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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近十三亿中国人的饭食是绝对不得用来作为笑料的!(旧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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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近十三亿中国人的饭食是绝对不得用来作为笑料的!(旧贴)   
符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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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近十三亿中国人的饭食是绝对不得用来作为笑料的!(旧贴) (718 reads)      时间: 2001-11-21 周三, 下午11:37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近十三亿中国人的饭食是绝对不得用来作为笑料的!

——对“游戏人间”有关人口的五个论点的相反意见(附原文)



·符德赛·



  在讨论之前,申明一点:我不喜欢把“再生产”的概念用于劳动力。劳动力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生产要素,如果简单的与其它生产要素类比是可怕的。《资本论》确实是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巨著,但我不同意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论点,这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些是,资本的运作不是自动地,人的因素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家不只会剥削,也要劳动,而且风险更大;……所以,我给“再生产”加上引号,绝无它意。



  现在切入正题。



一、四十年代末的五亿人口是自然和社会原因造成的事实



  纵观中国历史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口的高增长并不必然的与工业化相联系,人口增长率超过20‰的情况并不罕见。其中固然有动乱后的恢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传统农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劳动力“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成本又极低。需求和供给可能加之政府的政策激励,一旦政局稍稳定,远在极限之下的增长率就会导致中国人口的迅速膨胀。



  前几年考研究生的政治试卷里有一题,大约是问在同一发达水平上,为什么西方的工资较中国的高。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成本低在哪里呢?气候导致中国大部分人口稠密地区不太寒冷,衣着可以省一些;素食比肉食省一些;少受甚至不受教育可以省一些;物产丰富,自给自足,无需大规模的物质流通可以省一些;技术先进成熟可以省一些;战争少可以省一些;行政效率高可以省一些;守旧比开创省一些;等等。



  在工业革命以前,中国的这种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可是,也正因为这种优势使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进步和发展的优势。不过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另外,自然条件也是决定人口最大限度的主要因素。现在的德国国土不到三十六万平方公里,人口有八千多万;二战前的人口密度比现在还低得多,希特勒就能利用扩大生存空间的口号来鼓动极端民族主义,是因为普鲁士多沙地,农产量很低,德国每年要进口大量粮食。印度国土面积不到三百万平方公里,却有十亿人口,是因为印度的气候温暖,水量丰沛,可以提高复种指数,种植高产作物。如果中国的西部也有东部那么好的自然条件,别说是十三亿人,就是二十六亿人也可以做到吃穿不愁。



  在上述条件不能一一满足时,中国人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唯男性后代)等传统观念也对人口的保持和增长起了关键作用。



  这一切在条件有利时推动了人口的快速膨胀,在条件不利时则顽强(或顽固)地维持了庞大的人口基数。无论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都只能面对这一基本事实。好的政府或英明的领导人应运用现代文明(当时已有相关理论)和现代技术(当时已有相关技术)逐步化解此种困境,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好政府或英明领袖。难道不是吗?



二、用显式号召和隐式号召区别毛和邓两个时代荒谬至极



  毛的政策实质上是中国传统的延续,在人口问题上尤为明显。早在五十年代,马寅初就把中国的人口问题摆到了桌面上,马老先生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没必要多费口舌。



  问题的答案是明摆着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表现出了五十年代中前期高出生率的恶劣后果。这样高的出生率持续了很长时间,其恶果直到现在才逐渐被消解。我们不能把造成这一后果的全部罪责都推到毛一个人身上,但是毛打击异己的罪责是无论如何不能推卸的。今天的讨论不涉及这种打击对中国人的思想精神的毁灭性后果及其重建的种种难题,就其一系列直接的经济后果而言,中国人口的恶性膨胀是其中最为严重的。试想,中国的现存人口不是十三亿,而是十亿甚至是八亿,我们目前面对的经济问题会如此严重吗?如果真是那样,现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就绝不仅仅是少数一些知识精英了。



  无论以什么形式表现,邓的政策才真正导致了一场革命(天鹅绒式的光荣革命)。



  邓的政策部分地给了中国人迁徙的自由,农民不再紧紧地依附于土地;邓的政策使国门洞开,外面的世界诱惑年轻人远走他乡,击碎了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旧传统;邓的政策使劳动力“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成本大幅提高,多养子女成了背负不动的十字架;邓的政策使土地使用权相对的长期稳定,可以期望有朝一日不再与家庭人口数挂钩,多子女也就不再有利可图;……等等,等等。可以推断,要不了多久,中国农民的生育观就会有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在较富裕的地区已经发生了。这是在农村。



