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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封从德君商议：我的《“六．四”反思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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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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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这是我１９９３年写的旧文，从“普通一兵”的角度出发，不知封先生有和评议。
另外我不喜与人打烂仗，望马悲鸣先生不要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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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反思录
引子、何去何从
“六．四”过去已有四年多了；四年的时光，足以使人忘掉一切悲伤，改造一
切记忆－－来适应新的生活。如今，人们既不再关心是否有称其为“悲剧”的可能，
又不再为此忿恨不平；而海外的一切“祭”，也不再使我感到悲痛；每年的这个时
候，不同的政治实体都要照例动作一下，“六．四”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纪
念日。
昨天，我有一个朋友做生意上海回来，谈到大陆现在的“全民经商”和其它行
业的快速贬值，谈到大陆青年现在的狂热与颓废，也谈到这次她所住的一家大旅馆
中有许多卖淫的大学生“送货上门”。那一刻，我们相视而默了。那一刻我深切地
感到这四年带来的巨大变化：四年前，“反腐败”是人们的中心议题；如今，“做
生意”已经成为一个共产党干部的基本技能，腐败也已成为了“挖社会主义墙角”
实现私有化的正当手段。总之，只要效果对，对于各派，腐败已经半公开地合法化
了。
那时，我突然地想到：做为一位“六．四”的参加者与见证人，我沉默的时间
是太长了。
无疑，今天中国的状况，与“六．四”有关。我认为，“六．四”的政治结局，
是那场民主运动的最坏的一种结局。从此以后，中共当局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的政
治改革，其统治的目的中心不过是为了避免上历史的审判台，视一切民主化为自杀；
中共政权的统治，已走上了“死”路。另一方面，追求民主与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
们不仅失去了“六．四”前既已取得的一切自由度，而且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阶下囚。
中国昔日“党政分开”的尝试，就此结束。民主也因此痛失了一段十分必要的“萌
芽”与“传播”的时期，痛失了走向民主的第一步－－可能的舆论自由。从这种意
义上讲，当今国内的民主运动，也走上了“死”路。政治僵死官体依旧，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必然要产生腐败－－也必然要依赖腐败。
我们的失败，难道仅仅是“经验不足”、“头脑过热”吗？
经济上的松动，并不等于民主；少数精英的奋起，也并不等于民主；甚至广大
人民对旧政权的抛弃，也不等于民主。民主是一种高等的现代文明，需要的是受过
良好教育，懂得尊重他人，遵守公共规则的全体人民。民主的实现，要靠理想主义，
群众教育与循序渐进的实践。民主制度的创建，不能靠任何救世主，而应靠逐步觉
醒的广大人民，一步一步地争取掌握他们的命运，约束他们的统治者，将灌输给他
们的民主理论，一点一滴地熔入他们的民主实践。急风暴雨式的民主革命，带来的
仅是实现民主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民主的制度。我很难想象一个纸醉金
迷“全民腐败“烂透了的社会，能够很快实现民主。昔日的法国大革命有诸多有利
