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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康圣人的心事(反革命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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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康圣人的心事(反革命又来了)   
徐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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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康圣人的心事(反革命又来了) (877 reads)      时间: 2002-6-06 周四, 下午8:07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康圣人的心事







徐仰药







我来正值黄梅雨,日日楼头看山雾。

才见楼后玉皇山,回头已失楼前树。



历史的诱人之处,正在于她的不可还原性,云山雾罩扑簌迷离,永远轻纱盖首,秀色朦胧,纵有法眼如炬,也休想尽识其庐山真面。戊戌政变已过去一百多年,有关细节问题依旧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官方正史不纠缠这些“末节”,只在“大义”上做文章,证明出在腐朽的满清统治下实行资产阶级改良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只好革命。就这么革过来革过去,一路革到现在,似乎又回到了一百多年前的清末,始终还是老样子,没一丝一毫的长进。



戊戌变法又称“康梁变法”,康有为是维新派的头,梁启超是维新派的嘴,不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鼓与呼,康有为的上书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虽然梁启超对于维新事业功莫大焉,但变法期间却始终未得重用,他的老师康有为也一样,不过是个六品主事,还是自己中进士后的份内所得,跟变法扯不上半点关系,而且芝麻绿豆大点小官,又没有“专折奏事权”,大事小情都必须通过所在工部的堂官代递,凡事看人脸色,以康有为的狂傲性格无论如何无法接受。



康有为是个野心勃勃的人,这在他的《孔子改制考》中有充分展现,他自号“长素”,是要超越孔子(孔子被后人称作素王)的意思,鼓吹孔子改制称王,篡党夺权之心昭然若揭。光绪的老师翁同和说康有为是“居心叵测”,看来也有他的道理,只是当时光绪还没看过《孔子改制考》这本书,不明白翁同和话里的意思,认为他首鼠两端,有意阻挠改革,一气之下罢了他的官。有理由相信,光绪不久就看到了此书,并对康有为的用心有所提防,所以才没给他加官进爵委以重用,但改良刚开始,还需借助康有为的思路,不便轻易斥逐。后来光绪的另一个老师,管学大臣孙家鼐看到了康有为这部书,上奏光绪请求“明降谕旨,亟令删除”,光绪降下谕旨曰:“著孙家鼐传知康有为遵照”,只是删除书中“凡有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已经是给康有为留足了面子。不久,同属改革派阵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上书揭发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伤理害道”,“其徒和之,嚣然自命,号为康学。”请求皇上“先焚其书,保全其人”。



康有为在朝野上下结党营私的事,光绪早有耳闻,这下连千里之外的封疆大吏都来告状,看来康有为确实有点不像话。正巧,康有为为了替徒弟梁启超从汪康年手里夺上海《时务报》的经理职位,鼓动御史宋伯鲁上奏折请求把《时务报》改为官办。光绪顺水推舟,立即下旨:“著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康有为大吃一惊,寻思良久,两个礼拜之后才上折“敬谢天恩”,言词之间,倍感绝望。皇上的话不能不听,可一旦离开京城,哪还有回来的希望,近在咫尺的理想岂不是就此化为泡影?思前想后,康有为终于有了主意。据梁启超当日记载:康有为立刻知电汪康年,请其照旧办理,自己不过是“遥领”而已。电文云:“奉旨办报,一切依旧,望相助,有为叩!”



汪康年接到康有为的电报后,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当天就把《时务报》改名为《昌言报》,把原来的“时务”二字留给康有为这个钦差大人取用。康有为得知后大怒,决定以官势压人,发了一封电报给两江总督刘坤一,指控汪康年抗旨不尊,私改官报,希望能禁止其新报发行。老谋深算的刘坤一把康有为的来电原封不动地上交给了总署(总理衙门),光绪看到后派路过上海的黄遵宪前去调解。黄遵宪是《时务报》的发起人之一(另外两位是康有为和汪康年,梁启超时任主编),说话有一定份量。再加上汪康年的铁杆后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干预,此事最终不了了之。梁启超没能得到经理的位子,康有为则继续赖在京师不走,但改良派内部已发生分化,康党锋芒太露,从此陷于孤立境地。





康有为没有“专折奏事权”,又不肯到工部上班,上书不是直接通过总署,就是请托代递,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办法——帮人拟奏折,把自己的思想通过别人之口传达上去。御史宋伯鲁徐致靖等人就是康有为的政治传声筒,他们在变法期间的每一道奏折的起草几乎都与康有为有关,包括之前的增设制度局和之后的重开懋勤殿。增设制度局的折子在军机大臣百般阻挠下没能通过,光绪一气之下提拔了四个“军机章京”,绕开军机处理政。但无论哪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出台都必须得到太后老佛爷的最终认可,重开懋勤殿一事没了军机大臣的阻拦,少了道烦人的手续,可以直接面呈太后,请老佛爷拍板。但光绪话一出口,就觉得情势不对,“太后不答,神色异常。”继而突然发怒曰:“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死无所以。”



