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 阅读主题 - 转贴：五七年的“思痛”

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转贴：五七年的“思痛”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转贴：五七年的“思痛”

所跟贴

转贴：五七年的“思痛” -- 芦笛 - (12508 Byte) 2002-5-24 周五, 上午7:38 (213 reads)

莫非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685

经验值: 9737

标题: 转贴：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 (204 reads) 时间: 2002-5-25 周六, 上午9:40

作者：莫非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

　　一 . 概况部分

　　李辉：我想知道，当你第一次看到你的完整档案时，有什么样的感受？恐怕不仅仅是吃惊，也不限于个人的痛感，是吗？

　　杜高：的确如你说的这样。当我面对着这厚厚的一堆带着沉重的历史陈迹的档案材料时，既惊讶又沉痛，感情是复杂的。这本档案是50年代到70年代我个人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命运的真实记录。它像一个可怖的暗影紧紧地跟随了我24年，目睹了我从一个活泼的青年变成一个衰颓的老人，目睹了我作为一个人的最美好的人生岁月的毁灭。在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漫长年月里，它的威力在于迫使我不再是真实的"我"，而变成一个被政治运动塑造成的"敌人"、"罪人"。档案里的第一部分材料，是1955年5月发动的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肃反运动，收集和制造的各种材料，证明我从建国前的十多岁就是一个"反共分子"，建国后和胡风集团一起成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档案里的第二部分材料，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这里的全部材料证明我是一个思想反动，道德败坏，生活腐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档案里的第三部分材料则是从1958年4月到1969年11月，整整11年6个月我被囚禁在劳改单位实行强制改造的记录。

　　对我个人来说，这本档案是神秘又令人恐惧的。在二十多年中，它对我的心灵的压迫是沉重的，它使我的生命窒息。

　　当1979年春天宣布我的错案终于得到平反，宣布归还给我一个真实的"我"的那一天，同时也宣布了所有运动中的材料为"不实之词"而得到"付之一炬，化为灰烬"的历史终结。随着它的死亡，我才开始了新的生命。

　　李辉：假如撇开个人因素，你作为一个旁观者，该如果看待它们呢？

　　杜高：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些早在18年前就应该化为灰烬的历史档案，不但还完整地留在人间，而且在18年后被当作文物出现在北京潘家园的旧货市场上，终于被你这位具有敏锐文化眼光的青年研究家发现和购得，这真是一个奇迹。我甚至觉得有一个神秘的历史意志在有意地安排着这个奇迹似的。李辉先生，当你得到了这批档案后写的第一篇文章《楼适夷的信》在1998年6月17日《新民晚报》发表以后，不止使我感到震惊，而且使文艺界不少熟识我的朋友们当作奇闻传布开来。后来我又读到你写的有关"二流堂"的专著《依稀碧庐》，这批档案中的一些材料为你描叙吴祖光和"小家族"的历史悲剧提供了确切可靠的依据。我每读到你的文章和你的著作时都不免引起万端感慨，心灵受到深刻的震撼。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遭受苦难的朋友们，大都已先后离世。不论是当年整过我、斗过我的人，还是在威逼恐吓下写过不实材料的人，我对他们都早已不存在个人怨恨了。重看这些材料，也不必再分是非了。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都受着历史的局限。当年的政治运动留下的这份历史遗产，也早已违反了当时的意愿而反过来证明运动本身的荒谬和违反人性。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李辉先生，你这一代人理应成为这份历史遗产的真正主人。它将使你们从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下看到一个小人物的真实命运，也将使你们从一个人的遭遇里认识一个大的历史时代。正因为如此，它具有了一种历史的政治文化价值。我愿淡忘个人的痛苦记忆，同你们一样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来阅读这份档案。

　　李辉：这批档案截止到1969年你被释放回家。在深入讨论这些档案之前，我想先请你谈谈你释放之后的经历，这样可能会帮助我加深对档案的认识。

　　杜高：1969年国庆节，我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解除教养，原地就业。一个月后，林彪发布了"第一号紧急战备命令"，11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清河农场把我们紧急遣送回原籍。这以后的10年，我流落在城市社会底层，成了一个靠做临时工维持生活的闲散劳动力。我的档案估计也随着我转到了我家乡的派出所。

　　记得我和北大学生谭天荣等十来个湖南籍的右派劳教分子由北京市公检法的一名干部押送到长沙时，站台上已站着10多个戴着红袖章的荷枪女民兵，气氛相当紧张。这使我立刻领悟到，摘掉了帽子，解除了劳教，我们仍然是专政对象。我们穿着一身劳改的黑棉袄，背着一个小被包在站台上排队点名后，便被转交给湖南的公安部门。湖南公安厅很快就对我们分别作了处理，没有家的人被再送往劳改农场，而我的家就在长沙城里，于是让我回家，到街道办事处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我就这样结束了整整11年6个月的囚禁生活，总算恢复了自由，回到社会上来了。

　　我到家的时刻，一家人正在吃午饭，我敲了敲门，喊了一声"妈"，我听见妈妈在屋里说："惠伢子（我的小名）回来了。"门开了，妈什么也没有问，说："快吃饭吧。"她没有流露出惊讶，显得很平静，尽管站在她面前的已不是11年前的那个英俊青年，而是一个又黑又瘦，门牙脱落面容憔悴的中年人。她似乎天天盼着这一刻，认为我早就应该回家了！

　　我家久居长沙，街坊邻里都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老革命，我的母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我回家后，居委会和派出所对我的监督并不严厉。当时我正患着肺病，时常咯血，但又不敢让人们知道，既怕人们嫌弃我，又怕找不到活干，不能维持生活。由于长期被监禁，我的思想和行动变得很迟钝，总觉得有人在监视我和跟随着我，终日处在一种惊恐的状态中。居委会主任派我去挖防空洞，派我到郊外挑沙子，派我到街道翻砂厂去抬铁水，我都一声不吭地去干。但他们很快发现我的身体的确很糟，干不了，就不再派工了。

　　不久后我遇到的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使我不能不从心底里对"无产阶级专政"恐惧万分。

　　1970年新年前后，我的父亲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南京，得知我已摘帽并回到家乡后，要我到他那里小住恢复身体，我就到了南京。一天早晨，我妹妹买菜回来，不安地悄悄对我说："今天要枪毙一批罪犯，布告贴出来了，有像你这样的右派分子。"我心中一震，忙到街上去看布告。万万没有想到，在被枪毙的罪犯名单中我看到姚祖彝、王桐竹、陆鲁山、孙本乔这几个十分熟悉的名字，他们的罪行是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

