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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提上来：出尘对戊戌政变的史实掌握太过肤浅，事实上政变并非因帝党策划政变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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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提上来：出尘对戊戌政变的史实掌握太过肤浅，事实上政变并非因帝党策划政变而起   
安魂曲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2787

经验值: 0
文章标题: 提上来：出尘对戊戌政变的史实掌握太过肤浅，事实上政变并非因帝党策划政变而起 (415 reads)      时间: 2002-6-05 周三, 下午11:50
作者：安魂曲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怎么说呢？你对历史的了解是一如既往的肤浅：）



关于戊戌政变究竟为什么发生，现代史学家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早就否定了你说的那段“。。。拉拢袁世凯等武将，企图包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太后，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围园锢后”的历史事件了。结果大家都知道，慈禧事先得到密报，发动政变。。。”“史实”了。事实的真相应当是---



1）袁世凯并未立即告密，而是在戊戌政变已经发生后才出于保护自己的需要将谭嗣同和他的密谈告知荣禄；



2）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并不是因为得知帝党准备发动政变的消息而被迫反击，而很可能是因为慈禧听到了光绪准备请当时正访问北京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出任改革顾问的消息后才决定清楚戊戌党人。



----不管怎样，慈禧发动政变后，一开始下令逮捕的并非谭嗣同，而是康梁----显然，假如戊戌政变因袁世凯告密而起，那么就断断没有一开始不通缉谋反主犯谭嗣同的道理。



建议你多读一点史料分析文章，不要拿你上中学学来的那点“中国历史”作为你些政论文章的基础。而且，象你这样洋洋洒洒责怪被杀的流血者“他们的死，一方面换来的是所有持进步思想的人们对改良的绝望，把他们都推到了革命派的怀抱中；一方面换来的更多是愤怒与仇恨，而愤怒与仇恨则是与民主观最格格不入的。据说孙文最初就是在六君子死后才萌发了革命的念头。从这层而言，六君子的牺牲，非旦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反而对中国的进程起了负作用，点燃了革命的火焰，使后来的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万劫不复的噩梦-----------而这一切，却都是在那场孤注一掷的政治赌博后种下的恶果。”----却对动刀杀人的专制独裁者仅仅轻描淡写地泛泛批评，而且还要强调什么“一切都是由帝党及维新派刺激的结果，帝党康有为等人是帮凶”。。。你这种评价历史的逻辑，说得不好听就是助纣为虐。



其实你的话还没敢明讲：你在六四13周年时发表此文，不就是想说“邓小平开枪杀人一切都是赵紫阳和民主派刺激的结果，鲍彤严家其方励之和学生领袖等人是帮凶”这句话么？---当然你在六四问题上毕竟还有羞耻之心，所以不好意思直接说罢了。



附几篇文章，我不一定同意其结论，但建议你好好看看该文对传统史学观的一些质疑。





戊戌政变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八月，慈禧太后发动了推翻戊戌新政的宫廷政变。

　　百日维新开始时，掌握清朝军政实权的慈禧太后由于以下原因，对维新派和帝党的变法暂时采取了容忍态度:一、甲午战败，《马关条约》丧权辱国，激起全国人民愤慨，后党集团在战争中一味避战求和，妥协投降，对战败签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慈禧畏惧“外患日急，人心激昂”，不得不在政治上暂时退缩。二、社会上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呼声已形成强大舆论，慈禧不得不稍顺舆情，以示不无“改弦更张”以“救时”之意。三、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并不死死地站在顽固派一边，她的统治权力建立在顽固派与洋务派互相牵制与平衡的基础之上，她并不反对洋务派的路线和政策。只要变法不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她是可以接受的。四、对于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她是要坚决镇压的，也不能容许光绪帝实行维新派的路线和政策。所以从一开始她即做着政变的准备，但须从容布置，待机而动。五、光绪十五年她已宣布“归政”，戊戌年春光绪帝又大胆向她要权:“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对于这位已经“亲政”、得到维新派支持、受到英、美列强关注的青年皇帝的废立，她不能无所顾忌，在他没有明显出轨的行为之前，她既不能擅行废立，也不能完全不给他“事权”。故此对光绪的争权，她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她的对策是牢牢抓住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绝不容许光绪排斥她的亲信，更不能容许他在朝廷内结成自己的党羽。为此，四月二十七日，即维新变法的第四天，她就胁迫光绪帝下了三道谕旨(参见“己酉三旨”)。二十八日，任命后党崇礼署步兵统领。五月初六，派后党骨干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这样，慈禧除掉了光绪最宠信的重臣翁同稣，控制了高级官吏的任免权，并由其心腹党羽荣禄控制了北洋三军及京畿重地，怀塔布和刚毅等掌握了北京城内的军事指挥权及警卫权。在完成上述部署后，直到七月中旬，慈禧再没有什么大的举动，她住在颐和园里，静观着光绪帝发布的一道道新政诏旨，冷视着帝党君臣和维新派为变法新政付出的焦虑和操劳。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掌握军政实权的官吏均系慈禧所任用，他们对新政的态度以慈禧的好恶为依归。认真办理新政者，仅湖南巡抚陈宝箴一人，其他督抚对新政诏书一概采取抵制的态度。尽管光绪皇帝曾“三令五申”，“数四严责”，但“终不能去一人或惩一人”，因为光绪对督抚皆“无用舍之权”，故督抚“皆藐视之”。