因素，依然以血腥始以皇帝终；今日在有的国家里华人掌握着他们所允许从事的经
济的命脉，依然没有写中国字的权力；今日众多的“民主制”的国家里，又有多少
实现了“民主”甚至是基本的普通人的尊严呢？
人们啊，“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空想民主主义”的路－－是不是一场梦呵？！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嘛，你怎么知道“六．四”一定要失败呢？你怎么知道
“六．四”如成功了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六．四”的“只重视效果，
不重视取得结果的途径”的方法，已经是反科学的了；其态度只重视自己而不重视
他人，已经是反民主的了。我反复地回想，觉得“六．四”这样的结局是必然的。
这里，我要苛求一下“六．四”的推动者青年学生和其“领导者”。
也许，此文会对某些当事人和当今的民主运动，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我们如果
不对－－本应是一个社会最纯洁，最先进，和最有希望的－－青年学生，做较高政
治和道德上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要求自己，又何必对中共政府有所要求呢？又何
必要求民主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们对自己和对自己的“领袖们”－－要求太
低，捧得太高－－是“六．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又何尝不是中国历次革命
失败的主要原因呢？让我们还是不要神化“六．四”吧；让我们不要再用人民的血
来证明我们自己的正确了吧；我希望，我们和未来的人们，能以此为训，不要再搞
这样的“群众运动”，不要再蹈历史的复辙。这正是作者写本文的主要原因与寄望
吧……
陈述事实，坦白一切，是我，一个“六．四”的参加者旁观者与幸存者，对死
者和来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游行队伍
“四．二七”大游行是凯旋式的；但其中未必全是英雄式的。从北大的游行队
伍来看，刚出校门最危险时仅可千人；回来时，那胜利的队伍已过万人；而且，出
去的队头已差不多变成了队尾。按北京老百姓的话说:“瞧!又是一群北大的，又是
一面北大的旗……”
与其相关的是，谁是那开始不知事不怕死的千名壮士？是那些平时就早已－－
觉悟彻底见多识广言论激烈的－－干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吗？非也，笔者出身大
都市的礼教之家，所知所识之同乡同类上千，而我们大都成了地地道道的革命的
“纯”理论家，善于保护自己，特能纵观全局，消息很灵通，爱打落水狗，真卷入
革命之大潮的仅一两人而矣。有几位那时出国有望的，那时说话变得“谨慎”，
“戒严”之后最先“转向”，借革命之东风很快拿到“签证”，可谓“先修身齐家
而后救国”的典范。所以，我最不爱听那时出来的海外学生谈他／她“六．四”时
的经历……
所以，无怪乎那些写过遗书冲锋陷阵一步一步地走下来的，都是一些家里没有
文化毫无门路的来自农村的同学们。许多人那时其实对政府的期望很深很大，道理
其实很简单：他们家庭受的苦最多，所以他们也最明白－－他们一切的个人希望都
在这个国家身上。可悲的是这场轰轰烈烈自比于“五．四”启蒙的民主运动，在北
大的范围里，一开始就是一场“农民”的运动。
二、民主之争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当今中国文理科的最高学府，素以
讲“科学”、“自由”和“民主”闻名。北京大学也是历次民主运动的中心和发源
地，在“六．四”民运中又升级为“反革命暴乱”的“总指挥部”－－想必北大的
学生大部份都民主的功力极深了吧？
非也。
在北大听演讲，常常觉得慷慨有余理性不足，有关民主的政治历史的基础知识
均不足，有时真觉得象“骂街”。也许水平不高是时间仓促造成的－－且慢，罢课
的时间不短了，但同学们的演讲水平反而下降了。我想，这和同学们一贯的民主态
度是有关的。
在北大听演讲，常常觉得同学们讲演和听讲演的目的，首先是对“讲”和“共
