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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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葡萄皮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报纸与历史研究
■方汉奇
报纸与历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历史所记述的,往往就是当时报纸上的新闻。报纸上的新闻,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又会衍变为被后人记述的历史。王安石就曾经把孔子撰写的编年史《春秋》比喻为“断烂朝报”①。“朝报”在王安石所处的那一时代，是士人们对官办的“邸报”和民间出版的“小报”的一种通用的别称。今人也有“报”即“史”的说法。李大钊就曾经写过一篇谈论报纸与历史的文章。
之所以有这样的比喻，除了两者之间报道了或记述了大体相同的内容之外，还因为报纸中保存了不少当时人的记录和见闻，为后来的史家们提供了大量的有研究和参考价值的第一手材料。
这一点，不妨举敦煌进奏院状、《万历邸抄》和《天变邸抄》这三种古代的报纸为例,来作一点说明。
《敦煌进奏院状》现存两份。一份编号为S·1156，是上个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从敦煌莫高窟取走的，现存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另一份编号为P·3547，是上个世纪初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取走的，现存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这两份“进奏院状”，都是唐僖宗年间沙州地区派驻首都或行在所在地的进奏官们发给他们的长官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的“官报”，是唐时的报纸，类似宋以后的“邸报”。这两份“进奏院状”的内容，都涉及了张淮深多次派遣特使向朝廷求旌节这件事，对两次活动的过程，作了十分详尽的记录和描述，既记了“事”，也记了相关人物的“言”。对研究唐代陇西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与吐蕃争战的历史，和张义潮家族在陇西地区为唐王朝“拓边效顺”，“为国输忠”的历史，提供了不少细节和第一手的原始材料。
《万历邸抄》原报已佚，现存嘉兴刘氏嘉业堂收藏的明抄本18册。有台湾中央图书馆1968年公开出版的三册铅印本传世。是当时的读者根据明神宗万历元年正月至万历45年6月的“邸抄”，即当时公开发行的“邸报”，辑录而成的。是明代“邸报”的摘抄本。保存了大量的明时“邸报”的内容。从传世的这两种版本的《万历邸抄》中 ，可以看到当时“邸报”所刊载的大量有关皇室动态的报道，包括皇帝颁发的诏旨、“圣谕”，皇帝的阅武、巡幸、祭祀、立储、赏赐和选送宫人等活动，以及皇帝召见、表彰、褒奖、任免、贬斥、惩治乃至诛杀大臣等方面的消息。还可以看到有关科举取士情况的消息，有关“河南盗起”、“山西宁武军士作乱”、“虏寇辽东”、“倭情紧急”、“朝鲜国王以倭情紧急请援”等有关军机和外事活动的消息，和有关“江南北、浙江、江西、湖广俱旱”、“皇极、文昭、武成等三殿大火”、“武昌大火”、“陕西牛羊二妖迭见（怪胎）”等自然灾害和异常事件的消息。其中有不少事件，报道得非常详细，可以补《明史》、《明实录》的不足。如铅印本第78页收有关于高拱的这样一则报道：“（高）拱妻张氏上疏，陈请恤典。上曰：‘高拱不忠，欺侮朕躬，今已死了，他妻还来乞恩，不准他。’（张）居正曰：‘拱侍先帝潜邸讲读，有旧恩，宜予。’命复原职，给予祭葬。”这一细节，《明史》《高拱传》《张居正传》和《明实录》中均无记载。又如铅印本第89页有关于万历三十五年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言事的报道，引述了赵疏的一部分原文，详细报告了自隆庆至万历年间国家财政收入的数字，和历年国防开支情况的相关数字。这些数字，在《明史》上也不见踪影。②
