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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写手李方从自由派立场后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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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悲鸣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经验值: 57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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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国内写手李方从自由派立场后退！
马悲鸣
我从十五年前到十年前专写反共文章，变为十年前到五年前半写反共文章半批民运，再一变而为五年前到现在专门扫荡民运，立场观点日趋保守。这固然有遭郑义、苏晓康、孔捷生暗算的原因，但也顺应了时代潮流。
孙中山曾言∶“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虽然极不喜欢这句话，并专门以逆历史潮流而动为能事。不料到头来还是没躲过最近这几年国人普遍抛弃民运的大潮。这就是遭胡平痛批的犬儒病。
我反民运是有客观原因的。我不是基督徒。别人打我左脸，我不会再把右脸伸过去请人家抽自己嘴巴子。但脱离民运、回国，甚至一队夷齐下首阳反投中共的前民运分子或民运支持者并不都象我一样，背后挨过郑义的冷箭。尽管胡平从不知检讨民运策略错误，一味骂犬儒病，甚至出了书，还开了研讨会，可仍是阻挡不住全民传染犬儒病的浪潮。
这虽然看似我扫荡民运的结果。其实我已遭国内政府和海外民运的双重封锁，没几个读者，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最近高伐林在采访许家屯时，就提到许这几年的观点立场又左转回去了。现在国内著名写手李方交代，正在从自由派立场后退。唯其不信，现拷贝如下，并附录他几篇旧文对照。
国内人不知道天高地厚，不懂谦虚谨慎，都有股子“老子天下第一”的傲气。大可不必计较。
【附录】～～～～～～～～～～～～～～～～
我为什么从自由派后退了
李方
这两年，我可耻地发现，自己正在从自由派的立场上后退。这也是造成我写东西越来越少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不愿意让人感觉到这种后退，因为我自己也曾经骄傲地认定，自由派立场是我最可宝贵的思想资源。但是，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对国内左派的观点抱有某种同情，相反，对于右派的普世理论以及全球化浪潮抱有某种抵触情绪，尽管这种抵触还不能在我脑海里占上风。
但是请注意，我谈论的是自由派，而不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原则，我至今坚信；但是这些原则形诸技术操作层面，甚至形成某种特定的利益群体，主义二字就开始不那么牢靠，就有了“派”的分别。
最早使我产生困惑的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我是反战的，当时跟挺战人士打得不亦乐乎。但是，反战挺战，观点而已，说过就算。真正冲击我观念的，是有些挺战人士所抱有的民族、国家虚无主义。这样讲他们可能不同意，他们的真实意思是说，应该有一些观念和理想，高于民族、国家这个层次。我也不是不能同意这种看法，但是我反对民族和国家必须无条件地为这些观念让路。
大概从那个时候，我感到自己跟自由派渐行渐远。我不再说话，为的是害怕自己被开除出列。不再绝对认同，却又为什么害怕被开除？这是因为，人都有某种归属心理，恐怕我也不太习惯自己无门无派孤魂野鬼；如果我必须有个派，挑来选去，恐怕还是自由派更好一点吧。
近年来国内两级分化的争论进一步激烈，也加快了我的后退。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还不能完全倾向左派，我宁愿仅仅停留在思想体操的层面。
去年美国大选的时候，在北京一家外企，外籍员工（基本都是美国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投了克里的票。开票那天上午，老外们也都无心上班，每隔几分钟就去会议室瞄一眼电视。中午时分大局已定，办公室一片唉声叹气，仿佛天要塌下来。事实上，天也很快就塌下来了，但我在这里不能讲。
当时看过一种分析，说美国的知识精英多支持民主党，而普罗大众则支持共和党。
北京那家外企的美籍员工，多属于知识精英，所以力挺克里。
我都没去过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关注美国的选举？实际上我是从思想资源这个角度保持着高度的关心。毫无疑问，国内的自由派，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美国的知识精英阶层。而去年的美国大选，似乎可以标志着美国普罗大众对于知识精英的胜利。这个变化，对于国内不会没有影响。由此，国内的自由派可能会失去某些思想资源，更重要的是失去某些合法性。我的感觉或者说印象，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国内自由派正在面临一个衰退的过程。当然我不能说自由主义本身在国内也会衰退，因为自由主义的那些基本原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技术操作层面，比如绝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比如全球化等等。
