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会有一些人同意王先生的结论,但我猜想,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会赞同他的前提。因为如同中国有“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说,西方人坚信“所有的人都是被上帝同等地创造出来的”(a11 men are created eaqual)。相信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具有同等的权利,首先要承认他们在智力上是同等的。这种观念已经溶入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人权概念之中。如果为了证明某种结论而不惜借助于“智力不平等”的前提,就会导致极为荒谬的结论,证明社会的不平等,包括国际社会的不平等是合理的。这就如同一个数学系学生为了证明一个结论而不断地放宽假设,以至最后与基本前提相矛盾。当然,王先生的表达极端了一些。其实这种逻辑在近代以来曾经占据过统治地位。当科学技术获得了某些成功,西方文明相对于其它文明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以后,人们往往过分夸大了所谓“智慧”或“理性”的作用,用科学的方法或理性分析去看待世界上已经存在的各种传统,包括西方世界的传统。这导致了理性万能主义。这种趋势用哈耶克的话来描述就是这样:“人们不愿容忍或尊重无法视作理智设计产物的任何社会力量,……相信在科学的时代只有人造的伦理制度、人造的语言,或甚至一个人造的社会才能算得上是合理的,越来越不情愿屈从于那些没有被理性地揭示其作用的道德规范,越来越不情愿和那些没有弄清其理性基础的惯例保持一致,……”当人们把目光从工程转向社会,从西方转向东方,用已有的知识来看待未知的世界,很容易发现现实与“理性”之间的差异。人们不禁要问,那些无法用理性解释的事物有意义吗?那些甚至不能用文字明确描述的传统和习俗有存在价值吗?按照理性万能主义的逻辑,答案是否定的。然而,当二十世纪这个人类本该享受理性的恩泽的时代,实际上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和恐惧时,人类这种狂妄自大的态度受到了警告。直到工业化引起了全球的生态问题,直到那个人造的经济制度——计划经济导致更低的生产率,大多数人才对自己的理性产生怀疑,才回过头来认真地读一读像哈耶克这样的坚定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早就发出的告诫: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往往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而是自发演进的结果。各种传统是不同的人群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通过不断地试错过程达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均衡,因此是一特定人群中的最佳的社会规范。如果不能理解传统,不是传统错了,而是观察传统的人的信息不完全,理性有限。人类不应有了一点所谓的“智慧”就高傲自大,按照哈耶克的说法,这正是导致人类灭亡的“致命的自负”。知道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才是大智慧。当然,不是现在所有的人都接受这种看法。我们在看一些美国电影时,还经常可以看到以印地安人或阿拉伯人甚至中国人的传统仪式为背景的场面,用以烘托“理智的”西方人。我猜想导演的潜台词是:荒诞不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