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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人摸象说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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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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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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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盲人摸象说民主
芦笛
在中国，“民主”大概是被讲得最多而又最没人明白的东西。近读马悲鸣先生《民主并非仅仅是票决》、《两害相权取其轻》、《先学会走，再想跑》等几篇文章，有感而为此文。迄今为止，国人似乎还从未写过一篇一语破的的明快文章，有的只是盲人摸象。
一、盲人摸象种种
“民主”是由日本人造出来，被中国人用得最滥最模糊的中文词汇。反右时，“右派”的“大鸣大放”被称作“大民主”，这其实跟民主无关，指的是当局在短期内赐给知识分子的有限言论自由。在文革期间，“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被称作“大民主”，那其实是暴民遵循“六条标准”的论争自由。1979年西单有所谓“民主墙”，仍只是有限言论自由的昙花一现。十年后有所谓“民运”，实质是学生因惧怕“秋後算账”和平示威而引起对改革不满的民众共鸣，与追求民主毫无相干。以上这些，大概就是“解放”后国人与“民主”打的一切交道。
对於从未有过的东西，毫不了解是很自然的。国人管中窥豹，盲人摸象，便摸出了种种误解。关於民主的实质，我见到的解释是：
1、人民当家作主。这其实是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鬼话的再表述，我已经在《人民图腾》中批驳过。
2、民主是遵循杜绝了作弊的程序的票决。此说由马先生反复提出，散见于《直接选举》和上述诸文中。我已在《纲举目张》帖中略作反驳。其疏漏十分明显，不必再说。
3、民主是由公民周期性投票委托某人去践“君王大位”，国会和法院的设置只是为了防止他作弊作恶。此说见于马先生《先学会走》文，暴露了他其实不明白三权分立的机制，不知道立法是统治的一个重要内容，以为国会只是监察机构。这应该说是常识错误。
4、民主是一种科学的决策方式。此说由严家其在80年代提出，属於“只见一斑”类。下文将指出它的误区。
5、民主是在明确的游戏规则下的争权夺利。此说由王军涛去年在《大家论坛》提出，是我见过的最贴近的表述，但仍十分模糊，需要更准确和明晰的解说。
二、我的理解
在我看来，民主是人类社会为了保障和平分赃发明出来的一种妥协机制。所谓生产斗争，就是人类对大自然进行的有组织的劫掠活动，所得赃物就是社会创造的财富。因为是集体抢劫，所以就有个分配问题。人的本性贪得无厌，总想一人独得大饼，於是便发生内讧，强有力者最后成了强盗头子，将盗帮内部改组为金字塔结构，各人依据地位高低分得大小不同的份额，於是社会便达成暂时的安定团结。但多劳少得者总不甘心，趁强者渐弱时便揭竿而起，此时盗帮便停止劫掠自然界，转为互相屠杀和抢劫，直到决出胜负，形成新的金字塔。每折腾一次，强盗成员都要凋亡殆尽，从自然界抢来的财富也大部丧失。
在中国，这游戏玩了几千年，至今还在那儿孜孜不倦地玩。但在西方，人家玩了几次后便发现这事干得太蠢，与其自相残杀，不如合理分赃。於是便定出明确的游戏规则来，盗帮内根据社会分工形成的阶级和集团各自推出自己的代表，在议会里为自己的那个集团争大饼的份额。为了防止代表们为自己切大饼，便定出了分散权力的种种措施，规定在大饼上划线定出份额大小（所谓立法）的人不得主刀（所谓行政），谁是否乱画乱切，由第三方裁定（所谓司法）。为了防止代表们背叛被代表者，这些人便只能是任期有限的合同工。
这种设计，有点类似国内的财经制度。管帐的会计摸不到钱，管钱的出纳管不了帐。两者如有纠纷，便由第三方查帐后根据财经纪律仲裁。区别在於财会人员干的是终身职务，不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也不时时公布帐目，由全国人民特别是独立的新闻界监督，所以仍有串通作弊的可能。
有时，某个阶级或阶层的势力太大（例如18世纪的教会、19世纪的资产阶级、20世纪的工人阶级等），给自己划的那份太大，便要引起旁人公愤，组成联盟，在议会里吵到沸反盈天，然后投票决出新的份额。如此，社会便永远在和平的争吵中，但各阶级的利益都得到适当照顾，社会也就获得了动态平衡，不会动不动就像第三世界那样演全武行。因为权力分散，争吵公开，私偷大饼几乎不可能，也就从根本上杜绝了成为第三世界典型景观的贪污现象。
以上当然是超简化了的图景，但中国那些“政治学家”们自孙中山以下，却连提出这通俗版民主论的本事都没有，致使“人民做主”的错觉普遍流传，由此又导致部份国人对民主的幻灭。他们不懂现代民主是一种代议制度，发现西方人民其实并不能直接控制国事后便无限伤心；或者以为民主是一种道德原则，连“民主不是善”的常识都没有，看到民主国家照样作恶时便痛心疾首；哪怕是那些学者们也好不到哪儿去。例如马悲鸣先生在台湾大选期间曾认为台人应该选李敖作总统，因为他是台湾最聪明的人。类似地，图雅先生曾感慨：其实无论是里根还是卡特当家，美国政治都不会有什麽变化，因此，民主不过是个民众的出气阀。