拿自由派持有的民族国家虚无论这个观点来说，我见过一种表述，认为目前世界上分为后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前现代国家三个类型。欧洲发达国家进入后现代的趋势很明显，也就是说民族国家这些概念很可能最先在他们那里消亡。令我惊异的是，在这个划分中，美国居然是被归于现代国家的，这个行列里也包括中国。联想美国知识精英对于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的鼓吹，本来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同这种划分的。然而，去年美国的大选结果可能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并不是有能力、有条件大体均衡地接收到每一种观念和声音，无疑，美国知识精英更有能力把我们的耳朵和眼睛占满，他们屏蔽了其他的声音。但是，他们无法屏蔽美国的大选结果。他们在国内的失败，不但证明了美国仍然是一个“现代国家”，也会动摇我们这边自由派赖以生存的思想资源。只不过，这中间可能存在一个滞后效应。我有一个预感，国内厉以宁们那样的自由派精英，他们的好日子（time）已经过去了。我倒不是说他们的既得利益会被谁清算，而是指他们影响政策的能力和能量。这从去年郎咸平在争论中赢得的广泛同情就可以看出。
自由主义伟大，自由派也没有原罪。但是，人都是有自己利益的，自由派也不例外。当自由派卷入利益之争，他们也就不再先验地具有神圣的资格。
最近正在读亨廷顿的新书《我们是谁》，该书的副标题是“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评论者一般认为，这是亨廷顿把他的文明冲突论进一步国内化。
美国的国家特性，按照亨廷顿的理解，就是历经三百年的盎格鲁－萨克森新教传统。而今天，这个传统正面临严峻的挑战。换句话说，美国因此有国将不国的危险。这些挑战，有的来自移民如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化，有的来自国内如平权主义导致的有色人种多吃多占，但最引起我注意的，还是亨廷顿对于美国精英阶层的看法。他认为，这个阶层由于其利益全球化，因此刻意淡化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乃是挑战美国国家特性的一大威胁。
该书写成于2004年，从内容看，大概当时美国大选尚未有结果。我想，如果亨廷顿能够等到布什胜出后再动笔，他一定会欢呼大选结果，认为美国人民终于对“挑战国家特性”的人做出了庄严的回答。
亨廷顿根据历年调查结果认定，美国的精英阶层，绝大部分属于自由派，包括跨国公司高管、知识精英、传媒从业者、专业技术人员等等。我前文谈到的北京那家外企，其美籍员工也基本属于此列。
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会如此地高度认同自由派身份？在美国，这些人的数量大致是七百万，占亨廷顿估计的全球化人士总数的四分之一。是不是说，由于他们知识多因此觉悟高，进而把握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不是吗，难道关于全球化的鼓吹不已经灌满我们的耳朵了吗）？也许这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鼓吹全球化、消解民族和国家的界线，乃是他们自身利益所在。亨廷顿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有个美国的傻冒爱国分子，坚持每年给美国的各大跨国公司总裁写信，要求他们在公司里边搞爱国主义教育。而这些总裁呢，要么不理，要么回信坚决拒绝，而回信表示赞同的也就那么一两个人。这说明什么？说明由于利益的全球化，必然导致民族、国家意识的弱化，甚至是有意的弱化。
这个印象也从我的经验里边得到证实。若干年前我采访西门子中国公司的总裁，谈到“西门子作为一家德国公司”的时候，他立刻打断并纠正我：“不，西门子中国公司是一家中国企业。”类似的说法，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摩托罗拉中国公司是一家中国企业、微软中国是一家中国企业……这就是全球化。然而，美国的“大老粗”们在2004年用选票表达了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说法，有很大情绪因素在里边；即便布什，恐怕也不敢讲摩托罗拉中国公司不是一家中国企业，相反他还得大讲特讲。
写这些，实际上是想说，当自由派没得到利益而只有理想的时候，他们有可能获得很高的认同度；但是，随着时间发展，这些认同必然带来利益，甚至当利益渐渐固化的时候，也就是说自由派可能代表了某种利益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分化，或者说失去一定的民众基础。审视当下国内，你还能说自由派在知识界、企业界甚至政府里边没有利益只有理想吗？
在这个意义上，哈耶克恐怕也过时了。哈耶克达到他的高峰，恰恰在于只有理想没有利益求求学术上他被凯恩斯派压制，政治上他被左派压制。然而，今天你还能说，这个世界上，甚至包括我们国内，还存在只有理想没有利益的哈耶克主义者吗？如果利益因素不被廓清，那么任何理想都是可以被质疑的。
当拿破仑代表一种理想的时候，贝多芬把第五交响曲题赠给他；当这种理想越来越表现为赤裸裸的利益时，贝多芬怒骂：“他不过是个凡夫俗子！”
