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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大潮和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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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八九大潮和知识分子
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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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八九大潮和知识分子
(632 reads)
时间:
2002-6-09 周日, 上午1:05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八九大潮和知识分子
常乐
又一个六月四日来而复去。十三年了,这个仍然不能愈合的伤口,依然将痛楚传递给许多人。年年此
日,想起那些年轻人,犹如生机勃勃的小树,却被狂风拦腰斩断。官民争执,老幼辩驳,难以妥协。官
家老人诉诸暴力,驱散和平抗议的民众青年,尚可理解,但怎么可以大开杀戒呢?滥杀人家子女,下结
民愤,上干天和,岂是时间推移能够消解的呢?
“死者长已矣,他人亦已歌。”陶渊明的这两句,说的虽然不是冤死者的身后情形,却可以借来一用。
“他人”也早已经歌舞升平和歌功颂德了。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杜甫的这两句,说的是乱世之中一家人生死隔绝的情形,也可以借来一
用。冤死者长久不得公道,“存者”不时念及于此,悲恸郁积,有可能引发自责和指责。自责之词,诸
如年轻鲁莽、苟且偷生。指责之词,诸如知识分子胆小自私、民众麻木不仁。
对于八九抗议大潮内外的低组织化群体——学生、知识分子或民众,挑毛病很容易,但是有什么意义
呢?这种挑剔的不合理之处在于:首先,八九大潮的和平理性程度之高,在低组织化民众的大规模抗议
活动中是罕见的,是中国人的骄傲。想象中的更好,只不过是个人的自由幻想,与以往未来的抗议活动
有何相干?其次,低组织化的民众(包括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是无数个范继淹再世,不能用“先
天下之忧而忧”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不是合伙做生意的兄弟,共同的利益诉求是有限的;不是令行禁止
的军队,其行为是合力的结果,临时领袖只能随大流。最后,责备对象之一——知识分子,是范围弹性
很大的人群。不明所指,何以责人?
八九民众抗议大潮,如同其它社会事件,立场、视角不同的人,看法大相径庭:从参与者和支持者称呼
的“民主运动”(认为类似于五四运动和四五事件?),到官家定性的“动乱发展到暴乱”(认为类似
于文革?)。就我个人的观察来说,事前民众(特别是市民)中不满情绪高涨,主要是因为急剧的通货
膨胀。不满情绪集中指向社会不公正的突出代表——太子党官倒公司。部分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认为恶性
通货膨胀和腐败盛行等问题的根源是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希望当权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沸腾而无
从宣泄的不满、认识和希望导致了八九大潮,也决定了民众抗议行为的和平理性性质。人们极度不满,
但对当权者还抱有希望,也知道当权者的绝对优势和秋后算账习惯。在我看来,这场抗议大潮的主要目
的是促使当权者改革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称为“民主运动”,并无不当。
抗议活动突起,官家老人却只顾个人和帮派利益,拒绝面对社会现实,以不变之诡计应万变之时势。把
初起的抗议活动定性为“动乱”,就是整人的一箭双雕故伎重演。台面上是要用乱党大帽子恫吓压服学
生,暗含的着数,汇报者和拍板者心领神会,就是唬住学生后,借刀杀人,追究赵紫阳责任,重演罢免
胡耀邦故事。但是诡计可一不可再,学生和民众的不满远远强于86年,吓唬不住了,抗议活动发展成为
全国性的大潮。赵紫阳眼见胡耀邦的凄惨下场,不肯当待宰羔羊,从不同意“动乱”定性走到撂挑子。
官家老人一步错,步步错,吓不住年轻人,只好打了,但怎么可以大开杀戒呢?
八九大潮的主要群体,无疑是大学生。他们的道德勇气,和平理性,激励和影响了许多人。年轻鲁莽、
苟且偷生的自责和指责,似无必要,因为他们的组织化程度很低,不可能有深思熟虑的策略;他们不是
职业政治家,此后理应自由选择合适的生活道路。
其它群体也值得注意。其中的知识分子,至少包含了从小到大的三个群体:社会批评家、知识专业户和
读书人。
社会批评家是狭义的知识分子,是经常在传媒上发表批评社会的文章或谈话的人。社会批评家的特有作
用是把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独特思考结果告诉别人,让别人参考。在大陆,真诚的社会批评家是风险很大
的,因而是难得的。
知识专业户是范围较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传播和创造知识(一般是书面知识,特别是专业知识)的人,
如教师、学者、作家、记者等。
读书人是广义的知识分子,是有知识的人。学历是社会衡量知识水平的简便标准。读书人的学历要求是
有变化的。大陆的读书人,大致指的是中专以上学校毕业的人。
社会批评家、知识专业户或读书人,不是政治家或谋略家,不必奢望他们做谋士引导抗议活动获得成
功,而且突发的低组织化抗议活动,也未必会接受个别人的引导。有些人声援或参加了八九大潮,但似
乎无人充当谋士。对于没有声援或参加的人,也不必指责,毕竟每个人都有选择自由,都有自己的利害
和善恶考虑。没有人计较五四时期的社会批评家是否声援或参加五四抗议活动。萨特是社会批评家、作
家和学者,参加了67年5月的巴黎大学生抗议活动,但对这场活动影响不大。罗兰·巴尔特是学者,没
有参加5月抗议,并且说“结构不上街”(“结构”借指他那样的结构主义学者),也没什么大不了
的。
组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如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其他民众,难以制衡政权。突发性的抗议活动,规模难
以扩大。大陆社会要形成对政权的有效制衡,有待于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即发展出大量自治的企事
业机构、社区、社团和传媒,多数人都一身三任(是自治的企事业机构、社区和社团的成员)。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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