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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郑义：《中国之毁灭》第16章、生态环境的制度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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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中国之毁灭》第16章、生态环境的制度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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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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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郑义：《中国之毁灭》第16章、生态环境的制度性破坏 (472 reads) 时间: 2002-6-29 周六, 下午1:21

作者：资料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

郑义

第十六章生态环境的制度性破坏

本章试图对生态环境与资源的破坏作一般性分析。在概述中国的“制度性破坏”时

，主要举证了半世纪以来所实行的土地公有制特别是承包制所造成的巨大灾难。

“生物圈二号”的启示（略）

中国环保观念形成简史（略）

社会主义国家的超级环境破坏

就在西方自由经济国家生态环境获得重大改善的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却暴露出骇人

听闻的生态环境灾难。 ●“在东西德宣布统一的时刻，波恩的环境部已经规划了一

些紧急援助项目，因为他们的环境专家发现，东德的污染问题严重得简直超乎想象

。大部分的河流受到废水污染，土壤被毒化，百分之41%的森林已经死亡或在垂死状

态。紧急计划包括拆除数十家设备陈旧、制造污染的工厂，检查大约1.5万处有毒废

料的倾倒场地。在这些专家眼里，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其规模就好比经过一场化

学战争之後重建一个国家一样，费时大约要十年，花费要数十亿马克。”（5）

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在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严重甚至更加严重。据极为简略

的资料，在波兰，1/4土地的土质已不适於耕种。贯通华沙的维斯杜拉河已变成一条

毫无生命的废水道。据世界资源研究所指出，在波兰，几乎所有河流的河水都不再

适於人类使用，其中50%的的河水，其毒性之重，甚至不适於工业使用。在苏联，有

102个城市的空气污染已超过安全标准10倍以上。大量的河湖遭到工业污染。世界第

一大湖里海既被污染又急剧萎缩。大规模调水工程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造成新

的贫困和荒凉。新上任的捷克总统哈维尔在演说中悲叹：祖先留下的土地如今堆满

了工业废料，捷克已成为欧洲最恶劣的环境。捷克北部，空气污染使人缩短了三至

五年的寿命。匈牙利环境部长估计，死於空气污染的人口占总死亡人口的1/17……

（6）

中国同属前社会主义阵营，生态环境之破坏则更加严重。在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固

体废弃物污染这三大污染方面应该远远走在前面；在森林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

和矿产资源这四大资源的破坏上，也肯定独占鳌头；再加上世所罕见的洪旱交替和

人为的地质灾变奇观；中国恐难名列第二。

主要因认识水平之局限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灾难，可称之为知识性灾难，其重要标志

是，在同一制度条件下，随认识水平之提高，局面得以扭转。相反，制度本身就是

形成灾难的温床，虽认识水平提高，但局面却难以扭转或更趋恶化，则应称之为制

度性生态环境灾难。显而易见，自由经济国家为前者，社会主义国家为後者。

公有制与土地破坏

下面，试以中国的土地资源为例，对这种“制度性”生态环境破坏加以分析。

根据官方统计资料，中国耕地总面积从土改之後开始持续上升，数年之内升至历史

最高值16.77亿亩，然後，从全国合作化完成後第一年（1957）就出现了持续的下降

局面，其中头十余年势头强劲。在这十余年中，又以实行公社化初期减幅为大，达

到了本世纪以来之最：1957～1958一年间，净减7 400万亩，1959～1960一年间，净

减3 500万亩。（7）【很明显，耕地增减及其幅度，与所有制变更有密切关联。在

平均地权之後持续上升，在实行初级社会主义（半公有化）之後持续下降，在实行

高级社会主义（完全公有化）之後降幅达至极点。

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是经济史上通常的土地私有制。土地之占有、使用、出租、买

卖、抵押、赠与、继承等全部权利均可属於个人所有。没有土地的农民，则向地主

租赁土地耕种，并按约交纳地租。1949年前後，为了获得农民对内战和新建政权的

支援，中共进行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土地改革运动”。……

……

1953年，全国土改结束，全体农民都拥有了属於自己的一份土地。虽然其过程甚为

血腥，但由於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传统理想，又由於内战结束，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有较大提高。表现之一，就是中国耕地总面积持续上升，数年之内升至历史最

