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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成败之鉴·韩战与台海两岸 1 】乡关何处——反共义士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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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韩战与台海两岸 1 】乡关何处——反共义士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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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韩战与台海两岸 1 】乡关何处——反共义士特辑 -- HGC - (462 Byte) 2005-7-16 周六, 下午10:59 (807 reads)

H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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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王东原：争取反共义士归国记〖校勘本〗 (501 reads) 时间: 2005-7-16 周六, 下午11:07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韩战与台海两岸 1 】乡关何处——反共义士特辑

争取反共义士归国记
作者：王东原

韓戰期間，美國政策亟求停戰，為「自由遣俘」與「強迫遣俘」，這一原則，雙方堅持不決，因此，我與中共打了一場短兵相接的硬仗，造成大陸淪陷後的一次重大勝利使我向聯合國與全世界舉出「人心的向背」的有力證明，其經緯茲述如次。

(1)反共義士鬥爭之醞釀

聯軍自一九五○年九月仁川登陸，擊破南侵之北韓共軍，一舉進抵鴨綠江畔。雖因中共參戰奇襲而節節敗退，終能穩住陣腳，轉移攻勢，收復卅八度以南地區，且連續摧毀中共二次春季攻勢，使中共一蹶不振。截至一九五一年夏，計共俘獲共軍十二萬餘人。內中共戰俘二萬餘人，【注1】分編為七十二聯隊與八十六聯隊，收容於巨濟島集中營。

共軍以黨團控制軍隊，乃其一貫政策，被俘共幹，仍以此故技施之於集中營，對內造成恐怖，以加強其控制，對外則保持兇猛之敵對態度，使美軍無法管理，集中營中赤旗高舉，標語大張，示威叫罵，乃屬司空見慣，甚至私設刑場，自成王國，對反共人員動輒酷刑處死，警衛美軍望而生畏，每日糧食補給，均置於各營門而去，不敢入營內一步，其猖獗之極，竟至劫持美軍集中營司令陶德上校達三日之久，甚至有暴動之全般計劃，可見一斑。

中共戰俘中，不少前國軍官兵，【注2】對中共早已深惡痛絕，惟在共黨恐怖控制之下，不得不俯首屈從，未敢有絲毫反共之表示，更無人敢預料能有自由勝利之結局。

美軍戰俘管理處自一九五一年即配有華籍譯員，以協助管理工作，同時設有宣傳教育處（CIE），專對各戰俘營施以民主思想之灌輸，及職業技能之傳授，以期其將來獲釋後，有謀生之技能，得成為社會上有用之人。該處亦僱用華籍譯員數人，每日由無線電向戰俘營施行華語廣播教育，有時更親入戰俘營訪問，得與反共戰俘之首領接觸，漸知其大多數戰俘隱藏反共情緒，於是從中暗與鼓勵，同時報告釜山我大使館與以全力支持，經長期之醞釀，逐漸展開營內之反共鬥爭。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共幹在營內發動慶祝中共國慶，未獲多數戰俘之支持。十日為我中華民國國慶日，反共戰俘發動慶祝，匪幹從中阻撓，雙方衝突，互有死傷。美軍當局遂將重要共幹數十人移置他處，營內空氣大為澄清，反共勢力，日益抬頭，與我譯員接觸更加密切，且由其媒介，與我大使館取得經常之連繫。

自是以後，大使館透過譯員關係，經常供給戰俘營以我方報章雜誌，俾能瞭解時事現況，又供給反共歌曲，劇本，唱片，樂器等，以供其演唱，我私人所藏音樂唱片數百張，亦全部捐出，蓋寓宣傳教育於娛樂之中，又供給筆墨染料，裂帛加工，製成國旗數百面，遍插各營屋頂。戰俘之對外呼籲，隨時代為刊登於中央日報或新聞天地，發表後，又送入戰俘營，各營戰俘得知自由世界之同情與關懷，益加興奮。各營單位及營內軍校學生紛紛上書蔣總統致敬，並呈上血書血旗以表忠誠，均先後獲得回示。對杜魯門總統與聯合國之呼籲，亦引起自由世界之注意。於是反共怒潮風起雲湧，已非潛伏共幹所能控制。