鸣”“热烈”的需求－－而“听”和“想”都太少了。往往谁越激昂偏激，得到的
听众和鼓掌叫好便越多，便越激昂偏激；反之，稍微讲一点不同意见，便被“嘘”
“哄”，而很难讲下去。许多同学就是因为受不了这样的压力而讲出了与自己初衷
相反的话－－或者是大大地夸大了要讲的的话。这种情况在运动的初期，从“勇气”
的角度上，还好理解；然而，此情况是越到后期越严重。我记得北京高校青年教师
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学生的，是北外（？）的“陈明远”（音），第一次在北大讲
演时，第一句话便是“我叫陈明远……”；那时全校欢声雷动、群情激奋。绝食开
始后，他又到北大来讲，不知天高地厚地要同学们“再多想想，冷静点”，当时就
被嘘哄得一蹋糊涂、差点儿下不来台，要不是“我们”还给他昔日一点儿面子的话。
后来，戴晴等几位“大腕”到天安门广场劝绝食的同学要“冷静点”，不也是先奉
上一大堆高帽，如何如何，然后才惴惴不安地挤出下文来吗－－可惜那时笔者已无
权观瞻了，只是在百忙之中从天安门广场的民主之声中听到过一句“戴晴……等希
望大家仍要冷静”之类的话－－那一幕，我还是从“平暴”的电视中才看到的呢！
后来，“戒严”以后，北大的十位中、老年教师从对局势的忧虑和对同学们的安全
的担心的角度上，以“公开信”的行式，希望学生们“撤”；谆谆师情溢于言表，
是对是错本可厚非。然而，“狗头”“奴才”之类谩骂群起雀噪，杀无赦之类标语
见于北大三角地的民主墙－－真使人确有点儿担忧起那场灭绝人性的“文化大革命”
了。
我这里无意否认，在那场民主运动中，广大学生们，包括我，从北大三角地墙
上的大字报中，从学生广播电台的“民主争鸣”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舆论自由。
我要指出的是，在同学们还刚刚接触民主不懂民主的条件下就急于搞大动作，是极
不合适的。我和一些同学正是因此，在当时是“绝食”的反对者。
笔者曾就“听到了不同意见时，‘嘘’、‘哄’……算不算‘民主’”与班里
的同学唇枪舌战了一夜，最后的结论是（少数服从多数）：听到了不同意见时，嘘、
哄，“不让他继续放屁，浪费大家的时间”，就是在表达民主的意见－－“就是一
种民主”。
三、谁主沉浮
如果说有什么原因注定这次“民运”失败的话，那就是“脱离人民”。在同学
们的演讲里、在空洞的学生腔式的宣传里，有关老百姓切身生活的话太少了。大家
都低估了“老百姓”，以为老百姓关心的，不过就是“平抑物价”“平均分配”罢
了，而不去关心他们在一个集权腐朽“官本制”的社会里的疾苦，他们受到的剥削
与人权的被剥夺。同学们以为民主的壮举，就是游行，演讲，受专制的迫害，迎刃
而上鼓噪而呼之类；没有起到一个启蒙者应有的作用。后来上街，同学们讲不出几
句老百姓心里的切身话，而只会“振臂高呼”；“人民万岁”的口号也只是停留在
针对老百姓支持学生游行的意义上。游行中唱的歌，除了“国际歌”与“国歌”，
就是那几首“军训”中学的歌。
与此相继，是同学们“唱主角”的热情越来越浓厚。这次“民运”初期的最高
目标，不过是争取“新闻自由”。“四．二七”之后，首都的新闻界已经处在半失
控的状态，对“四．二七”游行的正面报导见于《人民日报》。当时，本应由年轻
的一代新闻记者唱“新闻自由”的主角，由广大高校的同学做后备威慑力量，争取
到至少是实质上的“半自由”。然而，同学们（不仅是少数将来可能有危险的学生
领袖）许多人都热衷于搞“趁胜追击”，要求政府立即“为四．二七平反”，“承
认学生组织的合法性”，“为运动摘帽”。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个人以为，
从“四．二七”到“戒严”之前，中共政府基本没有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在历史
上第一次公开地显示了“怕”的迹象，这本身已经是莫大地进步了；动乱的“帽子”
只要不敢再扣，便只有自己带上。至于政府敢不敢“打击报复”，拆散我们的组织，
那要看我们同学自己今后团结得怎样。－－如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利用学
生们掌握着的情况、资料、数据，团结广大青年教师干部和记者，“以己之长”
（甚至是忍辱负重地）与政府展开几次对话，从教育入手，以“官倒”和“苛捐杂
