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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不在吵骂声中重生,就在爆发中灭亡—与芦笛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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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不在吵骂声中重生,就在爆发中灭亡—与芦笛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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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不在吵骂声中重生,就在爆发中灭亡—与芦笛先生商榷 (1031 reads)      时间: 2001-11-15 周四, 上午10:13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本文的讨论皆因芦笛先生的“民生、民权和民族”一文(见附文)。





一、民生大幅度改善,人民就拥护政府了吗?



芦笛先生说,“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不难看出改造一个前现代社会的正确程序,那就是首先要改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力解放出来,大幅度地改善民生。能做到这点的政府,一定会得到人民的竭诚拥戴。”我想指出的是最后的一句,是无条件的。要想使之不成立,只要举一个反例就行了。这个例子,就是西班牙。从1939年到1975年,西班牙是在强人弗朗克的统治之下。在头二十年中,弗朗克奉行自给自足和政府大规模介入经济的政策。这是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那里搬过来的东西。但是这个经济政策彻底地失败了。1959年,西班牙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没办法,弗朗克只好改变他的经济的政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涉,引进外资,开发旅游业。这种变化带来了经济奇迹。从1960年到1974年,西班牙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五十年代末,西班牙人把百分之八十二的收入用在基本需要上。1974年西班牙人只吃掉他们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八。同时,西班牙人每人的年平均收入从290美元跃迁到2500美元。西班牙人民的口袋里有了钱,他们应该拥护政府了吧?恰恰相反。1975年一年之内就发生过三千一百次罢工,连许多在首都马德里的公共服务部门象邮局和地铁也有罢工的。在这种深刻的危机影响下,西班牙的经济精英和政府中的人物认识到,独裁已经失灵。弗朗克死于1975年11月20日。他死的当天,有不少西班牙人哭,但其他的西班牙人却是庆祝。马德里的香槟酒在当天被抢购一空。之后,弗朗克的接班人卡洛斯国王马上着手实行君宪制。1977年6月,西班牙举行了大选。





二、独裁者不会主动让人民学习民主



芦笛先生接着说,“在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时加强民主启蒙教育,使人民逐步获得民权的基本观念而逐渐实行民权。”但民主的中心就是权。独裁者在“权”字上从来就是吝啬,眼光短浅和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好端端的,独裁者哪会花那个钱,让人民学会如何夺他的权?独裁者要交出权,只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芦笛先生上面所说的民主启蒙教育,只能与建立民主同步进行。我们希望中共能做到芦笛先生所建议的。但我不会过于乐观。





三、不可为之与不得不为之



革命总是有代价的。对于人民来说,任何革命都是不可为之的。然而革命总是会发生的,不然的话中国的历史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朝代了。所以,任何的革命,总是不得不为之的,所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对于统治者来说,民主是要他们失掉手中的权,任何的民主都是不可为之的。然而民主总是会建立的,不然的话今天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民主国家。所以,实行民主,对统治者来说,是不得不为之的。



所以,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那些不可为之的事,而是那些不得不为之的事。如果人民不得不为之,就有了革命。如果统治者不得不为之,就有了民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总希望统治者去做不得不为之的事,而人民不去做不可为之的事。然而,要统治者去做不得不为之的事,人民就要想办法迫使统治者去做。既要迫使统治者去做,又要不酿成革命,这就是艺术。





四、手段与目的



对人民来说争自由是目的,争民主是手段,因为独裁者必定要剥夺人民的自由。对独裁者来说,不要民主是目的,剥夺人民的自由是手段,因为人民的沉默总是被解释成默许。



自由是每个公民的利益的一部份。只有有了自由,个人在社会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有有了自由,个人才能更好地保护他自身的利益。是谁设立了这么多的苛捐杂税,要这个费那个费?是谁把股票散户手中的股票变成了卫生纸?是谁可以把黄线一拉,居民就得迁居而补偿是那么的不合理?是谁拿了拿了纳税人的钱去公费旅游?为什么公立学校要那么多的学费?难道人们想说一下都不行吗?难道消费者就不能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难道工人就不能组织工会?学生家长们就不能组织起来保护他们的孩子?难道农民有冤就不能上访?难道作家就只能写那些空洞的政治口号?难道记者就只能报喜不报忧?



