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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实证与朴素的正义感之争（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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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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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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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理性实证与朴素的正义感之争（三）
──也与老明讲革命
芦笛
老明对革命爆发的成因的分析就更混乱了，他一面承认那是个多元函数，一面却又搞起“文化决定论”来，把它归结于文化这个单一的自变量：
【另外，老卢所讲的中国及俄国“压迫越重，反抗越轻”的证据也是片面的。从统计
学上来讲，这只是“一元单项回归”，而革命这一现象是应该用“多元历史时序及
跨国数据”来考证的。反抗是压迫的时间函数，但这两个变量不是线性关系。简单
地说，压迫与反抗之间可能有时间上的“滞后”现象。而且，导致革命的元素是多
方面的。因此这以暴易暴的现象，与其说是产生于革命，倒不如说是产生
于文化。】
而这段话的混乱就更惊人了：
【易明反对革命，是因为在某些情况
下，革命除了会导致更多无辜民众的牺牲之外，本无助于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但
在策略上，作为社会变革的“快变量”，革命这一剂虎狼之药还是不能被完全排除
的。在某些历史关头，革命的发生更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不想革命都不成。但高超的革命，
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兵伐谋”，至少也要“一鼓作气”，“毕其功于一役”，
把人命的损失降到最小。“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言革命；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
易牺牲”。否则，象马拉松赛跑似的，搞上它几十年的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
市，最后夺取城市”。这种革命，即使成功，也是失败。】
老明先不证而论地给出了“反抗是压迫的时间函数”的武断（请问老明：北韩人民用的时间尺度为啥与众不同？半半国人都成了饿殍还在“反抗潜伏期”，这是咋回事呢？），然后在肯定了“在某些情况下，革命除了会导致更多无辜民众的牺牲之外，本无助于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后，却又武断地宣称“但在策略上，作为社会变革的“快变量”，革命这一剂虎狼之药还是不能被完全排除的”。既然明知不解决问题，却要用这个“快变量”、“虎狼药”去白白杀人，这算是什么“策略”？最后他又说革命有时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既然如此，还有什么主观控制的策略问题？而且既然控制不了，你就是再不轻言它，它也要爆发。如果它要变成“几十年的武装斗争”，请问你又有什么办法控制住，靠“绝不轻言革命”吗？
其实，我在《罐》帖中，已经把革命爆发的主要因素列举出来了，那就是社会政经危机、社会意识形态危机和统治危机，这就是革命多元函数的那几个主要的元，这其中，社会文化传统当然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它加深了社会意识形态危机，诱导暴民用传统的杀人越货的痛快手段去解决异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再准确一点说，我觉得应该把“革命”(revolution)和“造反”(revolt,rebellion)这两个概念区分开。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有社会改造的内容，而后者只是用暴力进行的社会财富和地位的再分配。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只有造反，从无革命。从陈胜吴广开始一直到发匪捻匪搞的都是千篇一律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干的都是去把别人脑袋砍了，去人家锅里捞肉的勾当。这种“农民起义”再多也不会让社会进步一纳米，但它除了大规模破坏生产力、使社会经济全面后退以外，却也不会使社会在政治上全面后退。真正可怕的，是辛亥革命和中共革命那种用暴力改造社会的尝试。正如历史向我们展示的，中国社会的全面倒退，是由辛亥催生，由中共革命最终完成的，结果是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最反动、最黑暗、最残暴的政权，使绝大多数人民彻底沦为政府的奴隶。
为什么革命比造反可怕？这是它的两个内在特点决定的：第一是它以暴烈急剧的方式彻底打乱社会秩序而造成民众思想上的巨大混乱，从而加深原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危机。革命者们一般都是“一元论”教徒，相信“制度决定论”，以为只要建立了一个完美的制度，一切社会问题便迎刃而解。他们不知道，一种制度是从民族的传统里自然生长出来的，只有在被证明是该民族的最适生活方式后，该制度才会确立下来。因此，要引入一个外来的制度，首先得要有那个移植物赖以生长的土壤。如果没有这土壤，要作的第一件事去制造那土壤，而不是贸然去把旧制度砸碎了，再去强行移植一个养不家的外来制度。这样做必然导致原有文明因骤然脱节而彻底破产，旧的给砸了，新引进来的又活不起来，社会便陷入文明真空，而这就是辛亥以来中国一直在发生的事。
