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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邓小平最初的改革是绝对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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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邓小平最初的改革是绝对必要的
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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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认为邓小平最初的改革是绝对必要的
(335 reads)
时间:
2002-5-31 周五, 上午10:04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我认为邓小平最初的改革是绝对必要的
现在有极左派和部分左派反对邓小平的改革,他们认为邓小平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邓小平最初进行改革是绝对必要的,至于后来改成什么样子,如何控制路线是另外一个问题。下面就谈谈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赞同改革呢?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关于官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在50年代就批评过,而且我认为大跃进所以很失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层、基层、甚至部分高层的官僚主义,并且我认为文革就是消除官僚主义的一种努力。关于大跃进和文革的话题比较敏感,我就不展开了。但是有一个论坛斑竹也必定认可的事实:反对官僚主义是邓小平改革的一大切入点,邓小平文选中有大量文章是反对官僚主义的。
事实上,官僚主义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致命问题
首先,革命者最初都不可能是官僚主义者,所以成为革命者的根本原因就是处于的权贵压迫之下,也就是说没有权力和权利,没有权力和权利就不可能是官僚,因此也不可能是官僚主义者,比如解放前的共产党人就不可能是官僚主义者。那个时候政权是蒋介石的,共产党人每天都在与官僚及其代表的势力而斗争,没有产生官僚主义的条件。
解放后的一段时间,私有制度变成了公有制度,解放前的权贵被打倒,革命者变成了官员和主人,作为人民的主人并不直接行政。官员代表甚至代替人民行政。对人民民主对剥削阶级专政。我认为民主专政这个总方针还是正确的。有人说既然剥削阶级被打倒了,人民解放了,阶级斗争就不要讲了。这个说法不正确,而且很幼稚,所谓阶级斗争绝不仅仅发生在军事、革命、制度的层面上,而且发生在日常政治、经济生活中,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如果说一场军事斗争解放了中国,打倒了剥削阶级后,中国的剥削阶级全部在行为和思维中转变成社会主义者了,中国人民的思维全部转换成社会主义的意识了,也不存在官僚堕落了,那么阶级斗争就是不必要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解放后,仍然存在大量的剥削阶级的思维,仍然有地主资产阶级要复辟,仍然有帝国主义要进攻,仍然有官僚贪污享乐。仍然存在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这些斗争虽然不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出现,但是这些斗争都客观存在着,在日常和潜移默化中发展,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内容。因此不能指则那时候的阶级斗争。事实上,我认为即使是现在仍然有提倡反剥削的必要。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我认为解放后,武装斗争变成了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既然改造必然要斗争,这个无庸置疑。但是还有社会建设这个内容呢。社会建设的目标和对象,并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至少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这个时候的任务无外这个一些:继续对这些人进行斗争和改造,防止这些人卷土重来,并且,通过斗争历史上的剥削阶级来防止自身堕落为新的剥削阶级。但是,这不可能是社会生活的全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不可能防止最坏为根本,而且还应该以建设最好为目标。也就是说,我认为毛泽东时代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同时,应该给人们享受幸福生活的可能,不要把生活搞得那么政治和单调。强调积累也注意消费。注重集权也应该给人民一定的自主权。强调国家利益也要强调个人利益,无论如何,动物世界就是按照竞争法则来运行的。竞争可以优化物种。虽然人是高级动物,但毕竟还有动物属性。人与人之间通过竞争产生压力,迫使每一个人都必须加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就是这么发展的,改革后我们在民用方面的大发展,也可以归功于竞争。按照理想来设计美好生活是不切实际的。
当然,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也反对另外一个极端,比如,只有竞争,只有动物性,只有资本家的残酷积累,等等。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这里谈的是我为什么赞同邓小平最初的改革。
为什么赞同邓小平最初的改革呢?总结一下主要在两点:
一个是要兼顾,而毛泽东的方法过于纯洁了,以至于有些苦行的意思--我不反对毛泽东的一系列做法,但是我认为到了1970年的时候国家确实需要改革。这个说法比较费解。可以换一个说法:我只赞同70年代实行改革,而不赞同50年代进行改革。我认为毛泽东的做法当中阶级斗争的部分仍然是正确的,高积累也是正确的。但是,我不赞成毛泽东那种把阶级斗争变成唯一纲领的做法。毛泽东的方法到了70年代,必须改变。
