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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刘亚洲：聘请外国人做CEO 索尼的惊险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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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亚洲：聘请外国人做CEO 索尼的惊险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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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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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刘亚洲：聘请外国人做CEO 索尼的惊险一跳 (209 reads)      时间: 2005-7-05 周二, 下午6:45
作者：加人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在初度甲子之际，索尼公司做出石破天惊般的决定，延请威尔士大兵斯金格出任索尼第五任CEO。

怎么看，这都像是索尼的危险一跳：过去了，索尼可能浴火重生，一家伟大公司重回光荣序列，一如前几年的IBM；过不去，世界将少了一家伟大的东方公司，就象目前的惠普。

不就是外请个CEO吗？何至于此啊。就允许你日产有金发碧眼的戈恩？

话是不错，但放在伟大的索尼公司肩上，则显得滑稽与讽刺。以被《基业长青》一书划入伟大公司行列者尊贵身份，索尼此次“创新”，是与时代脱轨后的抉择，是一次对伟大的放弃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索尼是斯金格要拯救的大兵，而不是相反。

当然，再伟大的公司，也难免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世界商业发展史反复证明了这个道理；不过，伟大公司之所以伟大，在于其强大而又独特的文化，能及时进行修补。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索尼已经出现与伟大公司渐行渐远的势头，而一旦这种势头惯性下去，要么是《基业长青》修改名单，要么是东方又一次减少伟大公司的成长土壤。相信这正是世界如此关注索尼换帅的原因，也是本刊推出这期封面文章的理由。

自从索尼换帅以来，不断听说索尼因为错失数码时代机会，从而被三星等超赶超的说法。对此，我不能完全苟同。在历史上，确实有因为错失一个机会，从而被对手赶超的先例，说比比皆是可能夸张了，但说为数也不在少。这说起来也不奇怪，没有人可以神到不失误，没有公司可以长盛不衰，那些百年老店，都在不同时期失过足，落过水。从这个角度看，索尼失足或者落水，不稀奇。

另外，还要注意到，世界潮流热点是会发生转变的。这种潮流转换，往往要在商界进行一次洗牌，生死荣辱，俱从中来。15年前，谁会想到中国汽车市场会火得一塌糊涂，谁又能料到德国大众这家摇摇欲坠的公司在中国重生？对围棋略知一二的朋友，谁不知道十年前的日本强大得天下无敌，而今天则对韩国屡战屡败？已经有媒体注意到，索尼之败于三星等昔日的小老弟，就与对中国市场开拓不利有直接关系。

我还非常乐于指出，索尼再失误，也是伟大公司的失误，它总体上还是追求卓越中的试错。像很多优秀的日本公司一样，索尼有很多地方还值得中国企业脱帽致敬，相信有进取心的中国企业，心中会与我般.




近日，继去年之后，胡润又一次推出了中国慈善企业家榜。不论胡润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我都为这个英国人叫好；至于这个榜是否该由中国人评出，应该由什么部门评更权威，除了扯淡意义外，我看不出还有其它任何积极意义。

中国现在在倡导建设和谐社会，以此弥补经济二十年快速发展中的若干不平衡问题。在种种不和谐中，慈善事业是个缺口，或者说不让这样的行为阳光化，实在有违社会和谐。可以认为，没有正常的慈善事业，没有合理的允许富人散财机制，中国式的财富规则就建立不起来。而能否建立一个中国式的财富规则，既是中国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亦是中国进一步前进的动力。

醒目的盖茨只不过是二传手

当今世界富人比比皆是，但真正让人佩服的，非比尔•盖茨莫属。何以如此？除了盖茨科技经营天才无人敌外，盖茨大举行善有相当大的关系。

不过，若较起真来，盖茨在散财上，只能算是是发扬光大者。在他之前，有汽车大王福特，再往前，有钢铁大王卡内基（其同时代还有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金融大王摩根）。美国著名商业财经专家彼得克拉斯曾写过一本《卡内基传》（据说国际文化公司出了中译本，但我还没读到），以接近一半的篇幅，探讨了卡内基及其同时代的商业巨擘们，如何一面盘剥，一面回馈社会。

卡内基可能不是美国第一个慈善企业家，但像做企业一样，有系统偏执捐款者，卡内基是第一个。说起来有意思，卡内基坚持捐建图书馆，而且从来不捐书，书必须图书馆所在地社区自从买入。由于他的执着，洛克菲勒、摩根等同时代的大鳄级企业家，相继捐赠。并以此推动了带动了美国富人阶层相继散财。卡内基绝对不是第一个慈善企业家，但绝对是他开创了这样一个传统。有了这样的传统，才有后来的福特基金会等。