　　他们是曾同我在一起劳教的右派。1962年5月，当北京市公安局把经过两年多大饥饿年月存活下来的几百名右派劳教分子从各个劳改单位集中到北京南郊团河农场时，我因咯血编入病号组，不参加劳动，同时编在病号组的另一人负责打扫院内厕所，也不用下地出工，这人就是外贸部的英文翻译姚祖彝。在当时的右派队里，他算得上是一个衣着最整洁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套着一双长统雨靴，每天把粪挑到菜田去。姚祖彝沉默寡言，同组里任何人都不交谈，厕所打扫完了就独自靠在地铺上看书。他的枕头底下藏着一小罐香港寄来的猪油，每到吃饭时，他就悄悄把猪油涂在窝头上，令我们羡慕不已。因为有猪油，他的腿没有浮肿，还能挑得动粪桶。有一天上午，风和日丽，大队出工了，院子里很安静。我到院子里晒太阳，看见他把粪桶冲洗干净了，靠在墙边上休息，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很小的书看起来，我走过去问他看什么书，他把书递给我看，是英文袖珍本《傲慢与偏见》。我们愉快地谈起这本小说，我这才知道他是48年燕京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们同在一个组约半年，交谈仅仅这一次。他因为遵守纪律改造表现好，不久便解除劳教，离开右派队，调到职工队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没有见过面。

　　王桐竹是我在教养队里的一个好朋友。他很年轻，很有才气，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他长得很英俊，娶了一位新疆姑娘，但打成右派后，家庭破裂了。他的父亲很早入党，后来被打成"托派"，开除出党，这对他的政治处境可能有影响。我们彼此很信任，经常交谈对形势的看法，深信谁也不会出卖谁。我们也谈文学。我们在麦田里锄草时，两人并排往前走，他抑扬顿挫地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致凯恩》："我回忆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如果我们不是囚徒，如果那里不是劳改农场，那情景可以说是相当浪漫的。

　　王桐竹1963年解除教养，留场就业。他离队的那天同我约定，下个星期天的晚上九点，他将一包食物从厕所旁边的铁丝网下面偷偷递进来，藏在草丛里。那天晚上我假装上厕所，在草丛中果然发现了一包烙饼，我躲在被窝里把它们吃掉了。这是相当冒险的行动，只有王桐竹才对我这样好，我真从心里感激他。

　　陆鲁山和孙本乔同我没有个人交往，他们都是20岁出头的大学生，一个是北京农机学院的，一个是北京工业大学的，都是60年以后"升级"送来教养的。他们都是很可爱的青年人。即使在那样饥饿难忍的年月里，他们仍拼着命卖力地干活。在很冷的冬天，他们干活的时候都脱光了膀子，显示出他们青春生命的顽强。

　　1961年冬天，我们在清河农场的一个叫"584"的分场劳动，每到接待亲人的日子，总可以看见有一个戴红围巾的姑娘从远处走来。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红围巾在雪地里显得格外耀眼。这是陆鲁山的恋人，北京一个工厂的女工。陆鲁山戴上右派帽子后下放到工厂劳动，这位姑娘爱上了他，劳动教养后，陆鲁山多次提出同她断绝来往，姑娘坚决不同意，以身相许，等待他早日自由。每到探视日，她从北京一早坐车赶到茶淀农场，带着自己省下的粮食，辛辛苦苦走几十里路来看他。因为没有人来看我，我只能站在监舍门口远远望着那些从北京来的家属们的身影，也就没有机会看清这位姑娘的面容，但我想她一定是非常美丽的。姑娘的故事强烈地感动着我们这些被社会鄙弃的右派分子们的心。

　　孙本乔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遵守纪律，积极劳动。他宁愿忍受饥饿，从不偷吃地里的农作物，干活时也从不偷懒，从不说一句牢骚怪话，在队长面前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很聪明，在一起劳动的大学生们都很佩服他。大学生们干活时常讨论一些数学题，他总能很快地用心算找出答案。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

　　这一天，我站在南京街头，挤在看热闹的人群中，看着开赴刑场的卡车从我身旁驶过。即将被处决的犯人都被捆绑着，身后插着一块牌子，垂着头，在短短的几秒钟里，我一下认出了站在车前头的姚祖彝，我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但还没有看清楚，车便驶过去了。

　　我站在街头，浑身颤栗，不敢想象他们被枪决的那个可怖的场面。连着几天，政府组织了几个知青到各区居民当中巡回控诉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我没有勇气去听。我不想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但我猜想，他们实在是对这片土地绝望了。

　　李辉：你说的这四个右派的遭遇，我感到震撼。他们的案子后来平反了吗？文革后有没有新的说法？

　　杜高：在文革中有那么多人蒙冤而死，并不一定每个冤案都会得到平反。时间过去很久了，这四个小人物大概早已被人们遗忘。我也无从打听到这个案子是否有新的说法，但是他们最后的那可怖的一瞬，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李辉：你在南京呆了多少时间？后来又到了哪里？

　　杜高：我在南京逗留的时间不长，急忙回长沙找工作。一个早晨，我在长沙菜市场偶尔遇见了鲁迅研究专家朱正，他是我的老朋友，也是解除教养的右派，在街道上劳动。他告诉我《湖南日报》的傅白芦、省委宣传部的傅紫荻、白原、文联的汤炜等一批湖南文化界的右派都在街道工厂干活。我急切地想通过他们找活干。一星期后，我找到了少年时代的老朋友傅紫荻，他见到我劈头告诉我一个消息：朱正和作家钟叔河等几个解除教养的右派又被抓走了。这一次不再是劳教，而是要判刑了。

　　这的确使我又一次感到政治处境的严峻，我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活着，言论和行动都格外谨慎。所以我的档案里也就没有再增添新的材料了。

　　李辉：湖南文化界的右派们的处境如何？你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杜高：在长沙的一批文化界右派都在困苦中艰难地挣扎着。作家刘样拖着沉重的板车走过了十多年。原湖南音协副主席曾水帆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他创作的《澧水船夫曲》在湖南广为传唱。打成右派后，妻离子散，孤独一人，精神痛苦不堪。我到过他住的小阁楼，只见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床破棉絮！他在一个街道小厂为乐器调音，每日借酒消愁，终于在一天清晨倒毙街头。情状之惨，令路人垂泪。老戏剧家董每戡教授穷愁潦倒，无以为生。钟叔河的妻子朱纯曾和我同在一个厂干活，她原是《湖南日报》的著名女记者，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后，凭着坚强的意志学会了木工活，已是一个熟练的模型工了。她独自抚养两个女儿，她的生存能力使我敬佩不已。

　　十年间，我拖过板车，描过图，干过零杂工，锻炼出了一点生存的本领，后来在街道办起了一个教具工厂，当时最大的人生愿望是能进一个区办的"大集体"，年老后享受劳保。

　　二 . 肃反部分

　　李辉：八十年代我在撰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的时候，了解到你与路翎关系接近。那么，你和汪明等人作为小集团揪出来，是在1955年5月批判胡风集团的同时，还是在全面开始肃反之后？

　　杜高：对我和汪明的思想批判是和对路翎的批判同时开始的，而"小家族"被作为反革命小集团揪出来则是在肃反运动全面开始之后。

　　我想先从剧本创作室的情况讲起。

　　1951年我和汪明合写的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话剧《向三八线前进》，获得了东北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1952年初夏，我和汪明从朝鲜前线回国以后，便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和路翎在一起工作。路翎是一位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我很尊敬他，我们同住一个小楼，朝夕相处，建立了很好的友谊。1953年秋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以后，从青艺、戏剧学院、中央歌剧院等艺术团体抽调了20余名创作人员组成了剧本创作室，由文化部艺术局领导，以后又划归中国戏剧家协会。老剧作家陈白尘任主任，成员有安娥、贺敬之、赵寻、蓝光、贾克、乔羽、刘沧浪、鲁煤等，我和汪明、路翎都调到了这个创作室。