原来当初康有为上书请开制度局的时候,就有传言说:“开制度局是要夺六部九卿之权,尽归十二分局,夺地方督抚之权,尽归民政局,则天子孤立于上,满朝皆康党。”各部裁汰下来的官员也纷纷向太后哭诉,康党内外勾结把持朝政,党同伐异,扰乱朝纲,大有一手遮天翻云覆雨之势。太后是聪明人,认为这些话毕竟是一面之词,虽然确实有不少部门被关闭,官员被开缺回籍,但太后并没有看到请开制度局的折子,也就没太当回事。不想今日光绪找上门来,要重开什么懋勤殿,还要请洋鬼子作顾问,剪辨易服,尽毁祖制,与外帮合并。是可忍,大清岂不要拱手送人?改革本为图强,目的是要重振国威,使四夷伏首称臣,如此下去,国将不国,还改什么良?维什么新?太后再开明,也受不了这般激进前卫的思想冲击,联想到这些天来的观察和耳闻,慈禧认定幕后黑手就是康有为,必须铲除此患,方能令傻儿子光绪清醒,旧臣的怨气才能得以平息。



重开懋勤殿的事太后不准,还把光绪骂了个狗血喷头。光绪惶恐至甚,于是招“军机四卿”中最为信任的杨锐进宫,交与他一份密诏,让他跟其余三位同事好好想想办法,如何才能弥缝与太后之间因重开懋勤殿一事而造成的裂痕,好使改革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这一天是九月十五日,杨锐拿到密诏后并没有和其他军机章经商量,独自写了封“覆奏”于十七日呈递上去,让皇上多顺着太后,改革不能操之过急云云。光绪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让康有为迅速出京到上海办理官报,以此来缓解与太后的矛盾。



九月十八日,“军机四卿”中的康党林旭(与杨锐同一班)知道了光绪交给杨锐的密诏内容,立即通知了康有为,据说康有为同时还得到了一份让他迅速出京的密诏(十七日已有令其出京的明谕,此密诏未免多此一举)。康有为意识到,不走将有危险,走的话,自己的努力全都将付之东流,一生的理想就此破灭,这一切全是那个老而不死的太后造成的,于是当机立断,决定采取极端方式,用暴力的手段推翻慈禧太后的统治。



为此,康有为精心伪造了一份密诏,煽动康党诸人跟他一同起来革命。这起伪造密诏事件直到一九零九年杨锐的儿子把藏在家中的真密诏呈现给世人,才得以大白于天下。下面截取真伪两份密诏的关键部分对照一下,就可明白康有为伪造密诏之险恶用心所在。



真密诏:





“即如十九日之朱谕(指罢免礼部六堂官之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谵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朕今问汝:可有何良策,使旧法可以保全,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侯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康有为的伪诏: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两份密诏一比较,立刻看出问题所在。真诏明摆着是光绪交给杨锐的,令其与其他三卿商议,根本没提到康有为。伪诏却变成了交给康有为,让他与军机四卿及诸同志商议,把自己抬高到领袖的地位,仿佛成了光绪皇帝的全权代表。真诏中提到“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到了伪诏中变成了“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并且还要求“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



密诏的本意原是光绪让手下商议设法弥补与太后的紧张关系,好使改革进行下去,不至于半途夭折。没料想康圣人才思敏捷妙笔生花到断章取义地把密诏改成了求救书,并在康党密会上大煽其情,不知底细的谭嗣同等人只好惟命是从,死心听候康有为的革命调遣。要拿下慈禧太后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能不做多种安排,最好是双管齐下,于是经过众人的深思熟虑,设计出两套并不十分缜密的革命方案。一套是让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利用袁的七千新军“锢后杀禄”,夺取政权。



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载:“谭嗣同因出一名片式,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出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步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



袁世凯听后大惊失色,问“围颐和园意欲何为?”谭嗣同答道:“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袁世凯提议等皇上太后一起到天津阅兵时,光绪骑马冲进袁的队伍,然后当场出口谕诛杀荣禄岂不更加稳妥。谭嗣同回道:“来不及了,皇上现在有性命之忧,你看着办吧!”



袁世凯犹豫再三,拿不定主意,遂决定于二十日晋见皇上时见机行事,假如真象谭嗣同所言,皇上会亲自给他一份诛杀荣禄的朱谕的话,再下决心不迟。可是既然“锢后杀禄”的密谋是康党的孤注一掷行为,光绪根本是被蒙在鼓里,那么袁世凯晋见皇上时,怎么可能得到那份所谓的“朱谕”呢?没有那份朱谕,袁世凯怎么可能起兵勤王呢?原来康有为等人早有安排。台湾历史学家黄彰健先生在《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的“未选缉档案目录”中,查到一个“附片”,片名为《杨深秀请探查窑藏金银处所鸠工掘发以济练兵急需片》。杨深秀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却不属于康党,他之所以被牵连至死正与这个折片有关。