高值。

短短两三年之後，1956年，执政当局开始了“合作化运动”，运用政权的力量，将

不久前分给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实行集体耕种，即土地私有而集体使用。紧接其

後，又急速推行“公社化运动”，实行“土地公有”、“一大二公”等带有共产主

义色彩的经济制度。如果说“土改运动”仅仅是“平均地权”，尚未触动传统的土

地所有制，那么，“公社化运动”就一举推翻了实行了两千年的土地私有制。至此

，土地之占有、使用、出租、买卖、抵押、赠与、继承等一切权利，全部为国家占

有，其社会振荡之剧烈，可谓立竿见影：从合作化以来出现的耕地总面积持续缩减

一跃而跌至谷底，其减幅创二十世纪之最。

由於实行“统购统销”（取消市场，政府低价强行徵购粮食、油料、棉花等主要农

产品）和土地公有化政策，全国仅剩下一个垄断性的地主和一个垄断性的商业资本

家，即土地和商业的唯一占有者——政府。一无所有的农民除了接受政府的超经济

掠夺，别无他途。……被公有制和户口制剥夺了土地与迁徙自由的农民，已沦为丧

失了人身自由的现代农奴。（11）五、六十年代之交，强行高徵购造成三千万以上

农民死於人为饥荒，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农村骚乱不止。据统计，饥馑最为惨烈的

1960年，全国耕地总面积净减2 300万亩，为实行土地公有制（“公社化”）以来耕

地净减量第三大之年份。

我们可以看到，在公有制下，理论上土地属於全体人民，而实际上谁的也不是。土

地公有制有一种“虚化所有权”的效应。与土地有现实关系者，不管是官员、农民

、企业，谁也不会认为自己拥有所有权。公有制使土地失去了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主

人。

两权分离与土地破坏

……

人民公社制度的失败虽然使政府当局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但土地公有制却强力延

续下来，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稍有动摇的基石。任何关於土地私有化的呼声都

被湮灭於萌芽阶段。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农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争取土地的使用

权。部分农村开始秘密实行“包产到户”，其中最为悲壮的当属安徽省凤阳县小岗

村。

……

但是，小岗村人发誓要保守的秘密，不出几天就败露了：他们舍身忘我的劳动态度

，立即使邻村人猜出了其中之奥妙。接下来，邻村也不声不响的争相效法。就这样

，秘密承包如野火春风一般迅速席卷全凤阳县。一年下来，凤阳县粮食总产量便由

2.9亿斤一跃而增至4.4亿斤。惊人的统计数字立即使县领导人意识到：农民们已开

始“秘密单干”。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意识到农民严守秘密对执政党意味著什

麽，便顺势追认了这一叛逆行动。紧接著，全省范围内出现了十余种承包制，全国

震动。毛逝世之後的中共领导集团作出让步，七、八十年代之交，承包制推及全国

。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部分人身自由，三十年来以行政手段强行压低的农产

品价格开始提高，农民开始看到了希望。土地承包制缓解了农村危机，使农业获得

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发展，并由此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可是，土地承包制所涉及的仅仅是土地的使用权；完整的地权应当包括对土地的占

有、使用、出租、买卖、抵押、赠与、继承等全部权利，其中首要的是“占有”。

土地承包制并未触动这至关重要的土地占有权（所有权），土地仍然是“国家、集

体”所有，仅仅把过去由集体所拥有的使用权私有化。而且，这种土地使用权的私

有化（承包）亦不是“永佃”，期限仅有十五年（最近延长为三十年）。

一种人类从未经历过的“两权分离”的奇特的经济制度，就这样在中国大地上创造

出来。（13）

在公有制下痛苦挣扎了数十年的中国人欢欣鼓舞，张开怀抱迎接“改革开放”的伟

大新时代。只有少数头脑清晰者终於在事後分辨出这是一个经济怪胎。 …… 曾广

泛参与过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经济改革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著名农业经济学家