　　我那时才二十三四岁，是创作室年纪最轻的一个。创作室应当说是人才济济，老中青结合，体现了那个时代艺术创作的蓬勃景象。田汉的夫人安娥是我们的前辈作家，她创作的《卖报歌》《渔光曲》等是中国新音乐的经典歌曲，我小时候就喜欢唱；贺敬之是从延安来的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他参与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刚刚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赵寻、蓝光夫妇抗战时期就在演剧二队从事戏剧工作，1939年曾在延安参加《黄河大合唱》的首次演唱，进城后，创作了《思想问题》等话剧作品；贾克、赵寻等集体创作的话剧《民主青年进行曲》，在刚刚解放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刘沧浪、鲁煤创作的《红旗歌》是解放后第一部表现工人阶级精神风貌的话剧作品，在全国各地上演，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广大观众的好评。歌曲《我的祖国》的词作者乔羽，当时作为一个年轻的歌剧作家，也在这个创作室。

　　李辉：你和路翎接近，贺敬之也受到过"七月派"影响，与胡风有过交往。我曾访问贺敬之，请他谈过与胡风、周扬的关系。他谈到1955年曾因受到牵连，被隔离审查将近一年。那么，在发生变故之前，胡风与你们创作室这批年轻人有过什么交往？

　　杜高：胡风曾热情地称赞过这个创作室成员的许多作品，他从上海来北京出席第一次文代会时，和这一批当时还很年轻的诗人和剧作家们有过充满友情的接触，胡风身上洋溢着的批评家的魅力深深吸引着大家。有一次，贺敬之、鲁煤、乔羽等创作室的年轻人在东安市场"东来顺"招待胡风先生吃涮羊肉，大家举杯祝他健康，他却举起酒杯热情地说："让我们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干杯！"胡风针对当时文艺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鼓励作家忠实于现实生活，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他喜欢举例说，托尔斯泰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巴尔扎克是个保皇党，但由于他们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真实内容，可以克服自己思想的局限，创作出不朽的杰作，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他的这些观点对于渴望在创作上有所成就的青年作家们当然是很富吸引力和启发力的。

　　胡风的文艺理论和当时代表党的权威的文艺思想和理论，有着深刻的分歧。胡风的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几乎被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成一种"邪教"，胡风派也被当作左翼文艺阵营中的一个危险的派别。

　　1954年周扬代表中央在文艺界内部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对胡风进行"批评帮助"。胡风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于是对他的批评发展为对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文艺理论的公开批判。这时，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示，文艺界闻风而动，很快就从质问《文艺报》编者为何压制"两个小人物"，发展为对胡适思想的一次总清算。这两个大批判运动震动了整个中国知识界，每一个欢欣鼓舞地走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到这时都不得不心惊胆战地想着自己如何脱胎换骨了。

　　李辉：路翎当时的情况如何？

　　杜高：1954 年这一年是路翎写作最勤奋、最富有成果的一年，是他发表作品最多，而遭受的批评也最凶猛暴烈的一年。他被当作胡风理论的体现者，"要批透胡风的理论就要解剖路翎的作品"。我看到，这一年中路翎的神情经常是紧张而痛苦的，他的一双大眼睛常常流露出不安和惊恐，他不停地吸烟，平日极少说话，整天关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深夜他常来敲我的门，邀我一同到东单的馄饨摊上吃夜宵，切一碟腊肠，要一盘豆腐干，喝一大瓶"二锅头"酒。这时候他就用无奈的语气痛苦地笑出声来："你看到×××的批评文章了吗？还有××的那篇……"他垂下头吞下一杯酒，说："这样的批评只能扼杀文学的生命……真没有办法，……喝吧，我们不去管它……"每当这时候，我充满了对他的同情，我觉得我是理解他的，我当时真不懂，为什么有人这么憎恶这样一个难得的优秀作家呢？后来我才知道，这年冬天，他埋头写了一篇答辩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1954年12月8日的早晨，创作室副主任李之华叫我和他一起到青艺剧场三楼小舞厅去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扩大会议，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在前几次的会议上，胡风做了长篇发言，路翎也针对批评作了答辩。

　　李辉：能否把12月8日那次会议的现场情况回忆得详细一些。本来前几天还是由胡风、路翎慷慨陈词，但这一天突然间从批判《文艺报》转为批判胡风，颇让人惊讶。局势急转直下，我很想知道当事人的反应。

　　杜高：我没有想到，在剧场楼顶的小舞厅里，这一天竟聚集了中国文艺界的名人巨头，我参加的是一个后来载入中国文艺史册的会议。我走进会场时，冯雪峰先生已经孤零零地坐在长条桌边了，他旁边的座位空着，我有礼貌地走近他，叫了一声："雪峰同志，您好。"他睁开眼向我点了点头，我便坐在了他的身旁。雪峰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前辈，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四九年上海的一个酷热的夏夜。上海解放初期我在华东团委《新少年报》工作，经常给唐弢先生主编的《文汇报》"磁力"副刊写稿。七八月间的一个下午，我给唐弢先生送稿子，他看完后说这篇稿子最好在雪峰主编的《文学界》副刊上发表，他留我吃完晚饭后一起去见雪峰先生。我们坐了一辆三轮车到虹口的一个弄堂里，在一幢小楼的凉台上，雪峰先生和魏金枝先生正在喝茶谈天。雪峰先生和我谈了一些文艺现状，指点我针对现实情况写文章。我那年19岁，雪峰先生对待青年亲切谦和，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使我觉得在他身上闪现着鲁迅先生的影子。

　　这一天雪峰的情绪显得很沉重，袁水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质问文艺报编者》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谁都看得出，这是秉承了中央的意图，绝非袁水拍个人之作，是针对他这位主编的。他一直闭着眼坐在那里，我注意到，除了丁玲走进会场时他俩打了个招呼外，他同谁都没有点头。即使当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一群人从他身旁走过，他都没有睁开眼。后来阿英先生进来，坐在条桌的对面，正对着他。我便顺手端起桌上的茶壶，给这两位前辈倒茶，没想到雪峰先生竟客气地站起来向我致谢，使我大受感动。

　　这一天我没有看见胡风。会议先是继续发言批评《文艺报》，李之华发言，对《文艺报》"内部通讯"未经组织核实就发表了一封批评我的来信提出意见。会议的中心是郭沫若讲话，他按照中央的部署提出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我们与胡风的分歧。最后周扬作了长篇讲话，他扬起手，用湖南话庄严地高声呼喊："我们必须战斗！"他以一个斗士的姿态宣布与胡适学术思想、与胡风文艺理论的分歧已经变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