五、不在吵骂声中重生,就在爆发中灭亡



人民的出路只有两条。第一条就是鲁迅说的,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也就是人民“不得不为之”。这种能量的爆发,是统治者的灭顶之灾。第二条出路是人民坚持不断地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争取自身的自由,也就是利益。这样,一是减少能量的积累,二是迫使统治者“不得不为之”,即实行民主。所以,叫人民对统治者忍让,就是帮助人民积累能量,迫使人民“不得不为之”。我认为,这个“不得不为之”还是让给统治者为妙。让统治者在人民的吵骂声中得到重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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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芦笛 民生、民权和民族 11/12/2001 12:27:38 PM

民生、民权和民族



芦笛





原大连市长薄熙来右迁离任,万民洒泪相送,触动了网友化外先生。他“大骂大笑”之

余,看出了“大连人民向民主说不”,感叹中国人民的“实在”,批评“民运精英”们

脱离人民,告诉他们:“至少从国民革命开始,中国历代成功的政治家都看到了一点:

必须抓住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一起,强国富民,才能号召民众。老百姓需要感觉好、

觉得有希望。只要你让他们觉得有盼头,中国的老百姓愿意以他们非凡的、几千年来磨

炼出的忍耐力跟著你赴汤蹈火。”所以,看来中国人民对民主说不,却对民族主义说是,

而“民运精英”们的最大失误就在这一点上。



化外先生是我钦佩的网上高手之一,不过此文我却无法理解。让他“不禁大笑大骂”的

同一消息,在我这儿却没引起任何情绪反应。的确,和“十里长街送总理”比起来,这

算什麽呢?小薄至少还给大连市民做了些实实在在的好事,好总理呢?中国人民的愚昧

(或说得好听些,“实在”),凡是接受过“再教育”的人都知道,并不必到现在才来

感叹。也许,让“精英”们成熟起来的办法,是让他们上山下乡。



而且,对“青天”说是,似乎也不等於对民主说不。在人治社会中,人民只能在“清官”

与贪官之间选择,这样的反应何足为奇?我对先总统蒋公和先总设计师邓公的感情网人

共知,难道这就等于我对孙文和毛泽东说是、对民主说不?有才早就说过,那是矮子里

拔将军,没奈何的事。



从中国人民的“实在”,发挥到中国人民对民族主义说是,就更无法让人理解了。有趣

的是,化外先生自己就对此作了驳斥。他生动地讲述了他老家的人民当年对“民族主义”

响亮地说不,讨厌祸害乡里的爱国游击队远远超过了日本鬼子,证明了普通中国人“民

族大义”观念是何等薄弱。他更正确地指出:“到底是什麽原因是(使)中华文化有这

样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正是这种老百姓的实在、知足、逆来顺受。”很难想象,这样一

个民族会为了神圣的“统一大业”,舍得送独生儿郎去踏平东海万顷浪,更会为了崇高

的国际地位,去和老美打核大战,让满门良贱化作一缕青烟。



很明显,化外先生通过“跳跃推理”得出的结论是自相矛盾的,但他的原始观察是深刻

准确的,那就是:中国老百姓(其实外国老百姓又何尝不如此)对抽象的理论和“原则”

没有什麽兴趣,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八九年全民对“民运”(≠民主事业≠民主)

说是,现在却又说不,表面上看来矛盾,其实一点都不矛盾。“民运人士”对此惶惑,

只说明他们丝毫不了解百姓心态。当初老百姓同情上街学生,不是因为爱上了“民有、

民治、民享”,而是因为改革最初的副反应威胁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如今对“民运”

乃至“六四”淡漠,是因为改革最终给他们带来了好处,使他们意识到当初实在是鼠目

寸光、缺乏耐心。“民运人士”还不识起倒,想把一切推倒重来,让他们手中的股票变

成一堆废纸,他们又岂能同意?