盖尔约翰逊(Gall Johnson）教授直截了当地指出：“简单地说，改革虽然导致责

任制的迅速推广，使责任制成了农村的主要经营形式，并使公社不复存在。但是，

改革并未改变农地的所有权。到底谁拥有土地的问题，至今仍如公社时期一样含糊

不清。假如有人问起土地的所有权归谁，他会得到许多不同的答案——国家、生产

队或村。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模糊之所以能够维持至今，主要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干

部的利益。很明显，清晰地定义土地的产权将会大大限制各级干部任意干预的权威

--不管他们是村、乡、县、省一级还是中央一级的。”（15）

在这里，我们对於因人口增减而导致的土地再分配、因没有土地市场和土地租赁市

场难以形成规模经营等问题不加讨论，仅考查承包制对於土地资源的破坏。不需要

高深的经济学理论，稍有经济生活常识者，都不难预见这种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

分离”式的产权构成必然引发短期行为。事实正是这样。

……

诚然，其主要项目皆与开发强度加大相关，但深入考查，就会发现都与土地的所有

权和使用权（或称经营权）两权分离有著明显的关系。西谚曰：同时属於任何人的

东西就等於不属於任何人。按照中国现行宪法，土地属於全体人民所有；按照实际

政策，土地属於任何集合名词——全民、国家、各级政府、村社、企业、学校、部

队、“单位”……等等——就是不属於任何个人。这种“所有权虚置”的结果，是

土地失去了“有血有肉的”主人。无主之地，尽人皆可为所欲为。地方政府官员盲

目圈划“开发区”以显示政绩、增加财政收入并趁机中饱私囊，仅有使用权的农民

难以抗拒；权势者亦可侵占耕地，农民也倾向於把不保险的使用权贱卖为保险的现

金；无人监督或无法监督下的土地承包者不愿为防止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提高地

力加大投入，相反，更倾向於掠夺性耕作。

这种中国独创的“两权分离”的“渐进式”改革，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创造性的毁灭

。

“官府街”、“空心村”与耕地内减

对近年来席卷中国的兴建私房之风稍加考查，就会发现耕地流失与两权分离的密切

关系。

……

两权分离不仅造成了大量耕地被侵占，还造成土壤肥力递减，即所谓“耕地内减”

。这是一种隐蔽性、间接性的耕地减少。

中国土地的肥力一直呈直线下降的趋势，据有关专家估算，59%的耕地缺磷，25%缺

钾，14%磷钾俱缺。有机质含量也大幅下降。中国大陆最肥沃的土地是黑龙江的黑土

带。这块绵延千里，面积1.5亿亩的土地，其肥力唯有乌克兰与美国密西西比的黑土

地带能与之媲美。除表土不断流失外，其土壤有机质含量已由8%～12%下降到3%～5

%。至少有1/3以上的农户不施用农家肥，只有14.8%的土地能够做到有机质的消耗与

投入持平，其余85.2%的土地越种越瘦。全国稳产高产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不足1/1