今天，我想我们必须承认，自由派也是凡夫俗子，尽管他们的理想依然高山仰止，并且这个理想在我们国家还远未实现。
【附录】～～～～～～～～～～～～～～～～
我最不愿意生活的十个时代
李方
找十个我最不愿意生活的时代，比挑十个我最向往的时代为难。因为再乏善可陈的世道，也多少总有它的好处，令人颇难取舍。西方有一种说法：“英雄辈出的时代，并不是苍生之福；而那些只有着平凡纪录的城邦，才是真正幸福的国度。”我国也有“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雄”的哲学。那么，这种反英雄的倾向，会不会影响我的判断呢？另一方面，专制暴政的时代、穷奢极欲的时代、不思进取的时代，素为主流历史观念所不齿，但是否真的一无可取？恐怕也很难说。总之，在这个游戏里，我不想被某些主流意识形态所左右，从而失去个人的趣味。下面就试试看。
一、清兵入关的时代
对此，顾炎武说，亡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亡天下”。对明朝遗民来说，亡国，是指改朝换代；而亡天下，则是指文化上的沦丧。
在这个意义上，清兵“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人如麻，从大的历史背景上看，并不可怪。试想，除了宋太祖陈桥兵变，哪次改朝换代不死好多人呢？真正可怕的，是清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此一政策出台之前，其实江南已基本平定。但在这时，江南重新起来反抗，并招致极为残酷的镇压。很多人为了不受耻辱，竟愤而出家。从前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即使不积极向汉地文化靠拢，也无意改变汉地的风俗，结果他们不是被同化，就是被赶走，终于不能长久地立足。可能清朝正是吸取了这样的教训，才决定从文化风俗上彻底摧毁汉族的意志。这是一个最悲哀的时代，国将不国犹可，而民将不民何堪？有一首打油诗说道：“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君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说的是理发匠，但当时的情形实在与此很像。这种仇恨，要待到满清末年才又全面爆发出来。
二、三十年代的德国
这时，你会感到公众心理所形成的惯性，是多么可怕。
为一战复仇、摆脱德国孤立的态势，使得她的人民饥不择食，病急乱投医，竟接受了“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在这短短的一段里，我无意叙述纳粹的来龙去脉，我只是觉得，以仇恨立国者、以极端民族主义立国者，都是再危险不过的。在这方面，德国和古代的以色列如出一辙，并且都落得彻底失败的命运。今天，以色列正是放弃了仇恨政策，才使她有望赢得真正的和平。在三十年代的德国，如果你是一个稍微清醒的人，你都会感到极端的绝望。你看到，这个国家正在滑向深渊，却束手无策。人民并不永远正确，如果他们被仇恨所左右的话；而所有仇恨，都带有狂热的色彩，并且听不进任何劝告。
事实上，那一时代许多清醒的德国人，就这么黯然离去，并且永不回来。他们目睹德国的失败，心里定然百感交集。
三、秦始皇时代
暴政。当时全国有两千万人，却经常有二百万被征发各种徭役，处于被迫流动之中，毫无个人幸福和隐私权可言。诚然，中国从来不是一个保护个人隐私权的国度，但你不能使人民彻底失去对幸福的憧憬。以中国的传统，这种幸福与其说是建立在对物质的追求上，无宁更倾向于建立某种秩序；而这种秩序，从来都以达成上下沟通为特征。
帝国以法立国，但似乎缺乏相应的伦理观和习惯法与人民对接。帝国的法，是一种理想的法，靠行政手段推蝇却完全忽略了人民的反应，更不以人民习惯的行为规范为意，因此形成了上下的极端对立。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法似乎一向如此。作为补救，历来都以某种钦定的伦理观为辅助，使上下至少达成表面的一致。但在秦始皇时代，连这个都忽略了。其情形，就像一架机器，没有润滑油，却在高速运转，终于迅速崩溃。
当然，焚书坑儒，对所有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个最惨痛的记忆。
四、成吉思汗前夕的伊朗
当时，伊朗北部的山区里，有一个邪教国家木喇夷，由亦思马因教派的教徒建立，专以暗杀为务，以至他们的名字可以止小儿夜哭，而周边邻国的王公权贵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该邪教国家木喇夷立国于山间险隘，取一夫当关之势，不惧征伐。而该国教首，常以天堂之说教诲新进青年，并特别强调，欲进天堂，必须出去从事暗杀事业，这样的成仁之躯，才可蒙主恩宠，进入天堂享尽人间所无的丽色，吃遍人间未闻的佳肴，穿上人间未有的衣服。这样，就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泯不畏死的亡命杀手。而他们的暗杀手段，简直匪夷所思，防不胜防。
暴政是一种恐怖，而出于宗教狂热的恐怖，更是不可理喻，尤为甚者。难怪，后来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西征夷灭该国，当地人无不称快。
从来没有哪种事业，能够靠暗杀取得成功。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和保皇派到后来皆以暗杀为手段，他们也就该退场了，让拿破仑来。
五、东汉末年
东汉末年最显著的特征，是朋党和宦官的死斗。
宦官政治固然黑暗，但以正义自诩的党人也未必高明。史书为文人所写，因此极力抬高党人的地位，标榜他们的坚贞不屈，并且以太学生闹事表明党人的群众基础。但事实上，仅从党人在全国范围内被追捕来看，少数敢于帮助他们的人竟都名列史册，就可以想见他们真正的支持率并不如何高。