　　散会以后，路翎的脸色苍白，几个小时以前他还很有信心地告诉我，他的答辩文章文艺报已经同意发表。没有料到，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他那篇自认为逻辑严谨论证有力的答辩不过是向即将开展的更大规模的批判运动送上了又一份"反面教材"。从这天以后路翎就不见了。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到文化部送交待材料，恰遇路翎被几个人监送着走出文化部，匆匆相遇，我清楚地看见他的前额垂下了一缕白发。那年他32岁。

　　李辉：周扬发表了《我们必须战斗》那个报告之后，你们创作室的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

　　杜高：从1955年春季开始，批判胡风的主观唯心主义成为文艺界政治学习的中心。形势越来越紧张，创作室每周召开两次学习会，人人都联系自己批判胡风。那些曾经和胡风碰过杯的年轻作家们无不痛心疾首，痛悔自己受了胡风蒙蔽。我和汪明的处境很尴尬，谁都知道我们和路翎的关系密切，我们的几次发言，大家都认为认识肤浅，不能通过。

　　我记得当时对胡风理论的分析批判主要有这样几个内容，如胡风说"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实质上就是阻挠作家参加革命，阻挠作家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胡风提出可以表现"精神奴役的创伤"，是否定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性，是对革命人民的极大诬蔑；胡风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扩张，是和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相对抗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而胡风大肆鼓吹的现实主义，就是为着反对马列主义世界观，似乎作家只要忠实于生活，没有马列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也能写出好作品，等等。

　　现在大家都会看清这完全是强词夺理上纲上线，但我为着表现自己已和胡风文艺思想划清了界线，按照这个思路写了一篇批评路翎的剧本《英雄母亲》的文章，《剧本》月刊安排在6月号发表。

　　不料，在文章排印过程中形势发生突变。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同时公布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报纸的大字通栏标题是："提高警惕，揭露胡风"。文艺思想的争论已上升为政治斗争，而我的批评文章还停留在文艺思想的讨论上，这又成了活靶子。《剧本》月刊接着就发表了对我的批判文章，指责我有意模糊人们对胡风集团的认识，掩护胡风集团退却。

　　李辉：人们谈到当年的反胡风运动，时常会谈到吕荧在批判大会上挺身而出为胡风辩护的举动。你当时在现场吗？

　　杜高：我在现场。那是1955年5月25日，是一个很难忘记的日子。这是胡风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公布的第二天。我又接到通知，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扩大会议，地点在东总布胡同贡院西街出版总署的大礼堂。这次会议规模很大，整个礼堂坐得满满的。首先由文联主席郭沫若讲话，他的语气极为严厉，把胡风说成是隐藏在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敌人，宣布对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而且比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要更严厉。他宣读了开除胡风作家协会会籍和撤销他一切职务的决议，全场近千人鼓掌通过了这个决议。

　　郭沫若的讲话实际已经传达出毛泽东决心在全国开展"肃反"运动。

　　接着，一个个发言者上台慷慨激昂地声讨胡风。当李希凡上台时，周扬特别高兴地向大家介绍，他就是毛泽东表扬的"小人物"，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

　　忽然，一个身体瘦弱的书生主动上台要求发言，谁也没想到，他居然不识时务地为胡风辩护，结结巴巴地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他是学术思想问题……"这就是《欧根·奥涅金》的译者、美学家吕荧先生，也是那位"小人物"在山东大学的老师。吕荧的话还没说完，全场就爆发出一片愤怒的吼声，那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我看到吕荧不屈地站在讲台上，满脸淌着汗，直到被一位大理论家揪下台。

　　最后，周扬讲话，他讲了很多，我至今没有看到过这次讲话的记录材料。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一些话："不久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了两个作家的会籍，一个是苏尔洛夫（剧本《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的作者），还有一个是酗酒成性，道德败坏的诗人维尔塔，现在我们也开除了两个作家的会籍，一个是胡风，一个是道德败坏的孔厥（《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之一）。""苏联揭露了一个暗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医生反革命集团，现在我们也揭露出了一个暗藏在文艺队伍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他还特意极为自豪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对我讲，我们编的这个胡风集团的材料和写的按语，应当送到苏联去得斯大林文学奖。"这些话给我的印象是：苏联是中国的榜样，苏联怎么做，中国也怎么做。

　　李辉：在这之后你的处境怎样？你的档案是从这时开始的。

　　杜高：从这次会议以后，"肃反"运动开始了。几天后通知我搬家，由青艺宿舍搬到北新桥大二条49号院里一间约8平米的小屋。后来我知道，这就是路翎的隔离室，几天前他从这里被公安部逮捕。我搬来后就失去自由，隔离反省，由一位共青团员小李监视我。我的朋友汪明、田庄、蔡亮、陶冶等相继被隔离审查，"小家族"成为文艺界肃反运动的一个重要案件。

　　我还想讲一件小事。这个小院是创作室的宿舍，正房住的是创作室的支部书记贾克。入冬以后，我看见贾克的爱人穿着一件蓝色的皮大衣推着自行车去上班，我一眼认出她穿的是路翎的大衣。在朝鲜前线的时候，我们每人都发了一件老羊皮大衣，回到北京后，黄绿色的军大衣不适宜穿了，我和汪明不知道把大衣丢到哪里去了。而路翎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他的夫人余明英把羊皮里子刷得雪白，把黄面子染成蓝色，穿上又暖和又好看，让我和汪明羡慕不已。当我又看见这件大衣时，着实吃了一惊。

　　在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还有另一种政治品德和道德风貌完全不同的领导人。我不能不怀着深深的感激和敬佩的心情向你提到当时创作室的另一位副主任田兵同志。在那样一个人人争相以无情的斗争来保护自己或求得信任的年代，田兵这位真正的老战士却表现出了政治信仰的纯洁和精神人格的崇高。

　　我是在整整40年以后才知道田兵同志为了我而遭受打击的详细情况的。

　　当我作为暗藏的特务分子被隔离起来以后，田兵在一次剧协领导成员的会议上说，杜高是我党一位老同志的孩子，建国前才十几岁，从小就参加进步的演剧活动，怎么可能是特务呢？不要把他当作敌人，采取残酷斗争的手段。他的话还没说完，就遭到其他与会者的严厉驳斥，人们纷纷指责他思想右倾，和中央对抗；用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来模糊敌我界限；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丧失革命立场等等。

　　几天以后，剧协召开党团员肃反动员大会，副秘书长孙福田做动员报告。报告结束时，他忽然对着坐在长条会议桌另一头的田兵说："你的历史也要审查，你的叛党问题还没有查清楚。"会场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到会的人都转过脸望着田兵。只见田兵再也忍不住愤怒，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冲着孙福田说："你胡说八道，我没有一天离开过党的队伍！"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场面。几十年后当时在场的友人陈刚告诉我，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平时温和厚道的田兵忽然像变了一个人，两眼圆瞪，面孔铁青，愤怒地吼叫着。

　　一个星期后，田兵被调到遥远的贵州，担任文化局副局长。

　　1979年春我平反改正重回剧协工作，田兵来北京开会，我们见面了。田兵说了许多安慰我和鼓励我的话，我感觉很亲切。但有关他自己的遭遇他却一字未提。他为我而受到打击，我竟一直不知道。又过了10多年，我到贵阳开会，又和他见了面。他刚从医院回家，显得衰老多了，但见到我仍很愉快，说了许多使我感觉亲切和勉励我的话，仍然没有提及自己的遭遇。

