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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中国古典精神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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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古典精神与现代化   
北京小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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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中国古典精神与现代化 (794 reads)      时间: 2003-2-06 周四, 上午1:05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北京小左《现代化的常识·七、中国古代社会专题》7。1·1、中国古典精神与现代化





中国近代由盛而衰,国人看见西方文明,不免有破落户心态,好说“古以有之”的话遮羞。听见说那部古时候的巫者使用手册、《易经》中就已经无所不有--计算机、相对论、宇宙大爆炸尽在其中,于是乎大家都欣然起来--若果真如此,实在更是中国人的耻辱。试想我们抱着《易经》两千多年,并不能发现相对论,西方人只花了三百年就完成了,难道中国人真是弱智不成?幸好这只是阿Q的梦想--《易经》中并没有相对论。



(上) 杨、墨的思想



中国古代确实有西方人的现代精神,只是为着各种现实的原因被老祖宗抛弃了。可以说西方的这一套价值观自古以来就不符合中国的特别国情。西方现代文明的三个精神支柱,一是从自由城邦制度发展出来的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精神;二是从基督教信仰中引申出来得平等和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三是在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熏陶下成长出的科学精神。没有以上三点做基础,西方人大概还在大森林里摘野果子呢!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崩溃--即孔子所谓的“礼乐崩坏”,因而产生了和欧洲中世纪末期相似的社会环境,诸子百家之学术蜂起,是中国文化最有创意的时代。其中杨朱,墨翟两家被孟子称为“显学”。天下学术不归杨则归墨。杨子为我,墨子兼爱,正分别代表着自由乐利的个人主义的独立精神和鼓吹众生平等和博爱的宗教精神。



杨子为我,最有名的话是“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儒家因此攻击他是铁公鸡,太自私自利。杨子没有传人,不会为自己辩护,只能任人糟蹋,一毛不拔的成语也用了两千年,形容极端吝啬之人。但这只是儒者故意的歪曲。杨子的原话是“拔一毛易天下,不为也”,是说用一根腿毛交换天下的这等“便宜”事,杨子也不肯做。这是一个比喻。杨子的本意,第一是自主,五四时代的口号:我是我自己的。人首先要对自己负责,连一根腿毛--自己身体上最“轻”的一种东西都不能善待,怎能期望他能齐家治国呢!第二是尊重生命,生命属于自己只有一次,国家、民族这些大道理和各种物质享受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了生命这些事情还有任何意义吗?所以杨子要“贵生”,“全生”--反对那些为了追求虚幻的概念和实在的物欲而轻视生命的行为。杨子的政治观是贵生理论的发挥--只有那些尊重生命的人武才值得信赖、才可以维护社会和平和安宁、才可以把国家交付他们来治理。贵生不是苟活,相反杨子认为生命被别人操纵和控制 (迫生) 比死 (死生) 更不可以接受--这可算是春秋战国的时代精神--诸子多是“宁死不辱”主义的支持者,赞成“君视臣若草芥,臣视君若仇寇”(《孟子》),没有后来人“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才思想。杨子第三层的意思是反对大话欺人--因为无论何时何地的中国,总有一些阴险的政客和卑怯的阿Q喜欢高喊主义以耸人耳目--国家大事绝不是“拔一毛”就能做成。那等廉价的口号都可以收起来了。



墨子主张尚同、兼爱、非攻、交相利。现代话说就是平等、博爱、和平和互助--是一碗水端平、大家有饭吃的主义。墨者(即墨子的门徒)和杨子一毛不拔的主张相反,所谓“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者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就是一群活得很辛苦、死了也不得安宁、一生为人辛苦为人忙的苦行僧。墨者的生活之路是大大的不合算。所谓“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缺”(《庄子。天下篇》)。墨者又有着严密的组织和纪律,过着集体主义的生活,好像一支维持和平部队,专门和那些一心只想着侵城略地的国王们捣乱。墨子相信天即是人格的上帝,有独立意志--即“天志”,顺从天志就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墨家也相信鬼神的存在(明鬼),这与孔子儒家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或然论人生观和“敬鬼神而远之”的怀疑论的世界观全然不同。因为对天志怀有绝大的宗教信心,墨者才能有坚定的意志奔波于中原大地。这情形正和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如使徒保罗之流一样--怀着获得真理的大喜悦和拯救人类的大理想冲向域外。