　　有一点慈禧和荣禄看得很准，即随着变法新政的推行，会触及到顽固派的阶级利益而调动起他们对新政的仇恨。废除八股取士制度，使醉心科举的封建士子失去“安身立命之业”；裁汰绿营，使平日坐吃空额的腐败军官断绝了“外快”；要八旗旗丁“自筹生计”，“各习四民之业”，又使清朝入关250年来过惯寄生生活的满人失去特权。这些改革措施虽不能根本动摇封建专制制度，却处处牵动封建官僚及其社会基础的既得利益，而引起他们的拼死反抗。七月中旬，光绪帝在官制改革和人事任免方面大胆地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大裁冗员。七月十四日，颁谕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闲散衙门，并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这三省督、抚同城)、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二是七月十九日，将阻挠上书言事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等六名堂官全部革职。三是二十日任用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裁撤闲散衙门，使那些长年尸位素餐的官僚“失其所恃”，人事任免又使顽固派受到沉重打击，改革派力量得到加强，尤其是军机四卿的任用，“谕旨皆令拟撰，宠任在军机大臣上”，更使顽固派忍无 可忍，新旧两党矛盾迅速激化。顽固派大臣纷纷活动，策划政变。怀塔布被免职后，他的老婆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哭诉；准旗人“自筹生计”的上谕颁布后，管理皇室事务的内务大臣立山(?―1900)等率下属官员数十人“环跪于西后前”，哭诉新政对满人之不利；怀塔布与后党御史杨崇伊等先后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策划，伺机反扑；庆亲王奕？、端王载漪(1856―1922)等亦一同哭请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慈禧感到有必要行动了。特别是七月末光绪帝的几个动作，更成为她发动政变的直接动因:一、请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光绪帝在百日维新初期就准备采纳康有为开制度局的主张，因顽固派大臣阻挠而未能实现。后康有为又提出仿前朝故事，开懋勤殿招纳维新人士为顾问官，“延聘东西各国政治家共议制度”，与制度局的作用相同。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采纳康有为建议，并已拟好包括康、梁在内的顾问官名单，次日，到颐和园请示开懋勤殿事。如能实现，即意味着维新派上台。慈禧勃然变色，发怒骂道:“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死无所矣。”二、召见袁世凯。这是康有为等围困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秘密军事政变计划的重要环节。七月二十六日，康有为请徐致靖和谭嗣同分别上折推荐袁世凯，“请予破格之擢”，厚其兵力，“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辅”。光绪帝不知维新派的“密谋”，但为捍卫新政，防范顽固派反扑，当天即传谕，令袁来京陛见。八月初一、初二，两次召见，赏其侍郎衔，责成专办练兵事宜，暗示其可不受荣禄节制，直接向皇帝负责。此举引起慈禧及后党集团的极大不安和疑忌，他们害怕光绪和维新派掌握了兵权会危及自己的权位。三、准备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是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明治维新时期曾积极策划和推行改革政策。戊戌变法时期以个人游历名义来华。七月二十九日到达北京。在慈禧、荣禄等人看来，康有为等书生并不足畏，他们最担心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结合；最害怕光绪在帝国主义扶植下从慈禧手中夺回统治实权。后党集团深知，伊藤来华，决不是为了“游历”。按照当时报界的分析，伊藤“此行关系甚大”，其来华“颇有深意存焉”。确实，伊藤此来是为了解中国变法的情况，企图对中国维新运动施以影响，使之纳入符合日本侵略利益的轨道。而维新派对伊藤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业绩颇为景仰，希望他能帮助中国谋划新政。故伊藤到京后，康有为即专程拜访，告以光绪无权，慈禧掣肘，顽固守旧大臣阻挠变法等情，请伊藤在觐见慈禧时“剀切陈说”，使“太后回心转意”。不少维新人士奏请皇帝，聘任伊藤为新政顾问官。与此同时，康有为还建议邀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顾问，又令杨深秀和宋伯鲁疏荐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光绪帝接受建议，定于八月初五接见伊藤博文，初八接见李提摩太，准备聘为顾问官。面对这种局势，后党集团异常惶惧，慈禧决定抢在光绪帝接见伊藤之前发动政变。

