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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大郎想让中国变成“民主柬埔寨”？──兼论“作奴才有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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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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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余大郎想让中国变成“民主柬埔寨”？
──兼论“作奴才有理”
信天翁
本自费共特昨前两日一气写出五篇永垂不朽的传世之作“颂张文”，所谓“人以文传，文以人传”在此并不适用，其实该作的内在价值远远超过了张春桥同志的历史价值。在那种烂社会中没有张春桥自有李春桥、王春桥。但没有老芦，则也就绝对不会有那篇光辉著作，正是天不生我，如苍生何，嘻嘻。
如此狂热脑力苦役，铁打汉子也吃不消。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巫山神女，于是昨日暴睡一日以复体力。刚才醒来进来看看，见我那情哥哥胡说八道，油然而生“夏虫不可与之语冰”之慨。我说了些什么，他全然不懂，当真是人之天赋不同，各如其面。宁波鸭面容委琐，獐头鼠目，又岂能如老芦这面如冠玉、目如朗星、兼有先总统蒋公之虫牙的美丈夫？谁让我情人眼里出潘安，爱上了这神憎鬼厌之艺术家呢？说不得，只好再使出移山心力来，点拨这顽石一番。
我说大郎情哥哥，侬完全弄错了，全没说在地方，这里再度重复一下我的“霏霏淫雨”，希望能穿透你那不锈钢脑袋（或阿扁说的“头壳”）。
一、毛思想没有在后期“走向反面”，它从来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我已经说得无比清楚，早期的毛思想和晚期一脉相承，都是唯心主义哲学，和儒家一样，是“道德宇宙观”指导下的政治学。这和马克思主义可谓针锋相对。
在马克思，“无产阶级” 乃是与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客观社会存在，“大公无私”不过是它的客观属性，如同金属的导电率一般，和人为修练没什么相干。正如银的导电率超过铜一般，那是天生如此，你再怎么修练也无法改变这一性质。类似地，“共产主义社会”乃是“科学规律”决定的必然到来的高级社会阶段，乃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并不是什么靠主观努力就可以到达的天国。
在延安之前，毛不过是个靠《孙子兵法》打仗的山大王，对马列主义一窍不通，这从毛选中就能看出来。到延安后，毛恶补了一通马列，毛思想开始成型，但从一开始就整个满拧了。我已经指出，那完全是祖传的“道德政治学”，“无产阶级”不再是一种客观社会存在，而变成了类似儒家的“圣贤”；“共产主义社会”则类似佛家的极乐世界，两者都可以并只能通过主观的“思想改造”趋近之，与社会生产方式毫不相干。
因此，从一开始，“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而是生硬借用马列术语包装起来的痞子造反传统思想和儒道释思想的杂烩。任何一个读过马列原著的正常人都该一眼看出这点来。但如果马列主义不被阉割成毛思想，共党革命也就绝不会在中国成功，因为连无产阶级都没有，这无米之炊还怎么做法？全靠毛的“修正主义”，这才人为造出了大量“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最后连李先念、许世友那种农村痞子都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倘若马克思泉下有知，只怕要气得翻白眼。
简言之，毛思想不是在后期才“走向反面”（这其实是道家哲学），而是甫问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它从头到尾是一以贯之的。你连这点都整不明白，闻道之后尚无足够天资领悟，当真是愚不可及。
二、毛的理想主义比马的理想主义更反动
我已经说得无比明白：越是在道德上崇高完美的理想，背离人性也就越远，写在纸上意淫一番倒毫无所谓，正如翻看《花花公子》杂志一般，对任何人不构成伤害。但如果拿来实践，等于奉行马弟弟最热爱的“强行作爱”，无异于去扒光全世界女性的衣服，一一丈量其三围，再以政府暴力给人家下最后通牒，要求大家的三围和色情杂志上那些性感肉弹一样。倘谁不符标准，便肥者饿瘦，瘦者催肥，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改造”、“洗澡下楼割尾巴”，七斗八斗，斗到饿殍遍野，必然变成人类能发明的最反动的政治实践。