  在城市,邓的政策充分利用了政府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性控制,以谋生机会的丧失为威胁,强迫人们接受只生一个好的观念。现在,就业形式的多样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元化,生活资料分配的市场化,样样都会遏制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试想,如果这样的政策不是在二十年前而是在今天才开始推行,会是什么情景?再者,城市基本生活费用的大幅提升(不要以此攻击改革开放,因为城市基本生活标准的提升幅度更大),国有企业的长期低效,大量的下岗人员,现代西方价值观、生育观对中国人的影响等等,无一不是对中国传统生育观的沉重打击。城市人口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抵触本来就远弱于农村人口,二十年后的今天,即使彻底取消对城市人口的生育控制,恐怕生两个以上的家庭也不会太多。



  我倒是担心,生育率远低于2(现代发达国家要达到人口平衡,生育率大约需在2.1左右)的情势持续太久,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的人口比例可能严重失调,人口老龄化可能成为我们下一个穷于对付的难题。



  现在有些人只看短期的效果,而无视长期的走向;只看物质效果,而不培植现代文明的根基;只愿意不费力气地从过去寻觅医治现代病的药方,而不是去发现去发明;甚至连在别人那里行之有效的验方也不屑一顾,反诬取经者为民族虚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却不问,从有着强烈国家主义传统(路德、尼采、黑格尔、马克思、希特勒一路承传)的德国那里拿来的主义难道是我们民族的国粹?



三、工业革命为大规模破坏农业基础提供了可能和手段



  农业对人口的制约不是表面的,而是实质的,甚至是根本的。



  工业革命不仅为农业提供了高速发展的可能和手段,也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提供了大规模破坏农业基础的可能和手段。有关前者的论述多多,有兴趣可以随便参考。我要说的是后者。



  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砍伐森林的活动随人口的增长而加剧,但是用电锯砍伐的速度远非昔日之刀斧可比。更严重的是运输工具的革命使昔日多砍不能多卖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愁的是怎么把木材运到销地,而今愁的是可砍的树木在哪里。这是一个多大的差别。替代森林的是巨量的水土流失。水土不存,农业何以附?



  忆往昔,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现如今,黄河中上游水库多得数不清,致使河南、山东常常连黄河水都见不到。这又是多大的差距。



  过去对虾论对卖,物以稀为贵吗,后来渐渐论斤卖了。现在可好,你有钱也看不见,皆因渤海黄海严重污染,那对虾愣是找不到个安身立命之地境。



  中国人的物理生存空间就那么大,无论你用什么手段都不可能再扩大了。谁要是想用日本在三四十年代用过的手段扩大之,谁就是自取灭亡,还连带把全体中国人拖如深渊。这就是我反对以王小东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的主要原因。但是,掠夺性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中国的人口困境雪上加霜。短视地、甚或盲目地相信工业给农业提供的机会,将有可能彻底摧毁中国人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这片大海、这片天空。中国人失去了这片土地、这片大海、这片天空,那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祖国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说到底,农业之本是太阳。每年太阳辐射到地球的能量就那么多,再加上转换总有个限度,即便不讲其它的制约因素,尽管你把那“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全般用上,到头来,亩产万斤粮还是跟尽为舜尧的六亿神州开了个大大的玩笑——亘古未有的人命大玩笑。



四、资源分配制度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口增长方式



  现代工业化国家的人口确实有下降的趋势。但那决不是人的生殖能力的下降造成的,也绝不与工业化程度必然紧密联系,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的观念变化联系更紧密些。而在生育观念上的改变,取决于社会资源配置制度。



  毛时代的生活资料分配具有极其强烈的配给性质。农村人口的口粮是按人头定量的。尽管各地实行的定额略有不同,但大人小孩相差无几,有些地方甚至一律平等——大人三百斤毛粮,小孩也是三百斤毛粮。小孩多的家庭,肚子可以相对饱些。生产队按工分多少分配粮、钱、物,得多少工分基本按工时(通常是工日)计,技术的高下,体力的强弱造成的差距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在极端的情况下,男女一样(男女同工同酬),老少一样,干好干坏一样。这种制度使劳动力多的家庭在分配、决定生产队(有限的一些)事务等各方面拥有明显优势。在传宗接代方面大家庭也优势显著。兄弟姐妹可以合力保证其中的一个娶上媳妇;这种优势还可以延伸到养老;等等。