党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这件事的意义，在于知识分子第一次试图以独立的力量干预国家生活。无疑，其尝试很不成功。
不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条就是不宽容，这似乎是知识分子永恒的弱点。范滂出仕，“慨然有澄清宇内之志”，一方面太过理想化，另一方面也把斗争推入不可调和的境地，必然招致强烈的反弹。而党人以李膺为代表，一旦得势，其手段之残酷，并不让于宦官当政。以暴易暴，终于天下大乱。如果我是当时一介草民，完全有理由对双方都不感兴趣。但是作为知识分子，我还是为党人的命运悲哀。
六、南宋末年
这个汉人朝廷快被蒙古征服了。即使没有奸臣当道，没有军事上的失误，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再说，当时世界上没有谁能够抵挡蒙古骑兵，南宋的灭亡，也并不丢脸。
这一时代的悲哀，在于国家财政的迅速崩溃。以国家发行的纸币为代表，最后竟贬值千倍以上，通胀之高速度，令人咋舌。它的背后，是民风民气无可挽回的衰败。南宋以城市生活的浮华著称，以至马可波罗后来在他的游记里写道：“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决非勇武的斗士。他们贪恋女色，除此之外别无兴趣。皇帝本人更是甚上加甚…他的国土上并无战马，人民也从不习武，从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而这些蛮子的领地原本是很强固的，所有的城池都围着很深的护城河，河宽的强弩的射程之外。因此，设若此处的人们为赳赳武夫，这个国家原是不会陷落的。”
马可波罗带着外乡人的眼光，但也看出，这一时代人民的意志已经消磨殆尽。不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这都是最可担忧的。
七、嘉庆、道光时代
当乾隆皇帝把他的“十全武功”刻上石头，并以“十全老人”退位的时候，并没有想到给他的继承人出了一道什么样的难题。从后来看，这道难题无解，直到英国人打上门来。
帝国人口达到四亿，已是当时生产力所能承受的极限。为此，帝国决不喜欢她的人民想入非非，生活只能在低水准上平均铺开。但是与此同时，高层腐败极为惊人，“和坤跌倒，嘉庆吃饱”就是典型。
帝国军力已钝，但骄横已极，目空四海，从而失去了任何客观判断的能力。乾隆末年英国使团来访，双方还就使节是否下跪认真地争论；而在这一时代，英国使团再来，帝国甚至已不屑多费口舌。最后，英国人得出结论：外交不能达到的目的，必须诉诸武力。其实，这一时代的中国人，已多少知道了英国炮舰的厉害，但正式的对策，却是着手训练蛙人，以备英舰到来便凿沉之。另外一些想法，则与火攻有关。至于大炮，清军将领曾在长城上对英国人说：对付草原游牧人，用不着这个。
出奇的麻木，出奇的惰性，出奇的骄横，三者得其一，便有亡国之虞；此时三者占全，后来的结果，也许还算是客气的。而知识精英层，作为帝国的灵魂，当时的做法实在令人哭笑不得。蛙人、火攻就都是他们的主意。
八、铁幕时代的东欧
冷战时期的东欧国家，几乎都是苏联的卫星国。那时，作为冷战大棋盘上的小卒子，这些国家总是像枪口顶着腰眼，被推上楚河汉界，毫无独立的内政外交可言。甚至，居民早晨一觉醒来，发现大街上已停满苏联坦克，这样的事情也并非绝无仅有。由于力量悬殊，即使最温柔的反抗也属徒劳。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总是有着“布拉格之春”的背景，反映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彷徨和无奈。在同一片蓝天下，柏林墙更是一种象征，仅一墙之隔，两侧世界却大相径庭。每年，都有不少人因企图翻过这道墙而丧生苏军枪下。做一个好的运动员，是这里人民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除此之外，毫无任何能够使人感到激动的前景。真理，似乎永远在东方；而希望，却在西方。真理和希望分家的滋味一定很不好受。总之，这一时代的东欧国家，最让我们想起两个字：命运。
九，军阀割据时期
1911年后的十余年间是军阀割据时期，它使我们对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脆弱性感到担忧。中国的深层弊端在这个时期完全暴露出来。似乎，几千年来由文化凝聚力形成的大一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牢固。经济是国家的基础，而税收又是经济的晴雨表。这时，其地域性的特点令人吃惊。军阀们之所以能够站住脚跟，在于他们可以从割据区幼征税；这割据区并不仅仅取决于军事战线的推移，更由于其地方经济自成一体，与外地不相统属。
近代中国陷于落后挨打，闭关锁国固是一因，各地经济自成格局也不容忽视。甲午战争，实则只是李鸿章和日本打，而张之洞、刘坤一他们的观望，也在于他们的江南经济区无法动员。孙中山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只有毛泽东和蒋介石真正理解。从前救亡图存，抓的只是偏方；而毛、蒋二人终于意识到，欲自强，必须使国家能够实现总动员，就必须首先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据国外的某种看法，蒋改造了中国社会的上层，而毛则改造了基层。对于把中国推进今日世界，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在这个意义上，军阀割据时期乃是黎明前的黑暗。
十，凯撒、屋大维时代的罗马