0，中低产田倒占全国耕地的2/3以上。近年来，还有一个新辞汇开始流行：“卫生

田”。何谓“卫生田”？就是只施白净卫生的化肥，不施又脏又臭的农家肥。这种

施肥方式，必然导致土壤有机质含量减少，粘重板结，肥力下降。用农民自己的话

来说就是：“我们也不种绿的绿肥，不挖黑的堆肥，不挑黄的人粪尿，只施白的化

肥，省工省时见效快，收一季算一季。”大量“卫生田”的出现，与土地“两权分

离”有著直接的关系。不是自己私有的土地，为甚麽要千方百计去养护它？为甚麽

不采取掠夺式使用？稳定承包地块和延长承包期限本来是一个缓解掠夺地力的权宜

之计，但不少地方藉口种种原因经常调整承包土地，往往使培肥地力的农户吃了亏

，而种“卫生田”的农户则捡了便宜。既然如此，何不都种“卫生田”？“两权分

离”促使农民采取掠夺式经营，也使干部采取掠夺式领导。在有限的任期内，要显

示自己的政绩，只有放任甚至推动农民的短期行为，大量施用化肥榨取地力，以实

现粮食增产。至於土地“有机短缺”，越种越“瘦”，形成“耕地内减”，并不在

官民的思考范围之内。……

在土地产权明确的情况下，这种破坏土地、破坏生态的现象比较少见。私有的土地

是农民的“聚宝盆”、“刮金板”、“心头肉”、“命根子”，受到精心养护自不

待说，即便是彻底的公有制（所有权与使用权国家垄断）也不致造成如此严重的破

坏。在极端的“人民公社”时期，各级政府对土地的使用有著苛严细致的规定，种

什麽，怎麽种，耕多深，种多密，施什麽肥，施多少……全有硬性指导，并由各级

干部监督执行。虽然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业长期徘徊，但这种产权垄断的奴隶

制耕作也没有造成土地肥力严重衰减。没有人愿意回到那种专政办农业的时代，但

这一事实本身或可证明两权同一有助於保护土地。土地两权分离作为“坏的”两权

同一（公有制--垄断化）向“好的”两权同一（私有制—自由化）转化的一种过渡

形式，就如同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行的“双轨制”一样，有其操作上的必要性，

但长期停滞在这种两权分离状态，必然造成重大的财产流失。在农业，耕地大量流

失；在工业，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公有制使土地失去了主人。两权分离的“公有私营”制则进一步把土地变成了一辆

谁都可以使用，谁都不会爱惜的“公用自行车”。

这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史所未见的创造性的毁灭。

中南海里的土地所有制之争

在今天，无论农民还是执政党当局，恐怕都不会不明白土地危机乃至整个农村社会

危机的最大症结在於土地所有制。

因为土地所有权不属於农民，甚至也不是永佃——

所以农民不热心农田养护，消极对待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盐硷化；

所以农民倾向於采取掠夺式经营，导致土地肥力迅速下降；

所以农民不愿扩大再生产，大力增加资金和劳力的投入；

所以农民对於大量耕地被占用不可能作出有效的抵制；

所以农民也毫不痛惜地大量占用优良耕地自盖房屋；

所以农民没有在自己承包的荒山上植树造林的长远打算；

所以农民难以有效抵制苛捐杂税的盘剥和地方官员的鱼肉；

所以农民不可能和平参政而只有在忍无可忍之际聚众暴乱……

1993年春，在一次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爆发了一场关於土地私有化的激烈争论。

著名的改革派、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田纪云坚持要求会议讨论原订议题之外的农业问

题。田纪云大声疾呼道：农业的严重局面刻不容缓，这次会议上非讨论不可。执政

党的会议如果总是象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以人事问题为唯一重要内容，而不以国计民

生为头等大事，总有一天政权会出现危机。在万里、乔石和李瑞环等的支援下，会

议临时改变议题。田纪云代表自己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向会议作了关於农村工作的

汇报，列举了种种农村危机之後，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得到数名省

级领导赞成的“在农村逐步落实已承包土地归己所有”的方案。田纪云认为：过去

写进宪法的关於土地方面的有关规定已经越来越不适用於现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并产生越来越多的矛盾。再不从根本上改变，首先是无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是带来无穷的社会弊端，尤其是给农村基层干部提供了盘剥农民的可趁之机。

