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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刘伟:告别谁的浪漫主义?——读萧功秦先生《新保守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自序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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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伟:告别谁的浪漫主义?——读萧功秦先生《新保守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自序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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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刘伟:告别谁的浪漫主义?——读萧功秦先生《新保守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自序有感 (263 reads)      时间: 2002-6-06 周四, 下午10:04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近来在网上读到萧功秦先生《新保守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自序一文,很有些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坦率地说,笔者一向不喜欢萧先生,直到1999年群情激昂萧先生挺身而出之时才对萧先生产生一丝敬意,但萧先生的观点还是无法接受。



改革如治病,西医做手术是一种疗法,中医也是一种疗法,逻辑上不可能分出高下。如果要以实践结果来断定高下,认为20世纪革命的灾难要算在所谓的“浪漫主义”者头上,那德国、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账要算在谁的头上?这两个国家不就是保守主义者最喜欢的权威主义改革,充分运用传统制度和文化资源的样板吗?最近的印尼苏哈托不就是新权威主义理论最好的实践者吗?印尼局势风云变幻,前途莫测,谁也不能保证它不走向分裂,不走向战争,印尼华人的灾难更是令每一个中国人痛心。按照萧先生不切实际就是乌托邦的观点,给人类造成如此巨大灾难的保守主义是否也应该算作浪漫主义彻底地予以抛弃?当然,萧先生要是说德国的灾难就是因德国人没有遵循俾斯麦路线,印尼的灾难就是他们不应该推翻苏哈托的话,笔者也无话可说。



萧先生的观点中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将所谓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视为时间上并起的两个派别,仿佛社会的灾难就是激进主义者不听保守主义者的主张而造成,但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果说激进主义的鼻祖可以领先时代数十年提出激进主义的观点的话,那激进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从来都是在保守主义者的改良失败后才产生的。以晚清为例,到甲午战争之前三十余年一直都由萧先生所称赞的的洋务派官僚控制着朝政,社会思潮也没有所谓的激进主义的地盘。等到甲午战争失败,才有萧先生深恶痛觉的康梁的崛起,虽然康梁能否算激进还大可以商榷(如雷颐先生就认为康梁算温和的改良)。即使如此,戊戌变法很快就失败,朝政也重新落入保守派手中。直到辛丑之役,清政府的社会威望才丧失殆尽,陷入被动的局面,但辛丑年间的事变不就是保守主义者自己一手制造的吗?纵使到这般田地,清政府还是搞了十年的清末新政。孙中山虽然一直闹革命,但他的力量一直很小,不然就不会被袁世凯戏弄。可以说中国自古推翻一个王朝没有象孙中山这样容易的,清政府的衰败由此可见。