墨者因为崇信天志,墨家的学者自然转向理性主义的探讨。战国时代的墨家分出一支,或称别墨,即专攻逻辑学 (名学) 。当代学者多认为战国时代的名家即从别墨发展而来。墨子出身于平民之手工业工人,又要自制兵器维持其武力,所以颇为重视技术发明使用,于是也重视探讨自然界的自然之理--这和道家老、庄玄想的自然之理不同,墨家的自然之理多是属于经验性的知识。理性主义和经验论是科学的基础,这就难怪《墨经》中多记录各种逻辑学命题和科学问题的讨论了。



(下) 杨、墨为什么失败

春秋战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和自然环境都太严酷了,不能允许杨墨和诸子百家继续发扬光大。首先那时技术上没有纸,更别提印刷术,所以文化只在少数人身上,一经战乱,很容易就散失了。杨子学术的全貌今天已经不能看见了,只零星保存在《吕氏春秋》、《淮南子》和《列子。杨朱篇》等子书中。《墨子》七十一篇也散佚了四分之一。又因为西周人历史短浅、缺少鬼神之说,中原人民没有一个具体的上帝来崇拜,墨者尽管有着类似僧团的组织,也终于散掉了。



政治制度方面中原没有以工商业为主导的自由城邦--尽管春秋战国时期独立商人的势力已颇为强大,如春秋初期的强国郑之公室即与商人约定,商人不叛郑而郑也不能盘剥商人。后来西方强秦欲假道攻郑,为郑国商人弦高发现而被其破坏。战国末期,又有赵国的商人吕不韦搞一笔政治投机,封了侯,做了十余年大权独揽的秦国丞相,他最终失败,所以名声不佳,实际上他为秦始皇打下了统一的政治基础,又留下一部《吕氏春秋》,对中国文化有极大贡献。这都是十不余一的历史书中的记载,湮灭不传的史事当然更多。可惜这时期的工商业还没有发达到可以独立于贵族君主之外--生产技术能力低下则剩余产品不多,政治上也需要封建君主的军事保护。其后中原走向大一统,官僚政府压倒了民间社会,失去了历史性机会的中国商人从此就一直是官僚的附庸。



从中、西两方历史来看,古代民间社会或民主社会的发展可能是逻辑学发达的必要条件。在古代城邦中、公共事物在公民生活中最重要。公民欲在社会中出人头地,最需要的技术就是能说会道、能吸引听众。雅典人以雄辩著称,他们的保护神阿波罗被认为发明了雄辩术,亚里士多德能总结出逻辑的法则,又岂是偶然!



春秋战国还是封建王侯的时代。王侯更相信手中之暴力。反应在知识界,“雄辩”就不是好意思了。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孟子说:“吾岂好辩,吾不得已”。都把“辩”当作负面之事。公孙龙子在赵国王庭谈名家的实在功夫,也被齐国的邹子“谈天衍”的虚幻所排挤。丢了饭碗还是小事--本来民间社会中民事诉讼和民事法律必定比较多,春秋中叶郑国就有邓析专门研究法庭辩护的技术。这有两重意义,于政治上扩大了民间社会的权力,于学术上必然导致逻辑学的研究。先秦时代逻辑学叫刑名之学,后来的“形”字就是“刑”的假借字。邓析子要造竹刑--把法律写在竹简上固定起来,这样贵族便无法为所欲为了,实际上使贵族失去了法律解释权。公室贵族当然明白,说有了竹刑,百姓就只重视法律、不重视我们了,所以捏个“制造动乱”的罪名杀了邓析子--现在中国依然缺少法制,原因和两千多年前还是一样--说白了就是那些制造法律的官人们要图自己行事方便。邓析子之死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大挫折,结果法律的解释权归于官僚政府,逻辑学(名学)也湮灭无闻,要到一千多年后再从印度佛学中传入。



暴秦之后政治制度上大一统的局面稳定下来,皇上们都把自己的生命,快乐和政治权力放在前面。没有政府和民间社会的支持,科学的萌芽夭折了,代之而起的神仙术、黄白术和房中术。儒家讲礼制;法家擅权谋;道家支持纵欲,都还能在皇帝家中占到一个位子,抢一碗饭吃。杨子一流的人物变了真正的隐士,再也不能如世人的眼中。墨者也失去了用武之地,他的末流--所谓"以武犯禁"的"侠",则沦落为流氓土霸。在儒、法、方术三面的夹击之下,杨和墨都不见了,古代中国走了一条和近代欧洲截然不同的道路。直到近二百年,杨、墨才被知识界重新发现。



行文至此,我也可以阿Q一下子,在这里大喊一声,西方的文明在我们中土早就有了,只是不大合我们官僚国家的国情,所以被老祖宗们搁儿在那里没用。哈,原来西方最是洪水猛兽的东西也是老祖宗的发明,偏好国粹的爱国者们大可不必为“全盘西化”着急上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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