  我唯一吃不准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生活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否助长了高出生率的经久不衰。



五、能刺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并得以保持甚或增强的就是好的制度



  毛和邓的农业经济模式孰优孰劣,是任何有良知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何需深入比较。毛时代八亿人口长期不得温饱;邓时代以同样的土地,近十三亿人口吃穿有余。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差,如果还不能使鼓吹复辟人士清醒,试看如下分析。



  邓小平在中国农村实行的经济模式更象传统的小农经济。我说它还不是传统的小农经济,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土地的使用权也不充分。例如,农民不能在自己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上建房屋,甚至建自己的住房也不行。小农经济的许多基本特征在现今中国农村是实实在在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条件的转让,在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上可以较自主的决定种什么、怎么种、由谁种,除了少量的国家定购以外农民可以自由处理自己的农产品,在有其它出路时农民可以放弃农耕转营工商,等等。



  毛时代的前期实行小农经济,在已经四五十年没有了的和平环境里,中国人的饭碗里逐渐有了点儿粮食。一九五六年开始,毛那个好大喜功的脑袋瓜发了昏,搞起了土地公有制。毛以为,先进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提供更多的粮食,最昏的时候竟大谈起中国人一天吃五顿的前景。可是不到三年无情的事实就说话了。在饿死了千百万中国人以后,总算是有了一点调整,但在其后的二十年里,以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竟仅求温饱而不得。一大二公成了中国人的噩梦,这噩梦一做就是二十年。



  毛在中国农村实行的经济模式更像传统的农奴经济。我说它还不是农奴经济,是因为那时找不到可以落实的农奴主,农民的人身依附也轻得多。切莫急于给我扣帽子。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里,中国农民根本无权决定怎样使用土地,在政府决定了种什么以后,什么时候耕种、什么时候灌溉、什么时候除草……什么时候收获,都由政府控制;种子是政府配给,化肥是政府配给,农药是政府配给;农民辛勤一年的收获,不是首先用来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必须先满足国家的需要——“公粮”;别说弃农营它;遇到灾荒年(荒不一定是由天灾引起),别说政府救济,就是外出讨饭都是被严厉禁止的,因为那是给社会主义制度的脸上抹黑。



  如果知道那段历史,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三年饥荒里饿死的都是农民。



  看看安徽省小岗村在承包前后之天壤,就不难知道毛的大农(与小农对应)经济和邓的小农经济摆在中国农民眼前,他们会要哪一个了。



  因此,我这个当过八年农民的“知识青年”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大家,中国不能走回头路!那是一条死路!!如果哪一届中国政府回到人民公社那条路上去了,中国人只要不是白痴就该立即逃亡海外,只有一个地方不能去,那就是北朝鲜。稍迟一步,等待你的就是比百万越南船民还惨的下场,因为到那时你连公园里的游船都找不到了!!!



  我在此郑重地奉劝复辟鼓吹者一句,你们什么玩笑都可以开,就是近十三亿中国人的饭食是绝对不得用来作笑料的!我从不写文章骂人,可是犯了此忌,我见一回骂一回,中国农民的骂人本领是环球无人可比的,现在网上流行的那些骂人话全是儿语!!!切记!切记!!切记!!!



  还有两个人口增长因素尚未论及,那就是家庭的结构和人的寿命。



  一夫多妻制的废止,使更多的妇女有了正常的生育机会。影响人口出生率的不是有多少男人被排除在生育之外,而是有多少妇女有生育机会,有多大的生育机会。这也是衡量一个群体扩大趋势的另一个重要指标——生育率。这是一个生物学问题,如有兴趣,可专门讨论。



  我以为,中国人寿命迅速延长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长期的全国范围的和平(这里的和平仅与战争对应,而不包括革命的影响),二是医疗技术的进步(主要是抗生素、外科手术等西方现代医疗技术的广泛应用)。正是中国人的寿命普遍的大幅度延长,加在了有很大惯性的高人口出生率上,暂时延缓了中国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这种效应至今犹存。不过,这种效应会很快减小到可以忽略的程度,因为除非有生命科学上的重大突破,人的寿命总是有极限的。



