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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实证与朴素的正义感之争（二）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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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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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理性实证与朴素的正义感之争（二） (1884 reads) 时间: 2001-11-22 周四, 上午2:57

作者：芦笛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理性实证与朴素的正义感之争（二）

──也与老明讲革命

芦笛

老明的第二个歌颂理由是朴素的阶级感情：

【其次，从规范的角度来看，赞成革命还是反对革命，还有一个所谓“屁股决定脑袋”
的立场问题。我们大多数能上网的学者教授、能人智者，思考问题时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听着音乐，有小蜜打字，有红袖添香，所以一般都会很自然地把革命视为洪水
猛兽与人间畏途。但如果我们能从那失业的劳工、卖血的农友、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强颜欢笑的卖淫女、仰人鼻息的临时工、糠菜半年粮的穷光蛋的角度，设身处地、
将心比心地想象一下，他们除了革命，难道今生今世可还能有个出头之日吗？当95%
以上的民众都只能以奴隶的身份朝不保夕生不如死、而余下的不足5%的皇亲国戚贪官
污吏却在任意欺男霸女酒池肉林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忍受欺压？他们为什么不可
以革命？写到此想起了恩格斯曾为窃贼作过的类似辩护。可惜我当年在乡下饿得兩
眼发蓝的时候，还不知世上原来还有此恩氏高论。

当然，革命是要死人的，但在一个空前绝后的暴政下，不革命莫非就能保住穷人的
性命吗？那些在万里长城下冤死的民工，那些在和平年代里恶毙的农友，那些口喊
着同样的革命口号而同归于尽的同班同学，那些成长于同一个村庄却手足相残的童
年夥伴，难道是因为参加了反抗统治者的暴力革命才死去的吗？】

如果世上有人坚持用屁股去代替脑袋想问题和处理问题，我无话可说。不过无情的现实是，这不光是个感情问题，不光是个有无同情心的问题，连老明自己都承认：“革命往往发生在一个单元、封闭、保守、势利、崇尚等级、缺少宽容、以心狠手辣为荣、以爱惜生命为耻的流氓社会里。这种革命虽然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但却可能对该社会的制度变革没有丝毫的进步意义。这种革命再多，再悲壮，再惨烈，也不过是‘几十年又来一次’的拿人头作罐子的儿童游戏。”既然如此，何来什么“他们除了革命，难道今生今世可还能有个出头之日吗”的感叹呢？难道革命就能给他们带来出头天？中国人革了大半个世纪的命，越革人民越没活路，越没活路便越要革命，这样恶性循环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人民苦难的终结？那些“学者教授、能人智者”发廉价同情心容易，却不去想想这同情心给同情对象带来的到底是灾难还是福音，真是咄咄怪事。

第二段话有两个毛病。第一个是只看到革命杀人，没看到它使社会倒退。从晚清到北洋到国府最后到中共，国家对人民控制的程度越来越高，人民丧失自由越来越彻底，这一切全是托革命的福，是它让我们的社会完成了从authoritarian 到totalitarian的转化。而社会越倒退，普通百姓受压迫也就越厉害，也就越没有活路。第二个毛病是没看到革命杀人杀得比和平时期猛一万倍。战乱时期平民丧生怎么着也要比和平时期高，这乃是常识。更不用说如果革命引发核内战，便要举国无焦（口焦）类。因为和平时期也有人死就鼓吹造反，这种论证方式简直是开玩笑。

必须指出，正义感和阶级感情这两个理由，正是大多数同志反对老芦反革命的理由。此前萧峰先生的批判的中心意思好像也就是这个，他基本同意我对八九学运的后果评估，不同意的似乎就是责任问题。在他看来，一切都是统治者的错，学生和民众是无可指责的。他大概没细看我的文章，我多次强调过，对六四镇压，对统治者而言是追究法律责任的问题，对某些学生领袖和方教授是追究道德责任的问题，这两者本质完全不同。但理性的反思决不能停留在谴责屠夫上。在某种意义上，为了防止类似的悲剧在将来再度发生，深刻地总结学运一方的错误更为重要，否则不但那么多人白死了，将来还要白死更多的人。

这些说起来其实是题外话。我这里想说的，是个人人都知道的生活常识：这世上“应该的”(just)，并不一定就是“合理的”(rational)。王小坡同志在北宋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伟大口号，堪称放之千古而皆准，恐怕再过十个世纪也不会过时。您能说这口号是错的吗？但可惜它是不可行的，永远只能是个口号而不能化作现实。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不管是论智力还是体力，甚至哪怕是容貌，老芦自问都要超过同龄人英国王子查尔斯。然而人家生下来口里就插着金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还是天下首富，而老芦苦断脊梁也只是个下中农水平。要论公平，这公平吗？如果我想不通，买张机票飞到英国去，换上夜行衣靠，半夜摸进白金汉宫去均一番贫富，给保安抓住了送上法庭，老明会出于他的朴素的正义感和旺盛的阶级感情来为我辩护么？恐怕未必。

从更广的视角来看，革命何尝又不是如此？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得跳出模糊文字的迷魂阵，借用点鬼话来更清晰地表达自己。我认为，“革命有害，造反无理”，那意思是“Revolution is detrimental (or destructive) and rebellion irrational”，这里跟它们是否just，righteous 一点也不相干，是理性的功利判断而非道德判断。革命者或许有充足的个人理由去造反，可能不革命就再也活不下去，也可能是和当年的中共志士一样，是怀着为子孙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而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行动可能是just的，但那又怎么样呢？难道中国人民还没吃够当年那些志士造的孽？如果当年从秋瑾到李大钊、恽代英、夏明翰等人和今天大多数国人一样醉生梦死，忙着搂钱打麻将嫖野鸡，少有些正义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恐怕今天的中国人的日子要好过一万倍！这就是我在《枪杆之邦》中说的：“志士祸国，尤惨烈于汉奸；书生煽情，恒嫁祸于苍生”的意思。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理性问题，会始终被人们当成毫不相干的道德判断问题。例如老明说：

【如果革命会最后导致了以暴易暴，也是罪在领袖，罪在智者，而不是罪在
革命、罪在民众。】

这话实在是让我摸不到头脑。我说的是：“革命祸国殃民，万万不可图痛快行险！”他却认为我是在追究民众的责任！这都哪跟哪啊？挨得上么，老明？

作者：芦笛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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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革命者醉生梦死 -- 藏獒 - (410 Byte) 2001-11-22 周四, 上午3:46 (75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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