不止中国,世界其他诸大国的变革史均是如此。在法国大革命前,法国其实断断续续地改了几十年,最后一次是十八世纪的七十年代,被认为最有能力的杜尔阁(此人也是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领导的改革。但法国的统治者无可救药,即使这样的温和改良也为被贵族们所反对。杜尔阁下台后,法国局势就再不可收拾。这笔帐要算在激进主义者头上还是要算在保守主义者头上呢?保守主义改革最典型的要算俄国,从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进行农奴改革到1917年二月革命沙皇垮台,五十余年的时间激进主义者只是存在而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一切都是在沙皇政权的主导下进行。1905的革命实际上是一次和平请愿,只是俄政府的大屠杀彻底摧毁了沙皇仁慈的“小父亲”形象,俄国才踏上不归之路。最后10年的俄国在斯托雷平领导下突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惜同清末新政一样,不过是回光返照。但在表面的繁荣中,激进派纷纷缴械,不少自由派人物向沙皇投降,连始终不妥协的列宁都以为自己要终老国外。1917年的二月革命已为史家证明是一场没有阴谋的革命,导致沙皇垮台的导火索不过是一些工人游行要求面包,沙皇的部队拒绝开火而已。一位历史学家评论:“这就是革命”。确实如此,军队不再执行命令,对独裁政权来说就是一场革命。最终,军队哗变,沙皇退位。到这一步,沙皇政权的崩溃是保守主义的过错还是激进主义的过错,不是一清二楚吗?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列宁最大的作为,就是扭转了这个无法控制的局面,将群情澎湃的无政府状态一转而为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所利用”。(《极端的年代》8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版)。真正令人痛心的是沙皇政权平时专制,所有的反对党都成了政府的花瓶。东正教会力量也很弱,在天下大乱时根本无人能收拾局面,陷入苏文先生所说的“不哗众不能取宠”的困境。最后,其时力量很小的布尔什维克党凭借严密的组织、与沙皇从不妥协的形象以及“土地、和平、面包”的口号,在半年内发展为一个强大的组织,夺取了政权。要是当时俄国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东正教会平时跟政府跟得不是那么紧,最后弄成“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局面,列宁不一定能成功。每一个球队都要有替补,以便危难之际能派上用场。独裁者为一己之私利,不许合法的反对党存在,企图造成没人可替代的局面而赢得诸如萧先生这样的保守主义者的支持。遗憾的是,该来的还是要来,并不因为统治者高喊稳定,保守主义者害怕动乱而避免。而每次旧的死去,新人又无,政权往往就落入极端主义者手中。痛定思痛,这种局面的责任哪里能由萧先生批评的激进主义者来负,只能由俾斯麦、慈禧、斯托雷平等权威主义者来承担。事实上,哪个民族愿意在动乱中生活?没有对改良的绝望,不可能有革命。你怎么可能要求人们对一个总是失败的事业保持无限的信心?这是违背人性的要求,是另一种毫无道理的浪漫主义,是另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萧先生能举出历史上世界各大国发生过没有权威主义改革直接进入革命的例证吗?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承认萧先生的新权威主义改革观,也还有一个新权威和旧权威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世界诸大国的历史上在现政权军事扩张基本停止后从无在旧统治者领导下改革成功的先例。英国有克伦威尔和1640年的内战,美国有华盛顿领导的八年独立战争推翻了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俄国有推翻沙皇政权的二月革命,中国有辛亥革命。奇怪的是,日本经常被人当作权威改革主义的榜样,但这样一个榜样也不是旧权威改良的样板。平安时代以后,日本一直处于幕府统治之下。同我们一样,日本隔两三百年更换一个幕府。从源氏到北条,从足利到德川,中间还有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短暂统治时代,天皇早就不掌握政权,一定程度上,天皇的地位不过是就我们的孔家和张天师世家一样,处在政治的边缘地带。请注意,明治维新是在用暴力推翻有二百六十多年历史的德川幕府后进行的。如按照萧先生的观点,日本的维新应在旧权威德川庆喜将军的领导下进行才符合“新权威主义”的改革观。至于萧先生和亨廷顿先生津津乐道的土耳其凯末尔改革,更是在奥斯曼帝国浪费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无力自我改良从而在一战中垮台后的事情,这样的局面不正是萧先生最伤感的辛亥革命的局面吗,为何又能成为萧先生所称赞的样板呢?德国的俾斯麦倒是能为萧先生理论增添一些光彩,不过想想后来的德国军国主义,俾斯麦的权威主义不要也罢。即使我们不讨论俾斯麦和希特勒的关系问题,当时的德国也有特殊情况:当时的德国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奥地利而不是普鲁士是德意志民族的领袖。俾斯麦正是用铁与血,在隆隆的炮声中将奥地利赶出了德意志帝国(现在奥地利还是一个独立的日耳曼国家),击败法国,实现德国的统一,在此基础上才开始统一的德国的建设。当最正统的奥地利被清理出德国范畴的时候,不知道这是新权威还是旧权威;当德国军队在巴黎凯旋门示威的时候,不知这能否算和平变革。奥匈帝国垮台了,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亡于英国人之手,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方获独立。请注意印度是在1947年独立的,不是在1937年独立的,换句话说二战摧毁英国的力量是印度独立的根本原因,是全人类的鲜血免去了印度人民的流血。笔者看到的大帝国改良成功的先例只有彼得大帝的改革勉强算一例。不过,当时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不过六七十年,彼得的改革不过是曾国藩似的表面文章,并没有触动俄国的根基,当他的子孙开始改革农奴制时,我们见到的就是一个崩溃的帝国。最关键的是,彼得改革时俄国还处于大规模对外扩张期,彼得通过对外战争占领了彼得堡等波罗的海出海口。等到叶卡特琳娜二世征服波兰和克里米亚半岛后,俄罗斯的大规模对外扩张才告一段落(严格说,到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征服中亚后,俄的扩张才告结束)。这样的案例不也是流血的案例吗?不过流的是弱小民族的血,不是俄罗斯的血罢了。