值得一提的是，卡内基当初捐建图书馆之际，开始时几乎是骂声如潮，很多地方政府也根本不配合，卡内基愣是顶着天大的压力，力排众议。有很多次，卡内基都是偷偷地捐建。那情形，一点不比国内企业家捐善款，要艰难得多。而卡氏捐赠的意义，大约过了30年，才为普通美国人所认可。那时，卡氏已经长眠地下近二十年。

慈善不是西方专利

其实，慈善虽然在西方发达国家在行其道，成为政府之外的最有力援助之手，在个别领域甚至取代政府，但这也并不表明，慈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创造，更不是它们的专利。当它们尚未诞生或者为生计奔波之际，中国民间富人捐资建立的寺庙，藏书楼等就已经遍地开花了。今时今日，我们流连在中国任何一个旅游胜地，大凡让我们驻足的地方，往往是这种善举凝固的历史。

但无可否认，近现代以来，慈善在中国越来成为稀缺资源。随着洋务运动以及中国实业家的兴起，“慈善企业家”在清末民初曾初露端倪。但随后的连绵战火基本上扑灭了这欲燎原之火，倡导“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的实业家、清末状元张謇，成为今天我们能够忆及的孤例型代表，就是一例。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慈善固然是公益性的，向善之心是前提，但必须正视的是，善举是离不开钱的。也就是说，慈善事业要想发展、壮大，离不开富裕群体。有人说中国企业家不会散财，笔者实不敢认同。在笔者看来，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企业成长壮大的前提；企业壮大是企业家辈出的前提，辈出的企业家阶层则是慈善企业家的诞生前提。当然，必须要说明的是，慈善者未必都是富裕的企业家，通过任何正当渠道发财者都可能成为慈善家。不过，中国的富人，屈指算来，他们真正拥有金钱资源支配的时间，长的不过二十年略长。以一个群体成长而言，二十年即使只争朝夕，像如何行善这样的社会责任问题，恐怕还是个来不及或者无法从容应对的问题。笔者这样说，并不是想为这些人辩护，自忖也没有能力辩护。只是想陈述一个基本常识，行善也好，施善也罢，是需要一个相对成熟、稳定的社会大环境的。比如说，如果施善没有任何回报，就难以成为群体的公开行动；同样，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行善者极易成为群起掠夺目标。

当然，已经有很多分析文章提到，从目前而言，扼制企业捐赠的瓶颈是企业捐款需要纳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四章在“优惠措施”中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依照本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两个法规对照下来，企业捐赠款物的金额如果超过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3%，超额部分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换言之，企业捐赠越多，纳税就越多。欲引导社会力量从善的政策法规，竟然间接伤害或扼杀了企业通过捐赠体现社会责任感，回报社会的热情，让人在啼笑皆非之余，不能不感慨万千。

柳传志们的重任

其实，在中国企业家与富人阶层，像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沙漠治理，像青海藏羚羊的抢救，都是一些企业家做的；希望工程中也有很多富人出钱。

但奇怪的是，他们一般更愿意私底里下，悄悄行善。这固然与行善本身不太值得张扬有关，但把一件很可以阳光化的事情低调得不那么阳光，是目前中国企业家阶层做慈善的现状。促使这些行善力量公开化、阳光化，是中国社会进步所需。

就像美国的企业家慈善由卡内基开头一样，中国企业家行善之路，也要一个重量级的企业领袖来完成。对此，我寄望于柳传志先生。甚至认为，这可能是以柳传志为首的中国企业领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打造联想集团过程中，柳传志先生表现出过人的商业勇气与政治智慧，是那一辈企业家中的佼佼者。由于完成了并购IBM个人电脑，联想也已经走上国际市场，事实上柳传志的商业使命已经完成。如果不带头行善，还有什么更有意义的大事？

当然，就算柳传志先生接下我这一招，他事实上的财富也可能不足够，所以在柳传志后，我加了个们字。我相信，鲁冠球、梁庆德、黄孟依、张跃、黄光跃、左宗申、王文京、朱保国、丁磊、陈天桥等等，名单可以开得很长。

柳传志会振臂一挥吗？我真的不知道，你得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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