如果你不至于短视到只注意军事胜利和征服，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罗马”正在变成凯撒、屋大维的罗马。孟子对齐宣王说：“保民而王。”也就是只有保护人民利益的人，才可能称王。但此时罗马的保民官们要是听说这个理论，定会挎着大摇其头，因为凯撒和屋大维无疑是“贼民而王”。他们为了兑现对士兵们的许诺，便把罗马公民的土地夺走。马、恩后来研究土地制度，曾对此非常重视。基本来说，罗马的制度，保民官反映公民的呼声，而执政官则代表元老院的意志。罗马之能发表壮大，两者达成权力平衡功不可没。但在此时，权力正无可挽回地向后者倾斜。凯撒、屋大维都是执政官出身。目睹公民权利的沦丧，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悲哀的事。
（1995年）
【反应】——————————
扔两颗手榴弹
第一颗:李方，你最不愿意生活的第11个时代是哪个？
第二颗:（已冒开烟了，可别先炸着我）李方，现在的这个时代你觉得咋样？
我最不愿意生活的第十一个时代是现在，所以我觉得现在比我说的那十个时代都好。
【附录】～～～～～～～～～～～～～～～～
我最愿意生活的十个时代
李方
人都想自由，但有些不自由却是命中注定的。比如说，你生在何时，是男是女，父母是谁，属何民族，统统你都说了不算，只有认命。这就不免生出许多幻想。？
好比国外曾经流行一个测验，问如果能够自由投胎，你最愿意做的十个人是谁？各种答案五花八门，从基督、孔子到梦露、杨贵妃，千人万愿，莫衷一是。如果我被问到这个问题，我想我不愿回答，一是不敢高攀，二是怕爹娘不高兴。但我愿意回答一个类似的问题：你最愿意生活在哪十个时代？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问你最喜欢哪十个时代，并且希望，不要带着标准历史学家的眼光，而只依你个人的喜好去选择。？
这样，这个问题就变得很诱惑，让你按捺不住地说出心中所想。下面就是我的答案。
一、11世纪的北宋
这个时代之所以高居榜首，我的想法很简单：因为这100年里，5个姓赵的皇帝竟不曾砍过一个文人的脑袋。我是文人，这个标准虽低，对我却极具诱惑力。
这得托宋太祖的福。他曾对儿孙立下两条死规矩：一，言者无罪，二，不杀大臣。难得他在11世纪的5个继任者都特别听话。
于是文人都被惯成了傻大胆，地位也空前的高。想想吧，如果我有点才学，就不用担心怀才不遇，因为欧阳修那老头特别有当伯乐的瘾；如果我喜欢辩论，可以找苏东坡去打机锋，我不愁赢不了他，他文章好，但禅道不行却又偏偏乐此不疲；如果我是保守派，可以投奔司马光，甚至帮他抄抄《资治通鉴》；如果我思想新，那么王安石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他可是古往今来最有魄力的改革家；如果我觉得学问还没到家，那就去听程颢讲课好了，体会一下什么叫“如坐春风”。
当然，首先得过日子。没有电视看，没有电脑用，不过都没什么关系。我只想做《清明上河图》里的一个画中人，又悠闲，又热闹，而且不用担心社会治安…高衙内和牛二要到下个世纪才出来。至于这100年，还有包青天呢。
二、本世纪60年代的美国？
首先我得声明，我没有移民倾向。我只想站在人群里，听鲍勃·迪兰唱“Ｈｏｗｍａｎｙｒｏａｄｍｕｓｔａｍａｎｗａｌｋｄｏｗｎ，ｂｅｆｏｒｅｗｅｃａｌｌｅｄｈｉｍａｍａｎ．”（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他才能叫男人），这首名叫《答案在风中飘》的歌，是一首反越战、反种族歧视的歌曲，也是那个时代的圣经。
那是一个最红火又最灰暗的年代。青年人在那时，几千年来第一次打赢了反抗父母的一仗。父母代表了什么？他们供你吃供你喝，又为你安排了一个妥妥帖帖的前程，你怎能不当他们的乖宝贝？但是，儿子觉得，父母的爱已经窒息了他们的每一个毛孔。他们不得不大声自问：怎样才是一个真实独立的我？
若我生在那个年代，我想我会和他们一起，开着破车冲上美国的每一条大路，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听鲍勃的歌，听披头士和滚石乐队的歌，大声朗诵金·斯堡的诗句。我们随处野营，享尽最狂热的爱情，也用空空如也的脑袋去琢磨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当然，我们还会遇到马丁·路德·金博士，他正领着黑人兄弟向华盛顿进军。他一遍又一遍地对他们大声说：“Ｉｈａｖｅａｄｒｅａｍ．”（我有一个梦想）。
我有一个梦想！让你觉得血在烧。
三、杜牧时代的扬州
如果他肯，我愿意随他去扬州。他能够自请下放，我想我也能。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生在晚唐，盛唐国威不再，北方正是军阀割据，朝廷里两派又斗得不可开交，所以我们一起去扬州过过舒心日子。
中国就是这样，衰落的年代，反倒美女如云，而且善解人意、婉鸾可喜，不像杨贵妃和虢国夫人那样骄横跋扈。这是一个小家碧玉的时代，扬州就是代表。还在早些时候，徐凝就在诗里写道：“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无赖，就是天然的可爱，现在看看杜牧怎么说：“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不必如南宋姜夔那样“唤起玉人”，仅这诗句就已让人心醉了。有人说，这是亡国之音，可那些道貌岸然的兴亡说教，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呢？顾炎武固然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如果人家连这个责都不让你负呢？
还是回来吧，回到这个精神上温柔的家园。
