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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何清涟 中国改革的历史转折:199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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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何清涟 中国改革的历史转折:199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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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何清涟 中国改革的历史转折:1999-2001 (300 reads)      时间: 2002-6-11 周二, 下午8:15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需要甚麽样的改革?

  「改革是否值得?我们在改革中究竟得到了甚麽?」



  回顾持续了23年的经济改革,在二十一世纪之初许多中国人都不由自主地要提出这一问题。人们已经认识到,今後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需不需要继续改革」,而是「需要甚麽样的改革」。目前这种缺乏政治民主化、日益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改革」,只会使中国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1978年在危机推进下开始的改革,虽然在一个阶段内使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但其社会後果却是各级政府官员通过权力巧取豪夺,把自己迅速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而工人以及他们的「同盟者」农民被逐步边缘化,不少人沦为赤贫者。



  中国的改革虽然有一些经济成就,但能够享受这「成就」的只是占总人口约1%的上层与4%的中上层,还有11%左右的中层由於「搭便车」的关系也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而广大农村人口与城市下层人民却成了承担「改革」代价的巨大载体。



  这种改革後果与改革方略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邓小平发动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其核心无非是把毛的「公有经济加极权政治」改变为「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的新组合。在这种改革方略指导下的中国「改革」,其指向只能是通过发展经济来巩固现有的政治权力。可以说,「权力市场化」是改变中国财富分配格局的起始点,也是理解中国改革的一把钥匙,我们也可以由此理解1999年至今的若干社会现象。



1999年以後逐步向利益集团倾斜的政策选择

  从1999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基本成型。政府已经放弃对弱势集团的利益保护,并采取种种政策倾斜的办法巩固现存的利益分配格局。



  标志一:政府成为股市泡沫的造势者。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公开鼓励中国公众入市炒股,为政府「圈钱」造势,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资格的国有企业都被各地政府推到证券市场上「圈钱」,中小股民的利益则受到严重损害。近几年最著名的丑闻有,1999年海南公司「琼民源」事件、2001年的「兴业聚脂事件」、「银广夏事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证券分析员赵纲根据交易所资料完成的两份报告《基金行为分析》与《基金风格及其评价》,更使国内不少著名基金管理公司的违规操作曝光,由此将中国引入了一场大揭基金黑幕的漩涡。



  标志二:政治利益集团加速与经济利益集团合流的步伐。第一步是1999年通过修改宪法承认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其要害在於实质上承认不少通过贪污腐败手段聚敛的财产具有合法性。第二步是「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所谓「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代表显然已经不是占人口83%的下层人民。第三步则是2001年的「七一」讲话,它公开承认事实上早已与政治利益集团合流的经济利益集团政治上的合法性。



  标志三:政府在政策选择上公开向强势集团倾斜,放弃下层人民。比如,在公务员阶层生活显然优於一般民众的情况下,还要不断给这一阶层加薪:1999年下半年公务员薪资提高三成,2001年4月和10月又分别提高1.5成,三次加薪合计提高薪资七成,今年又再次表态为公务员加薪,短短三年内公务员薪资将实现政府提出的翻一番的目标;而去年政府却同时规定,下岗工人失业半年後即不再予以补助,2000年旨在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费改税」在少数省刚开头就无疾而终。



  标志四:推行损害下层民众利益的所谓「教育产业化」政策。大幅提高学费、杂费等各种费用。其核心就是提高教育收费以满足教师的利益要求,结果近几年高等学校收费以每年平均高达50%的环比增长率快速上升。这项措施与所有发展中国家长期反贫困策略完全背道而驰,对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的负面影响。学校在有关方面1998年对全国14所高校的抽样调查显示,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平均总支出为5,929元;其中仅学费一项就达到4,000-5,000元,造成在校大学生中15%以上的学生沦为「贫困生群体」。截至2001年5月底,全国向四家主要的国有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与农业银行)申请贷款的学生共有53.4万人,申请助学金额为33.37亿元,但只有17万人得到了贷款。任何国家实行长期反贫困策略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实行义务教育,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改善社会阶层结构。中国的这一「教育收费体制改革」事实上是将占人口83%的下层人民的子女排斥在高等教育的门槛之外,使他们无法达到现代化社会要求的技术素质与文化素质。