　　经过后党周密策划，由杨崇伊首先发难。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进士，授编修，任监察御史，李鸿章姻亲，并为荣禄所倚重，乃后党中坚。光绪二十一年曾上折攻击强学会，二十二年又秉承李鸿章意旨，疏劾文廷式。二十四年百日维新期间，往来于京、津之间，与荣禄密谋政变。八月初三，杨崇伊向慈禧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密折主要说了三件事:一曰:“今春会试，公车骄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二曰:“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三曰:“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前两条说出了顽固派蓄谋政变的基本原因；后一条说出了慈禧发动政变的直接动因。杨折仅400余字，却足以成为慈禧发动政变的根据。同日，后党主将荣禄调兵遣将，为慈禧发动政变预作军事部署。他在一天内连发三封电报，佯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英国军舰突然入泊塘沽口内，调董福祥军进驻天津陈家沟，以切断京、津交通；令奉召进京的袁世凯“即日回防”(袁因须等待初五“请训”，未能即日回防)。至此，政变之弓已张满，只待箭发。

　　在变法新政的危急时刻，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为挽救新政做过殊死努力。七月二十九日，慈禧为开懋勤殿事发怒后，光绪帝意识到大势已危，次日即召见杨锐，赐给“密诏”一道，令其会同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妥速筹商”救援办法，诏中有“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一语。八月初二慈禧面告光绪:康有为“紊乱朝纲，诽君谤上”，应“拿办”。当日，光绪帝即召见林旭，授以第二道“密诏”，令康有为火速离京，脱离险境。原来杨锐接第一道“密诏”后，“震恐不知所为计”，竟延误两日未将“密诏”传出，此时才传给林旭。初三晨，林旭将两道“密诏”一起交给康有为。康有为立即召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等共同商议救援之法，决定采取两条对策，一是请求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康有为、容闳、梁启超分别找过英、美公使及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但均落空。英、美、日帝国主义为与支持慈禧的沙俄抗衡，企图扶植光绪帝向后党夺权，进行符合他们侵略利益的改革；康有为等也主张实行联络英、美、日以制俄的外交政策。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英、美、日帝国主义发现帝党和维新派毫无实力，并认为维新派的变法“过分急于求成”，是“不合实际的”。其实是唯恐维新运动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妨碍他们在华的侵略利益，故称赞“太后是宫廷中唯一头脑清晰的人”，而她之干涉“是有裨于时局的”，所以不愿给维新派以实际的帮助。二是借用袁世凯的军事力量发动一场推翻慈禧太后的武装政变。当晚，谭嗣同往法华寺袁世凯居所，当面说袁起兵勤王，要袁先在天津杀荣禄，然后率兵进京，以一半包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一半守卫皇宫，保护光绪帝，“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袁佯作应允，唯借口枪械、子弹均由荣禄控制，一时不及准备，须俟九月光绪奉慈禧赴天津阅兵时才能执行(四月二十七日慈禧曾颁诏，预定九月至天津阅兵)，谭只得同意。他却不知政变之箭已在弦上。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训斥光绪:“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良久才说:“我无此意。”慈禧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命将光绪软禁于南海源台涵元殿，派亲信太监严加看管，截断了他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光绪帝作为百日维新的最高决策人，他的被囚禁，意味着百日维新事实上的终结。故此八月初四，乃慈禧发动政变之日(另说初三、初五、初六)。初五，在慈禧的严密监视下，光绪最后处理了两件原先预定的政务，一是召见袁世凯“请训”；二是召见伊藤博文。初六，慈禧以光绪有病为辞，宣布第三次临朝“训政”。同日，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下令逮捕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康有为已于前一日遵照光绪帝前发密诏，离京南下，后乘英轮逃往日本。袁世凯在初五请训后立即回津，径奔直隶督署，向荣禄报告谭嗣同等“杀禄锢后”的“密谋”。荣禄大吃一惊，但并未立即向慈禧告密，因虑维新派“密谋”会涉及光绪帝，一旦揭开，光绪被废，则易引来外国干涉，势必危及后党政权。故此沉吟良久，直至初六晚杨崇伊自京来津报告政变已“自内先发”，才拟密折，次日由杨崇伊转托奕？，报于慈禧。慈禧得报大怒，立即于初八审讯光绪关于谋围颐和园之事，光绪表示不知。初九，慈禧下令逮捕“叛逆要犯”谭嗣同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十三日，五人连同先遭逮捕的康广仁一起被斩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八月初十，梁启超乘日本轮船逃往日本。其他还有维新人士及帝党官员多人，或开缺回里，或革职拿问，或遣戍边疆。戊戌变法失败。