如果我们有了上文那个通俗简化版的“民主论”，这些笑话就不会闹出来了。和平分赃的设计目的，正是要尽量降低领袖在国家政治中起到的作用，避免强人政治。只要社会各集团的势力比不变，不管选谁上去政局都不会剧变。谁能当选总统并不取决于他的个人才干，而是取决于各派势力的折冲妥协。哪怕是选个猴子上去作美国总统，只要不发生非常情况如战争、大地震等，这个国家也照样运转如常。这正是原设计的目的，也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证明。这种国家不但不会有文革和大跃进那种以一人毁灭全民族的闹剧悲剧，也不会有毛政与邓政的显著差别。
用这个理论也能解释其他论者从管中窥见的那个豹斑。作为一种决策机制，民主的确有很大的合理性，凡是伤害到大多数选民利益的政策立刻就要受到抵制，甚至造成政府的倒台。在这个意义上，它建立了一种决策的反馈渠道，从根本上杜绝了大跃进那种胡闹。
但它的局限也正在于此，由于民众一般只看到眼前的和局部的利益，有的符合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决策便不能通过，例如法国人民反对合理的法航私有化；又如70年代北越撕毁巴黎和约，大举入侵南越，福特总统下令紧急援助南越，总统命令却被国会两院一致否决，导致该国陷落，难民遍及全球。
在这种时候，唯一的希望便是国家领袖能聪明到诱骗全民入彀。这里最辉煌的例子，是罗斯福在二战前夕不顾选民中压倒一切的孤立主义情绪，一步步把美国拉进战争。他在“炉边谈话”的全国广播中说，邻居失火，我们就算不去救，也完全可以把自己用不著的橡皮管借给人家。骗得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援助濒于灭顶的英国，人民却天真地以为那些无偿赠送的军火是“租借”出去给邻居灭火的“喷水管”。后来他又动用海军给英国商船护航，多次向德国潜艇启衅，想刺激对方宣战。此计不售，又去逼日本退出中国全境，直到日本铤而走险，德国傻傻地跟著日本向老美宣战，他才终如所愿。
这个理论也同样能解释图雅的“出气阀”论。各阶层的人民的利益可以得到适当照顾，不合心意的政府或议员可以在下届选举中罢免，怨气有了正常的发泄渠道，自然也就用不著暴力抗争了。
从这个理论中更可以看出，民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药方，它不但能够防止毛泽东那样毁灭民族的倒行逆施，能从根本上杜绝使民怨沸腾的后毛时代的全民腐败，而且能保证长治久安，使中国脱出“乱－治”的千年循环。最后这一点是中国最需要的，四千年来，这一直是使中国周期性大出血的血崩痼疾。
最主要的是，这个理论廓清了伪民主论带来的认识混乱。如上所述，民主只是一种分赃机制，不管劫掠大自然的事。换言之，它并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并不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挂钩。因此，马先生在《两害》文中提出的“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相悖”、“所谓社会制度只是为了方便社会生产而建立的国家管理体系”等等都是错误的。印度和北欧、奥地利都基本上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德国和法国的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也很大。更不用说实行奴隶制的古罗马虽然没有现代的议会政党，却有了参议院、元老院那些代议制的完整雏形。
在理论上将民主与资本主义脱钩是非常重要的。国人将两者莫名其妙挂起钩来，便导致了一系列的错觉和困惑。他们不知道只有资本主义才是致富的手段，因为它能最大限度地刺激人们的生产热情与创业活力，从而彻底解放社会生产力，却因为富裕的西方国家都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便误以为民主的主要功能是富国强兵。因此，当他们看到实行了民主的东欧、苏联和印度贫困如故时，便对民主产生了幻灭，却没看到那其实是因为那些国家都没有成功地复辟资本主义。
绝大多数中国人关心的其实只是速成致富，因此，说穿了这一点，无疑是对他们的民主热情泼冷水。但不幸的是，如果没有民主那个合理的分赃机制，社会可能因走资而变富，却迟早要因分赃不均而再度陷入内战的血海。那时辛辛苦苦积下来的一点血汗钱又得化作青烟，更不用说让核弹炸到九霄云外的人带不走一分钱。
三、实行民主的前提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立刻看出，要民主制度能够成功运转，最根本的前提，不是马先生反复强调的避免作弊等那些技术问题，而是全社会对游戏规则一体凛遵。执政党在落选后就乖乖下台，当选总统期满后便心甘情愿地交出权杖。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一条是剥夺统治者动用暴力撕毁或单方修改规则的可能。具体来说，国家的一切威权和暴力设施，诸如政府机构、军队、警察、国家安全部门等等统统不得介入党派政治，使统治者无法利用这些机构去威慑选民，用暴力摧毁反对组织，推翻不利于自己的选举结果，甚至单方面修改或制订游戏规则。
而这就是在中国实现民主的最大难题。马先生只看到了选举中种种作弊的可能，据此鼓吹美国式的“直接”选举，以为那就是万应灵丹。其实，一切程序问题都只是枝节问题。如果社会有了实行民主制的大前提，哪怕一开头选举方法毛病百出，也可以在实践中逐渐完善起来。最重要的还是上面说的那个政治环境。十月革命时，与布尔什维克联盟的还有一两个政党，但当革命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投票结果不合列宁的心意时，他便派兵逮捕了那些“反动议员”，宣布社会革命党等政党是反革命政党，自己另建一个御用的苏维埃。这样的事拿破仑也干过。很明显，出这样的事并不能归咎于选举程序。