其实,我们从系统的角度看问题,将大帝国改革视作水库泄洪,也许历史的面目就更能澄清。帝国初期,社会矛盾并不尖锐,社会压力不大;在帝国中期,虽然有一定的社会矛盾水位,但还在可拯救的范围;在帝国末期,由于长时间的矛盾积累,社会矛盾水位已经很高,整个社会就面临危机。相应的,社会改革就是一个释放社会压力的过程,如何释放压力成为任何一场改革都不可避免要应对的局面。从理想状态上说,维持大堤安全,逐步开闸泄洪减小压力无疑是最好的结局,但这样一种情况在1980年代前从未发生。一个社会的水库为四道大堤,即对外扩张、统治集团内战、异族入侵、底层暴动所包围,如果我们想要平稳改革,就必须确保四道大堤无一缺口,然后再慢慢泄洪,只可惜理论书上的论证却没有历史经验的支持。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发现社会水库决堤往往是先从对外扩张开始,到一个政权还能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时,这个政权往往会先选择对外扩张;当对外扩张不能进行时,如果这个社会结构有足够强大的地方军阀和诸侯,社会动乱往往表现为统治者内战,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国春秋战国、欧洲的贵族、日本的诸侯间的争斗。这个时候,我们读到的农民革命就少得可怜,整个春秋仿佛就一个跖,日本更是诸侯间变换大王旗,最后的明治维新还要依靠长州、萨摩等藩的诸侯武士来推翻德川幕府。即使在大帝国时代,如果皇帝决策错误造成有强大诸侯的局面,往往也先发生军阀内战而不是农民革命,如汉之“七国之乱”,晋之“八王之乱”,唐之“安史之乱”等等都是例证。如果没有对外军事扩张和军阀混战,最后发生的往往是底层社会的暴动和/或是异族的入侵,如中国两三百年一次的朝代更迭,印度两三百年一次的异族入侵(很奇怪这个民族总是通过异族入侵来改朝换代,没有农民革命建立新王朝的例子,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许正是这个民族特性的体现)。



当然,这是一个经验公式,并非每次变革都遵循这样一个秩序,但它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适用的。当我们应用水库模型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容易解释。从力学的应力理论来说,大水总是从大堤一个缝隙冲出,缝隙越来越大,最后造成整个大堤的决堤。千里堤防,怎么可能没有缝隙?一个社会缝隙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它在初期需要一定的合法性资源或说处在社会的盲点区才能形成。简单地说,某个缝隙的形成的概率大小与缝隙所拥有的合法性资源大小成正相关关系(当然缝隙的形成并不唯一由其合法性决定)。对外军事扩张,极端民族主义是一个社会最不容易为社会所识别反而为大众津津乐道的缝隙,上层下层都极容易陷入军事胜利和对外掠夺的喜悦之中,而且对外扩张所获得利益可以使一个国家内部利益调整的麻烦,造成所谓一致对外的局面,这就是我们看见一个政权往往首先选择军事扩张的原因。当帝国已经扩张到饱和极限,对外只能采取防守态势后,已不可能通过“以外补内”的方法回避艰苦的结构变革时,社会矛盾造成的社会缝隙往往发生在内部的诸侯和军阀之中,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在一定的合法范围内积聚起可以动摇现政权的力量。在帝国治理较好没有给统治集团内部的窥视者留下空间的时候,民间的造反者和异族的入侵者则会乘机起事。由于造反往往都需要一定的力量,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往往采用宗教的形式,因为这是农民平时可能在官府眼皮底下合法建立一套组织的唯一方法。要是没有组织,这时要么有异族入侵,要么是社会情绪累积到极点而处于雪崩的临界状态,从而一呼百应,造成社会秩序的解体,如秦末的陈胜起义,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等。