这个问题是如此显而易见，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革命先烈就会看不出来。中国式的专制，本是中国那个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决定了的最适生活方式，如果不是地球变小了，西方资产阶级坚持要按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便再过一万年咱们也还是传统的男耕女织，决不会自发产生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这种国家，百姓连起码的权利意识都没有，就贸然去搞“民国”，简直是愚人节笑话。这种丑剧闹剧居然会发生，只说明了许多中国人越等躁进、揠苗助长、急于求成的躁狂心态和毫不思索、只知像猴子似单纯模仿的愚昧。
当然，孙大炮闯了祸后总算悟出了这一点。作为补救之道，他弄了个“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出来。一个弱智野心家能想出这点玩意，实在是难为他了，也确实有一定道理。如台湾经验证明的，在特定条件下它确实有一定可行性，尽管它在台湾的成功有着许多历史的偶然。
然而这个三部曲的难题，是我在《以暴易暴》帖中说到的暴力革命的内在悖论，也就是这里要说的革命的第二个特点，即用一种独裁者强暴大多数公民的方式去实现民主。要荡平各路烟尘，混一海内，军政时期便不能不是独裁时代，而且它的独裁程度要超过被推翻的旧政权。这是由两者的性质决定的。一般来说，维护一个既存政权的难度远没有新创一个政权的大，因此，新生的革命政权一定要比旧政权的专制程度高，才能取得胜利。“两军相逢勇者胜”，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谁的集权程度更高，谁更心狠手辣，谁就能赢得胜利。因此，革命政权的组成决不可能是民主的。这就是为什么从晚清而北洋，由北洋而国府，从国府到中共，独裁程度一个比一个高的根本原因。
因此，等军政时代结束，独裁制度也便稳若泰山。此时除非独裁者是圣人，才会恩赐给人民民主。新的统治者一般都是经过革命负筛选出来的铁血强人，其意志之坚强，手段之毒辣，比起通常是懦弱的被推翻的旧统治者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指望这样的人物来恩赐给人民民主，其希望要比在旧社会里实行和平改革要渺茫得多。这个道理其实非常浅显，大家只要假想一下在毛、蒋、清帝治下实现民主的可能性，将难度排出个座次来，便立刻能洞见这一点。台湾的民主革命发生在老蒋死后，这决不是偶然的。
时代到了今天，暴力革命已不再可行。我在《以暴易暴》帖中说过：现今的中国，政府控制人民之紧密，在客观上已经杜绝了人民自发武力反抗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搞革命，就只能靠列宁、毛泽东式的黑社会专业人士。而且，中共的胜利其实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俟日后有空，当写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上台》）。老明说的“以农村包围城市”只适用于旧中国无比落后的国情，已成昨日黄花，决不会再出现了。如今除了西藏，全国每个县都通公路，就算交通不便的地方也可以使用空降部队。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有的是快速反应能力，实在不行放个中子弹也就完事大吉。在这种国情下还要讲“有压迫就该反抗”，完全是以万民为刍狗。
我在《以暴易暴》帖中说过，在今日中国，暴力革命很可能导致核内战，这绝非危言耸听。中共是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心狠手辣的流氓集团，他们不但笃信“杀人治国”论凡半个世纪，而且竟然把心狠手辣发展成了革命理论和选拔干部标准。从党魁到普通党员都从无妥协、“双赢”、“双活”等文明观念，都陷于《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那些教诲中不能自拔，深信“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这些党文化教条甚至连在海外自由知识分子如老明中都能看出遗毒，可见它们的牢不可破。过去中共已经反复证明了他们一旦相信自己的政权受到严峻挑战时能作出什么样的事来。如果说连对一群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中共都有本事不顾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在全世界电视屏幕上出动坦克装甲车疯狂屠杀百姓，那么，当这个流氓政权真的面对人民的武装反抗时，它能作出这么样的事来是难以想像的。一言以蔽之：中共的残暴无下限。这就是本人在我党手下讨生活凡三十多年的一点心得体会。
除此之外还有些话想说。其实，思云那些文章，根本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例如他将恐怖活动说成是暴力革命就是观念的根本混乱。这个问题老明似乎没注意到。本想在此说说，但觉得此文已经太长，再扯到中东去免不的要让主题涣散。而且也该给老明一个还手机会，一来一往才是过招嘛。所以赶快匆匆打住，临书惶悚，专候老明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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