　　1998年10月，我从《中国文化报》上读到女作家柯岩的一篇感人至深的散文《不能忘记》，在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里，作者叙述了诗人田兵的坎坷经历和坚定的人生信念，披露了他在肃反运动中为了"保护一个青年作家"而遭受打击的经过。这使我对田兵同志的高洁的品格更为敬佩。

　　田兵是1938年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的老战士，老党员。他参加过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战斗，1942年在与日寇的拼搏中被俘，后与战友们一起组织暴动，夺枪越狱，受到军区司令部的通报表彰。1940年在鲁西区党委开展所谓"肃清托派"的政治斗争中，他被打成托派分子，险遭活埋。杨勇将军挺身相救才使他幸免于难。

　　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涯不仅磨炼出田兵坚毅的个性，无私的品德，还使他成为一个为真理而歌唱的热情诗人。

　　我想，只有一位老战士，才敢于仗义直言，无所惧怕；只有一位蒙冤者，才深知政治运动的残酷；只有一位诗人才能以宽厚仁爱的胸怀对一个青年的命运倾注真诚的同情。

　　李辉：这批档案中相互揭发的材料比较多。当时你们是否每个人都有专案组，他们如何找你们谈话，你们如何写材料？相互之间允许通气吗？

　　杜高：对我的审查完全是按照"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模式进行的：首先是把我和几个交往亲密的朋友汪明、田庄、陶冶、蔡亮、罗坚等定为一个小集团，名称是"小家族"；接着确定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小集团，是受路翎指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外围组织；然后进一步查证这个小集团的成员都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

　　我们分别被隔离起来以后，和外界断了一切联系，更不可能互相通气了。我不能独自走出49号院，理发、洗澡都要经过领导批准，出门由小李跟着。我去理发，他坐在理发店门口，我去洗澡，他就站在澡堂门外，冬去春来，如影相随。这样过了一年多。经常审问我的人有赵寻、蓝光、李之华、范景宇等人，他们大约就是我的专案组了，还有一位李悦之，负责到各地进行外调。那一年，我处于极度的惊恐焦虑之中，也有过越墙逃跑和一死了之的念头。我虽然从幼年就崇拜共产党，把共产党人都看作我的亲人长辈，但那时是在解放前的"国统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革命队伍的内部斗争，更不能料到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政治运动竟是这样残酷。我每天不停地写交代材料，拼命回忆我所经历过的每一件事和与朋友们交往中的每一次谈话，我非但没想隐瞒什么，总怕自己写得不够详尽，我以为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就会证明我们确实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但是专案组每次来拿材料时，总是留下同样的一句话："老实点，你还有重大问题没交代。"我为此惊恐痛苦万分，但又确实想不出我还应该写什么。

　　李辉：隔离时间有多长？最后有没有结论？

　　杜高：我被隔离了一年四个月。运动后期，我实在没什么可交代了，专案组也不来管我了，我就在小屋里自学俄语，阅读俄文报刊。一直到1956年10月我才看到了肃反结论，恢复了人身自由。汪明、田庄、陶冶都先我恢复了工作。

　　李辉：今天再看各自的交代，你觉得是否符合事实？被逼迫的成份有多少？

　　杜高：我只举自己的一个例子。1955年夏天，运动到达高潮期。专案组四五个人每天轮番同我谈话，逼问我在解放前与中统有什么关系，我说没什么关系。我只听说过中统是特务，但实在搞不清中统是什么体系，什么性质。但专案组说，你既然在湖南日报工作，湖南日报是国民党省党部出钱办的，那你不是特务是什么？我反复解释，当时在国统区，许多报社里既有反动文人，也有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甚至有地下党员，还有许多人只不过是混碗饭吃，没什么政治背景，那时进人也不用严格审查，只要有熟人介绍，有一定文化，收入也不高。专案组的人很气愤，责骂我年纪轻轻却是一个反共老手。就这样连续几天的审讯，我疲困不堪，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实在想躺下休息，就说，我坦白，我参加了国民党。审讯者如获至宝，要我交代参加国民党的经过。我就信口编了一个故事，说一九四七年我到《湖南日报》去工作时，办公室有一个女人要我填了一张表，算我参加国民党了。档案材料里留下了这次审讯的记载。

　　对于我所说的参加国民党的经过，现在的人们一眼就可看出编得太荒诞，没有一点可信的细节。可我绝对没想到，这个交代后来成为"小家族"是一个反动组织的重要根据写进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给中央的正式报告，而更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问题"就此没有了下文。

　　平心而论，与后来的反右、文革相比，这时的审查还是比较文明的，没有动武。但是它给人们心理的压力却难以承受。从档案里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没有问话，时间标明"夜十二点"。这种审讯方式在田庄专案组的一份报告里也得到验证。这份报告说，经过"连续作战"，田庄终于交代了什么什么。所谓"连续作战"，就是审讯者不让你休息，不让你辩白，不说出他们需要的材料就不罢休。审讯者当时也许没有意识到这就是"逼供信"，他们为了表示自己的顽强作战精神，为了说明审查对象的"顽固不化"，无意中把这种审讯方式也如实地记载了下来。所以，今天再看这些各自的交代，首先要了解这样一个背景。

　　李辉：我注意到关于"小家族"的档案中，有一些涉及到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它们起到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杜高：因为"小家族"确实没有什么阴谋活动、反动纲领，无论是别人揭发我，还是我揭发别人，一些政治性言论基本上还是属实的，只不过上纲上线地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歪曲了正确的认识，把真理诬为谬误，把活泼的思想看成反动。而那些下流言论的交代，不实或夸张的居多。政治上搞不垮，就要在生活上把你搞臭，道德败坏是最能激起人们义愤的。档案材料里现在还可以看到审讯者一再追问我是否和女同志发生过性关系，真是对人的侮辱。而我的朋友们，实在交代不出政治问题了，只好挖空心思把平时的一两句玩笑话当作污言秽语交代出来，比如在吴祖光家里看世界名画集被说成看"春宫图"，把《十日谈》里一些表现男女关系的语言也当作了我们的"痞话"。

　　当时我们是一群自命清高的文艺青年，我们渴望真诚纯洁的爱情，在生活上是严肃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小家族"的成员都是作风正派的。蔡亮和张自疑、田庄和陈敏凡等夫妇始终甘苦与共，忠贞不渝。我直到平反后年已五十才结婚，而汪明一生未近女色，孤身一人惨死于安徽劳改农场。

　　李辉：在《杜高同志的历史》这份档案中，你提供了不少历史证明人，其中有些人当时担任要职。但我注意到，这批档案中并没有他们的证明材料，这是为什么？

　　杜高：这也是我很奇怪的问题。解放前我才十几岁，搞清我的历史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自从10岁在桂林参加新安旅行团，在国统区那样复杂的环境中，在战火纷飞的旧中国，我辗转流徙，但与不少地下党员以及著名的革命文化人士都有直接联系。审查我时，这些人都还活着，不可能不向他们调查我的历史情况，他们也一定会如实证明我从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但是存留下的档案里居然没有一份这样的材料。这至少说明，为了把一个人整成反革命，一切与这个目的相悖的材料都弃之不用。