四、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
这个老人穿着脏兮兮的长袍，肩上还湿淋淋地一片，信步向雅典的集市走去。路人见到纷纷闪开，仿佛有点怕他。
他出来之前，刚和刁蛮的老婆吵了一架，出门时，一盆水便从二楼泼了下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向往这个时代，因为如果今天再发生这种争吵，怕就不是一盆水所能解决问题的了。老人抹抹脸上的水，头也不抬，只轻轻地说了一句：“我早知道，雷霆之后必有大雨。”
如果我是一个雅典公民，那么我很可能被老人拉住袖子问道：“告诉我，朋友，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正义？”但真正的雅典人已经被他问怕了。他们会说：“苏格拉底，别再用你那著名的反讽和我们穷开心了。你什么都知道的，你就直说吧。”
但老人固执地摇摇头，说：“我知道什么！我惟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在太多的人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今天，我向往这个有人宣称他一无所知的时代。
在太多的人说“你累不累呀”的今天，我也向往这个真诚地探讨什么是正义和幸福的时代。那个时候，雅典人还不知有上帝，所以，他们思考，上帝就不会发笑，一般的人更不会笑。尽管他们自己怕被苏格拉底缠住问个不休，但他们愿意听，即使听不懂，也不会一哄而散。
但这终于要了他的命。雅黄当局认为他在和他们争夺青年，便逼他服毒。那时，我真想和柏拉图一起守在他身边，听他说出最后一句话：“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只是要让它发光…”
五、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各种信仰和主义可谓多矣，但有信心要求人无条件接受的并不多。更多的，不过是一手拿着信仰，另一只手却举着面包或仅仅是对面包的承诺。这种有条件的信仰，终究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面包主义。而无条件的信仰，伊斯兰教，如果不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了。
如果承认人必须有信仰，那么我愿意生活在穆罕默德时代的麦加。我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牧羊人家的孩子，也没有太高的觉悟，能够在那个月黑风高之夜（公元622年），成为穆罕默德出走麦地那的少数追随者之一。但我知道，他教我们仰望苍穹，用心灵去体会那天地间至大的伟力。
电影里曾有很多这样的场面：医生对拄着拐的病人说：“试试扔掉你的拐杖，你其实自己能走的。”病人起初并不自信，但在医生的鼓励下，最后终于迈出了不靠拐杖的第一步。在信仰的领域，穆罕默德就像这位医生，他强迫阿拉伯人放弃偶像崇拜那些已经无用的拐杖，径直投向真理的怀抱。对于心灵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解放。
他本人并不能消灭人世间所有的苦难，但他有这个信心。他说：“我是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位先知。”而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伊斯兰教称为易卜拉欣）到耶稣基督，先知的名字总是和无穷无尽的苦难相连。现在，既然最后一位先知出来，那么人类的苦日子是不是要到头了？
如果我生在那个时代，我想我会相信的。
六、名士时代的东晋
《世说新语》里讲，王献之居山阴，突然想念戴安道，便冒雪连夜乘船前往访戴。天亮到了戴家门前，却连门都没敲，转身就走。仆人很奇怪，问为什么。王说：“吾乘兴而来，兴尽而去，何必见戴？”
这就是名士风度，以心照不宣为特征。在人际关系复杂化的今天，我有理由怀念这个时代。当然，站在道德的立场上，我们有一万条理由攻击名士们都是废物，但我们似乎并不理解他们对文化的感情。
如果逃跑是光荣的，那么外国有敦克尔克大撤退，中国则有“衣冠南渡”。英国人是“留得青山在”，而东晋士族则留得了文化在。既然抛家舍业地到了江南，只剩下文化上的一点点优越感，那么他们就必然要把这文化珍而重之地供奉起来。
我们都知道，对一样东西感情太深，往往并不会总是挂在嘴边，名士们也一样，对文化爱得太深，反倒不谈了。他们喝酒，穿奇装异服，品评人物，在一般人眼里是放诞，但在他们心里，却是用这些为文化筑起了一道篱笆，不让别人轻易染指。甚至连他们自己，消费的也不再是文化本身，而只是它的观赏价值。
对文化的珍视，是心照不宣的名士风度的基础。他们的幸福，在于以这种方式存在，当然不乏同志。
七、宋襄公时代
春秋时，宋襄公与楚国打仗。部下劝他乘楚人半渡击之，不听，终遭败绩。宋人怨他，他却说：“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与敌人讲仁义道德，历来，宋襄公被看成傻瓜。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不过是在维护一种传统军人的荣誉感，只是行将过时罢了。
这种荣誉感，为贵族所独有。当时打仗，大概不像后来残酷，倒有点过家家的意思。战斗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双方贵族的决斗，一般士兵，不过跟着摇旗呐喊而已。而贵族，往往又把荣誉感看得比生命还重。孔门弟子子路与人作战，宁可被打死，也要先把帽子扶正再说，就是这种荣誉感最后的折光。另外，战斗中还有许多规矩，像“不杀二毛”，就是不伤害头发花白的人，在今日看来也颇为不可思议。