由此想到了孙大炮的“民权、民族、民生”的“三民主义”。老孙不学无术,弄出个

“民生主义”的笑话来,害得鬼子们只能把“三民主义”翻译成“三项原则”。尽管如

此,他毕竟还是看到了世上有这麽三个东西。可惜该同志智力太差,竟然把这三项原则

平列在一起。其实它们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东西,不仅在最初的发生上有先后次序,

而且实现时有轻重缓急。



上帝决定了一切生物都是贪生怕死、自私谋利的,非如此不足以在生存竞争中幸存。这

个生物属性反映在中国人民中身上,就是化外先生观察到的“实在、知足、逆来顺受”,

也就是异族数次轻易征服中国的原因。老祖宗说:“好死不如赖活”,这大概可以算是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丢人的大实话”。强悍如大英,当年也曾被罗马、北欧海盗、法国

人多次征服。就在近代,具有法国大革命“英雄”传统的法兰西民族,也被希特勒以少

胜多、以弱敌强而轻易荡平。这些历史事实,老英老法从不讳言,更没有去找替罪羊。

只有中国的“知识”份子,才要麽愣把失败说成是失败者的月桂冠,要麽象马悲鸣、林

思云等先生那样否定民族圣战。前者抹杀导致失败的国民劣根性因素,后者闭眼不看老

大积弱、苦于战祸的中国敢与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强大战争机器日本决一雌雄,苦撑八年

不倒,不仅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大骄傲,更令一败即降的头等强国法兰西无地自

容。



这个生物学特性,决定了“民生主义”是人类天生的第一本能,不需任何后天教育便牢

固存在,而无论“民权”还是“民族”观念,都需要后天的灌输才能建立。为某种抽象

原则舍生取义,那就更是只有人类才会有的“逆天行事”的“反常”行为。因此,志士

都是后天培养出来的,是“洗脑”的结果。而没有经过这种“洗脑”的人民就是愚昧或

“实在”的,决不会无师自通地学会民主的程序运作,或生下来就是甘为民族牺牲的勇

士。



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不难看出改造一个前现代社会的正确程序,那就是首先要改革生

产关系,使生产力解放出来,大幅度地改善民生。能做到这点的政府,一定会得到人民

的竭诚拥戴。在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时加强民主启蒙教育,使人民逐步获得民权的基本观

念而逐渐实行民权。而只有在实行了民权的国家,“民族主义”的谈论才有任何意义,

因为只有民选政府,才会真正为了民族利益而不是一党私利在国际上折冲樽俎,甚至决

定是否开战的大事。这个道理,其实老祖宗早就说得清清楚楚了:“民以食为天”,

“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因此,民生、民权、民族主义,实际上是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

逐次加以实施的三个阶段,不能越等躁进。



老孙那从未“成功的政治家”却完全不明白这个浅显道理。当初他的民族主义是“驱逐

鞑虏,恢复中华”的胡话,而民权主义的产物则是“民国”那个千古笑话。在人民对民

主毫无起码概念的时候就去贸然搞什麽民主,却置民生于不顾。这样胡来,当然只能引

起社会发展急剧脱序,使国家出现权威真空,陷人民于血海之中。出于传统和本能,人

民当然要对这样的“政治家”说不而对袁大头说是(这里是抄袭化外先生“政治家成功

=人民说是”的思路,不知中国人民是否曾对辫子兵说是)。后来他把旧民族主义改成

了“打倒列强”,民权主义落实到了“除军阀”上,民生却一如既往地被忽视了。当然,

这也有其历史合理性。当年中国为列强环伺欺侮,而老孙弄出来的军阀混战成了祸害中

国的主要原因。只是因为辛亥胡闹使得改善民生和逐步实行民权成了泡影,以“除军阀”

为主要目的的国民革命才成了应该肯定的补过之举。



等到国民党征服了江南一隅,民生主义总算有机会实行了。可惜好景不长,日寇入侵使

民族主义成了压倒一切的“主旋律”。老国输给老共,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主要的一条

是前者是民族主义者,而后者不是。我党原是第三国际的支部,是靠“打土豪分田地”