田纪云的建议有两条：第一、向农民宣布他们各自承包的土地从此在法律上归私人

所有，农民则向国家缴纳土地税；第二、尚未分配承包的荒地、山岭、滩涂等，可

宣布收归为三级国有（国家、省、县），今後的开发者须依法向政府购买或订立承

包合同。

田纪云的汇报还没结束，已经忍无可忍的左派元老宋平和姚依林便打断他的话，指

责这种建议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这时，元老中以思想开明著称

的万里支援田纪云说：我在国务院工作时下面就有同志提这样的建议。另外，还有

地方干部建议是否可以采取动员农民出钱购买他们已经承包的土地，这样至少可以

为国家和地方财政增加一大笔收入。我建议在农民中搞一个调查。没想到大多数农

民并不赞成。他们说：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向我们许诺穷人可以得到土地，土改的

时候我们倒是分了土地，但一个合作化，又都收回去了，号称是集体所有。可现在

，又要把土地卖给我们，这土地原来就是我们的，凭什麽要卖给我们？万里建议学

习西方国家的做法，占有土地者要每年给国家缴纳土地税，使用自己土地所得收获

，无论是个人或企业都要按比例再缴所得税。这样就理顺了。姚依林和宋平反对万

里的意见，甚至最後说到“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不能被你们当成宣传全面复辟资本

主义的场所”。在这场中共党内罕见的剧烈争论中，江泽民李鹏不表示任何态度。

最後乔石表态说：党内会议提倡有批评意见，但批评应该以理服人，不能乱扣帽子

，不能用“无限上纲”的手段对待提出自己建议的同志。乔石的发言暂时平息了这

场论战，田纪云也没有就自己的建议要求会议表决。江李一言不发，但事後江向邓

小平汇报时，顺便提到了万里田纪云“妄图实现土地私有化”。邓对此不置一词，

看来，邓并不感到意外，并早有深思熟虑。（1 7）

大陆农村改革首先在安徽和四川发端。但是，也正是这两个因责任制最早受益的省

份目前农业上存在的问题最大。从1985年开始，安徽四川两省已经出现生产萎缩，

农民收入逐年下降（甚至负收入），农业用地大量丢荒等严重问题。因此，这两个

省份最先要求尽快进行土地所有制改革。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前，当局曾对这两个

省份进行调查，认为农业生产徘徊不前之根源是土地的产权不明确。所以，农业的

出路仍在於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当时提出的最典型的两种主张，一是实行土地私有

化，一是实行土地国有化并辅之以“永佃制”。但两种方案都在中共高层引起激烈

争论，只有基本维持现状的延长承包期限的方案似乎阻力最小。有人提出三十年不

变，有人提出五十年不变，还有人提出参照外商租用土地的九十九年不变。但是，

时至今日，种种方案仍然是久议而不决。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如此艰难，除了各种表

面的理由，最根本的问题是，名为“公有制”而实为高度垄断制的经济制度，是现

政权的统治基础，而改掉了这种公有制，就等於铲除了现政权的根基。土地私有化

必然影响全局，引发制度性的根本变化。一个完全私有化的农村和完全自由化的农

民，虽然不可能解决农业的全部困境，但可能解决一系列基本危机。执政者的思维

方式是与众不同的，他们考虑的首先是不准触动政权独占的政治“稳定”，即所谓

“稳定压倒一切”。而土地私有化将逻辑地引发全面的私有化，从而消解现行制度

的经济基础，导致根本性的制度转型。这正是执政者誓言要“消灭於萌芽阶段”的

所谓“和平演变”。

拍卖荒地的抢救效应（略）

两种私有化与卷逃时间表

一点补充说明：

虽然我强调紧急抢救生态与资源，但并不意味著忽略社会公正的原则（更何况没有

社会公正，也就没有对生态和资源的有效保护）。值得注意的是，现行制度并非一

般地抗拒私有化，而仅是抗拒物归原主式的使平民得益的私有化，对於巧取豪夺式

的使官吏暴富的私有化则大开方便之门。大量国有资产的急速流失便是一个明白的

证据。……其主要手段之一是，在进行中外合资时，低估他们掌握的国有资产（厂

房、设备、土地等），使外商获取暴利，外商再从中拿出部分作为回报。其症结仍

然在於产权不明和两权分离：法律上国家所有（全民所有），实际上官员和厂长经

理经营。在缺乏“有血有肉的”产权所有者因而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形下，公有的财