你尽可以笑他们痴，笑他们傻，但你不能不承认，那是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时代。当时大地上还很空旷，作为人，必须顶天立地才能自存；而阴谋诡计，只有在人挤成球的地方才会有市场。同时，贵族固然世袭，但也必须拿出真家伙来，不但要勇敢，而且能够出使外国，即席赋“诗”言志，不辱使命，才能证明你无愧于“君子”。
这个时代之所以令人神往，在于它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时代。中国的大国风范，就是奠定于此时。
八、达芬奇时代的意大利
无疑，文艺复兴是个伟大的时代。你不但能够目睹许多伟人和他们的作品，还可以感受到一种朝气蓬勃的生活态度。
与中世纪相反，还不再是一个考虑人类集体幸福的时代（很奇怪，当一个时代的精神，以人类整体幸福为研究对象时，却往往使所有的个人都生活在不幸之中），而是开始关注个体自身的幸福。你很难说，达芬奇在画他的圣母的时候，心中没有崇高的宗教体验，但他却画出了最个性的微笑和世俗的生活体验。一般的说法，这是人文主义的觉醒。市场开始活跃起来了，匆匆的步履代替了以往的谨小慎微和亦步亦趋，人们由于自信而脸上洋溢着光彩。甚至，一个叫哥伦布的人已经扬帆航往美洲了。
这是一段好时光。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基督教总在对人们说，你们是生来有罪的，所以你们今生的目的就是赎罪和受苦。而这时，人们终于为自己的付出向这个世界讨还利息了。甚至可以说，人们为此在一二百年里，挥霍掉了本应均摊于过去千年之中的幸福。
这是一个以微笑著称的时代，蒙娜丽莎的微笑，维纳斯的微笑，圣母的微笑，还有，假如我是一个威尼斯水手的话，在岸上欢送的人群里看见的微笑，全都那么意味深长。总之，我愿意生活在这个人们都学会了微笑的时代。
九、本世纪20年代的巴黎
这个年代和这个地方的叠加，给人的印象就两个字：艺术。
我并不很清楚，为什么在这十多年间，巴黎一下子变成了艺术的耶路撒冷和麦加。但的确有数不清的艺术家曾聚居在这里，为这个城市蒙上了一种纸醉金迷的颓废色彩。他们当时并不出名，但日后都成就非凡。
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随便找一间酒吧坐下，还有什么比这更舒坦的事吗？那时，对马蒂斯、毕加索、海明威还有加缪等人，你并不毕恭毕敬地仰视他们，而是面红耳赤地和他们争论着有关艺术原则的问题，说到兴浓之处，每个人都不觉已经酩酊大醉了，然后互相扶持着回宿舍，继续争论或者开始创作。
几乎本世纪所有的艺术流派和思潮，都能在20年代的巴黎找到其源头。这种多元的存在和可能性，真是令人兴奋不已。如果你是他们中的一员，那么你的前途也是不可限量的了。或许，巴黎并不真正告诉人们什么是艺术，她只是为你提供生活的可能性，提供故事发生的场景，为你提供一种艺术的心情。这是沙龙艺术时代的余绪，但更加平民化了。
当然，巴黎并不是没有严肃的事业。比如你对历史感兴趣，你可以加入年鉴学派，与布洛赫他们讨论历史研究方法的问题。别以为这是枯燥乏味的事情，事实上，你经常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十、今天
喜爱今天是一件别无选择的事，就像你别无选择地要喜爱父母和祖国一样。
这是一个物质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富的时代。各种新技术的应用，使人们产生了空前的骄傲感，认为今天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伟大，生活在这个时代，至少在幸福感上可以傲视前辈。
但是牛顿说过：“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能有今天的一切，难道是因为我们自己伟大吗？我们这个时代又是否产生了真正的巨人呢？换句话说，由于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巨人和巨人的事业，在子孙面前，我们有能拿得出手的礼物送给他们吗？
在这个意义上，至少上个世纪就比今天伟大得多。不错，我们有电视、电脑、飞机，而他们没有；我们曾登上过月球，而他们没有；我们打过两次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而他们也没有。但是，我们今天所安享的一切，不都是他们在上个世纪奠定的吗？他们有进化论，有电磁理论，甚至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这个高度上，我们今天有堪与之媲美的东西吗？本世纪最伟大的学说，莫过于“相对论”，但爱因斯坦完成其主体构思，却是上个世纪末的事。
本世纪，特别是今天，是一个技术化的时代，而不是理论的时代。今天的成就，不过在于把前人的理论从技术上取得实现。这就像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难道我们有凉可乘就可以目空一切吗？想想，我们栽过树吗？我们不过是在前人栽的树下浇浇水而已，就把结的果子统统据为己有了。一个技术的时代，如果没有相应的新理论支撑着，终归是无源之水，并且终将减缓其上升的势头。打个比方，以现有理论，人类在技术上可以实现登月，但人类能够冲出太阳系甚至银河系吗？至少今天，我们还拿不出一种能够与这相对应的理论。
相对而言，技术上的实现容易，而理论的建造则难。在这方面，今天这个时代，颇有避重就轻的味道。况且，今天许多技术上的实现，不过是靠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而这种高投入，终究会有个极限，因为地球是有限的。这种情形，很像小孩玩积木，他雄心勃勃地打算造一座最高的房子，但实际上办不到，因为积木码得再高也是有极?