各營為加強反共鬥爭，均著手組織愛國青年會，歃血盟誓，加強領導，全部名冊均加蓋血印，於一九五二年冬送達大使館，一面發動刺臂運動，於臂上勒書「反共抗俄」「誓滅共匪」字樣，以示不返鐵幕之決心。至一九五二年年底，刺臂者達數千人，而「返回臺灣」，遂成為反共戰俘之共同目標。

先是我持節來韓之初，即認定爭取反共戰俘，為對匪之政治作戰，對俘營中各項發展，極其重視，躬親指導，期在必勝。經一年之苦心經營，方能扭轉形勢，造成反共怒潮。至是，已知大多數戰俘誓不返回鐵幕，一九五二年秋，曾建議政府特派專員，加強策劃並預籌接運義士回臺之有效步驟。惟當時內外情勢，尚未成熟，一般認為此事實現之可能性，尚屬渺茫。

（2）停戰協定及其影響

韓戰和談，自一九五一年七月開始，換俘問題，亦於是年十二月由小組委員會開始交涉。共軍堅持其「強迫遣送」原則，聯軍則主張「自由遣送」，歷時二載有餘，不得協議。其實共軍非有所愛於其戰俘也。蓋知換俘問題，乃自由世界與共產集團之政治作戰，其結果將成為未來大戰勝敗之關鍵。倘聯軍讓步，接受強迫遣送，則無異對全世界食言失信，一旦大戰爆發，將再無人投降聯軍。反之若共軍讓步，接受志願遣送，坐視數萬戰俘投奔自由，勢將動搖鐵幕內之政權，是故拖延二載，始終堅持不肯讓步。

一九五二年春聯軍對各營戰俘，曾作初步之審訊，以甄別其遣送之志願，結果願返鐵幕者不及十一，共軍愈益堅持強迫遣送原則。談判幾經破裂，毫無協議之望。某日板門店席上，共軍代表曾暗示稱，如願遣返者占多數時，或有接受之可能。聯軍當局為求早日停戰，乃於同年夏季，再度舉行甄別審訊，極力勸誘戰俘返回大陸，甚至以不供給伙食為威脅，訊問時，含混其詞曰：「你願回家鄉見你父母嗎否」戰俘答曰：「當然願意，但……」於是即不由分說，列為願遣返者，予以隔離，其企求提高願返之成數，以達成停戰，不惜犧牲戰俘志願，實貽聯軍以莫大污點。經此次半強迫式之甄別，結果，中國戰俘被列入願返鐵幕者五千餘人，另編為一聯隊，移往濟州城郊，以待移交共軍接收。該聯隊內反共戰俘甚多，被共幹殘殺者時有所聞，亦常有乘衛兵開門送飯之際，冒死逃出求救者。

經此次甄別後，仍堅決不返大陸之中國戰俘約一萬四千餘人，改編為三個聯隊，於是年秋移住濟州島南部之摩瑟浦，此即日後在中立區戰勝共軍疲勞洗腦之反共義士。當美軍宣佈移駐濟州島時，均疑被出賣與共軍，誓死不願前往，美軍當局無可如何，經華籍譯員再三解釋，陪同前往，方釋羣疑。

中國反共戰俘抵摩瑟浦後，斬棘披荊建立營地，生活較前困苦，惟反共信念益堅，與我譯員之感情彌篤。營地到處國旗高豎，門前大書標語二聯曰：「一條命滅共匪」，「一顆心回臺灣」。十月十日國慶，卅一日蔣總統誕辰及元旦等日，各營均舉行隆重慶祝，並排演話劇，暴露共匪在大陸之罪行。美軍觀者無不感動流淚。同時又擴大刺臂運動，人人臂胸均勒書反共抗俄字樣，以示絕對不返鐵幕之決心，又再次以血書寄呈蔣總統、李總統、艾總統及聯合國秘書長，呼籲自由，其懇切之情，更進一步為世人所注意。聯軍統帥符立德將軍，史倍曼大主教以次美要人，先後前往集中營訪問，無不寄以深切之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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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世鉴·成败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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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韩战与台海两岸 1 】乡关何处——反共义士特辑