不幸的是，我党对“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崇拜远远超过苏共。无论是在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军基本上保留了西方的职业化传统，军队基本不介入国事，更没有咱们文革时“三支两军”那些光辉业迹。考虑到这个特殊国情，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苏联和台湾经验，让军队逐渐淡出国家政治舞台，党从军队、警察、安全部门、公务员集团中逐渐退出，逐渐完成这些威权和暴力机构的国家化。在这个工作完成之先，一切民主的谈论只是痴人说梦。
这是实现民主的第一个“硬件前提”。第二个硬件是法治。既然民主是一种和平分赃的游戏规则，实行民主的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在这种国家游戏规则受到全民一致尊重。因此，建立法治是民主建设的第一步。许多人在这点上的谬误，是以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是一揽子买卖，要麽全有，要麽全无。他们不知道凡是成功地从专制转入民主的国家，在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前无一不已经是成熟的法治国家，诸如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日本，以及战后的台湾南韩。
“软件前提”则是培养人民的现代公民意识，帮助他们获得从未有过的人权观，明白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在这方面，中国是世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正确地观察到：古代中国人只有盲目服从权威的本能，从未有过“权利”这个观念。哪怕贵为首辅，一言不合圣意便可被廷杖活活打死，竟然没人想到君王无权这麽做。这种现象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出现和儒教分不开，儒家学说从头到尾就只是强调臣民的无条件服从，无一字谈及他们的权利。
相比之下，西方人在最黑暗的中世纪也从没这麽愚昧，到了近代就更不必说了。人权观念之普及，从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上就可以看出来。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当时美国还处在前工业化时代。一群无知闲汉在街上看热闹，站在后头的人看不到，便向前面的人抗议，说：行了吧，你们看够了，该轮到我们了。我们也有看的权利，是不是？这小说我是上高一时看的。文革时重读到这一段，伤时忧国，感慨万端，不可名状。的确，即使到了现在，民众自身的权利意识还赶不上百年前的那些洋混混。就连马先生的人权观念似乎也是极有限的，他的多篇文章，暴露了他的人权观念就只限于公民不受非法迫害这一点上。
与自身权利意识相反相成的，是对别人的合法权利的尊重而形成的守法观念。而在这点上，咱们的道德水平实在是让人绝望。只要回国去走一趟，立刻就能看到全民的无法无天。“杨白劳”气死“黄世仁”，无论在国有、私有企业中还是民间交易里，似乎都成了普遍现象。这样一个丝毫不知尊重商务契约的民族，怎麽还可能去尊重民主社会的种种社会契约？
更令人绝望的是，“精英”们也和人民一般愚昧，专门争论莫名其妙的蠢问题。海外许多学者曾郑重其事地讨论中国人民是否有足够的文化水平，能选出办事公道的“明白人”来，似乎选举不是各集团争权夺利，而是老祖宗说的“举贤任能”。这麽多年过去了，竟然没一人说出选举的软前提是公民必须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和守法观念，才能去选择一个代表他们的利益的代言人，并服从不利于自己的选举结果。是这，而不是什麽举贤任能，才是民主政治的真谛。
从上面的这软硬两手来看，民主要在中国实现还真是遥遥无期。从这个角度上说，那些鼓吹以暴力革命推翻我党建立民主的革命壮士也不是毫无道理──他们看到了实现第一个硬前提的艰难。但这些人的根本错误，第一是看不到通过革命求民主是缘木求鱼。除了大规模破坏生产力，给人民带来死亡和别的灾难，暴力革命无一例外是制造大独裁者的培养基；第二是看不到在核时代鼓吹暴力革命就是丧心病狂。中国人以裤子换核子，在大饥荒时代用人命和鲜血堆出来的原子弹，很可能不落在外国的土地上，而在为内战吞没的神州上空绽出朵朵蘑菇云。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让内战亡国灭种，还不如在现有制度下苟延残喘。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四千年人民愚昧如故；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三五个君王野蛮胜昔。在这种特殊国情下，在我看来，在中国实行民主，主要得靠统治者恩赐。我党的“历史使命”（这里借用图雅使用的马列主义行话，尽管我根本不相信冥冥之中有这种类似上帝旨意的东西），是学习国民党，从现在开始实行“训政”，为在中国最终实行民主创造软硬件前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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