再说一遍：无论是马理想，还是毛理想，都是《格林童话》上那老妖婆的床，她让你睡上去，如果比床短就把你无情拉长，如果比床长就砍去长出来的那段。两者的共同错误假设，是否认了“人类是自私动物，非自私不足以保存物种”这条基本人性。这和金属的导电率一样，乃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无视这种客观性质，逆天行事，便只能通过强暴人民的思想和肉体来维持造出来的伪善社会。
在这点上，毛思想远比列思想反动，中国式社会主义远比苏式社会主义可怕。首先是因为毛思想是唯心哲学，强调“思想改造”，所以它对人民的自由意愿的强暴更加无孔不入，无微不至。
据我所知，苏联主要是使用秘密警察的恐怖手段维持统治，不作兴什么“思想改造”。前者造成的心灵摧残根本没有后者那样全面彻底，强制性“思想改造”让群众贼亮的眼睛虎视眈眈地片刻不停地监视着你，剥夺了你的起码隐私，让你赤身裸体活在大众眼前。我党对此毫不隐讳，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胡乔木就直接引用毛的指示，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社论，无情下令大众“脱裤子”、“割尾巴”。
毛理想最反动之处，还是它在道德上肯定了“人民造反”。和余大郎的讴歌相反，这乃是毛对中华民族作的最大的孽。毛从苏联学来了“发动群众”那一手，把它和中国的痞子造反深厚传统结合起来，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暴民民主”。
凡是毛时代过来的人都该知道（当然伪民运那些病态头壳是例外），毛的拿手好戏就是让人民在暴力犯罪行为中“当家作主”，实行多数暴政，将多数人民迫害少数人民的“阶级斗争”制度化甚至生活方式化，使得全民道德在这种无情斗争、残酷打击中彻底沦亡。它诱导、刺激、煽动、利用、促进了人性中最丑恶的那面诸如仇恨心、嫉妒心、残忍、野蛮、恶毒、无情等等，使之得到空前爆发。
简言之，毛的“精神原子弹”爆炸的结果，是实现了英国思想家霍布士所云“人对人是狼”的理想境界。此乃吾族三千多年从未有过之大劫，使我孔子孟子痛哭于九原。不意而今乃有余生，出来“撰文悼唁‘毛后期思想的传承人’.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有条件地给文革冲击各级党官僚机构的‘人民造反’,予以客观的历史地位评价.考虑到今日中国社会借改革之名,化大公国产为党官僚经理阶层之党人私产的巨大不公,反潮流重评历史,有它的巨大现实意义”！
我忘记在“颂张文”中指出一个事实，张是毛的忠实传人，波尔布特则是张的忠实传人。在“民主柬埔寨”那个“桃花源”中，毛的理想真正得到了彻底贯彻。那儿完全实现了毛在１９５８年提出的崇高理想，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力劳动差别和一切差别，消灭了社会分工，商品货币交换，工资制以及一切“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连家庭都给消灭了，当真是赤裸裸的“大同世界”。
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城市居民统统赶下乡去，男女分开，送入“再教育营”，实行强制劳改。７０年代国内放过一部新闻片，名曰《民主柬埔寨纪行》，其中一个镜头深深地刻在我头壳里，那是在金边拍的，两旁是高楼大厦，街道却给犁成了水田，夕阳西下，斜晖从水田反射出来，映衬出一位老农驱赶水牛的剪影，那“城市田园诗”的奇特景象，让我油然想起伟大领袖的诗作“陶令不知何处去，大马路上可耕田”。
那难道不是忠实的春桥思想的物化？遮莫余大郎的理想中国就是这般景象？皇天在上，您那“合理婴儿”还是千万别领到准生证。幸亏我党把尔等祸国之徒赶了出来！
三、“理想祸国”的原因是蠢笨如牛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知道事前作可行性的理论论证
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在西方学术界主流从来没市场，乃是因为人家知道那违反了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发现。奇怪的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推出时，老马尚在世间，他居然也就不会去想想它的社会学涵义。列宁就更不必提了。如果老马在这个方面作点思考，则也不至于弄出贻祸于全世界的谬说来。
如果马克思还算个学者，那列宁就是个政客。出于自身利益，他当然要压制对革命理想可行性的探索讨论。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一个主要法宝就是思想专制，绝对禁止知识分子去探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任何问题。这才导致“大跃进”那种违反文盲常识的丑剧悲剧大规模出台。