怎么改变呢?我认为邓小平的做法是对的,就是下放权力,增加自主权,引入竞争概念,引入市场经济。但是,我不赞同放弃阶级斗争,我只赞同把重点变成两个,一个是发展经济,一个是阶级斗争。发展经济的同时还是要强调斗争。没事人斗人是很糟糕的。但是情况并不那么简单。经济发展在某些情况下产生新的阶级。不均衡的发展必定产生差异。差异过大就产生控制。如果其中一部分人发展成巨头,那么甚至可以翻过来控制政府或其他人。因此,经济要强调,斗争也要强调。使得发展是国家的发展,或者是国家、集体、个人的发展,而不能成为少数人的大发展,多数人的不发展。因此,我赞同改革,在重视经济,而不忽视斗争的基础上赞同改革。
另一个原因是,传统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问题。解放初官僚主义还比较少,这个时候,虽然来自于对立面的压力相对于解放前减少了,但是官员的理想和信念还在,自身传统与惯性还在,这个时候官僚主义,虽然开始出现,但是尚不形成势力。这个时候,有了多方的矛盾,比如人民与变质官僚的矛盾。比如官员内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官僚与主张灵活性的官僚之间的矛盾。等等。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权力垄断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到最后,做官成了一种巨大的利益。于是官本位与官僚主义成了一个大问题。在中国,暴露官僚主义问题的是大跃进,而尝试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是文革。而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如苏联一样官僚主义如洪水猛兽一样,成了不可控制的特权利益阶层。而在其他国家,一样靠强权来遏制官僚。中国的办法是靠发动群众,由下层来制约。但是,这些方法,最终都没有解决问题。
即使,我认为文革的目的之一是以彻底砸碎来粉碎官僚主义,但是,即使是文革也不能铲除官僚主义。这个问题就很令人深思了。在中国还有人比毛泽东更有号召力吗?没有。既然毛泽东想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都没能做到,并且还因此付出了“苦行”和混乱的代价,那么还有谁能解决传统社会主义官僚化的问题?我认为,这确实是制度问题,或者体系上的设计缺陷。
传统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政治的存在,在一个政治的社会中主导力量是官僚而不是资本家,没有资本家自然是没有资本家的坏处,但是官僚操控一切,却有官僚主义的坏处,在一个高度政治的社会里,官僚的地位是最高的,官僚的作用也是最大的。我不反对官僚的存在,但是,我认为“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上没有好坏之分,而只有一种坏与另外一种坏的区分。比如苏联后期的官僚主义实际上就是一张靠政治编制起来的利益关系网。在这个网络中,人民受制于官僚,官僚靠政治权力谋求个人利益,在这一点。
苏联的官僚开始反对改革,后来发现改革可以资本主义化,可以靠特权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所以一下子跳入了资本主义阵营。而朝鲜则通过严密控制来解决问题,但是控制的严密,必然造成紧张气氛,而且时间一长,人民自身也变得开始厌恶单调的生活。比如对服装,言论,行动的限制,都在暗中增加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反感,比如朝鲜就是这样。
于是,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严密控制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来解决官僚主义。如朝鲜一样。但是这个方法有效吗?我怀疑,一则这个方法要付出很多代价,比如单调的生活。经济的不发达。并且,还是存在官僚主义。另一个是,如苏联一样彻底资本主义化,苏联最初说的是民主,但是最后获得民主的是少数人。多数人因失去了经济权利,获得了一点点表面的政治权力。
鉴于此,我认为改革是最好的办法,一方面避免过于僵化。一方面避免资本主义化。决战所以赞同改革,原因在于这两点。也就是赞同有原则,有尺度的改革。邓小平最初的改革是坚持这两点的。其典型的理论是“原则”和“共同富裕”。“黑猫白猫”“先富起来”都是策略。而不是目标。如果没有“原则”和“共同富裕”,那么结果就不同了。决战措辞是很严格的:赞同最初的改革,赞同发展经济,赞同满足人民需要。但是也赞同斗争,通过斗争来避免全面资本主义化。
改革之初,经济成为中心之后,有一段时间,政治人物没了地位,严重地打击了官僚主义体系。我认为这是改革的功劳。不过,后来,新生的经济领袖似乎又重新,以经济为中心构造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出现的新问题。而政治上的主张改革的官僚,也同样围绕着改革重新聚集实力,形成新派的官僚主义。于是产生了不少贪官。
我认为问题是复杂的。毛泽东的后期需要改革。改革后出现的新问题也需要解决。我认为,现在中国需要以下面几个方面为方向进行二次改革: 加强国家的力量,加强教育、重大科研、加强军事。产生有效的整体合力,避免民富国弱,少数人富多数人穷,经济发展军事不足的问题;加强制度化法制化,继续引入西方的好的管理方法,中国人喜欢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因此要进行简化。减少人情的成分。这索然是文化使然,改变起来很困难,但是还是需要简化。从前办事难的问题现在不是解决了很多吗?这说明制度化还是有效的。制度化有利于提高效率。人情化,把很多事变的难办。如果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人情化也没什么不好,但是西方是制度化的社会,西方因此高效率,中国如果因为人情化的原因导致效率低下,那么必然不利于中西方较量;加强人民民主,从人民的角度来制约,官僚对应人民,官僚主义的产生,是因为官僚权力过大的缘故。确切地说,高层要收权,中层要削权。人民要增加权力。通过两端来遏制中层膨胀;避免经济和资本控制一切,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一旦资本家决定一切,那么资本家从个人角度和本公司利益看问题,那么中国只需要3亿人就可以满足需要了。另外的10亿怎么办?这里潜藏着危险的社会稳定问题,无论如何,消灭10亿是不可能的,让10亿保持极低的生活水平却很安然,也是不可能地,中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一个纯洁的共产党的政府。这个政府允许资本家存在,但是限制资本家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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