　　李辉：也就是说外调材料也是有选择的。

　　杜高：我的父亲李仲融是在1925年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抗战爆发后，他是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人之一，和田汉、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张曙等一起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输送一些进步青年去延安。1938年长沙大火后，他和吕振羽、曹伯韩、张天翼等革命文化人士创办了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这个学院后来被誉为"南方的抗大"，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干部。我在七八岁时就随父母生活在这个学院里，受到革命文化的熏陶。1939年塘田讲学院被国民党强迫解散，我们一家到了桂林。1941年皖南事变后父亲奉调去苏北新四军工作，把我留交新安旅行团学习。新旅被迫解散后，大一点的孩子转赴苏北根据地，我随母亲留在桂林上学，同时参加"新中国剧社"、"国防剧艺社"、广西艺术馆等团体的演出活动。我曾在熊佛西导演的《北京人》里演小柱儿，在田汉编剧、瞿白音导演的《秋声赋》里演擦皮鞋的流浪儿，在欧阳予倩导演的《旧家》里演一个孩子。我喜爱戏剧，在排戏的时候，我入迷地一边看熊佛西、欧阳予倩这些大戏剧家做示范动作，一边听他们讲戏剧的道理，这是我上的戏剧启蒙课。

　　我和我的哥哥都从小爱好写作，10岁那年我在福建的儿童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后来又在邵荃麟主编的《新道理》等刊物上发表习作。我梦想做一个作家。

　　1944年冬湘桂大撤退，母亲带着我们步行到了贵阳，我亲历了中国人民逃亡的悲苦，目睹了人流三千里的惨状。

　　我从十五六岁到十八九岁，凭着一个少年人顽强的生存能力，在旧社会度过了艰苦而动荡的最后三四年。我曾几次计划投奔解放区，都未能成功。如1947年父亲的朋友曹伯韩先生介绍我到香港去找廖沫沙先生转赴解放区，1948年我又同李金声（解放后上海广播合唱团指挥）等几个年轻朋友打算从上海转道苏北解放区，都因种种变故未能成功。

　　我的母亲听说我被审查之后，把我少年时代参加演出的戏剧说明书和在报上发表的习作的剪贴本都寄到北京，她认为从这些本本中可以了解我成长时期的思想倾向。母亲精心保存多年的这些本本交给专案组以后，就再没有归还给我了。

　　李辉：原来你的习作剪贴本是你母亲主动上交组织的。在这批档案中我只发现了一本。

　　杜高：李辉先生，在你寻找到的这批档案中，竟然还幸存了一本1946年我发表的习作的剪贴本，这使我惊喜万分。真感谢你把这样一个失而复得的纪念品送还给我。

　　这本用粗糙的毛边纸装订的文集，封面是我用毛笔写的《爝火集·杜高》，扉页上粘贴着一幅朋友为我作的图画，月光下一个青年弹着东不拉在高歌，标明"第四，1946.1.1",右下方是我用钢笔抄写的两句格言："我的笔就是我的武器－ M·高尔基。""带着希望的心，奔向前面闪动的爝火，因为那就是你的希望……－诃罗连科。""爝火"就是"小火"，我那时大概是把自己看作一颗小小的火苗。粘贴在本子上的剪报多为散文和戏剧评论、戏剧介绍，一个16岁的少年俨然以成人的口吻发表议论，虽然稚嫩，但充盈着真诚和激情。我今年已经70岁，重读一个少年向往自由民主的热情文字，回首在新中国度过的半世纪风雨岁月，真有难以表述的感慨。

　　李辉：你怎样看1946年你所写的《沉默的祈祷》？专案组似乎对它很重视。

　　杜高：不知是专案组的粗心大意还是有意为之，这个题目错了，我没有写过叫《沉默的祈祷》这样一篇文章。

　　1946年夏秋间，老作家蒋牧良先生在长沙《中央日报》编副刊。我和两位爱好写作的青年友人傅紫荻（解放后任湖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汤炜（解放后为湖南文联专业作家）常去看望蒋先生。我们除了向他请教文艺问题外，也听他谈论时局。八年抗战刚刚结束，老百姓渴望和平，而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内战即将全面爆发，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十分关注时局的变化。那时国民党号召全国民众为蒋介石60岁生日祝寿，而百姓反应冷淡。我们当作笑话谈论，蒋先生提议说，你们何必不就这个题目写一篇短文呢？讽刺一下也好嘛。

　　两天以后我便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沉默的纪念》，意思是尽管报纸上对蒋介石歌功颂德，老百姓沉默了。蒋牧良先生看了稿子后说：文字上要作些修改，不能太露骨，透出一点讽刺的意味大家就能懂得了。稿子发表出来后才知道蒋先生加上了许多称赞蒋介石的话，如"如椽的大笔"之类（这一类词句我当时还不会用），但最后还是点出了人民沉默着。

　　肃反审查我的时候，蒋牧良先生还在世，我相信他会如实地证明当时的情况，如果他否认这篇文章在发表前曾经过他修改处理，那么这样的材料不更可以证明我早就是一个反动分子了吗？但是很奇怪，档案里竟没有蒋先生的任何一份材料。

　　蒋牧良先生是三十年代左翼老作家，在湖南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文革期间去世。1995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抗战初期长沙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实录》，我从这本书里才知道蒋先生早在1938年4月在湖南文抗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我的父亲李仲融和文学史家谭丕模先生。

　　李辉：你的斗争大会是在哪里开的？多大规模？

　　杜高：肃反运动中我的斗争会是在剧协机关开的，参加的有剧协全体工作人员，青年艺术剧院的代表，从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文工团回来的一些人，中央美院蔡亮的同班同学，电影局田庄专案组的岳野、颜一烟，中央歌剧院罗坚专案组和文化部陶冶专案组的代表等。200多人的斗争会，紧张激烈，我由专案组范景宇带进会场，笔直地站着，回答愤怒的人们提出的一个个质问："胡风是怎样指使你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你和国民党是什么关系？"这样的斗争会开过两次。斗争会的主持者是当时剧协的副秘书长李超，他表情格外严肃，声色俱厉，斗争会结束前他用粗豪的嗓音命令："将反革命嫌疑分子杜高带出会场！"

　　李超可以说是同我相识最早，最了解我的历史情况的老朋友。我们最初认识是在1944年西南剧展期间，他那时20多岁，我14岁。他当时是演剧四队副队长，他们在广西艺术馆剧场演出曹禺的《蜕变》。我那时也在艺术馆演戏，一天下午，他们加演田汉的独幕剧《父归》招待戏剧界朋友，我是在这时认识他的。不久后湘桂大撤退，我们都逃难到了贵阳，又相遇了。我常到四队的住处去，和他们有很亲密的友谊。抗战胜利后我回到长沙，四队也到长沙来演出，这时我和傅紫荻、汤炜常和四队的舒模（作曲家，《你这个坏东西》抗战歌曲《军民进行曲》的作者）、宋扬（作曲家，）、张客（著名导演）等艺术家交往，我们为四队的演出写了不少宣传文字。1948年初我到了衡阳《力报》，四队的队长魏曼青到衡阳来联系演出，就住在我的小阁楼上。我和他一起找剧场，为四队演出做准备工作。48年秋我到南京，路过汉口时又到了四队的驻地，这时四队的朋友悄悄告诉我李超已去北平，转赴解放区。解放后我们又在剧协相遇。可以说，李超对我在解放前后的政治倾向是很清楚的。