税”为的，为无权无势的普通劳动者出几口那时心中的晦气怨气怒气，从而争取到
更广泛的支持，争取大多数人民对我们行动的理解……那样的话，“民运”就会站
到“有理、有利、有节”的高度上而游韧有余了。－－可惜的是，在“五．四”大
游行之后对下一步的行动的争论刚刚发旎，“对话”还没有开始的情况下，“绝食”
就先登场了（见下文），从而使“民运”的焦点一下变到“对绝食学生的态度”上，
从而使人民对学生运动最终或漠然或同情或支持，而没有把“民主”当做他们自己
的事；因为对于一般民众，“民主”的确是比“五。四”时期的“爱国”要难懂和
复杂多了；只有极少数最先进地区的少数最先知觉的人民敢于投身此次运动，然而他
们的行动在广大沉默的海洋里只能被白白地牺牲掉－－由此埋下了此次“民运”最
终失败的种子。而学生与政府之间预期的对话，也因“袁木”的一句话，上升为
“谈判”了。
四、组织原则
“四．二二”北大“五四”操场新的“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上宣布的“学生
自治会”组织原则是:
１．新“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由以下若干同学组成；（当时这些自荐的同
学的确很勇敢！）
２．新的筹委会委员由已有的筹委会委员提名并选举产生；
３．并通知全体同学，徵求大家的意见。
当时是否有“为保护参加同学的人身安全，筹委会中的部份职务对外保密”的第四
条款笔者已记不确了，似为有。这种小“政治局”式的组织方式当时就受到了几乎
全体同学的一致反对。筹委会匆忙宣布这次会议不算，组织原则另行开会讨论。于
是会议不欢而散。
不过自此以后，无论是“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还是“北大学生自治会”，
还是“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还是以后的“绝食请愿团”与“绝食请愿后援团”，
采取的似乎都是这一组织形式－－只是发号召，采取行动，宣布组织人员名单，开
新闻发布会；领导着大家前进－－甚至不怎么再宣布“组织原则”。而那场讨论组
织原则的大会，也因热火朝天的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不再开了。
“四．二七”之后，北大“学生纠察队”的队长赵体国（音，一个天不怕地不
怕的汉子），看到形势对学生有利，于是贴了一张针对组织工作的大字报，对组织
者中爱出风头互相扯皮见风使舵的现象做了十分善意的（实际上是有些遮遮掩掩的）
批评。大字报贴了不到半天便被撕去；而赵本人，也被撤去了纠察队长的职务，明
令通告。
千万不要以为问题只是“民主司令部”内的，本系的“系学生自治会”最早一
批去募捐，在颐和园募了约二百元（那时还胆小没敢太搞），上缴一百，留了一百
做“本系革命的本钱”。后来，特别是为“绝食”募捐，北京街头的学生讲几句就
开始敛钱，只嫌不多，连正经的称谓也没有，连收据也不给人家开。是否必用“募
捐纪念”的名片募捐的问题曾在“校筹委会”内讨论过，因“太麻烦”“不实际”
“（不要）已既成事实”而给一致立拒，“领导顺应了潮流”，募捐从此不要任何
凭据便名正言顺了。
最后，讲一下同学们对“民主权力”的态度。五月五日晚上曾对是否继续罢课
全北大投票表决，结果是压倒多数地“罢”；但后来两天，差不多所有的理科都复
课了。我当时问同班的同学为什么还要罢课，他们的回答痛快地是“为什么不‘罢’？！”
后来又同学们为什么还来上课，回答又是“为什么不‘来’？！”彼此天真的脸上，
挂着孩子般的笑意－－如此不珍惜自己的民主的权力和决定。为了贯彻一致的“罢
课”，有的学校曾准备组织纠察队封锁图书馆及教学楼，等等；不一一类举了。
五、绝食起因
“五．四”大游行之后，“北京学生高校自治联合会”的下一步决策，经过几
次反复之后，投票表决的结果，大意是罢课自愿，积极筹备，准备对话。可以说，
这是一项当时十分明智的决策。
之所以罢课自愿，是因为学科的性质不同，文科愿继续罢而理科已基本复课；
也因此，“文科”对“理科”颇有微辞。其实，科学与民主本来是不可分的，只要
学生的组织在，大家的关心在，采用哪种方式都是促进民主；何况，经过长时间的
罢课，同学们的精神都松懈了，借罢课出去旅游已经是普遍现象。所以，复课似乎
也是必要的了。
所谓的积极筹备，指的是以讲演，座谈，出版刊物，展开讨论等温和方式争取
