一本书。一个拒绝为其公民提供最基本的体育设施的政府,

却是举办一场世界体育盛会强有力的竞争者。一个有组织的政府的大规模的腐败,

便是一种在经济上对人权的最激烈的违反,因为广大人民永远是这种腐败的受害者。

在中国,无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谁工作得越辛勤谁生活得也越辛苦,谁待人

越诚实谁为生也越受气,过去如此,现在依旧--与此相比,昔日“绝食学生”所

受到的待遇和今日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权,实在是次要的了。而我认为,脱离了这样

的人性,政治仅仅做为政治,政治便再无意义可言了。



  痛定思痛,我的心里更觉得沉痛。“六.四”过去快五年了,那些在这一事件

中死去的人们,有的已永远地从历史中消失了,长安街上的血,也已经晒干了(这

里那些对“六.四”的仅仅是对鲜血的回忆和对学生领袖们言行事迹的记述,就象

一出上演过几遍的旧戏一样,不再有戏剧的效果了)。年轻学子如我,也想尽方法

出国,在异国做异乡梦,或是仅仅地想呆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讲,“六.四”已

成了我们逃避对自己祖国责任的最好的借口。而国内的那些贪官污隶,官倒公子,

那些搞买办的和卖国的,和那些真正的嗜血暴徒,活得正从未有得痛快。普通的老

百姓们在冥冥中,再一次地开始了对“老毛”的崇拜和对“旧时代”的“怀念”,

以聊寄托--这便是历史对“六.四”的嘲讽吧。我只希望读此文的诸公,在我们

“个人奋斗”的征途上,在庆祝中国私有化的凯歌声里,不要太忘记了那里覆巢之

下的老百姓们。



  可见,不仅我们搞的“民主运动”是不成功的,甚至没有为我们自己提供体面

的的民主;我们甚至连“做人”还没有学会呢--看我们是怎样地对待自己、对待

同志和对待内部的不同意见的吧?看我们是怎样地对待民主的组织和它的决议的吧?

看我们又是怎样地对待人民的呢?我们又是怎样地对待自己的盟友和自己的敌手的

呢?“六.四”以后我们又是怎样地诉说和总结那场以上千条生命为代价的民运的

呢?--我感觉中国依然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式的人文主义运动;我感觉我个人也需

要一次基督徒式的爱的洗礼。



  请不要再用“群众运动”为我们自己开脱了吧!是谁视而不见自己的缺点?是

谁偏爱大的行动?是谁把自己的言行当做圣旨?是谁在游行中反复叫喊“毛主席教

导我们说:‘反对学生运动的绝没有好下场’--《毛泽东选集》第……页”的名

言的?又是谁在天安门广场上树立起一尊尊“民主女神”的呢?--是我,我们,

是我们青年学生。



  可以说,“六.四”血的教训之一便是:“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民主”

更是一种道德。



  所以,我们既不是众“神”,也不是什么“‘六.四’的英雄”。“六.四”

没有“神”,“六.四”中英雄的只是那些无私地支持过学生和倒在长安街上的无

名无姓的老百姓们。在一个没有民主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们只想做个“人”,我

们还未做过“人”--我们应该学做“人”。





        七、寄望未来



  以上,便是我的坦白吧!



  由于时间过久,也由于本人的局限性、片面性(特别是由于我的主观所带来的

片面性,因为那时在运动中我是常常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中,运动本身就

会使人疯狂),肯定会有一些错看、误记和当时道听途说而现在忆成亲身经历的事,

又没有条件去一一查证。--尽管如此,我本人将对以上文章中的一切陈述负一切

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并期待着与一切当事人对证。



  我没有什么要补充了,除了一点--那时我和所有人一样地愚蠢、粗暴和爱

“实现自我”;



  我反思了几年,只得到了这几句“马后炮”;希望读者能指出我的错误,或给

我以正视未来的勇气和希望;



  “六.四”之后,北京的老百姓只要知道我是“北大”的学生,只要有机会,

总要问我:北大的学生到底死了多少?是不是政府不让说……那时我真是惭愧呵-

-我只有发誓我的后半生要为他们而活着;但现在我仍然缺乏面对他们和面对未来

的勇气;



  从此,解剖他人和渴望他人解剖自我,便成了我的一种嗜好;在这撕心裂肺的

痛苦中我会获得一种梦幻般的慰藉;



  但愿他们的血没有白流。



  本文作者成朴,原北大八六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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