　　慈禧太后训政后，曾令军机大臣议论新法旧法之利弊，以决是否废新复旧。新任军机大臣启秀(?―1901)极言“非废新法，则训政为无名”，刚毅谓:新法皆康有为臆造，“今用新法，是用有为，以叛徒执政，实从古所无”，慈禧遂决定恢复旧制。八月十一日开始，陆续下诏恢复詹事府等衙门，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亦重新设置；停止普通官吏和百姓上书言事；取消官办《时务报》，全国报纸一律停办，并捉拿各报主笔；恢复八股取士制度；停办经济特科，恢复武科弓箭刀石之试等等。但对向来实行的洋务，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等项，并不废除，而要“切实次第举行”。正因此，才有光绪二十七年之所谓“清末新政”。





历史巨骗”康有为





惊读《温故戊戌年》







桑地



　　近读《温故戊戌年》，不是1997年张建伟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那

个版本，而是他在看到台湾戊戌变法史专家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

究》之后写就的、列居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张建伟历史报告·晚

清篇》之首的那个版本。同一书名下两个不同版本的写法，我不知道

在中国著作史上有没有第二。



　　夜读新版，心惊肉跳，决不亚于史蒂芬·金的小说所制造出的恐

怖。手边没有旧版，无法对证新版与旧版之间究竟有多大差别，也就

是说看不出张建伟先生在多大程度上否定了他已经获得鲁迅文学奖的

那个“戊戌年”，也不知道这种标识为“历史报告”的著作该不该当

作正史来读，如果新版的“戊戌年”成立的话，那么不仅戊戌变法史

要重写，而且中国近现代史的上的许多历史事件都要重写，许多在这

个领域里耕耘了多年的历史学家都要重新修正自己的历史观念，数以

亿计的青年学生要更改自己的历史知识，并会为从小就崇拜被奉为

“近代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的康有为和熟背谭嗣同的“狱中题壁

诗”而蒙羞，进而凡是接受了现行中国近代史教育的中国人都会蒙羞，

因为新版中的康有为绝不是戊戌变法的旗手和领袖，而是一个权欲熏

心、卑鄙无耻的小人，他用无数谎言制造了虚假的历史，欺骗了全世

界，欺骗了全中国，而且欺骗了整整一个世纪，他还要部分地承担中

国自戊戌变法以来丢失许多良好发展机会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

也许新版《温故戊戌年》叫做“康有为别传”或者“康有为盗国记”

更合适。



　　让我们择其主要事件来看一看新版中的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都

干了些什么。



　　第一件：涉嫌“剽窃”张之洞门生廖平两篇文章《知圣篇》和

《辟刘篇》，也就是说当年极大地震动中国朝野的《孔子改制考》和

《新学伪经考》是抄袭之作，原因是在北京碰壁的康有为急于马上在

学术界奠定自己的地位；



　　第二件：公车未上书，只是在松筠庵门前召集了各省举人，准备

上书，但终究没上，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可能考

上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学位”就会被取

缔，他追求了多年的功名将前功尽弃；



　　第三件：为了取悦于光绪帝，也为了用手中仅有的权力泄私愤、

报私仇，康有为制造“莫须有”的罪名，硬把许应

作者：安魂曲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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