的“民生主义”口号起家并赢得农民拥护的,并不是靠什麽“民族主义”的号召。相反,

我党在三十年代曾号召“保卫苏联”,后来加入抗日统一阵线是奉斯大林之命,建国后

尊苏联为“老大哥”,下令“向苏联学习”,“反苏”是划“右”的一条重要标准,打

出“民族主义”的大旗来是六十年代以后的事。稍知党史的人都知道这些事实。老国输

给我党,恰恰输在他们笃行“民族主义”这一条上。极而言之,如果他们在西安事变后

坚持剿共,用坦克镇压抗议的“爱国”学生,或是在七七事变后让民生主义的考虑压倒

民族主义的义愤,与日寇合作,我党还有戏麽?老毛还会变成“成功的政治家”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伟大进步,无比雄辩地证明了抛弃口惠而实不至的“民族主义”

的明智。当年老毛独抗列强,搞什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到倾国荡产的地步。

邓公上去后以“猫论”的“实在”态度,抛掉了那些填不饱肚子的“原则”和“大义”,

毅然决定改革开放,放手“卖国”,才“卖”出了眼下的好时光。我在《领袖的心事》

中曾说:



“邓公虽然大约连一首唐诗也背不出来,也可能从未听说过葛底斯堡演说,他仍然是中

共中绝无仅有的杰出之士。其原因很简单:他当年在四川茶馆里学到的common sense超

过了一切马列教条或是圣约翰大学里教的洋玩意。他知道要当中国的明君很容易:让老

百姓吃饱饭就行。只要能过上好日子,无论是姓社姓资,无论是民主君主,草民都会竭

诚拥戴。悠悠万事,经济为大,吃饭是个纲,纲举目张。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可

以让路:国际上可以韬光养晦不当头,国内可以裁军削军费。这种平凡的common sense

之英明,从世界第一军事强国苏联垮杆就可以看出来。”



邓公之所以成了中国历史上有数的伟人,就是因为他“实在”到知道民生的重要性。而

正是这一点使得所谓“民运人士”遭到人民的唾弃。“民运”日薄西山的原因很多,

“精英”们自身的道德操守一塌糊涂,引起习惯于几千年道德治国的人民(包括老芦在

内)的反感是其中一条。但最主要的一条,我觉得,是他们根本没有看到,维持现体制

不被革命推翻,是人民为维护现有民生状况的合理要求。真正贴近人民的知识分子必须

看到,只有体制内改革才会为人民欢迎。的确,谁愿意“现钟不打打铸钟”?嫌现有的

钟不美,去把它砸了另铸新钟,这种毫无把握的事谁愿干?



当然,这不是说维持现状就可以长治久安。恰恰相反,改革决不能停顿在目前的水平上,

不逐渐实行民权主义,就不能从根本上制止党国的腐败。制度化了的官商勾结、权钱转

换不仅要造成社会不公,加深社会矛盾,而且最终将窒息生产力,触发社会动荡甚至大

乱。不实行谨慎有序的政治改革,生产关系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理顺,最终要严重影响民

生而触发又一轮辛亥式的革命。我党具有远见卓识之士必须看到,要长期掌权,必须逐

步放权而还政于民,这就是新时代的“辩证法”,决不能苟安迷醉于眼下经济上的成功,

更不能靠“民族主义”来饮鸩止渴。



其实,眼下的“民族主义”喧嚣,只是官家糊弄百姓、巩固政权的“声东击西”策略,

根本不是人民的需要。中国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以往完全不同,不但没有亡国灭种的

威胁,而且经济起飞全靠外国的资金和技术。这种危言耸听的胡说之所以奏效,其原因

我已在《“合群的自大”和“放大的自我”》中说得清清楚楚,靠的是煽起人民“爱国

即爱己”的错觉,说到底是利用人民的愚昧。它虽然能够转移人民对内政的视线,短期

内有利于“安定团结”,但只会煽起人民的排外仇外心理,不仅有害于改革开放,更可

能最终导致激进的人民与谨慎的政府对抗。如果“民运人士”加入这场“民族主义大合

唱”,当然不失为争取民心的高明策略,然而那只是为了上台而放弃原则的祸国秧民行

径。与其去干这种事,倒不如真去“洗洗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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