　　20多年后我平反改正重回剧协，李超也经过文革后出任文化部教育司司长。有一次我们谈起往事，他诚恳地向我道歉，他说："肃反时斗争你我也是不得已。"我当然能够谅解他。他后来也遭了大难。1964年他组织了一次戏剧界化装舞会，毛泽东就此严厉指责文联和各协会已沦为裴多菲俱乐部，他便成为这次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

　　李辉：我收集到一些围绕那次批示而开展的文艺整风的材料，其中有对田汉的批判会记录，李超的多次长篇检讨以及对他的批判会记录。看看你的档案，再看看他的材料，我想文艺界那种循环反复的批判的确令人感慨良多，甚至有些不寒而栗。我希望能有时间将它们整理出来。　

　　李辉：徐光霄对你的批示比较严厉，他当时是什么身份，是否主持你们的案件？该人后来的情况你了解吗？

　　杜高：你是指徐光霄在《杜高解放前后反革命罪行提要》这个材料上的批示吧？他的批示不只是"比较严厉"，而是要置我于死地。

　　徐光霄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负责领导肃反运动。我的专案组所做的一切，都是贯彻他的指示，实现他的意图。从这个材料和他的批示中可以看到，他决心在肃反中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送去劳动改造。幸亏他的批示不知道被哪一个上级给否定了。但这个批示证明了，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不需要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一些掌握了政治权力的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个无辜的人送进监狱。

　　徐光霄四十年代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过，他对当时国统区的情况不应当不了解，他当时用"戈矛"的笔名写过诗，还到过重庆育才学校，罗坚、陶冶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认识他，但他在肃反运动中对我和"小家族"表现了一种特殊的严厉。

　　从肃反运动到反右运动，文化部有三位副部长主持过与我有关的案件。除徐光霄以外，还有陈克寒和刘芝明。陈克寒是最早在《人民日报》点名批判我的一位领导人，那个份量是很重的。刘芝明是最后发表数万字的长文《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来结束对我们的这一场政治斗争的领导人。

　　但是这三位副部长都没有想到，几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他们也都厄运难逃，首当其冲地成了革命对象，那时我还在劳改农场赎罪。徐光霄关进了秦城监狱，陈克寒被逼跳楼致残，刘芝明被造反派当作"二流堂"、"小家族"的包庇者而遭受毒打，惨死于狱中。中国的政治运动就是这样地不可思议。粉碎"四人帮"后，我恢复工作不久，徐光霄、陈克寒相继病逝。据罗坚告诉我，八十年代初，他见到过徐光霄一次，徐的表情有些尴尬，问到了我们的情况，表示了歉意。

　　李辉：肃反运动结束时，你们结案没有？

　　杜高：前面说到的徐光霄批示的材料，后来没有成为肃反运动的结论。到1956年末，"小家族"一案才做结论，大意是它同胡风集团没有直接关系，是一群思想落后的青年的结合，受胡风思想影响，有言论上的错误等等。因此分别给予行政性的处分：我被降了二级，汪明、田庄、陶冶也降了级，罗坚调去贵州，蔡亮到了西安。

　　肃反总算结束，但更大的风暴反右运动又来了。

　　三. 反右部分

　　李辉：到了反右，你和所谓"小集团"问题又成为靶子。在《其他》这份材料里，有一处写道：你在读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认为中国的肃反搞得如此糟，是受了斯大林错误的影响。从个人体验的角度，你认为肃反和反右之间，到底有哪些关联？

　　杜高：1956年的春节以后，肃反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我仍被隔离在49号院的小房子里，等待审查结论。这时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苏共召开了第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大镇压和政治迫害的种种罪行，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批判。这个报告震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更震动了刚刚进行了一场大规模肃反运动的中国。我这时正在自修俄语，订购了一份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从这本刊物上，我不断读到对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揭露和对他提出的"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越尖锐"的错误论点的批判。我从个人的经验和感受来读这一篇篇文章，苏联的批判不能不在我的思想和情感上引起强烈的共鸣。

　　这时，又发生了美国作家法斯特声明退出共产党和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自杀的事件，都在我的心里引起震撼。我记得周扬在一次报告中说到苏联揭露了一个暗藏的医生反革命集团，我们也揭露了一个暗藏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仿佛揭露胡风集团是受了苏联的启发，或者是仿照苏联的方式。在开除胡风作协会籍的大会上他还说过：解放五年来，随着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也越来越猖獗，必须严厉镇压。这完全是斯大林理论的运用。

　　我还记得，1955年初，周扬在出席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回国后向文艺界作报告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在苏联访问期间，他接触了许多普通工人和干部，他们都要他转达对毛泽东的问候，他们说斯大林去世后，世界革命的领袖就是毛泽东了，苏联现在也遇到了许多问题，斯大林不在了，只有毛泽东才能像斯大林一样解决好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希望把毛泽东请到莫斯科来住。周扬说他向毛主席汇报时转达了苏联人民的愿望，毛主席笑了笑对周扬说：我不是神仙啊。

　　赫鲁晓夫的报告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分歧。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坚定的，对斯大林进行了保护。但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治局势开始缓和，各单位也开始纠正肃反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和偏差，我的朋友们先后恢复了工作，我的境况也逐步宽松，共青团员小李也不再跟随着我了。9月中旬，中共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成，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中国今后主要是发展生产力了。公安部长罗瑞卿报告了肃反情况，他在报告中披露了这个运动有130多万人被立案审查，而真正是反革命分子的只有八万一千多人。他承认运动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

　　不久后，我看到了肃反结论。一些领导人又以亲切的语调和微笑的面孔同我谈话。副秘书长孙福田告诫我："党是你的母亲，肃反运动斗争你就像母亲打了孩子，打完就完了。"李之华更善于开导："在战场上，一颗子弹打中了你，那颗子弹不是敌人射过来的，是自己同志的枪走了火，你受伤了，是掉过头打自己同志呢，还是继续同敌人战斗呢？"剧协的老领导张光年这时已调到作家协会任《文艺报》主编，有一天在文联大楼门口见到我，亲热地拉着我的手，热情地说："对不起罗，黑夜里打枪伤了自己人。给《文艺报》写文章吧！"这些谈话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为我当时的确受到了感动，感觉着温暖。

　　我觉得最关怀我的还有一个人，是同住在49号院里的当时担任创作室党支部书记的剧作家贾克。他是目睹我度过了这一年多险峻岁月的人，非常了解我的心境。他多次同我谈心，我向他一个个介绍了我的朋友们，我希望他也喜欢他们，不要把他们看成坏人。我不理解为什么几个青年人要好，谈得来，就是组织小集团，反党，是不是我们这个新社会不允许人们有几个好朋友？他点点头，表示理解我，沉思了一会儿，他说："把你的这些想法和对肃反的意见都写下来，写一个报告，一个申诉材料交给我，我替你转送中宣部，这对你对组织都有好处。"

