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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剑桥大学经济系讲师张炜:党组织是企业改革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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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剑桥大学经济系讲师张炜:党组织是企业改革的难题   
所跟贴 ZT剑桥大学经济系讲师张炜:党组织是企业改革的难题 -- Anonymous - (1861 Byte) 2005-5-30 周一, 上午12:03 (22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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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龙应台: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节选) 是生活方式的不同选择 (63 reads)      时间: 2005-5-30 周一, 上午12:06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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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1950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精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呐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野火》书出,1985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凸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像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1949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1991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以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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