接运一万四千反共义士归国
赖名汤口述

韩战打了一年後，形成胶著状态。民国四十年（一九五一）六月二十九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训令联军统帅李奇威（Ridgway），向中韩共提出停火谈判建议。七月八日，联军代表与北韩及中共代表在开城开始停战谈判。十月底，改在板门店谈判。谈判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遗俘问题；联军总部始终坚持自由遣俘原则。四十一年二月，在韩国巨济岛的战俘营内，七千名华籍战俘首先向联军总部呼吁，愿意前往台湾参加反共抗俄工作。四月十二日，韩国釜山战俘营的华籍战俘，刺血上书总统蒋公，表示效忠，愿到台湾参加反共抗俄。至四十二年元月底，釜山战俘营的华籍反共战俘，以血书呈献蒋总统，请求坚决回台者，多达一万四千余人。十二月二十三日，韩境中立国遣俘委员会终止解释工作。同日，联军统帅赫尔（Hull）上将宣布，将用一切便利，於一九五四年一月间，将华籍反共义士送往台湾。

有一天，周总长突然召我到他办公室，说是总统决定要我率领一个小组，赴驻日联军统帅部交涉，将一万四千多名反共义士接回台湾。骤听之下，颇感惶恐，因此前有关反共义士业务之联系，一向由外交部和国防部总政治部办理，突然要我去做，顿感无从下手；我当即表示，此事非常重要，总统要我去办亦深感荣幸，惟此一任务，论性质应归总政治部办理，似由总政治部派员去接运为宜。周总长认为我的见解很对，不过他表示这是总统的决定，他要我跟总政治部商量。当即去看总政治部蒋主任经国先生，他也说这是总统的决定，他并说我的英文好，交涉方便，我说张彝鼎副主任英文更好，他笑笑说还是我去好，同时表示全力支持。我於是告诉他一定尽力去办，并问他，向联军统帅部办交涉，交涉些什么？如何交涉？蒋主任要我去外交部请教叶公超部长。当时的外交部是在目前的台湾银行总行办公，叶部长也表示并不清楚，他找一位司长拿来一大宗文件给我看，阅後略悉内容。叶部长要我尽快进行，希望我在二天内出发，因为美方在催。我表示若一人去则立即可以成行，但我总要有些人去帮忙；要组成一个小组，则至少需时三日；他觉得我的意见很对，但愿我三天内一定启程，同时表示将先电我驻日大使董显光，嘱与美方联络。嗣即积极筹划，挑选人员，成立小组，召集人员分工，办好护照、经费等事项；晋见总统，并拜访美军顾问团及美国驻华大使，两天内完成行前一切手续。

因联军统帅部设在东京，接运留韩反共义士，大问题要在联军总部先解决，然後由他们转告驻韩美军办理。启程时，外交部人员告诉我，董显光大使已准备举行正式宴会，邀请美国驻日大使、联军统帅以及有关将领，要为我在宴会上介绍，望我能够当晚到达。於是我们乘坐的C46运输专机，经过冲绳加油後，由於东京羽田机场的天气不好，故降落在东京郊外一处美军基地。下机後冒大雨坐车一小时又三十分钟，进入东京市区，再由美军送我至董大使处，已近晚上八时，幸宴会尚未开始，宾客皆穿晚礼服，惟我穿著被雨水淋湿之军常服，颇窘，幸好有几位熟识的将军在场。我当即与联军统帅赫尔四星上将约定，翌晨拜访他的总部，望与其幕僚开会洽商接运反共战俘有关事宜。

次日，拜访赫尔上将後，当天下午参加了特别安排的幕僚会报，先说明韩战状况及战俘处理经过情形。我在会中提出接运华籍战俘的问题约为五点：㈠海上运输，应有兵舰掩护；㈡望派机担任空中掩护，以防中共拦截；㈢战俘离开俘虏营时，望给予足够的保暖服装，除身穿大衣等物外，每人军毯两条；㈣战俘从战俘营到码头上船之前的沿途运输、保护及饮食，希望有妥善的安排与充分的供应；㈤有关医疗的全部支援。联军统帅部参谋认为我所提出的问题很合理，将请其上级决定；翌日，获知联军统帅部同意按我所提问题办理，并已电告驻韩美军第八军军长泰勒将军，嘱迅作准备，同时派机将我接往韩国。我抵达东京後的第三天早上，美军即派C119运输机，将我们一行十余人全部载往汉城，王东原大使与美国军方代表在机场迎接。为办事联络方便，我要求住在美军第八军军部，他们完全同意，并拨给我办公房间、车辆、打字机等。