进一步的民主，并配合学生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对话。
那时，大部份理科的同学都在一面紧张补课，一面等待着“高自联”所精心准
备的“对话团”与政府之间的对话。而政府，可以看得出来，由于内部有分歧，对
话的调子一时定不下来，而在拖延时间，但也在准备对话，不敢说不对。－－环境
使然，当时不仅广大学生在等待着对话，老百姓也在等待着对话，一切对“腐败”
不满的国家干部也在等待着对话。当时政府的“喉舌”已经失控半失控，报纸前所
未有地好看，舆论对学生有利。
然而，少数对“现状”不满的学生领袖，开始号召大家绝食，要求立刻为“四．
二七”平反，和与政府之间展开“高级别的”对话，并开始“绝食签名”－－既不
顾广大同学刚刚接触“民主”有许多方式态度与组织上许多不成熟甚至错误的作法
的事实，也不顾学生自己的民主组织“高自联”的民主决定－－终于在五月十三日
带领上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将少数他们的想法强加于现实之上。
“情绪”是一种害人的东西，有许多同学本来不同意绝食，但一到天安门广场，
一看见那个气份那种情绪，就再也不能自己了。“存在”是另一种害人的东西，绝
食以后，大家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寄望它能有好的结局，只能“到什么山就唱什么
歌”了。
然而，真正使天安门广场变成“民运”的全部中心的，是所谓的“自焚”事件。
据一位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同学讲：本来，是两个同学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某某再不出来我就要自焚了。本来，此事（无论起因的真假）足应引起绝食领导人
对理智的警觉；然而，绝食广播台却匆匆把此事向全场宣布，向各校宣传，至使那
两个同学真的准备了汽油瓶……于是，人们停止了一切活动，将一切注意力投向天
安门广场……
从此，广场内的“绝食总指挥”实质上指挥着全国的学生，广场外的“绝食后
援团”实际上接管了北大的“学自联”，“北京学生高校自治联合会”也名存实亡，
只有配合“广场绝食请愿团”的一切行动为荷。可悲呵，一个学生自己的民主组织，
成立不到二十天，就死在内部的“路线斗争”上，就死在自己人的行动上了。
至此，“民运”已基本上是“右派”不如“左派”，“文斗”不如“武斗”，
“理智”不如“偏激”；总之，搞得越“大”越“火”越“正确”。由此，“民运”
以后的趋势及命运，已经是“注定”的了。至于以后的那些在绝食最高层里争权夺
利，在绝食圈里搞等级特权，在绝食最严重的时刻搞噱头以爬上著名的最高峰的人
和事，在此提起已毫无意义了－－它们只不过是“实现自我”的“精英政治”的进
一步发展罢了。
有人曾设想，绝食教育了人民（？），如果能在戒严军队开进来前就撤出来，
结局或许不同；鄙人不敢苟同。“绝食”不就是对同情学生的政府人士的“民主与
法制的轨道”的最坏的回答吗？“绝食”不但使“改革派”失去了继续向人民妥协
的依据，而且使“顽固派”大开杀戒无所依恋无所顾虑。
如果说那次“民运”曾有出路的话，我个人以为，出路只有一个：在“五．四”
以后那段有利的时机里坚持对话，为着“为民请命”的这一主题可做适当的妥协。
讲到“妥协”，在东方的政治里，它是“怯懦”和“投降”，是政治上的自杀。
然而，翻开成功的西方政治史，“妥协”和最后的相互尊重往往是实现民主政治的
基石，一两次妥协达不到的目标可以通过多次妥协而实现，民主和社会的进步就是
通过这样“水涨船高”的模式逐步实现的。可以说，成功的西方民主政治史就是一
部成功的妥协史。可惜，同学们在全面专制的社会里生活得太久了，以为民主也应
该是很“革命”的。
凭心而论，我觉得当时那种对政府的态度也不对。我们对人说话，还要考虑对
方的接受能力，想想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以后说什么。难道对一个政府，就可
以不顾面子不给退路吗？难道在政治上，就可以不计后果随心所欲了吗？学生们甚
至对政府里的“妥协派”，也是一点面子不给一点反应时间不给，诸如绝食学生厉
拒阎明复之类。也许这也正是赵紫阳在绝食学生面前哭得那么伤心的原因之一吧！
六、痛定思痛
一场悲剧完了，泪流干了，我们还能得到什么呢?