  不管有什么事情发生,只要我们不倒退,中国的人口问题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得到解决,前景是乐观的。



  中国的难题确实很多很难。但值得欣慰的是世界上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中国人没有理由气馁。我不知道邓式改革能否无限走下去,但改革开放的路必须走下去。邓式的不行,再搞别的,反正要改下去革下去。不改就只有死路,不革就没有活路。我们要把国门敞开,外国的人可以进来,外国的货可以进来,外国的思想也可以进来。派我们的国家军队去把守国门,将一切侵略者拒之门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可以走出去,中国的货可以卖出去,中国的思想也可以传播出去。我们没有理由自卑,我们的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我们有能力剔除我们文化中糟粕;我们更没有理由排外,我们的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我们有魄力吸收其他一切民族的文化精华。人类文明中,我们民族的成分会越来越大。倘若有一天世界真的大同了,我们的民族也一定会融入其中。



  邓小平开创的路不是什么康庄大道,路漫漫且多曲折坎坷,但确是一条通向现代化的路。我们不清楚这条路还有多长,但不言自明的是“不是生存就是死亡”,走什么路都比走回头路好,回头就是死路。这条路无论你愿意不愿意都只能走下去,绝对不能回头。只要我们努力,走对了,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错了,身后的其他民族会不无惋惜的告诉后人,中华民族奋斗过了。



  改革开放之路是我们民族的不归之路。



2000.10.30



————

附:



  思考的问题:(游戏人间)



  1.世界人口的增长史与中国人口增长史同步,都是在新大陆发现和工业革命之后,世界性的交流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新农作物的引入,以及清代康熙乾隆时代百多年的相对稳定时期,是中国清代人口稳步增长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口达到了四亿多的基数,即使在民国动乱时期,人口仍是有增无减,新中国接手的就是这个五亿多的人口基础。



  2.在70年代初期,即毛时代的后期,已经发现了人口的压力问题,计划生育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说毛根本不重视人口问题,是不对的。事实上,当时才八亿人,中国现在的计划生育目标是把人口控制在十亿以内,至于在达到这个目标以后是否应该继续减少,还没有结论。再者,八十年代初期作为邓小平改革的一个重要项目联产承包责任制,事实上把中国农业打回了小农经济的局面,根据以上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促进人口增长的一个因素,相比毛的显式号召与邓的隐式号召,实际上结果是差不多的,却没看见谁对邓小平有所指责了。同时,当时新婚姻法的实施也是邓小平时代对人口增长的一个贡献。既然知道批判马寅初有错误,为了刺激个人积极性,不惜把农民推回小农经济状态,客观上与计划生育唱反调,可谓明知故犯,这错误又该如何评价?如果说要让毛对无意的失误负上“罪人”责任的话,这种有意的行为不知该如何形容?



  3.从表面的因素看,人口的增长的确是由农业限制的,但我们不可不注意到,为什么人口的迅速、大量增长全世界都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中国也并不例外。毛时代的人口增长时期也是处于工业化时期,这只能解释为是工业上提供的机器与技术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在现代社会中,工业技术的进步支撑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在发达国家尤其如此。



  4.对中外人口增长情况的比较,有人用美国的情况与中国毛时代的人口增长情况比较,这并不科学。先不说美国是移民国家,在其仅有的历史上从只有数量极少的印第安人开始发展到今天的人口规模,翻了多少倍?又经历了多长的时间?在同样的两百年内,中国又如何?如果要比较局部阶段的话,科学的比较也应该是处于相同历史时期的比较,即美国从农业为主转变为工业为主的时期,与中国同样的历史进行比较,才有实际的意义。其实根本不用找美国的人口资料,只要看看上文中英国、法国的人口资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同样的东方国家,日本与印度就是典型的例子。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在于,在进入工业化时期之前就经历了清代的人口增长时期,这个基数就已经足够庞大了,即在三百多年的时间内人口持续上升,这么长时期平均起来,并且与经济的发展状况联系起来,增殖率并不算高,但其后果却出乎意料。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是会导致人口规模下降的,发达国家就是这个规律,具体分析原因我在上文中没有抄出来。但显然中国目前仍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5.邓小平靠小农经济模式来刺激中国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终的结果是劳动力严重过剩,除非中国永远搞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扩大之,否则没有可能容纳这多余的劳动力,但这事实上与工业现代化相矛盾,这恐怕是邓式改革的死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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