当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洗劫了圆明园。此后不断有消息传出,圆明园并未被抢空,地下的金窑里还埋藏着不少珍宝。于是康有为嘱杨深秀草拟奏折(杨并不知道康有为在利用他),以挖金窖为名,调袁世凯军入京。而且特别指明:请募工三百,于九月二十三日进京挖取。依照惯例,奏折会交到军机四卿处议决,四卿中的康党(谭嗣同和林旭),就会建议光绪,在二十日召见袁世凯时,责成其派兵三百,进京掘取。袁世凯势必会理解成,这就是让其“围园锢后”的上谕。但结果根本没有所谓朱谕,只有进京掘金的“暗示”,袁世凯聪明绝顶,立刻明白其中必有内情,自不会轻举妄动,还力劝光绪变法千万不可操之过急,应该依靠那些“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不可依靠那些“阅历太浅,办事不求缜密”的维新派。



袁世凯请训出来后乘火车反津,到天津时太阳已落山,袁世凯立即进督府见荣禄,但荣禄有客人,一直谈到深夜还不肯走,袁世凯只好先回府休息。第二天一早起来再去见荣禄,把康党“锢后杀禄”的密谋跟荣禄谈了,荣禄坦然自若,请出昨晚的客人御史杨崇伊,原来政变已经发生,慈禧早在九月十九日那天就从颐和园回到了故宫,软禁了光绪,宣布重新训政,捉拿二康的命令也已颁下,袁世凯当时吓出一身冷汗,半晌说不出话。由此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发生在政变之后而非政变之前,也就是说,戊戌政变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引起的,但袁的告密是导致除康广仁外戊戌五君子被杀的直接原因。



那么导致戊戌政变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原来康党的革命计划还有第二套方案,请求日本派兵进京,劫持太后去日本,从而完成夺权革命。二十号光绪将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康有为连夜密访伊藤,请求日本游戈于大沽口外的战舰出兵干预中国内政,伊藤博文表示必须在光绪召见他时亲口提出,才能考虑照办。但这是康有为所做不到的,密谋是他一手设计,光绪根本无从知晓,康有为见势不妙,遂于当夜离京出逃。但这次密谈的内容还是被人报告给了慈禧太后,此人名叫袁<永日>,庚子拳变时因反对利用义和团与洋人开战而被刚毅等人所杀,慈禧得知后叹道:“戊戌年要不是袁<永日〉的及时告发,老身险些命丧乱党之手。”(大义,具体出处不记得了,好像是死于庚子年的一位守旧老臣的日记)



戊戌政变后康党诸人流亡海外,高举保皇党的大旗,但据不承认有“锢后杀禄”的政治阴谋,指责此说为后党有意构陷,袁世凯的日记更是谎话连篇。但自打日本外务省发现毕永年的《诡谋直记》后,康党阴谋开始浮出水面。毕永年是湖南长沙的会党领袖,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变前到达北京,被引见给康有为。康有为交给他一项特殊使命,让他到袁世凯的军队中去当参谋,在袁的军队包围颐和园时,趁乱捕杀慈禧太后。毕永年说:“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有为说:“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后来毕永年看实在希望渺茫,百般推托不予合作,让康有为很是失望。



另外,台湾出版的蒋贵鳞《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中辑录的一封政变之后梁启超写给康有为的密信也透露出“锢后杀禄”的阴谋确实存在。梁启超说:“戊戌密谋,鄙意谓必当隐讳,盖投鼠忌器,今两宫皆殂,前事非复嗣统者所忍言,非伤德宗,即伤孝钦,为监国计,实无从理此曲直也。故弟子写信入都,皆极力辨戊戌绝无阴谋,一切悉由贼(指袁世凯)虚构,专归罪于彼一人,则可开脱孝钦,而事易办,师谓如何?望此后发论,跟此一线,以免异同,为叩。”



这封信写于1909年1月2日清政府罢黜袁世凯之后,四岁小皇帝溥仪做了皇帝,其父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的胞弟,自然痛恨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为此上台伊始,即把袁凯开缺回籍以养足疴。康梁认为机会到了,由康有为上书给载沣,列举出袁世凯的若干罪状,要求严惩。并认为慈禧已死,密谋之事实无保密的必要,因此在《上摄政王书》中有所透露,被梁启超得知,才写了这封劝告信。



回顾百年前的戊戌变法史,总结改良失败的原因,除了维新派的急于求成,仓促冒进,激起保守派势力的顽强反扑以外,维新派内部的分化瓦解,以及康有为等人不懂养气蓄势,待机再起,而只求奋力一搏,一了百了的革命赌徒心理也有莫大的关系。尤其是康有为本人,得到光绪令其速速出京的密诏后,认为慈禧绝不肯善罢甘休,一定会来个秋后算账,趁其不备时一举擒获。于是破罐子破摔,索性跟丫死磕,不但因此断送了改革大业,还导致戊戌六君子菜市口伏法,满朝改革派全军覆没,这个深刻的教训值得后人永世铭记,暴力革命思想不连根拔除,中国的改革断无成功的希望。





注:本文因见到出尘《窦太后贴》出炉后,遭革命派猛攻,为助出少一臂之力,仓促草就,不但许多史学上有争议的关键地方未曾论述,错谬之处也一定不少,还望方家不吝指教,展开讨论,共同解开戊戌谜团,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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