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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革命后的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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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革命后的空虚   
蓝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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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革命后的空虚 (1284 reads)      时间: 2001-11-17 周六, 上午4:53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革命后的空虚



蓝极





上个世纪里革命的激荡总算在大多数人的视野里逐渐消失了,虽然今天还有少数人

仍然生活在革命的阴影之下或者为革命尽力地或歌或辩。



历史上的革命虽有不少丰硕的成功例子,近代的如美国与英国的革命,但革命的先

天不足也很明显,其中有很多因素。首先,缘自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以降的所谓“历史理性”实际上是缺乏实证而虚假的纯思辩性假

设。但是,一些民族或国家中一部分敏锐的人们有着在摆脱相对贫困落后下追求捷

径的急迫心态,便以为顺手抓到一张通往并追赶美好前景的船票。



先天不足还体现在简单甚至庸俗地将贫困和苦难归约成经济状态的落后,而忽略人

类文化演进中有关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观念图景,没有理解非零和游戏的规则与益处。

而这种简单或庸俗化在因为落后而派生的自卑和恐惧中常常嬗变,于是有人就祭出

群体自尊的宝剑,让本来就稀薄的理性只得退入到帷幕之后,由疯狂甚至血腥占据

历史的舞台。



可是,群体自尊如同个体的自私,是一把双刃剑,可以是凝聚力量的情结,也可以

是封闭甚至自毁的武器。同时,靠藏身于群体自尊中的人们更彰显了个体的懦弱和

营养不良。从革命的历史中走出,就像从阴影里来到阳光底下,晕眩乃至头痛很难

让人维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革命的悲剧还在于,以许诺革命后的美好王国为空头支票,在终极目的崇高的标旗

下,失去约束的极权者便可以不择手段,便可以牺牲一切,便可以蔑视甚至践踏个

人的自由与空间,便有了挥舞尚方宝剑和胡念紧箍咒的秘诀。于是,美好的愿望无

法弥补革命后的真空,难以避免地陷入释放人性丑陋的恶性循环之中。



革命更大的悲剧是,有些赤诚的实践者--如薇拉·妃格念尔(Vera Figner, 1852-1942),

西蒙·威尔(Simone Weil, 1909-1943)以及俄国、中共早期的一些革命追求者们--在

以为找到超越民众苦难和个人不可承受的“庸俗空虚”生活的仙境时,却陷入以抽

象的整体救赎名义吞噬个体性的泥潭之中。如此不可克服的悖论在那些传统文化本

身就忽视个体位置的民族或国家越发明显。革命的成功一般只能带来结构上的变化,

但并不保证生活土壤的翻新,同时也不一定赋予每个人以同等程度的价值实现。



薇拉·妃格念尔出生于俄罗斯喀山(Kazan)的一个贵族家庭,是六个孩子中的老大,

11岁时被送入一家私立学校读书。18岁时与一个律师Aleksei Filippov结婚。受她

的一个具有激进思想的长辈的影响,她决定做一个医生,于是在20岁时与丈夫一起

到瑞士的苏黎士接受培训。后来在日内瓦的时候她遇到俄国的一些政治流放人士,

于是逐渐变成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回到俄国之后,她到伏尔加河下游的萨拉托夫(Saratov)做医疗护理。痛感于周遭人

们的贫困、缺乏接受教育的机会以及疾病的肆虐,她加入“土地与自由(Land and

Liberty)”的组织,在1879年10月的派系分裂中又投入到采取恐怖手段的“人民意

志(Narodnaya Volya, The People's Will)”里。该组织的几个头领不断被捕,薇

拉在1881年3月成为首领,并参与策划暗杀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ra II)的十几次行

动。在1881年终于暗杀成功之后,她在两年后的1883年被抓获,于次年被判死刑,

但后来又减刑一直被单独监禁到1904年。



获释之后,她被流放西伯利亚。1905年的革命之后,她移居瑞士,1914年回到俄国。

但同无数革命悲剧人物被飞去来器所刺伤一样,她后来一直被苏联秘密警察严密监

视,好几次几乎被捕。1942年,她在监视中以90岁高龄去世,结束了一个革命者充

满贵族气息而典雅纯洁的献身历程。巴金曾经翻译过她讲述监禁生涯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1927)”(其中第二卷是“狱中二十年”),中国三联书店在1992年

3月出版了她的“俄罗斯的暗夜”(谢翰如译)一书。



另一个女革命者的悲壮则有所不同。西蒙·威尔出生于巴黎一个具有不可知论氛围

的犹太家庭。她母亲具有洁癖,由于小时候想做医生却被家庭阻止而未能如愿,这

些都对她的孩子们有着影响。她的哥哥安德雷·威尔(Andre Weil, 1906-1998)据说

在12岁时就能解答博士水平的数学难题,除了母语法语外他还通晓梵语、拉丁、希

腊、英语、德语、葡萄牙语等,撰写诗歌与文学评论,熟谙印度教义“奥义书(Upanishads)