抵美军第八军军部之日，军长泰勒上将（Taylor）在其司令部前广场上主持一项阅兵典礼，对我表示欢迎；他的旗台上，除联合国旗帜外，有美、英、澳、韩及其他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参加韩战的会员国国家的旗帜，仪队系由美、英、澳、韩及其他联合国会员国的部队混合组成，典礼开始，先奏中华民国国歌，然後奏美国国歌，仪式庄严隆重。我身为中华民国军官，受此礼遇，深感光荣；同时亦感到国家在国际地位上的重要，我国此时仍为联合国一分子，回想当年发起筹组联合国时，我国为发起人之一，我国位列五强，成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虽因中共叛乱，但以时势之变，我国仍然受到友邦与国际社会的尊重，我当时代表国家受此尊重，真是万分荣幸。尤其是我当时阶级仅为少将，泰勒已是四星上将，以一少将接受代表联合国一百多个国家的大国上将的隆重欢迎，自是更觉殊荣！

我们住定之後，即分别拜访接洽，处理接运有关事务。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将反共义士顺利接回台湾，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想像的那样简单；因为反共义士回台湾，是令共产党最感丢脸的事，当反共义士离开战俘营时，中共和北韩的军队都可能老羞成怒，发动抢俘，也可能因此引起另一次战争。我提出这些问题时，美方人员也表示值得顾虑。因此，我又与美第八军参谋长及有关人员商谈，假如北韩与中共发动抢俘，他们应如何事先计畫，有所部署，策定应急措施。当反共义士离开战俘营时，车辆如何准备，车队如何编成，行程如何排定，指挥、道路警戒与通信等问题如何解决；到达仁川之前如何选定休息地点，以便整理东西，清点人数；上船後的组织，启航後的海上护航与空中掩护等，一切措施，均应预作详细计畫。经过分别商谈後，他们深表赞同，立即分工进行有关作业。一切计畫策定後，泰勒将军发出通知，约定举行一项联军释俘会议，邀请有关国家的代表参加。

释俘会议系在汉城郊外一个师的司令部举行，出席会议者数十人，包括美方将领，中华民国由我所率的部分人员，韩国参谋总长白善驿所率有关人员。泰勒将军代表联合国主持会议，向我们提出释俘的计畫纲要以及预备计畫。简报约二十分钟完毕，泰勃又分别询问中华民国与韩国代表以及有关人员的意见。我觉得他的计畫对我前两天所顾虑与他们提出商谈的问题均已包括在内，是一项相当完善的计畫，我当代表中华民国表示同意。韩国参谋总长亦无异议。因准备周详，如此一项重要的大规模国际会议，费时约二十几分钟即告结束。於是开始照计畫执行；而美国即为此一计畫的主要执行者。

反共义士离开义士村走出大门之後，沿途一切运输、掩护、应变、安全等措施，由美军一位旅长洛逊上校（Col. Lomson）指挥，全部作业所包括的细节，叫做洛逊计畫。这项计畫仅仅运送中国反共义士的卡车，即达五百六十辆。洛逊上校是一位精明能干的美国军官。而包括装备（衣服、大衣、鞋、袜、军毯）、饮食、医疗、船舶调动等的後勤工作，则由联军後勤司令部负责，指挥官是一位少将，与我相处极好。此外，尚有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与空军第五航空队，担任海上运输的安全掩护。

了解计畫全部细节与执行情形的准备工作後，我即赴大使馆向王东原大使详细报告，并自拟一电文，请转国内周总长转报总统请示。

在此同时，我觉得反共义士走出义士村大门之际，应该发布一项文件，也就是一篇宣言，这篇宣言应由反共义士的名义发布，以他们的口气，向全世界宣告，说明他们厌弃中共暴政，奔向自由，回到自由祖国的意愿，这篇宣言由我亲自起草，完稿後，我认为兹事体大，应请示政府决定，因请大使馆发回国内转呈总统核定。翌日得覆，总统完全同意，无任何修改，於是印成油印稿，同时译成英文，待反共义士出营时，当场向全球记者发布。随後自由世界各地报纸，均曾刊布此一反共大事的重要宣言。