薜如果没有胶水的话。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技术是积木，那么理论就是胶水。
再说理想。与以往相比，我们今天最值得骄傲的是有个联合国，但这个理想却是法国人孟德斯鸠在200年前设计的。我们谈论人的权利和民主，但其原则，却是由美国立国时确立的。我们今天超出前人的理念，不过在于对和平的执著。这倒不必非从前人那里挖根子，无非是我们自己用血的教训换来的，相信只有这个，才会被后人划在我们头上。
总之，细想想，如果拨开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生活，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也就平平无奇而已。
【反应】——————————
真是的，牙齿都痒痒了。怎么是这么回事？
一看就是老百姓的见识。谁让你们非得做老百姓了？一点志气也没有，难怪左派不要你们。
【附录】～～～～～～～～～～～～～～～～
航天母舰
李方
电影《星球大战》里，黑衣勋爵瓦德率领银河帝国的太空舰队，浩浩荡荡地在星际深处与起义者作战。当时，也就是70年代末吧，那种特技效果造成了震撼性轰动。而在今天，据称这种太空舰队已经在美国实验室里开始研制。军方计划透露，十年以后，航天母舰将升空服役。这种航天母舰自重将在几百吨到一千吨之间，母舰上可以起落数十架太空战机。真的不敢想象，一旦美国的航天母舰投入使用，其他国家还有什么可说的。今天美国人虽然有军事优势，但基本上还是军舰对军舰、飞机对飞机、导弹对导弹，只是在同一个层次上比谁的技术更先进，谁的战争整合能力更强。可是到了十年后，天平将在质的方面发生彻底倾斜，平衡再一次打破，届时造成的差距，将可以和鸦片战争中英军大炮与清军长矛的差距相提并论。这真非常令人担忧的前景。历来在军事竞争中，技术率先取得决定性突破的一方，都可以立刻获得压倒性优势；而在十年后，至少从现在看来，似乎没有哪个国家有资格起来对抗美国压倒优势的建立。这不禁让我们怀念苏联存在的年代，尽管铁幕造成巨大的阴影，但好歹它可以抵消美国的优势；而在未来十年后，我们大致可以这样预期，届时世界的和平，只能依靠美国的自律精神来维持。可是，世界怎么能够把和平的希望，仅仅寄托在某个国家的自律上呢？
报道说，美国研制的航天母舰，将可以达到第三宇宙速度，自由穿梭于太阳和地球之间，将配备激光武器，乘员将达到百人左右。可以想象，只要有几艘航天母舰，基本上就可以控制地球周围的广阔太空了。届时，相信地球上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都将如芒在背的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完全在人家控制之下，而且根本没有还手能力。黑衣勋爵瓦德的梦想，就要在创造这个人物形象的国家的手里实现了。
惟一有可能阻碍这个计划实现的，无非是美国的发射能力。美国一次发射可以把几十吨物质送入太空轨道，而运载百吨以上的质子火箭，则在阿波罗登月计划完成后就再没有了下文，这也给那些怀疑阿波罗登月真实性的人提供了攻击的靶子。无论如何，即使以现在实际的发射能力，把物资分批发射到太空，然后进行组装的技术，对美国人来讲根本不是问题。剩下的，无非是人在太空中的适应问题，以及航天母舰最终形成实战能力的操演而已。
可以想象，一旦美国正式宣布实施航天母舰计划，必将遭到各国的强烈反对，比反对NMD和TMD还要强烈得多，因为那将意味着有限的战略平衡的彻底打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谁都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而现在，至少你还可以多造导弹，美国对这种数量上的竞争也还不敢大意。
因此，当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如果是谣传也还罢了，如果是真的，就一定不可以等闲视之。况且我相信，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全空穴来风的事情。
【反应】——————————
李方兄从哪里搜集来的消息？我不大相信现在能制造得出这样的武器，几百吨到千吨左右的航母不大可能装载得下十几架太空飞船的，似乎美国人在航天技术并没有新的突破啊。
就是今天的网上新闻
具体在哪个大新闻网站我记不清了，新浪、搜狐、365而已。
对此，我也不大信，但主要是运载能力，至于飞机起降的事，我不了解，因此没有感想。
现在这八卦消息真多
前阵子中国制造出了飞碟不是？比美国的航天母舰牛多了。
跟中国造飞碟还不太一样
我相信如果美国人肯干，他们能造出航天母舰来，就用现在的技术水平。
呵呵，拿飞碟是开玩笑
但认真地说，上面说的航天母舰是不可能制造出来的。看这段话的要求：“达到第三宇宙速度，自由穿梭于太阳和地球之间，将配备激光武器，乘员将达到百人左右。”其实真要制造这样的航天母舰按照现在的技术水平，至少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制造出来，因为它的个头起码是上了千万吨级了。因为达到这样的速度，现在使用的燃料必须使航天母舰的空间几乎全部让给燃料厢。而且所有的飞行物都是每增加一点重量，整个系统的整体重量就会成几何倍地往上增加。我似乎还有个印象，说我们要是往太空大规模移民的话，一艘航天飞船就必须花几个世纪的时间来制造，而在建造的过程中，技术的发展会让原来的计划和设计完全变成废物。结论是，至少在我们可以想象的没有出现完全不同的推进动力之前的很长时间内，太空移民或者超长距离的航行都是不可能的。我相信上文说的那个飞船的最小重量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就算它只到太阳就打道，能容下百人，还带着几架可以放飞的飞行器，它的分量肯定是以上百万吨计算的。
李方这不是摆明提供被拍的脑袋来了吗？
不应该说除了美国以外的地球上所有国家受到威胁，而应该说，除了地球以外的星球都将受到来自地球的非和平的，战争的威胁！！！
哈哈！！！我最喜欢这种科幻了。
以李方的思维能力，会相信那不是科幻？不！以李方的立场，他必须相信霉体！我也觉得不会空穴来风
有可能是真的，据说美国在搞秘密科学。
魔鬼数学根本不及格
谁说航天母舰要达到上千万吨？您造小行星呢！世界上最大的航母，满载排水量不过十万吨。再说，在无重力的环境里，吨位有什么意义吗？一艘太空船停在一颗小行星上，也可以说是小行星被太空船驮走了。所谓航天母舰，我理解，不过是一个物质交换站，何必弄到万吨以上？人家报道里说得清清楚楚，以一千吨为限。以目前的运载能力，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另外，美、苏的无人飞船，早就飞到水星了。
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我不懂航空，但是我以为既然是新的东西他就不能用旧的理论来衡量，但是人的知识是有范围的，所以也就只好这样了。
其实是没有办法的事。也许啊。
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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