　　我又一次受到感动，我觉得他真是一位关心人理解人的老党员，他的支持给了我勇气。我便开始写一个详细的报告，有一万多字，把我心里的话通通都讲了，也引用了苏联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材料。报告是写给中宣部长陆定一的。一切都按贾克说的，由他转送上去。我信任他。

　　这时，已是1957年春天，剧协领导要重新安排我的工作，恰好戏剧出版社成立，我童年时就熟识的老作家孟超担任总编辑，孟超是一位善良宽厚的长辈，他的女儿孟健、田汉的女儿玛俐（田野），我们三人同年生，1942年我们12岁时在桂林结成演剧的小伙伴，那时我们常常到孟健家里去玩。

　　孟超知道我在反胡风运动中出了事，刚刚平息下来，便十分热诚地要我到出版社工作，特意安排我和另一位非党的老翻译家陈北鸥一起编书。陈北鸥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戏剧作品的翻译。我和他过去并不熟，他大概出于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善良天性，在反右运动的大风暴中，给予了我意想不到的同情和关怀。

　　吴祖光在戏剧界鸣放座谈会上，对戏剧工作提了一点批评意见，被打成戏剧界最大的右派。为了加重吴祖光的右派罪行，小家族于是被划为吴祖光二流堂的第二代。肃反运动中不能定为反革命性质的小家族，现在顺理成章地定为右派小集团了。从这一点也可以说，反右运动是肃反运动的延续和最后完成。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专门规定了一项："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贾克拿出了我交给他的那份报告，作为我攻击肃反和为小家族翻案的罪证。只此一条，我也就非划为右派不可了。贾克这时荣任剧协反右斗争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我提供给他的材料，已足够他用来在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我的文章了。

　　使我难忘的是，当反右运动达到高潮时，在团中央礼堂召开了有三千人参加的批判小家族的大会，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专门把这个批斗会从头至尾拍摄下来，准备在全国放映，以教育广大青年。斗争会的第二天上午，我在文联大楼过道里遇见北鸥先生，他异常激动地用眼神把我叫到厕所里，悄悄告诉我："周总理救了你，昨晚新闻记录片厂把影片送给总理审查，总理看了以后说，对这些年轻人，还是要以挽救为主，新闻片不要放映了。"陈北鸥在运动高潮中向一个右派传递政治信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1958年4月18日上午，公安人员把我和剧协其他四个受到劳动教养惩处的右派分子从剧协机关带走，我们五个人走过文联大楼长长的过道时，两边办公室没有一个人同我们打招呼，更没有人对我们表示怜惜。唯独北鸥先生，当我走过他的门口时，他急步走出来，跟在我的身旁，轻声说："早点回来，你会回来的。……"

　　21年后的1979年春天，我果真回来了，我见到了北鸥。这时他拄着拐杖，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中风了。他似乎还认识我，对我笑着用一只手在空中比划着，显得很高兴。我看到他已衰老成这个样子，禁不住眼眶里涌满了眼泪。不久后我便收到了他病逝的讣告。

　　李辉：关于"小集团"的这些材料是如何整理出来的？如果有专案小组，其人员有哪些，怎样构成的？

　　杜高：反右运动编的这一本"小家族"的材料就是根据肃反中的交代材料整理出来供大批判用的。发给各戏剧团体和一些著名的文艺家，以备他们在批判会上发言和写批判稿。当时全国各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如果收集起来可以出一本专集，但主要的几篇还是专案小组成员写的。赵寻在《人民日报》《戏剧报》上发表的从政治上揭露"小家族"的反动性的文章，贾克在上海《文艺月报》发表的揭露"小家族"攻击肃反和妄图翻案的罪行的文章，蓝光在《中国青年报》揭露"小家族"作风腐朽，道德败坏，吃喝玩乐，玩弄女性的丑恶行径的文章，这几位专案小组的主要成员是经过讨论分别重点从各个方面来彻底揭露批判右派集团"小家族"的。但更多的人并不了解"小家族"是怎么回事，也根据这本材料写了批判文章。如张光年在首都剧场批判大会上对全国青年文艺工作者发出呼喊：《青年们，你们要警惕啊！》巴金在上海《收获》上发表反击右派进攻的文章中指名对我的批判；陈沂批判"小家族"妄图篡夺党对文艺领导权的发言，魏巍、胡可联名撰文声讨"小家族"，连京剧演员杜近芳也发表了控诉"小家族"腐蚀青年的文章，等等。

　　这些批判文章的作者许多我并不认识，但其中也有我非常尊敬和熟悉的前辈，例如阳翰笙，他也发表了批判文章。1993年翰老逝世后，我从《四川文学》上读到他的文集的编者和评传作者潘光武写的悼念文章《阳翰笙同志二三事》，有如下一段：

　　我陆续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搜集编选了《阳翰笙研究资料》（此书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我发现，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翰老只写过一篇参加政治运动的文章，那就是1957年在"反右"高潮时，他在中国剧协召开的批判所谓"小家族"的会上的一次发言，后以《斥"小家族"中人"今不如昔"的谬论》为题刊登在当年的《戏剧报》上，（关于"小家族"的冤案，杜高在今年《炎黄春秋》第五期上发表了一篇《"小家族"冤案二十年》的长文，作了详细披露。）

　　我几次阅读了翰老的这篇文章，觉得它的出发点是与人为善的，而且重点放在"今不如昔"的"昔"字上，并没有具体涉及"小家族"的"现行"问题，是大谈国民党当年对进步文艺人士进行迫害的情况，也谈了解放后文艺事业的发展情况，通篇是摆事实，讲道理，并没有当时那种上纲上线、乱打棍子的恶劣文风。与其说这是在批判"小家族"，不如说是在教育全体文艺工作者。更可贵的是，文中还有自我批评之意，说"小家族"中多数是青年，要总结对青年教育的经验，要像高尔基、鲁迅那样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青年。

　　就是这样一篇唯一的"批判"性质文章，翰老每次提起时，也深深感到遗憾，甚至内疚，因为那是违背他当时的意愿的。他说，我当时实在顶不住文化部党组书记某某某的压力，他多次批评我，说我对"右派"（"小家族"）是"温情主义"，"态度暧昧"，"蜻蜓点水"，我不得不在安排我发言的那个会上发了言。

　　这段文字可以使我们了解奉命批判者的苦衷和这种批判的虚伪。

　　李辉：你的"小集团"一个重要"罪责"是和吴祖光的关系。"小家族"是怎么和吴祖光挂在一起的？你对吴祖光怎样看？我很想知道你对吴祖光的评价。你认为，对吴祖光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们这几个青年人的命运？

　　杜高：我认为吴祖光是当代中国文化人当中一个最具独特价值，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般的人物。

　　我这里指的不是大家公认的他在戏

作者：莫非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显示文章: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所有的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Page generation time: 0.120741 seconds ] :: [ 22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