我根据联军释俘计畫，为实地了解反共义士出营後之路线安排及预想的各种情况，曾请美第八军派遣直升机与有关人员，陪同我赴义士们行经路线察看；若发现不妥之处，仍可商量改正，同时可以确定何处可以发动华侨欢迎，而那些地方又应有何种表示？察看後均分别与我大使馆、美军及韩国方面接洽办理。总之，此项交涉接运反共义士的工作，困难在所难免，但幸参与此事者及有关方面，均能密切合作，故能奠定圆满达成任务的基础。

联军统帅部决定释俘作业在二十日开始执行，我即告王东原大使转告国内，准备接待。我於是日清晨坐直升机降落於义士村前草地；其他接待工作人员则分别乘汽车前往义士村大门前照应。

民国四十三年（一九五四）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时零五分，在义士村（亦称印度营）等待了四个月的反共义士，第一批抵达自由门，自由门的彩牌上，飘扬著联合国、中华民国、大韩民国及美国的国旗，反共义士服装整齐，身背背包，走在队伍前面的高擎大幅国旗，走在队伍中的则手挥小型国旗，我在门口同他们前面的领队握手，欢迎他们。同我在门口迎反共义士走出自由门者，尚有韩战停战委员会主持遣返工作的联合国代表布瑞安少将等。义士们出村後，即按规定上车，整个车队分段由车队的领队与宪兵护卫，向仁川方向出发。车队浩浩荡荡，非常雄伟壮观，而义士们於艰苦奋斗赢得自由之後的喜悦兴奋表情，尤其令人感动。车队在公路上前进时，附近民众都挤在大路两旁，热烈鼓掌，高呼欢迎口号。而我与美方计畫主持人，仍在高度警觉之中，顾虑中共与北韩可能抢俘；当然，我们已有所准备，但总是希望没有意外发生。总算还好，从反共义士开始走出自由门到最後一人离开义士村，敌方并未采取任何骚扰行动，而所有中国籍的反共义士，也按照每人自己的意愿，全部高兴的回台湾自由祖国，并无一人愿意滞留韩国。

反共义士的车队离义士村後数小时，抵达爱斯康城，此处距仁川十公里，为义士们上船以前的休息站，该处搭了很多帐篷，执行後勤作业人员准备好了热茶和咖啡；一月间，韩国温度低，许多地方且是白雪皑皑，义士们在此喝一杯热饮料，正可增加温暖，抵抗寒气，同时可以检查一番，看看还要准备些什么，临时有人生病则可在此处获得医疗照顾。我陪同联军统帅、美军第八军军长、後勤司令、美国陆军部长史蒂文生（Stevens）及美国驻韩大使等一行，同至爱斯康城，看义士们喝茶休息的情形，对接待安排的周到，义士们表现的良好，大家都感到非常满意。

再转往仁川港，看义士登船情形；当日下午三时，第一批开始上船，随後依次登上十五艘中字号登陆舰。二十一日清晨六时半，第一艘载运反共义士的登陆舰离开仁川，驶向自由中国，最後一艘则於是日下午启航。当义士们的车队进入仁川之际，成千上万的华侨，在码头两岸或道路两旁热烈欢迎，有的放鞭炮，有的敲锣鼓，还有各色各样的高跷队、舞狮队，场面万分感人。为解除义士们海上旅途寂寞，由王升将军率领的一批政工干校学生，分别派在各艘登陆舰上，举办康乐辅导工作，这是一项设计非常周到的安排。另外尚有部分生病不能坐船的反共义士，计一四五人，则商请美方派遣军用机，从汉城直接运送台湾，於一月二十三日下午抵达松山机场，转入医院疗养，较船运者提前两天回到祖国。

中国籍的反共义士回到自由祖国台湾，系根据韩战停战协定的附件，与联合国的自由遗俘志愿遗俘原则。停战协定附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第十一款载明：「…任何战俘凡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负责看管他们後的一百二十天内尚未行使其被遣返权利，又未经政治会议为他们协议出任何其他处理办法者，应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分，使之成为平民。」而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最後一分钟过後，韩战中的战俘便开始成为平民；亦即一月二十三日凌晨第一秒钟开始，他们就恢复平民身分，这也就是「一二三自由日」的由来。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印度籍的荷玛雅将军，因不愿得罪中共，又不敢擅自违背联合国处理战俘的原则，乃决定於战俘恢复平民身分的前两天，将战俘交还双方处理，亦即将二万二千名反共战俘交还联合国统帅部，而联军统帅赫尔将军，则坚决贯彻志愿遣俘原则，对二万二千名中韩反共战俘，於二十三日恢复平民身分後，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愿意前往的地方，而且当遣返委员会提前两天将反共战俘交还联军统帅部时，统帅部亦提前恢复他们的平民身分，让他们前往他们愿意去的地方；一万四千多名中国籍的反共战俘即选择了回到自由祖国的台湾复兴基地。