”,在哲学、音乐、绘画、建筑等领域都有研究,后来成为20世纪著名的数学家,

在数论、代数几何与群论中做出了辉煌的成就,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在20世纪战后与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哥德尔(Kurt Godel, 1906-1978)、范·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

1903--1957)等并肩的闪耀人物。



西蒙·威尔在青少年时期就掌握了希腊和其它几种语言。俄国革命之后她曾经被指

责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她申辩自己仅仅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1928年,她在法

国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rieure)哲学与逻辑(General Philosophy and

Logic)科目的入学考试中获得第一,另外一个西蒙,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的终生情侣 ──取得第二。

西蒙·波伏娃在她1958年的书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中如此回忆她的同学:

“...一场大饥荒在中国肆虐,我听说,她闻知以后哭了:那些眼泪比起她作为哲学

家一面的才能更赢得我的敬仰。我羡慕她有一颗涵盖整个世界的心。有一天,我找

到机会接近了她,想不起谈话是如何开始的,记得她用坚定的口气宣称,这个世界

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能够让地球上饥饿的人们吃饱的革命。我毫不含糊地反驳道,

问题不是让人们幸福,而是找到存在的理由。她上下打量着我大声说道:‘不难看

出你从未挨过饥饿’。”



那些年里,西蒙·威尔总是被那些激进思想所吸引,被称做是“红色处女(Red Virgin)”。

1931年,为了理解工人的实际处境与需要,也为了坚持自己写作必须建立于经验之

上的信念,她在获得哲学学位之后,到工厂田野中进行哲学授课。她独辟蹊径,在

教学上采取在学生的簇拥下到咖啡馆里漫谈的方式。她还将自己的工资分予失业工

人,并积极参与工人的抗议行为,后来因此而被迫从学校辞职。在1934到1935年间

她到一些工厂里做一个“极其无能”的工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几乎到了崩溃的地

步。



1936年,西蒙·威尔曾短期加入到西班牙内战里的共和党人中做一些自愿活动,但

经历了战争的恐怖之后她产生了对意识形态的幻灭感,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国家独

裁也有所警觉,于是又在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之间徘徊。逐渐地她走向基督教,

但拒绝受洗成为天主教徒。1937年,她在意大利学习希腊诗歌与Gregorian音乐时在

一所教堂里有了一次神秘体验,第二年她终于决定实现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的转化。





二战开始之后,西蒙·威尔与父母相继在巴黎、维希与马赛之间辗转居住。1942年

她与家人一起从纳粹占领中逃离,先到美国再赴英国,在那里为戴高乐的“法国自

由运动”内政部工作。1943年,她患上肺结核,但因为悲苦于法国被占领土地上的

困境,拒绝食物、药品与治疗,很快就在英国因为衰竭离开人世,年仅34岁。有人

认为她的死亡很可能是基于信仰上的自杀。



他的数学家哥哥安德雷·威尔虽然选择了一条跟她完全不同的道路,但两人的感情

一直非常深厚亲密。当他在纽约通过电报得知妹妹病故之后,他极其哀伤,后来为

出版她的作品而奔波不已。



相较于死后印刷的16卷著作,西蒙·威尔生前仅仅出版了几首诗歌与文章。她后期

的思绪主要是围绕着宗教关怀与追寻:“附属是幻觉的制作者;只有超然者才能获

得真实(attachment is the great fabricator of illusions; reality can be attained

only by someone who is detached)。”她的另一句话更耐人寻味:“人绝不可能

被带出洞穴,他必须自己步出(One is never got out of the cave, one comes out

of it)。”



在某种意义上,薇拉·妃格念尔所投身的革命在俄罗斯以及东欧划过一个巨大的圆

圈之后又重新回到原先的出发点上;西蒙·威尔赋予苦难和贫穷以深切的同情并致

力于改善民众的景况,但自己却并没有在其中获得心灵的平静,最终倒是在宗教的

怀抱中寻求藉慰。她们以及其他很多人们真诚追求过的革命在二十世纪震荡着世界

(包括西蒙·威尔曾经为之洒泪的中国),无数人还生活在它的余波与硝烟之中,寻

找并弥补当初革命时缺乏的元素。



那些用行为全身心地投入并实践自己信念的勇气和执着的人们,无论如何都是生命力

极度张扬的典范。如此身体力行的人,比起在革命之中和过后那些用唾沫高喊着崇

高口号、利用民众激情和天真的虚伪或堕落的人来,至少要多一份真诚。



或许乌托邦只能是观念上的,就像巴别塔(Babel)一样,不能在现实的世界中建构。

以尽可能平和与妥协的心态面对现实,可能才是历史中革命的激情实验过后产生的

教训。





Vera Figner, 1852-1941:







Simone Weil (1909-1943):







吴增定:暗夜里的星光





11-16-2001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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