最令人痛恨的，乃是伪民运现在还要拼命禁止别人对民主在中国的可行性的理论探索。和毛共完全一样，他们把民主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规律”，不许他人质疑这不证自明的“普适道德价值”，也不许他人探讨西方民主制度和中国人文土壤之间的不相容性。谁要胆敢这么干，谁就是“共奴”、“共特”，请问这和我党有什么差别？难道非要万众一心地跟着尔等定下的调子跳“忠字舞”才是“民主”？
四、批判“犬儒主义”乃是伪民运效法共党实行强制性思想改造的僭越行为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我党自命人民利益的天然代表，只有他们才知道人民的长远利益何在，只有他们才有权利指导人民该怎么behave，换言之，他们既是“民之主”，又是“民之师”，合“天、地、君、亲、师”于一席。
这一套现在被伪民运头面人物诸如胡平、高寒、余大郎等人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最令人忍无可忍的就是胡平的《精英与奴才》，他以“民之天地君亲师”的面目出现，破口大骂一部分人民，僭妄地去指导人家的生活方式。这种作法，请问和我党的强制性“思想改造”有什么区别？难道中国人民还没睡够格林老妖婆那张床，还没弄够“下楼洗澡脱裤子割尾巴”？到底是谁给了高寒动不动号召人民打倒这打倒那的权利？胡平和余大郎等人又是哪来的“天赋人权”，让他们冒充“民之师”，教导人民什么生活方式才是允许的？
此“民运”之所以为伪劣假冒。我早就教导过胡平同志了：人家爱怎么活乃是人家的天赋人权，爱作“奴才”也是人家的神圣权利。你既然口口声声“民主”“自由”，起码得装模作样一番，拜托作出个尊重人家自由意愿的姿态来，好不好？不要去试图强暴人家的自由意愿，甚至重复毛的“治病救人”那一套，冒充医国手，要去强行为人民医治什么思想上的“流行病”，当真是僭妄到了极点！
我这里不嫌尔等浅陋，再耳提面命一番：诸位要么不干“民运”，改来作独知，那就怎么骂人民都无妨，要么就只能“把尾巴夹起来”，效法西方民主政治家乖乖讨好民众。你可以在心里骂“奴才”，但绝不能出口。你这么骂，无非是吃我党的醋，恨人家不来给你作奴才，是不是？可你这么乱骂一气非但不解决问题，反倒只会让自己越发变成孤家寡人。你要让人家来作你的奴才，就得改“强奸”为“诱奸”，用甜言蜜语去诱骗人民上你的当，西方民主政治家就是这么干的。敢情尔等日日生活在西方，连个政治家的电视演说都没看过或是听不懂？
五、宁作弱化了的专制制度的奴才，不做铁腕革命政权下的奴才
余大郎使出我党那招来，对我进行人格攻击：
“但因否定毛专制主义手段而否定他的求社会公正理想,反而高度
赞美今日正在加强的一党专政‘威权’,这就是真伪自由主义的分
水岭.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大反‘理想主义’的‘伪自由主义者’,即
伪独知.考虑到后犬儒即以玩世不恭态来掩盖其狗苟蝇营,并进一步
劝人为专政安心当好奴才,再进一步替自己在绞肉机下留一碗残羹
的,因而当前批犬儒犹为必要. ”
凡是在东西方长期居留过的同志都该知道，世上没有什么绝对的无限的“自由”，这个概念完全是相对的。在不同程度上，草民生来就是作奴才的。“人民当家作主”乃是人类能发明的最大谎言。前段老加忧心忡忡，生怕砸了饭碗，就再生动不过地说明了普通人在西方享受的自由何其有限。
不过，同是作奴才，却有本质不同。按自由度可以排出如下等级来：
民主社会的奴才＞弱化了的专制社会的奴才＞新生的强大革命政权下的奴才
极权社会是怎么建立的？那就是暴力革命的必然结果，对此我已反复论证过了。这就是储安平早就说过的“在国民党统治下是自由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是自由有无的问题”。时代进化到今天，共产党和当初的国民党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了，而“民运”则是新时代的毛共。所以完全可以说：“在现代共党统治下是自由多少的问题，在‘民运’统治下是自由有无的问题。”
其实胡平早指出了中国人民的永恒悲剧，那就是咱们太“敢于为了赢得更大的利益而甘冒失去仅有利益的巨大风险”。因为没有耐心等待专制政权因弱化而被迫放弃抢去的人民权利，认为指望专制政权“恩赐民主”是与虎谋皮，于是便把灵魂卖给形形色色的野心家们，彻底丧失了人身自由。不相信可以通过专制制度的弱化获得民主，却相信铁腕革命家在革命成功后会恩赐民主。不满足于眼前拥有的有限自由，却梦想在革命建立的铁腕政权下享受无限自由，如此痴汉，当真是邓拓在《燕山夜话》里嘲笑过的“一个鸡蛋的家当”。为了去闻天鹅屁，不惜把手中的鸡蛋砸了。
这就是“民运”野心家们如此痛恨“犬儒主义”的真正原因──那反映了国人总算开始成熟了，谢天谢地，阿弥陀佛。人民大众终于成熟之日，就是祸国野心家们无以售其奸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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