  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现了一个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未曾出现过的现象:在整个国家文盲与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现象。从1997年开始,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日益艰难,2002届全国普通高校共有毕业生123万,比上年的115万又增加了9.4%,整体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在2002年1月4日、5日的深圳招聘会上,出现了10万大学生竞争1.5万个职位的局面。这种「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状况已延续了好几年,导致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继续考研究生,高校将这种现象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结果,中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99年开始连年扩大,1999年增长27%,2000年增长35%,2001年增长35%,2001年的研究生招生数量急剧扩大到1998年的2.31倍。



  在出现诸多社会问题的形势下,当局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一是加强政治高压,消灭一切在工人农民中出现的社团活动;二是加强舆论控制,还大力整顿那些「不听话」的地方传媒;三是严厉打击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独立知识份子。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方周末》报与《书屋》杂志,还整肃了一些知识份子,逮捕了一些敢说真话的记者。



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

  若清醒地观察当前中国问题,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已出现「拉美病」的五大症状:



  第一,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腐败已经成了当局无法克服的政治之癌,从每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贪污受贿的官员人数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数额越来越大。1999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2,200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200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45,113件,比上年又增加了17.5%;因职务犯罪被立案侦查的县处级干部2,680人,厅局级干部184人,省部级以上干部7人。



  面对这种局面,当局为自己开出的「药方」就是拒不承认腐败的泛滥和制度根源。中纪委在2000年12月28日发布的第五次全会公报中第六段:「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明显成效;理直气壮地阐明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绝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败;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我们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动用宣传机器和专政手段,严厉打击不受当局控制的批评腐败者,以致於一些地方官员提出了这样的口号:「防火防盗防记者」。



  第二,农业经济陷入破产半破产境地。每年5,000多万流向沿海大中城市的民工潮,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结果成为犯罪群体的後备军。比如2000年夏轰动中国的张君凶杀集团一案,其参与者基本上出身於多子女贫困农民家庭,没受过教育,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後只好铤而走险,以抢劫杀人为业。《南方周末》就是发表了「张君案件反思」与「张君案件再反思」,指出只要产生张君的社会土壤还存在,就会源源不断地制造新的「张君」成为社会毒瘤,因而遭到整肃。



  第三,地下经济勃兴,黑社会组织泛滥成灾,并与政府官员合流。这些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在社会上呼风唤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早已与当地政要──首先是公安部门官员沆瀣一气,形成了一种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例如,浙江温岭市的张畏除了黑社会老大这一身份之外,还具有跨省份的八个其他身份:其中包括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随州市青联委员、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随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四个官方头衔,牵涉张畏一案的67名党政要员当中,有市长、公安局长及党政干部42人、司法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张宅门前挂著「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故当地人称张畏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为「红色黑帮」。2000年处决的吉林最大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梁旭东、辽宁黑白两道声名显赫的黑帮头子刘涌、广西百色黑帮头子周寿南,情况也与张畏相类似。



  第四,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极少数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绝大部分。「富人一席酒,穷人一年粮」的情况在中国已非常普遍。1999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为58,000多亿,有人根据城镇居民收入抽样调查的资料推算,其中47%的存款属於3%的富裕人口所有。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前的0.15上升到2001年的0.458。



  此外,中国的生存基础已被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高度劣化。中国林业科学院研究员蒋有绪尖锐地指出,中国国土荒漠化面积达38%,生态环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时治理,人民则有祸於旦夕之虞。



  鉴於这种局面,当局又不能痛下决心推行政治改革,我认为今後的中国社会将经历又一次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个社会如果纵容5%的权势者利用权力抢钱,最终很可能是95%的受剥夺者运用暴力将被抢去的钱再抢回来,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上演的「戏剧」。在中国加入WTO以後,以往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将会与一些外商相结合,联合对广大中下层人民进行压榨。这样在以权力支撑的国内垄断资本将会继续发展,并与国际资本内外融合,共同支撑著中国的政治利益集团,就会形成一种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外国资本三者联合统治的格局。





何清涟 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著作有《现代化的陷阱》、《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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