产最终变成了经营者可任意支配、侵吞、挥霍甚至低价变卖的“无主的”财产。

可叹的是，在经济理论界，“两权分离”竟会成为一种“改革”的呼声。其思路大

体如下：企业缺乏提高效益的内在动力——因为企业没有独立的经营权——因为“

政企不分”——解决方案是对政府（国家）所拥有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实行“两权分

离”，使国家保持所有权，而企业分得独立的经营权。这个思路违反了一个经济学

常识：经营权仅仅是所有权之一部分（所有权应包括使用权、租赁权、以及由买卖

、抵押、赠与、继承构成的让渡权等全部权利），仅仅是一个“子权利”，并非一

个可以与“母权利”相分割的独立的权利。任何分割都意味著对“母权利”的侵犯

。另一个思路是：企业缺乏提高效益的内在动力——因为企业不是自己的主人——

因为实行国家垄断所有权的公有制——解决方案是国家放弃产权垄断，通过某种方

式使企业获得包括经营权在内的完整的所有权。两个思路对比，会发现前者刻意回

避了一个理论禁区：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而试图采取迂回战术，从分割“子权利

”（经营权）入手，对“母权利”（公有制）进行蚕食。由於违犯了基本经济规律

，这个看起来可行的策略，造成了所有权“虚化”或“无主化”状态，最终导致了

对土地、森林、工厂、矿山等基本资产的巨大破坏。尤其出人预料的是：原来属於

全体人民的国有资产没有回到人民手中，却无法阻挡地流入了权势者之私囊。

官吏集团凭藉本能迅即发现了产权“无主化”的“优点”：“无主”的财产比“有

主”（无论是国有或私有）更便於掠夺。为了把这种产权“无主化”状态维持到最

後五分钟，既得利益集团动员起“奏摺集团”的全部智慧，搜索枯肠，争取时间。

表面上，他们百折不挠地在“寻找”一条绕过私有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

”道路，但实际上，他们的绝大多数早已明白私有化之大趋势已万难逆转。他们之

所以还要继续上演“改革”之剧目，不过是想继续麻痹民众，且战且退。他们以空

间换取时间、以维持国有资产定向私有化的战略默契，已大体实现。中国银行系统

的坏账率，官方数字是10%，实际上可能已高达40%。（21）到1999年9月底，中国银

行的贷款总额为9万亿人民币，如果坏账率为40%，就是3.6万亿，大致上等於全国人

民银行存款总额的60%以上。也就是说，人民省吃俭用所积攒下来以备不时之需的“

救命钱”，大部分已被他们所信任的国家银行悄悄地投进了制度性亏损和制度性腐

败的无底洞。许多有识之士早已看到了这种状况，但却出於减少社会振荡之良好愿

望，以“赎买”心理自我宽慰，心想“总有喂饱他们的一天”。眼看著他们“吃完

财政吃银行，吃完设备吃土地”，又想：吃完了银行、设备、土地，彻底改革大概

也就不可避免了吧？却不料权势者们不断“深化改革”的智慧是无可估量的，又出

台了一个“债转股”的“战略举措”，把国有企业拖欠银行的不良债务转换成银行

对企业的股份。……

产权私有化必将在中国实现，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遗憾的是，在国有资产向权

力加速流失的战略默契不受重大干扰的“稳定”状态下，其实现之时间可能是在再

无产权可“化”那一天，即自然资源、国有资产和民间存款基本吃光的那一天。当

其之时，忽喇喇一声响，树倒猢狲散。官宦豪强们弃国而走，一去不返。留给人民

的，将是资源毁净的国土和沈重无比的外债。

还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天来临之前，各式“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方案”将继

续涌现。

——他们还需要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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