萧先生的改革要是能实行,最高统治集团必须在改革过程中防止任何决堤的发生,但这是可能的吗?至少在公元1980年以前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虽然理论上不能证明,但历史事实已告诉我们统治集团手里的资源是有限的,他们所能采取的措施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这里防住,那里就决堤了。笔者不怀疑统治集团全力以赴总能堵住某道大堤的决口,但要防范所有的缺口却不是已经腐败的统治集团力所能及。萧先生看见了革命的危害,以为只要把激进主义骂倒,把革命防住,天下就万事大吉,却忘记防止革命的措施往往会为腐败,为极端民族主义,为统治集团内部的野心家或者一段时间不为统治者注意的民间组织打开方便之门。历史上的例子不说,就以萧先生为例,前几年萧先生不也高喊用民族主义来凝聚人心吗?萧先生现在亡羊补牢,大力反对民族主义,效果如何虽不得而知,但却让人不得不问:连萧先生这样坚定不移地维护现存秩序的权威主义者都会犯下鼓吹动乱,为战争打开方便之门的错误,那萧先生的权威主义观点又如何让我们信服呢?在笔者看来,萧先生犯下此错误并非偶然,而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必然结果。一个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真空,萧先生这样的人或许可以在矛盾的价值观中怡然自乐,但一般的民众不行,他们需要信仰,需要完整一致的价值观,而这是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萧先生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才会在前几年鼓吹民族主义的。现在萧先生反对民族主义,在漫长的改革时间里,萧先生又打算用什么来凝聚人心?更何况纵火容易灭火难,萧先生以及余英时等现在极力反对也未必有用。不过萧先生比余英时强,萧先生还有检讨自己错误的勇气,这令人肃然起敬,比起大骂新“纳粹运动”却从不检讨自己鼓吹保守主义和新儒学从而对这场民族主义运动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余英时强多了。



历史可以创新,最近这二十年和平的改革例证已经很多,表明人类历史已经走到一个新的文明阶段,但是俄罗斯、印尼这两个大国的情况向我们揭示大国变革凶险无比,并没有萧先生设想的田园牧歌,尤其是印尼的情况恐怕更给萧先生泼一盆冷水,因为苏哈托正是萧先生理论的最好实践者。笔者对俄罗斯、印尼人民深怀敬意,从不敢自以为高明对两国政治家和人民横加指责,因为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台湾、韩国等国还可以通过大规模对美出口这种新时代的和平“对外扩张”从而利用外界资源来回避或减弱内部利益调整的痛苦的话,俄罗斯、印尼这种大国就得自己吞下结构调整的苦果。当萧先生批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时候,请萧先生不要忘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大帝国未经战争而走向民主,就像当批评者批评一个医生给一个晚期癌症病人截去一条手臂给病人带来巨大痛苦时,我们提请批评者注意在此以前的类似手术中不是病人死了,就是病人的四肢都给截去了。至少在欧洲的那场大风暴中,欧洲唯一生存下来的旧政权—米洛舍维奇政权给南斯拉夫人民带来的灾难大家有目共睹。



萧先生的诚意无人怀疑,萧先生的拳拳赤子之心也令人敬佩,但萧先生能否先回顾人类两千年来的诸大国改革史再来“告别浪漫主义”?



最后,在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向戊戌诸君子、向辛亥烈士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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