志愿遣俘原则是联合国的决策，联军统帅部只是此决策的执行人，执行完毕後，统帅部须向联合国有所交代。我是奉中华民国政府之命，前往韩国接运一万四千多名反共义士的官方代表。所以当中韩反共义士分别按照志愿遣离之後，泰勒将军即与我们商量，决定在他的第八军司令部举行一项志愿遣俘交接仪式，由他代表联军统帅主持这项仪式。参加人员包括：代表联军统帅的泰勒上将、美国陆军部长史蒂文生、美国驻韩大使、韩国首席代表参谋总长白善驿上将、我以中华民国首席代表身分参加。仪式开始，先由联军统帅代表泰勒上将，在一份简略说明遣俘交接经过及人数的证书上签字，代表交的一方再送接的一方韩国代表签字，签字毕，双方讲几句话。然後，泰勒与中国代表彼此在交接证书上签字，彼此也讲几句话。证书一式两份，交接双方各执一份。仪式完毕後，遣俘任务即告结束，当时各国来采访新闻的记者达数十人。

然後，我又留下处理一些善後问题，特别要向第八军军长泰勒与参与遣俘计畫的有关负责人致谢；由於他们计畫缜密，安排周到，致未发生任何不快之事，而能圆满达成任务。泰勒将军对此事处理经过也表示很愉快，他曾请我到他的军部一小房子内晚餐，表示欢宴我。感谢他的大力帮助与热诚招待，我也在汉城一家中国饭馆回请他。

这次为欢迎反共义士归国，除由政府派遣我率领一个小组赴韩交涉接运外，全国各界也曾推派代表赴韩欢迎；代表全国各界欢迎义士的三个单位代表，包括立法院副院长黄国书、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大陆救灾总会理事长谷正纲、秘书长方治，不过他们都只能在码头上跟义士们见面，其他场合他们都无法参加。

当我在韩国一切事情处理完毕後，即乘我空军所派C46型机，从汉城飞返台北。飞机在松山机场降落後，总统官邸派了一名武官在机场等我，传总统之命，要我立即到士林官邸去见总统。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只好不回家，先往官邸晋见总统。进入官邸大门後，总统已在他的会客室等我。一月间，台北天气也相当冷，总统的小会客室壁炉中尚生著炭火。我入室後，先向总统一鞠躬，他要我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下，将交涉接运反共义士的经过提出报告。我於是即将交涉情形，接运中的顾虑，美方的执行计畫与部署，实际经过情形，以及拟定与发布反共义士离开印度村之宣言等，一一提出详细报告。总统一直面带笑容听我报告，频频点头，对我的各项措施表示满意，他说已经看过我以反共义士名义撰写的宣言，接著说：「很好！」听我报告的同时，可能客厅壁炉中的炭火温度太热了，总统站起来，要把壁炉前面挡热的板子推向壁炉，但板子相当重，我当即站起，请总统复坐，要代他推移板子，总统却要我坐著不动，让他自己推；总统虽然非常客气，我仍然帮忙将板子推好再继续报告。经过一小时以上，始全部报告完毕。这次向总统报告，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总统对我是那样的亲切，他所表示的爱护与慰勉，令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慈祥亲切，足以显示他对部属无微不至的爱护与鼓励。我当时觉得，自己不过为国家出了一点力，也是份所当为，而以总统的尊崇与高龄，却如此对我慰勉有嘉，真是令我感激，并赐我以无限的激励；此後我能蒙总统调任各种工作，我想与此次接运一万四千多名反共义士回国的表现，自亦不无关联。