《天变邸抄》是明熹宗天启六年五月间在北京出版的一份由民间报房编辑发行的报纸。内容集中报道了1626年5月30日即明熹宗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发生在北京的一次特殊的灾异事件。原报已经无存，但明末清初的不少文人的文集如金日升的《颂天胪笔》、黄煜的《碧血录》、计六奇的《明季北录》等，都收录了它的全文,使这份报纸的内容得以保存了下来。“天变邸抄”这几个字，是收录时由收录者自已添加上去的，意为“天变”那一天出版的“邸抄”,或报道那次“天变”情况的“邸抄”。“天变”这一提法,源于当时的一条“上谕”[方汉奇1]③。其实，这份“邸抄”所报道的内容与“天变”无关，它所反映的只不过是一次原因不明的特大灾异事件。由于有阉党擅权，诏狱繁兴，政局不稳的特殊历史背景，被当局者理解为上天示警，才称之为“天变”，也才引起当时人的广泛重视。关于这一次所谓的“天变"，《明史》、《明实录》、《明会要》都有所记载，但十分简略。《明史》的记载，见于《熹宗本纪》和《五行志》，只有简单的三句话,即：“五月戊申，王恭厂灾，死者甚众。”④《明实录》和《明会要》的记载更简单，只有两句话，即：“天启六年五月戊申巳刻，王恭厂灾。”⑤而《天变邸抄》则用了近三千字的篇幅，对这次事件作了全方位的十分详尽的报道，记录了众多的细节，为研究这次事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据这份“邸抄”的报道，这次特殊的灾异事件发生在1626年5月30日上午9时，中心地点在北京内城西南隅的王恭厂，即今北京西城区新文化街以南，宣武门西大街以北，佟麟阁路以西，南闹市口以东的这片地区。受灾较重的是以此为中心，直径约750米，面积约2·25平方公里的这部分街区。伤亡约两万多人，塌房约十万余间。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记录下了不少事件突发时的具体情况。如“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北至刑部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长安街一带，时从空堕人头，或和鼻，或连额，纷纷而下”，等等。二是涉及的人物众多，上自皇帝、各级政府官员，下至吏目、蒙师、士绅、小监、庙祝、僧道、逻卒、长班、轿夫及卖棺者等社会各阶层人士。说明它的发行者在编写前作过大量深入的采访工作。三是写法新颖，先有一个简短的导语，然后逐步展开：地点上由近及远，；时间上由当天当时追溯到事前，延伸到事后。十分接近现代新闻写作所强调的倒金字塔的写法。这些，都充份考虑到了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对相关信息的需求，不仅一出版就风行一时，而且为后来的研究者，特别是明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可供参考的第一手的材料。⑥
正因这些报纸保存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历代的官家和史家都十分重视收集和保存前朝或当时的报纸，作为修史时的参考。这一情况，各时期的史籍和文集中都有所记载。
注：
①见宋·周麟之《海陵集》《跋先君春秋序后》。原话是这样说的：“初王荆公欲释春秋以行天下，而莘老之书已出，……自知不能复出其右，遂诋圣经而废之曰：‘此断烂朝报也’。”
②参看尹韵公《略论万历邸抄》，刊1989年3月《新闻研究资料》第45期。
③见《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一，天启六年五月乙酉《谕内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朕以渺躬御极，值此变异非常，饮食不遑，栗栗畏惧。……仰体朕心，冀回天变，毋得视为虚文，苟且塞责。”
④见《明史》卷二十二、卷三十九。
⑤见《明实录》卷六十六，《明会要》卷七十。
⑥1986年5月30日，即这次特大灾异事件发生的360周年，北京的明史专家和从事天文、地理、地质、地震、军工、古兵器、科技史、新闻史等各方面研究的专家，曾联袂召开过一个“1626年北京地区特大灾异综合研究学术研讨会”。会上除了就这次事件对当时政治、社会的影响作出分析之外，还对这次灾异事件的“性质”，作了探讨。认为它是一次可燃气体溢出，地光、静电异常，和有强烈震感的地震，所引起的（王恭厂）火药库爆炸。是一次地震次生性灾害。这份《天变邸抄》所提供的细节，成为与会的各方面专家们对上述观点进行分析和判断的主要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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