如果说什么是人权的话，我认为：“人权”便是人民应有的权力－－包括他们
过问从他们身上征得的税收的权力，他们过问自己命运的权力，他们受不随当权者
喜怒所左右的法律审判的权力，他们受教育的权力，他们从事体育运动的权力，他
们因辛勤的劳动而获得体面的生存的权力，等等等等。如果说谁是中国人权问题的
最大受害者，我的回答便是：我们的人民－－中国的老百姓不仅要养活一大批中共
的统治中坚，还要养活更大一批实际上“不劳而获”的统治依附；昔日，马克思曾
将那时“革命前夕”的资本主义描写成一个“金字塔形”，今日的中国社会，却是
一个“圆柱形”，可见其底层劳动者身上之沉重。“六．四”及其后，中共政府的
所作所为，不仅丧失了人性，而且也疯狂地违犯了它自己制定的宪法、刑法、诉讼
法……中国对劳动者的捐税，是世界上最高的，却曾经是除“非洲兄弟”以外唯一
不提供免费基础教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90％的老百姓，一生中没有机会进
入一个叫图书馆的地方借一本书。一个拒绝为其公民提供最基本的体育设施的政府，
却是举办一场世界体育盛会强有力的竞争者。一个有组织的政府的大规模的腐败，
便是一种在经济上对人权的最激烈的违反，因为广大人民永远是这种腐败的受害者。
在中国，无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谁工作得越辛勤谁生活得也越辛苦，谁待人
越诚实谁为生也越受气，过去如此，现在依旧－－与此相比，昔日“绝食学生”所
受到的待遇和今日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权，实在是次要的了。而我认为，脱离了这样
的人性，政治仅仅做为政治，政治便再无意义可言了。
痛定思痛，我的心里更觉得沉痛。“六．四”过去快五年了，那些在这一事件
中死去的人们，有的已永远地从历史中消失了，长安街上的血，也已经晒干了（这
里那些对“六．四”的仅仅是对鲜血的回忆和对学生领袖们言行事迹的记述，就象
一出上演过几遍的旧戏一样，不再有戏剧的效果了）。年轻学子如我，也想尽方法
出国，在异国做异乡梦，或是仅仅地想呆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讲，“六．四”已
成了我们逃避对自己祖国责任的最好的借口。而国内的那些贪官污隶，官倒公子，
那些搞买办的和卖国的，和那些真正的嗜血暴徒，活得正从未有得痛快。普通的老
百姓们在冥冥中，再一次地开始了对“老毛”的崇拜和对“旧时代”的“怀念”，
以聊寄托－－这便是历史对“六．四”的嘲讽吧。我只希望读此文的诸公，在我们
“个人奋斗”的征途上，在庆祝中国私有化的凯歌声里，不要太忘记了那里覆巢之
下的老百姓们。
可见，不仅我们搞的“民主运动”是不成功的，甚至没有为我们自己提供体面
的的民主；我们甚至连“做人”还没有学会呢－－看我们是怎样地对待自己、对待
同志和对待内部的不同意见的吧？看我们是怎样地对待民主的组织和它的决议的吧？
看我们又是怎样地对待人民的呢？我们又是怎样地对待自己的盟友和自己的敌手的
呢？“六．四”以后我们又是怎样地诉说和总结那场以上千条生命为代价的民运的
呢？－－我感觉中国依然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式的人文主义运动；我感觉我个人也需
要一次基督徒式的爱的洗礼。
请不要再用“群众运动”为我们自己开脱了吧！是谁视而不见自己的缺点？是
谁偏爱大的行动？是谁把自己的言行当做圣旨？是谁在游行中反复叫喊“毛主席教
导我们说：‘反对学生运动的绝没有好下场’－－《毛泽东选集》第……页”的名
言的？又是谁在天安门广场上树立起一尊尊“民主女神”的呢？－－是我，我们，
是我们青年学生。
可以说，“六．四”血的教训之一便是：“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民主”
更是一种道德。
所以，我们既不是众“神”，也不是什么“‘六．四’的英雄”。“六．四”
没有“神”，“六．四”中英雄的只是那些无私地支持过学生和倒在长安街上的无
名无姓的老百姓们。在一个没有民主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们只想做个“人”，我
们还未做过“人”－－我们应该学做“人”。
七、寄望未来
以上，便是我的坦白吧！
由于时间过久，也由于本人的局限性、片面性（特别是由于我的主观所带来的
片面性，因为那时在运动中我是常常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中，运动本身就
会使人疯狂），肯定会有一些错看、误记和当时道听途说而现在忆成亲身经历的事，
又没有条件去一一查证。－－尽管如此，我本人将对以上文章中的一切陈述负一切
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并期待着与一切当事人对证。
我没有什么要补充了，除了一点－－那时我和所有人一样地愚蠢、粗暴和爱
“实现自我”；
我反思了几年，只得到了这几句“马后炮”；希望读者能指出我的错误，或给
我以正视未来的勇气和希望；
“六．四”之后，北京的老百姓只要知道我是“北大”的学生，只要有机会，
总要问我：北大的学生到底死了多少？是不是政府不让说……那时我真是惭愧呵－
－我只有发誓我的后半生要为他们而活着；但现在我仍然缺乏面对他们和面对未来
的勇气；
从此，解剖他人和渴望他人解剖自我，便成了我的一种嗜好；在这撕心裂肺的
痛苦中我会获得一种梦幻般的慰藉；
但愿他们的血没有白流。
本文作者成朴，原北大八六级本科生。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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