待载运反共义士的登陆舰进入基隆港时，我也匆匆的赶到基隆码头，一同迎接义士们上岸。为迎接义士归国，国内各界，尤其是台湾北部的许多单位，几乎都有代表参加，而且许多单位是自动参加欢迎行列，基隆市民更是倾巢而出，码头两边，真是人山人海，这种热闹感人的盛大场面，只有抗战胜利大游行差堪比拟。我所站的欢迎行列，有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先生、政府各单位首长、美军顾问团蔡斯团长、各国驻华使节团团长菲律宾驻华大使所率的各国使节，及其他党政代表等。我站在这个行列的後面，跟领先下船的反共义士一一握手。义士们下船後，先在码头仓库休息、喝茶，接受各界慰劳。谷正纲先生在码头欢迎会上代表各界致欢迎词，义士代表相继致词答谢，感谢祖国同胞的热诚欢迎。嗣後，义士们又分批登车，向布置在台北林口的义士村前进。沿途所经，各要道街口，处处牌楼高耸，国旗飘扬，如同国家的大庆典一样；义士们人人面上堆满兴奋感激的表情，欢迎者同样鼓舞欢欣，好像迎接久别的亲人，迎接国家光明的前途，迎接革命战争胜利凯归的英雄；义士车队经过台北市区的时候，更是万人空巷，鞭爆喧天，鼓乐齐奏。

林口的义士村，是反共义士归国後暂时集中居住的家。在义士们归国之前，政府已临时成立一个辅导组织，这个组织由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先生负责，高魁元先生等帮助推动执行有关工作。而辅导工作的主要任务，则在先让反共义士的心情安定，然後逐步了解个别的志愿与才能，同时也要注意有无共谍分子的渗透，最後再为他们进行适当工作的安排。

反共义士住定後，全国各界纷纷前往义士村慰劳和慰问；如当时的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行政院长俞鸿钧、总统府参军长桂永清、妇联总会总干事皮以书等，大部分由我陪同，先後前往慰问。此外，还有些影歌星不断前往慰问。林口的义士村房舍，系临时新盖者，以物质条件所限，因陋就简之处甚多，如每逢天雨，道路泥泞难走。但义士们吃得很好，生活自由自在，精神十分愉快。

反共义士回台湾，是我们中华民国在国际政治上进行心理作战所赢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因中共一向宣传，说是我中华民国政府贪污腐化，不得人心，而他们是一切为人民，美国在民国三十八年发表白皮书，显然也是受了中共宣传的影响，而一万四千多名反共义士，是中共派出的「志愿军」，当他们在俘虏营可以自由选择去向时，他们却牺牲与其家人团聚的机会，甚至忍受其家人遭受斗争的痛苦，不愿再回到大陆铁幕，而愿意投奔台湾，这表示台湾的自由祖国有自由，也说明了自由的可贵。从此加以引申，则可推知此一事件的更大意义，那就是如果给大陆上八亿人民一个自由选择生活方式与自由行动的机会，无疑的，他们也会像一万四千多名反共义士一样，主动地投靠三民主义的乐土，投入自由祖国的怀抱。中共参加韩战，在军事失败之後，在外交与国际政治上又遭到这样的惨败，真是既羞愧又愤恨；中共老羞成怒，因在广播中或其他宣传文字中把我列为显著攻击的目标，编造谎言，说是一万四千多名反共义士是由我强迫他们来到台湾的。

中共的壮大以至窃据大陆，原是趁我政府於二次大战期间全力对日作战的机会；当时中共假借参加抗日之名，在各地牵制消耗国军的力量，同时设法增强他们自己的力量。美国政府不明了这种内幕，受了中共欺骗宣传的影响，反而处处帮中共讲话，给予中共接济，认为我们的失败系由於政府无能与官吏的贪污腐化。殊不知我们的失败主因是由於抗战使得民穷财尽，加上中共的挑拨、分化、造谣与叛乱，美国因不明真相，反而当我军事失利退出大陆之际，发表白皮书，实在是落井下石。民国三十八九年间，可说是我们国家处境的最低潮。但韩战爆发，中共参加韩战，暴露其侵略企图、凶残本质，变成美国的敌人之後，美国乃转而考虑我国，重新支援我国，予我军援与经援，并与我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所以韩战的爆发实为我国一大转机。而反共义士的归国，则使我们在国际上与政治上赢得一场非常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前途，从此又展现出一片柳暗花明的好景。就对国家贡献来说，这是我最值得回忆的一件大事。

■■■■■■■■■■■■■■■【以上内容完】

以上內容是以《賴名湯先生訪談錄》同名一節內容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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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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